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资本都是用以支持生产性劳动的，但等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从而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所能增加的价值，也按照资本的用途而大大不同。

资本有四种不同用途。第一，用以生产或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须使用和消费的天然产品；第二，用以制造和加工这些天然产品，以应付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以将天然产品或者制造品从有余的地区运往缺乏这类产品的地区；第四，将一定部分的天然产品或者制造品分割成为较小的部分，以便适应需求者的临时需要。第一种用法是经营农业、矿业、渔业的人的用法；第二种用法是制造业主的用法；第三种用法是批发商人的用法，第四种用法是零售商人的用法。很难设想，还有什么用法不能归入这四种用法之中。

这四种方法关系密切，缺一种则其他三种不能独存或扩大，对于社会普通福利来说，它们也是缺一不可的。

若没有资本所提供的相当丰富的天然产品，任何制造业和商业恐怕都不能存在。

天然产品有一部分往往要加工制造后才适于使用或消费。假设没有资本投入制造业中对它进行加工，这一部分的产品永远没有被生产出来的机会，因为没有人需要它。如果它是天然生长的，不经过制造也就不会有任何价值，不能增加社会财富。

天然产品及制造品富饶的地方需要资本，以将物品从数量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假设没有这种投在运输业中的资本，这种运输便不可能，于是它们的生产量便不能超过本地消费的需要。批发商人的资本使一地剩余生产品与另外地方的剩余产品交换，结果是既鼓励了产业，又促进了两地的消费。

零售业也需要资本，以便把大批天然产品和制造品分成小的部分，从而满足需要者的一时所需，否则所有人都要将所需的货物大量购进。如果没有屠户，大家就非一次购买整牛整羊不可。富人必然感觉不便，穷人则大受困苦。贫穷劳动者如果要勉强一次购买一个月或半年的粮食，那他就必须将其资本的很大部分用为资财，以供应目前的消费，这中间一定有一部分原本可以提供收入的部分被迫变得无法提供收入；产业所需的工具，店铺内的家具，都被迫减少。对这种人来说，最方便的办法是在需要生活品的时候，能够在那一天甚至在那一小时内购进。这样他可以把差不多所有的资财用作资本，所能提供的工作的价值便得到扩大，而他以此所获的利润，也将足以在抵去零售商的利润对货物价格所增加的数目以后而仍有剩余。有些政论家对商店老板抱有成见，这完全没有道理。零售商增多，相互之间或许互有妨害，却丝毫无损于社会。所以不需要对他们课税，也不必限制他们的人数。例如某一城市及其邻近地带对于杂货的需求限制着该市所能售出的杂货量，因此可供投入杂货商业的资本，决不可能超过足以购买这数量杂货所必需的数额。这种有限的资本，如果分归两个杂货商人经营，这两人间的竞争，会使双方把售价都压到比一个人独营的情况下更低的水平。如果分归20个杂货商人经营，他们间的竞争将更加剧烈，而他们结合起来抬高价格的可能性则更微不足道。他们的竞争也许会使他们中一些人破产，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可以随他们自己处理。因为这不会妨害消费者，也不会妨害生产者。较之商业只掌握在一两个人之手的情形，现在零售商人多了，只好贵买而贱卖。他们中也许有人会诱骗顾客购买自己根本不需要的货物。不过这种害处太小，根本不值得公众注意。限制他们的人数不一定能根治此弊端。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社会上有饮酒的风尚并非因为市场上有许多售酒的店铺，而是由于其他原因，社会上饮酒成为风习，市场上才出现了许多酒店。

把资本投在这四种用途上的人都是生产性劳动者；如果使用得当，他们的劳动就可以固定而且实现在劳动对象或可卖物品上，至少也可把维持他们自身和被他们自身消费掉的价值加在劳动对象或可卖物品的价格上。农场主、制造业主、批发商人、零售商人的利润，都来自前两者所生产及后两者所售卖的货物的价格。不过，在这四种不同的用途上，等量资本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却不相同，对于所属社会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所增加的价值的比例也不相同。

