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生产力最大的进步，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的运用中体现的大部分的技能、熟练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通过研究劳动分工在某些具体制造业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它在社会一般产业中所产生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在某些微不足道的制造业中劳动分工实施得最细；可是这也许并不是因为小制造业真的比其他更大的制造业分工更细。在那些为少量需求作出供应的小制造业里的工人总数必定很少，不同工作部门的工人通常可以集中到同一个厂房中，同时受到观察者的注意。相反，大型制造业为大多数人供应巨大的需求，每一个工作部门都雇佣大量的工人，无法被集中在同一个工厂之内，我们在同一时间地点几乎只能看到在一个小部门中所雇佣的工人。因此，比起那些小制造业，这种制造业实际上分成了更多的部门，而分工却不是十分明显，因此较少被人注意。

所以我们且举一个微不足道的制造业为例，其劳动分工常常被人注意：制扣针业。即便再努力，一个没有业务经验且不会熟练使用机器（该机器之发明可能也是劳动分工的结果）的工人，一天可能1枚针也造不出来，更不要说20枚了。按照这种制造业的运行方式，不仅全部工作是一个专门的行业，而且其中大部分部门也都分成专门的行业。一人抽丝，另一人拉直，第三人切断，第四人削尖，第五个人磨光顶端以便安装针头；做针头就要求有两三道不同的操作；装针头是一项专门的业务，把针刷白，甚至将针装进纸盒中也是一项专门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约分为18道工序。在一些工厂，这18道工序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当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种。我见过一个这样的小厂，那里只雇佣了10个人，有些人必须担任两三道不同的工序。他们虽然很穷，必要的机器不足，却能每天造针12英磅，每英磅有中等大小的针将近4000枚。因此，10个人每天能制针4.8万枚，就是说每人每天制针4800枚。如果他们全都独自分别工作，没有一个人受过专门训练，那他们每人每天肯定不能制造20枚针，或许连一枚也造不出来；这就是说，肯定不能完成他们现在由于适当分工和各种操作的结合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的1／240，甚至连1／4800也不能完成。

在其他各种工艺和制造业中，劳动分工的效果也总是与这种小制造业一样，尽管它们之中的许多行业中的劳动不能如此细分，每项工序也不能简化到如此简单的程度。但是在每一种工艺中，只要劳动采用了分工，生产力就能取得相应的增长。各种不同行业和职业的各自分立也是这一好处的结果。产业与生产力的增加程度很高的国家，其各种行业的分立一般也极其细化。在野蛮社会中一人从事的工作，在进步社会中一般都由数人从事。在所有进步的社会，农民一般只是农民，制造业者也只是制造业者。而为生产任何一种完全的制造品所需要的劳动，却往往分由许多劳动者合作完成。以麻织业和毛织业为例，从生产亚麻和羊毛，到漂白和烫平麻布，最后到呢绒的染色和整理都由不同的人担任。当然，农业的性质与制造业不同，不容许做那么细致的劳动分工，也不容许将一种工作同另一种截然分开。不可能把畜牧人的工作同谷农的工作彻底划分，像把木匠同铁匠普遍分开那样。纺纱工同织布工几乎总是由不同的人分担，而犁地、耙地、播种和收获则常常由同一个人进行；每年随季节重复着这些劳动，一个人不可能只专门从事一种劳动。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这就是它的生产力的提高总比不上制造业的主要原因。最富强的国家在农业和制造业上当然都优于邻国，但制造业的优越程度必定远超过农业。富国的土地一般都管理得较好，在土地上投入的费用也比较多，农业产品也与业。富国的土地一般都管理得较好，在土地上投入的费用也比较多，农业产品也与土地面积、肥沃程度成正比。尽管生产量较大，但就比例而言，所得也不会大大超过所花费的较大劳动量和费用。在农业方面，富国生产力虽然都比贫国生产力高一些，但不像制造业那样悬殊。因此，如果品质相同，富国谷物在市场上的售价一般不比贫国低廉多少。论富裕和进步的程度，波兰远不及法国，但波兰谷物的价格与品质同优良的法国谷物相同。法国也许比不上英格兰，但法国出产的谷物其品质和价格却大致和英格兰相同。然而，英格兰的谷田比法国耕种得好，法国的谷田比波兰耕种得好。贫国的农业管理尽管不及富国，但在品质及售价方面，贫国生产的谷物却能在相当程度上与富国竞争。但是在制造业上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富国的土壤、气候、位置都适宜制造业的情况下，贫国就无法与之竞争。法国绸比英格兰绸又好又便宜，就是因为至少在现在原丝进口税很高的条件下，织绸业不十分适合于英格兰，而更适合于法国气候。但英格兰的五金和粗毛织物却远胜于法国。就相同品质的物品来说，英格兰货在价格上比法国低廉许多。而波兰除了国家生存不可缺少的少数粗糙家庭制造业外，据说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们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第一，每一个工人的熟练程度提高；第二，节约了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损耗的时间；第三，发明了很多的机器，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

