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保監會副主席肖遠企近日在《中國金融》雜誌上撰文指出，當前全球多個主要經濟體通貨膨脹率持續攀升至近幾十年的高位，直接原因在於供給側，但根本來看，通貨膨脹仍然是一種貨幣現象。他指出，需要避免滑入在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權衡取捨的“菲利普斯曲線陷阱”，原因在於靠通貨膨脹刺激經濟不利於擴大社會在生產、會阻礙轉型升級和結構性改革，從長期來看不可持續。

大開貨幣、財政閘門，會放出“籠中之虎”

肖遠企指出，進入上世紀80年代，全球通脹水平持續下行，西方進入所謂的“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時代。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更是出現“通脹消失之謎”，通貨膨脹率長期維持在歴史低位。即便到2021年，主要發達經濟體通脹率突破了所謂“溫和通脹水平”的目標上限，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央行仍認為通脹是暫時性的（transitory），只是受到某些個別因素的擾動，很快就會消失。直到2022年初，隨著一些商品價格快速上漲，發達經濟體才真正認識到通貨膨脹的嚴重性。美聯儲更是兩次加息75個基點，歐央行也跟進加息50個基點，動作之大超出許多人的預期。

肖遠企認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主要發達經濟體堅持認為通貨膨脹不是主要關註點，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在於，全球化帶動資源優化配置，不僅使生產效率大幅提高，也為世界特別是發達經濟體帶來源源不斷的低價商品，使它們持續享受全球化的消費紅利。

同時，傳統貨幣政策傳導路徑失效，實體經濟結構性改革停滯，寬鬆貨幣政策產生的大量流動性淤積在金融體繫內部，對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起到明顯拉動效果。另外，資產價格過度膨脹，導致貨幣周轉速度降低，抵消了貨幣供應量增加的效果，在總產出相對穩定的情況下，通貨膨脹率長期維持在低位。

不過，為了應對疫情沖擊，主要發達經濟體大幅放鬆貨幣和財政閘門，嚮市場註入超量流動性，併大幅增加政府支出，以刺激消費支出和促進經濟增長。肖遠企錶示：“這樣做在一定程度上對沖了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但也終於把通貨膨脹這只‘籠中之虎’放了出來。”

今年6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9.1%，繼5月之後再次刷新1981年11月以來的最高紀錄；歐元區通脹率升至8.6%，德國、法國、英國三大歐洲經濟引擎的通脹率分別高達7.6%、5.8%、9.4%，遠超近十年的平均水平；日本核心消費者通脹率達2.2%，連續3個月高於日本央行2%的目標。部分發展中國家通脹率已超過10%，斯裏蘭卡、土耳其等國的通脹率甚至分別高達59%、80%。

肖遠企還指出，主要發達經濟體出現高通脹的直接原因來自供給側方面，如新冠肺炎疫情和烏克蘭危機等特殊因素造成全球供應鏈、產業鏈不暢，以及農產品、大宗商品供應受阻等。但從根本上說，還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的兩次應對期間，政府赤字和貨幣供應大幅增加所致。

實際收入下降、賬面財富縮水，致通脹感知更敏感

肖遠企認為，近一年多以來，通貨膨脹之所以成為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一個重要關註點，主要原因有三個：

一是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經濟受阻與物價水平上漲，近期佔人口比重最大的中低收入群體實際收入水平開始下降。這就使社會整體對通貨膨脹的容忍度大幅降低。

二是隨著逆全球化加劇、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和烏克蘭危機導致產業鏈受阻，部分產品價格在短期內大幅上漲。導致居民生活成本，特別是食品和能源等價格快速上漲，生活質量受到很大影響。

三是隨著過度寬鬆貨幣政策的退出，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已經開始調整。截至2022年6月末，美國三大股指分別較高點跌去15%、21%和30%，法國、德國和日本股指下跌17%、20%和8%，美國和歐元區的房地產價格季度環比增幅分別從5.5%和3.2%放緩至3.6%和1.7%。居民賬面財富縮水，也使更多民眾對通貨膨脹更加敏感。

靠通脹刺激經濟長期看是飲鳩止渴

肖遠企指出，菲利普斯曲線所提出的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權衡取捨併不是“萬靈藥”。

“通貨膨脹可能確實可以在短期內提振經濟、降低失業，但長期來看，在‘貨幣中性’影響下，超額貨幣投放的唯一結果只會是物價水平的上升，實際產出增長不會受到影響。宏觀經濟決策應盡力避免這種情況出現。”肖遠企錶示。

一方面，靠通貨膨脹刺激經濟不利於擴大社會再生產。肖遠企分析錶示，高通貨膨脹意味著社會整體物價水平大幅上漲，在此過程中，原材料上漲幅度通常高於終端產品。例如，2022年第二季度以來，美國PPI月度同比增幅分別達到11%、10.8%、11.3%，高於同期CPI 8.3%、8.6%、9.1%的增幅。微觀層面，生產者利潤被不斷擠壓，擴大再生產的動力減弱，不願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產品。宏觀層面，這導致產業結構轉移甚至產業空心化，最終可能出現產業失衡和經濟增速下降。

另一方面，靠通貨膨脹刺激經濟會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