零售商向批发商购货，从而补偿了批发商的资本，并给他带来利润，使批发商得以继续他的事业。零售商的资本雇佣了他自己这个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者，其利润就是这项资本的使用在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上面所增加的价值。

批发商的资本补偿了他所购买的天然产品和制造品的农场主和制造业主的资本，这一补偿连同后者的利润，使他们能继续其事业。批发商间接维持社会的生产性劳动，增加社会年产品价值，这是他的主要方法。他的资本同时雇佣了运输货物的水手搬运工，资本在这种货物的价格上面所增加的并非仅有批发商自己利润的价值，而且还有水手搬运工工资的价值。它所直接雇佣的生产性劳动不过如此，对于年产品所直接增加的价值也不过如此。然而它在这两个领域所起到的作用，要比零售商的资本大得多。

制造业主的资本中的一部分被用作固定资本，投入到他的产业所需的工具中，以便补偿出卖这些工具的其他制造业主的资本并给他们提供利润。剩下就是流动资本。流动资本中的一部分用来购买材料，这部分补偿供给这些材料的农场主和矿商的资本并给他们提供利润，但是大部分的流动资本是在每年或者更加短得多的时期中分配到他的雇佣工人身上。该资本在他所加工的材料上增加的价值，包括雇工的工资、雇主投资支付工资和购买材料工具应得的利润。较之批发商人的同量资本，他的资本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大多了，在社会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所增加的价值也大多了。

以同量的资本所能够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而论，农场主的资本最大。他的工人和他的牲畜都是生产性劳动者。在农业中，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自然的劳动虽无须代价，它的生产品却和最昂贵的工人生产品一样具有价值。农业最重要的作用，与其说是增加大自然的生殖能力（虽然也使这种生殖能力有所增加），不如说是引导大自然的生殖能力，使其生产出对于人类最为有利的植物。荆棘丛生之地，常常也可以产出大量作物，就像耕作最好的葡萄园或谷田一样。耕耘与其说是增益自然的产出力，不如说是支配自然的生殖能力。人工以外的大部分工作非依靠自然力不可。农业上雇佣的工人与牲畜不仅像制造业工人一样，重新生产出他们消费掉的价值（或者说，重新生产出雇佣他们的资本）及资本家的利润，而且生产更大的价值。他们除了再生产农场主的资本及利润外，通常还要再生产地主的地租。这种地租可以说成只是地主借给农场主使用的自然力的产品。地租的大小取决于想象中的自然力的大小，或者说取决于想象中的土地的自然产出力或土地的改进产出力的大小。减除一切人的劳作之后，余下是自然的劳作。它在全部生产品中很少占到1／4以下，多数时候占到1／3以上。投入制造业的任何同量的生产性劳动，都不能引发这样巨大的再生产。在制造业中大自然没有作用，全是人的功劳，再生产的大小也必然和起作用的生产因素的力量成比例。所以，和投在制造业上的等量资本相比，投在农业上的资本不仅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量较大，就其所雇佣的生产性劳动的量而言，它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所增加的价值，对国内居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所增加的价值还要更大。在能够使用资本的所有方法之中，农业投资对社会最为有利。

任何社会在农业和零售业中使用的资本必定总是留在本社会内部。它们的使用几乎总是局限于某个固定的地方：在农场；在零售业的商店。它们的所有者大都是本社会的居民，尽管也有例外。

批发商人的资本，却似乎并不固着在某个地方，而且也没有必要。它从一处流向另一处，为的只是可以贱买贵卖。

制造业主的资本当然必须留在制造的场所，但在何处制造却不一定。它常常会远离原料生产地或者制成品的消费地区。里昂制造业的材料就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里昂的出品也要运到远处才有人消费。西西里的时髦人物的衣料是别国制造的丝绸，造丝绸的原料却又是西西里出产。西班牙的部分羊毛在英格兰加工制造，随后又有一部分毛织物返销西班牙。