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势必增加他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的结果使每个人的工作简化成某种简单操作，并使这种操作成为劳动者终生从事的唯一职业，也必然大大提高他的熟练程度。一个普通铁匠习惯使用锤子，但对于制造钉子很陌生，如果有必要让他试着去做，我相信他一天至多只能做出二三百枚钉子来，而且做出来的也是劣质品。即使惯于制钉的铁匠，如果不以制钉为主业，哪怕竭力工作，每人每天也制造不出800枚或1000枚钉子。我曾见过几个不满20岁的专业制钉工人，努力工作时每人每日能制造2300多枚。然而制钉决不是最简单的操作。如果只有一个人完成整个过程，他必须承担鼓炉、调火、烧铁、挥锤、打制，在打制钉头时还得调换工具。相比较而言，制扣针和制金属纽扣所需的操作要简单一些。而终生以此为职业的人熟练程度通常也高得多。因此，在这样的制造业中，有些操作迅速得简直难以置信，若非亲眼见过，谁也不会相信人手可以干得如此快速。

第二，从节约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所丧失的时间中所得来的好处，比我们乍看之下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工人不可能从一种工作很快地转到另一种在不同地点、使用不同工具的工作。一个农村织布匠如果同时耕种一小块土地，他必须从织布机转换到田野，又从田野转换到织布机，这必然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如果两种工作能在同一地点进行，损失的时间无疑要少得多。但即使在同一地点场合，效果也是很差的。一个人把他的手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时一般都要闲上片刻，当他开始新的工作时也很少能全神贯注；犹如人们所说的，他心不在焉，注意力并不集中在工作上，情愿干些无用之事，也不去干正经工作。如果一个农村劳力每隔半个小时就得改变工作，每天几乎要干20种活计，他必然会养成闲荡和漫不经心的习惯，几乎总是懒懒散散，就算最紧迫的情况下也不会让他全神贯注。因此，除了熟练方面的欠缺，单是这个原因也必然大大减少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第三，即最后一点，我们肯定都知道，应用适当的机器能在多大程度上简化和方便劳动。这就不必举例了。使劳动得以如此便利和简化的发明最初似乎都是劳动分工所致。当一个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单一目标，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时，他们就有可能更容易、更迅捷地达到目的。由于劳动分工，每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某个非常简单的目的上。因此，我们自然可以预期，从事每一种具体劳动的劳动者中总会有某些人不久就会找出比较容易和迅速的方法去完成工作，只要工作的性质允许做出这种改进。在劳动分工最细的制造业，大部分使用的机器最初都是普通工人发明的，他们每个人都从事非常简单的操作，自然要用心去找出完成工作的最迅捷方法。参观这些制造业的人常常会看到一些非常精巧的机器，它们是工人们发明出来便利和简化工作的。最初使用蒸汽机时，工厂常常雇佣一个男孩，他在活塞上升或下降时负责打开或关闭汽锅与汽缸之间的通道。一个贪玩的孩子注意到如果用绳子把开闭通道活门的柄系在机器的另一部分上，活门就能自动开闭而不需要他的看管，他就可以和伙伴自由玩耍。自从这种机器发明以来，最大的改进之一就这样由一个想节约自己劳动的孩子发现了。

