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手機品牌榮耀稱“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撤出印度團隊”。近期，小米、vivo、OPPO等品牌陸續遭印度政府指控“逃稅”“非法匯款”“涉嫌洗錢”，中國手機品牌在印度遭遇“至暗時刻”。

曾經歡迎中國投資的印度政府為何在短短幾年內迅速“變臉”？在印中國手機廠商未來如何發展？這些成為業界普遍關註的問題。

在印中企屢遭詰難

今年以來，中國手機廠商在印度遭遇審查暗流，顛簸不斷，“逃稅”成為印度政府安在多家中企頭上的“緊箍咒”。

首先遭發難的是小米。2022年1月，印度財政部發錶聲明稱，嚮小米科技印度有限公司（簡稱“小米印度”）追繳65.3億盧比稅款，理由是小米印度在進口價值申報中沒有將其嚮美國高通和小米北京支付的特許權使用費計算入內，刻意壓低進口商品的交易價值；4月30日，印度財政部再發公告，指控小米印度“非法嚮境外機構匯款”，一度扣押小米印度555.1億盧比（約合48億元人民幣）的資產。

華為、vivo和OPPO緊隨其後遭到印度政府的突擊審查：2月，印度稅務部門對華為印度進行搜查，指控其將73億盧比的資金匯回母公司以“減少在印度的應稅收入”，併凍結了華為印度的銀行賬戶；7月，印度執法部門稱“vivo印度為逃避納稅，將6247.6億盧比匯往中國等地”，凍結了vivo印度119個銀行賬戶近4億人民幣資產；同樣是7月，印度財政部再發聲明，稱發現OPPO印度“涉嫌逃避關稅439億盧比（約合人民幣37億元）”，要求其追繳稅款。

在“偷稅漏稅”的罪名之外，印度政府也將中國手機廠商排除在其產業激勵政策之外。

2020年，印度國家電信和信息技術部發佈“生產掛鉤激勵計劃（PLI）”，宣佈政府將在5年內提供超4000億盧比的財政補貼用以激勵電子制造業發展。在印度政府列出的“符合申請條件的企業名單”中，既有Lava、Dixon、Micromax等印度本土公司，也有三星、蘋果等外國手機廠商，唯獨不見小米、OPPO、vivo、一加、紅米等中國企業的身影。

印度對外資心態復雜

印度對待外資的心態頗為復雜和糾結。

一方面，印度需要引進外資來解決“資本荒”難題。作為一個中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印度經濟增長亟需資本註入，尤其是莫迪總理上臺後推出“印度制造”計劃，大力推進工業化進程，格外需要資金支持。

正因此，莫迪上臺後推動徵地、勞工等制度變革，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大力改善國內營商環境，著力將印度打造為“最富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在國際舞臺上廣泛開展遊說工作，鼓勵他國企業赴印投資。

另一方面，以內需為主的單一增長結構決定了印度對外資心態矛盾，併不樂見外國資本“瓜分”印度市場。由於自身缺乏工業生產能力，無力出口，印度形成了以國內市場為驅動力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印度國民經濟“三駕馬車”中，投資率長期偏低，凈出口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一直為負值，經濟長期依靠國內消費“單腿支撐”。直至今日，消費佔印度GDP的比重仍高達70%。

鑒於此，印度對本土市場十分珍視，對外資的政策則長期在開放與保守之間來回橫跳。

以利潤匯出和技術轉移為例，在錢和技術這兩大關鍵問題上，印度政府嚮來不吝於對外企施以高壓。

1973年，印度英·甘地政府就曾頒佈《外匯管理法》，規定外國投資者要在印度開辦企業，必須與印度人合營，且持股比重不得超過40%；必須嚮印方轉讓技術，併允許印方將技術做橫嚮轉讓，所有合作項目都需為印方培養技術人員。可口可樂就曾因拒絕削減股權比重而被迫撤出印度市場，IBM則因未能培養印方技術人員而被勒令關閉。

進入21世紀，多家外企也曾在徵戰印度市場時屢屢“吃癟”：2014年，通用電氣在收購阿爾斯通（印度）時因嚮印度政府“提交收購信息不及時”被罰5000萬盧比，谷歌曾被印度政府裁定“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違反《競爭法》”而被罰13.6億盧比。2007年，英國移動通信巨頭沃達豐嚮和記黃埔收購開曼群島CGP公司，印度稅務部門更是以“CGP實際在印度經營”這一明顯違反國際商務規則的理由，強制嚮沃達豐開出26億美元稅款罰單，併在收購交易10年之後，仍嚮和記黃埔發出3223億印度盧比的“罰款令”。

此外，三星、諾基亞、皇家荷蘭殼牌、LG電子等企業都曾深陷與印度政府的稅務糾紛中。

中企在印度發展“道阻且長”

除了要應對印度政府對外資的“薅羊毛”心態，中國企業在印度還面臨額外的難關。近年來，印度官方和社會對中企態度都難言友好。

2020年加勒萬河谷沖突事件發生後，印度打出了“對華經濟脫鉤”口號。過去兩年裏，印度先後封禁了200多款中國手機移動應用軟件，屢次擡高對中國產品進口關稅，將華為等中企排除出5G建設，針對中國投資修改FDI規則，規定“與印度接壤的所有陸上鄰國對印度投資必須事先經過政府審批”。

社會層面，在當地一些政客、媒體的煽動下，印度經濟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民間多次掀起“抵制中國貨”浪潮，即便在OPPO出巨資贊助印度闆球國家隊一事上，印度社會也會生發出“中國人正在控制印度”的聲音。

在這一情形下，即便小米、vivo等中國廠商響應印度號召，落地印度設立工廠，大力推進供應鏈本土化，仍難以改變印度政府對中國投資嚴重的防範和猜忌心理。

如果說2014年莫迪初上臺之時需要引進中資為“印度制造”賦能，到如今印度本土手機制造產業鏈日漸完備、成為全球第二大手機制造國時，打壓佔市場主導地位的中企，為本國電子制造商“清障”，似乎成了印度政府的選擇。

但是，將佔據市場半壁江山的中企驅逐，未必就會扶持起印度本土制造，反倒會逼迫印度本國消費者為低性價比產品買單，長此以往對提升印度工業制造能力有害無益，印度政府的如意算盤恐怕只會落得“竹籃打水一場空”。

在全球經濟不景氣、中國智能手機市場趨嚮飽和的當下，印度市場仍保有增長潛力，眾多手機廠商由此將印度看作新的“掘金地”。這也是盡管榮耀撤出了印度團隊，卻仍保持與當地夥伴的銷售網絡等商業合作、併未完全撤出印度市場背後的原因。

中國企業在印度市場深耕數年，如今，印度政府對中企持續的歧視性措施，使得中企在印度面臨繫統性、普遍性的經營睏境。一直在印度堅持輕資產運營模式的榮耀可轉身撤離，但在印度投入重金、經營多年的小米、vivo們想必難言退出。

未來，中企在徵戰海外市場之時，需更加客觀理性地評估投資風險，切實有效維護自身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