在任何社会中，动用资本以出口剩余产品的批发商究竟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这无关紧要。如果是外国人，我国受雇的生产性劳动者人数当然会少一些，但也只少他一个；我国的年产品价值也当然会少一些，但也只少这一个人的利润。至于所雇佣的水手搬运工是不是本国人则与这个商人是否本国人无关，本国人也可以雇佣外国的水手搬运工。无论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的资本，都一样能输出国内剩余生产品来交换国内需要的物品，从而使这些剩余生产品具有了价值。它同样使生产这剩余生产品的人的资本得以偿还，使生产这剩余生产品的人的营业得以继续经营下去。批发商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并增加本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品的价值。

比较重要的是，制造业主的资本应留在国内。这样一来，本国受到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必然比较大，本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所能增加的价值也必然比较大。不过，即便不留在本国境内，制造业主的资本也能对本国产生效果。英格兰亚麻制造业主年年投资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地输入亚麻来加工。这种资本虽非产麻国所有，但对产麻国有利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这种亚麻只是产麻国的一部分剩余生产品，假如不是每年输出，用以交换本地所需各种物品，它便没有价值可言，其生产也将立即停止。出口商补偿了生产人的资本，从而鼓励他们继续生产；而大不列颠的制造业主又补偿了出口商的资本，使他们继续从事运输。

如同个人一样，国家也常会资本不足：既想把一切土地改良和耕种起来，又要把全部天然产品加工起来以供直接的消费及使用，还要把剩余的天然产品及制造品运往远方的市场换取国内所需要的物品。大不列颠许多地方的居民，没有足够资本来改良和耕种他们的全部土地。苏格兰南部的羊毛，就大部分因为当地缺乏资本，不得不在崎岖恶劣的道路上长途颠簸，运到约克郡去加工。英格兰有许多小工业城市的人民没有足够资本把产品运到需要它们的远方市场去销售。他们中间纵然有批发商，充其量不过是大商业城市中的大富商的代理人而已。

要是一国的资本不够同时兼顾这三者，则将大部分的资本投入农业时所推动的国内的生产性劳动量将越大，同时它对社会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所增加的价值也越大。其次是投入制造业的资本。而投入出口商业的资本在此三者之中效果最小。

当然，全部资本还不足兼顾上述三者的国家，其富裕实在还没有达到自然所允许的水平。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来说，试图以不充足的资本，在时机未成熟时兼营这三种事业，都不是取得充足资本的最佳途径。正像一个人的资本有一定的限度一样，国内全体人民的资本也有一定的限度，只够用于某几个方面。要增加个人资本，须从收入内节省而不断积蓄；要增加国民资本，也须从收入内节省而不断积蓄。资本的用途，若能给国内全体居民提供最大的收入，从而使全体居民都能作最大的积蓄，则国民资本就可能飞速地增长。而国内全体居民收入的大小，必取决于国民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的大小。

我国美洲殖民地快速走向富强的主要原因，就是把几乎所有的资本都投入农业。那里除了一些粗糙的家庭手工业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制造业。它们这些家庭工业是随农业发展自然产生的，通常是由家庭中的妇女儿童从事的。出口业和航运业的经营权则主要地掌握在居住在英格兰的投资商手中。有些省份则更甚，尤其是弗吉尼亚和马里兰，那里经营零售生意的店铺和栈房也多为居住在宗主国的商人所有。零售业不由本地商人资本经营的事例很少见，而这就是一个例子。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者诉诸别种激进方式，阻止欧洲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垄断这一制造业，并将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其结果必然是不但不能促进他们年产品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阻碍国家走向真正的富强。如果他们想垄断全部的出口业，恐怕结局更是不堪设想。

确实，人类的繁荣之路似乎从来未曾持久到可以使任何一个大国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本来兼营以上三种事业，除非我们认为关于中国、古埃及、古印度的富庶和农业情况的那些奇闻异事并非无稽之谈。这三个国家被一切记载推为世界上最富之国，可它们也只是长于农业与制造业。他们的对外贸易并不繁盛。古埃及人对海洋有一种迷信的畏惧；印度人也常有这种迷信；中国的对外贸易则向来不发达。这三个国家的大部分剩余生产品都由外国人运到外国去，换回它们所需要的其他东西——往往是金银。