然而，机器改良决不是全由那些有机会使用机器的人发明的。当制造机器成为一个专门行业的时候，许多改进都来自机器制造者的聪明才智，也有些改进是出于所谓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才智，他们的职业不是做某一件事情，而是观察每一件事情——他们常常能把相距极情——他们常常能把相距极远和极不相同之物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哲学家或思想家也像每一种其他职业那样，变成了某一类公民主要的或唯一的行业和职业。像每一种其他的行业或职业一样，哲学也能细分成很多不同的分支，兴趣不同的哲学家可以在其中找到不同的职业。而哲学行业的细分也像每一种其他行业一样提高了熟练程度，节约了时间。每一个人都变得对他自己那个特殊部分的工作更加在行，就整体而言也就完成了更多的工作，而用科学手法作统计的工作量也由此大大增加。

在治理良好的社会，分工使得各种行业的产量倍增，普遍的富裕可以惠及最底层的劳苦大众。除满足自身需要以外，一种产品的制造者还有大量产品可以销售；另外一种产品的制造者的境况也基本相同。如果需要，每个劳动者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或换得与产品等值的货币。他能充分供给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自身所需的也能得到别人的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也就普遍富裕起来。

在一个文明发达的国家中，如果看一下最普通的工匠使用的生活用品，你会知道，为了使他们能享用它，必须贡献自己工作的一小部分（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的人多得不可胜数。例如，尽管看起来很粗糙，工人穿的毛织品上衣也是大量工人一起劳动的结果。牧羊人、选毛人、梳毛人、染工、梳理工、纺工、织工、蒸洗工、缝纫工和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必须结合他们不同的手艺才能完成这种很常见的产品。此外，把材料运输到最遥远的地方需要有多少运输从业者啊！需要多少商业和航运，需要多少造船人、航海人、制帆人、制绳人，以便把染匠所使用的不同染料带到一起——这些染料常常来自世界各个最遥远的角落！可见，为生产最普通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需要经过多少种类繁多的劳动！且不谈如航海人的船舶、磨坊工的磨坊，或是织布匠的织机那些复杂的机器，我们只来看看牧羊人用来剪羊毛的剪刀这一非常简单的机械，它的产生就需要各种不同的劳动。采矿工、熔炉制造工、伐木工、烧炭工、造砖人、泥水匠、炉工、铁铺的设计与建筑者、锻工、铁匠……必须把他们的不同手艺结合起来，才能生产出剪刀。假如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考察剪羊毛工人的衣着和家用器具，他贴身穿的粗麻衬衫、他脚上穿的鞋、睡的床以及床的所有不同部件；他准备膳食的厨房和炉灶，烧饭用的煤炭（这或许是通过遥远的海路或者陆路运来的），他厨房中所有的器皿，餐桌上所有的用具比如刀叉，用来盛饭菜的陶瓷和锡盘，他吃的面包喝的啤酒，抵御风雨、保持屋内温暖、照明房屋的玻璃窗户、发明玻璃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艺（没有玻璃，在世界北方地区生活的人们就不可能拥有非常舒适的住所），连同生产这些便利品中所使用的所有工具；哎呀，假如我们考察一下所有这些物品，看看每一种物品要使用多少不同的劳动，我们就会明白，没有成千上万人的互助和合作，一个文明社会中最普通的工人也不可能得到他最简易的生活用品，即使根据我们的虚假想像他们是可以得到的。同富有人家的极度奢侈相比，他的生活用品无疑极其简单而平常；然而以下说法也许是真的，即一个欧洲君主的生活用品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的生活用品，但是其超过程度却也比不上这农民的生活用品超过许多非洲君主的程度——这些君主可是数以万计生命与自由的绝对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