来源：南都观察，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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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清华应届硕士生吐槽字节跳动公司的帖子火了。这位清华硕士称，字节跳动公司只给了23年应届生2万的月薪，甚至不如本科，恶意低薪很恶心。然后还上纲上线，给字节扣了很多帽子。

年轻人激烈声讨任何对象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某种程度上，这段声讨文字反映了他缺乏思辨、分析能力。这恰好也是工作中需要的能力，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被低薪”。

很多人对他作为名校毕业生却缺乏思维、分析能力感到失望，不理解。其实，现在类似的现象很多。985、名校、北清的高校群里，有转发食疗养生的、有转发阴谋论的，有转发耸人听闻的谣言的，有转发批判市场经济张嘴就来“万恶的资本家”的。各种粗制滥造，一看就知道的谣言，频频出现在各个名校校友群中。

在一个清华的校友群，曾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北大、清华毕业的人，居然还会相信这些“一眼假”的东西，和自己的亲戚群、老乡群别无二致？

我说，我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知识结构的缺陷

郭德纲曾说过一段相声：我和火箭专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烧煤，煤还得精选煤，水洗煤不行。如果那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

同样的，如果我告诉一个清华理工科毕业的，40岁的中年男人，我可以用社会经验去把握电机磁阻参数，催化剂的活化能，他可能觉得，看我一眼就算他输。

但是，他却会认为，他不需要学习任何相关知识，在不具备相关知识框架的情况下，仅凭生活经验，就可以掌握社会运行的原理，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就因为他懂电机磁阻参数，懂催化剂的活化能。

人类的理工科知识，经历了千百年的积累；而人类对于社会运行的知识，也经过了同样时间的漫长积累，人类才从弱肉强食的原始社会，变得更加文明。虽然，社会科学没有一定答案，但相关的底层概念，能帮我们搭起一个思维框架，更接近真相，更明晰是非。

自由与安全的矛盾、权利与义务的相辅相成、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别、无知之幕、功利主义与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乃至更具体的，财政幻觉、理性选民的神话、池塘理论、阿罗不可能定理，这些社会科学的概念、知识框架，能帮助我们透过纷繁复杂、厚重灰暗的社会现象，去看到事情的本质与是非。

这是些本该在初高中阶段就完成的通识教育。但我敢保证，绝大部分985毕业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东西。

假设一个清华毕业的人，80后，从农村苦读考上清华，现在定居北京，年入300万，有北京户口，买了学区房，孩子免费上学区里的公立名校。这时管理部门要教育改革，让流动儿童也来上这所学校，并且和本地人混编在一个班级。他作为家长是什么态度？是欢迎流动孩子一起来上学，还是“我奋斗了三十年，我的孩子免费上好学校这个待遇是我应得的，你们这些穷人不配”？

显然，在当下，大概率的是后者。

但如果他多多少少懂一些“无知之幕”的分析框架之后，他的看法多多少少会有些改变，会更倾向于前者。

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所谓无知之幕，指人们在讨论一件事时，最理想的方式是假设大家都在一个幕布后，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走出这个幕布后将处于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讨论一个社会的问题、架构、决策时，你不知道自己会投胎到这个社会的哪个阶层。这样，就会假设自己可能是其他人，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如果他再懂一点财政知识，知道政府财政的原理，而且，不仅仅是学过，而是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能够想到这些知识，那么，他就会意识到，公立学校的钱，源于所有纳税人，公立教育的原则应该是公平。

在这些知识背后，则是人类的价值观。没有这些知识，自然也没有这些价值观，信奉的就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换句话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思维能力与使用思维的能力

人类思想上的惰性，打开了人类被潜移默化的大门。

《思考快与慢》是丹尼尔·卡尼曼写就的一本经典的心理学巨著。在这本书中，他将人的思考分为两类：

“系统1”——依赖记忆、经验的“快思考”。

“系统2”——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慢思考”。

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会使用不同的思考系统。比如我看到一个社会事件，会使用“系统2”去思考，职业习惯而已。但同一个事件，对于很多人来说，无非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不会去仔细思考，哪怕他比我聪明很多，他的思考能力也只会用在工作中。

博尔特有能力9秒跑完100米，但他平时走路，喜欢慢慢走，一秒钟1米；另一个人，虽然他短跑的能力远不及博尔特，但他平时习惯于小跑着走路，每秒2米。所以，在日常状态下，后者的速度超过了博尔特。这就是“思维能力”与“使用思维的能力”的区别。

我们什么时候会使用自己的思维能力？

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即恶的平庸性，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消除自己的思想，无条件服从下达的命令，放弃个人价值判断。但我觉得，平庸之恶不一定会出现在一个看守柏林墙的警卫身上，因为他们所处的岗位，让他们在职业上接受日常冲击，他们不会在工作这方面毫无思考。

但作为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生，工作繁忙，群里、社交媒体上、饭局上聊几句“闲事”，不会“费力”按照相关的知识、逻辑框架来分析事实，得到正确的结论——虽然他们有这个能力。而更多的时候，由于缺乏前述的知识框架，他们未必有这个能力。

所以，哪怕是名校毕业，哪怕具有更高的思维能力，但实际上，一般情况下，面对社会事务，他们往往采用从众的、“快的”方式去思考。他们所谓的“自己的观点”，只是根据一个关键词，在脑海中寻找最接近、最熟悉的词句来组成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自己日常最频繁听到的那些东西。

这些脑海中的东西，决定他喜欢听到和看到什么，无数人的偏好汇集起来，就是流量密码。市场自然会向他们提供这个东西，而那些理性的声音则因为“不符合偏好”“不被关注”被抛弃。于是，那些谬误的信息就成为一个茧房，牢牢地包裹住他们。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不仅缺乏知识，甚至也缺乏事实。他们获得的是建立在虚假事实之上的谬误观念，然后，他们误以为这是自己所想。

这正是这位清华毕业生围绕“批判资本”来建立自己的观点的原因。他觉得这是自己的思考，但其实只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而已。其中的逻辑不堪一击，也不存在对社会和市场运行基础的知识。我没有看到他“使用自己的思维”。

说个题外话，这正是小镇做题家的本质：自己学的东西，只能用在做题中，在现实中却无法“使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性地应用。他们能熟练地解题，但并不相信自己所学的可以应用于现实，在现实中，放弃了自己的知识。一个医科生在统计与检验考试中能获得100分，但在现实中，仍然会相信无法通过双盲实验三期临床的中成药是有效的。

回到正题上来，正因为缺乏相关知识框架，又“不使用思维能力”，名校毕业的学生，因为社会和他们自己都相信这些是“更有学识的人”，更不愿意接受与自己已有知识框架不符的思维和认知，不愿承认自己的缺陷，反而最容易被流行的谬误所俘获。

这就形成一个现象：随着一个名校毕业生对社会新闻关注度的提升，他的谬误观念会变得更多；只有当他翻越一个门槛，用更多的时间去关注相关的信息、知识，更全面地获得信息、知识、观点的时候，他的认知谬误才会逐渐减少。但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多时间，不足以翻越这个门槛，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没有时间看一眼头顶的星空。

很多时候，受教育更少的人，反而能以直觉、常识、以及人类普遍的同情心去把握是非对错。他搞不懂北约华约、泛斯拉夫主义、地缘政治，他只需要懂“先去打人家干嘛？那些难民小孩好惨哦。”

当然，这是一个社交媒体时代的普遍现象。

国外的民众，比如那些所谓的红脖子，其实也没有多少理解力，也不会使用自己的思维。他们反对疫苗，反对戴口罩，并非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有自己全面的分析，更多的也只是出于从小被教导的理念，诸如要自由、保持个人独立，不信任政府。在疫情来临的时候，从科学角度，这当然是愚昧的，但从长期、整体角度看，这提供了一个更多元的、不那么容易形成信息茧房的环境。

名校毕业的学生，将来都是社会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发展的走向，当他们对社会的理解充满偏见与谬误的时候，社会就会像一架失控的马车。要避免这个风险，这些精英应该建立起解读社会问题的基本知识框架，更积极地“使用自己的思维能力”，同时，社会也要向他们提供更多理性的观点与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