所以，一国同量资本在国内所推动的劳动量的大小，所增加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价值的大小，全依其投在农业上、工业上、批发商业上的比例大小而不同。同是批发商业，投资结果也将因所经营批发商业的种类不同而差异极大。

凡是批发贸易，或者凡是大量购入从而大量售出的贸易，可以分作三类：国内贸易、消费品的对外贸易和消费品的中间商贸易。国内贸易是从国内某地购入货物，再在国内另一地将其售出，包括内陆贸易和沿海贸易。消费品的对外贸易是购买外国货物以供本国消费。中间商贸易，是从事各外国之间的贸易，即将一个外国的的剩余产品运往另一个外国。

买国内一地产品运往另一地区售卖的资本，每次交易就可以抵偿投在本国农业或制造业上的两种资本，从而就可以使本国的农业和制造业得以继续。如果该资本从商人住地把一定价值的商品运出去，一般都会带回同等价值的别种商品。如果两者全是本国产业的产品，结果当然可以抵偿本国两个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使其能继续用来支持生产性劳动。把苏格兰制造品运到伦敦，再把英格兰谷物或制造品运到爱丁堡来的资本，每一次都无疑可以补偿两个投在英国制造业或农业上的资本。

而用来购买外国商品供本国国内消费的资本，如果是以本国产业的产品来购买，则每次也会补偿两个不同的资本，不过其中只有一个是支持本国产业的。把英格兰货物运至葡萄牙，再把葡萄牙货物运至英格兰的资本，每次只能补偿一个英格兰资本，另一个是葡萄牙的。即使这种贸易能像国内贸易同样迅捷地赚回资本，它能给予本国产业的鼓励也只是一半。

对外贸易很少能像国内贸易那么迅捷地赚回资本。国内贸易一般每年能赚回一次，有时甚至三四次。而对外贸易很少能每年赚回一次，有时要两三年才能收回。因此，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有时已经运用了12次，即付出而又收回了12次，而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只能运用一次。于是，若是两个资本相同，前者在给予劳动的鼓励和支持方面就是后者的24倍。

供应本国消费的外国货物，有时并不是用本国产品而是用一些外国货物来购买的。

但这种外国货物却必然是直接用本国产品、或者是用这种产品换来的货物购买的。除非在战争或征服的情况下，否则除了用本国产品去直接交换，或用本国产品交换两三次得来的货物去交换之外，就无法得到任何货物。和最直接地用于对外贸易的资本比较，这种被如此迂回地投入对外贸易的资本，除去因最后收回之前一定有两到三次对外贸易资本的收回从而耗时较多以外，在任何方面都效果相同。假如商人以英格兰制造品换购弗吉尼亚的烟草，再用弗吉尼亚的烟草换购里加的大麻和亚麻，则必定要在经过两次对外贸易之后，资本才能返到商人手上，再用来购买同量的英格兰制造品。若弗吉尼亚的烟草不是用大不列颠的制造品购买，而是用由不列颠制造品购买的牙买加的糖与甜酒购买，他就必须等待三次回收。而如果这两三次对外贸易是由两三个商人进行，第二个购买第一个进口的货物，第三个则购买第二个人的货物以将其出口，那么，每个商人获得自己资本回收就确实比较快一些。但是，在贸易中使用的全部资本的最终回收还是如以前一样缓慢。在这种迂回贸易中，使用的全部资本究竟属于一个还是两三个商人，对国家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虽然对每个商人来说会有不同。较之制造品与亚麻和大麻的直接交换，这样间接用一定价值的大不列颠产品来交换一定量的亚麻和大麻就需要有3倍的相同资本。因此，一般说来，和同一种直接贸易的等量资本相比，用于这种迂回的对外贸易的全部资本对国家的生产性劳动所作出的鼓励和支持要小一些。

无论用哪种外国商品来购买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对外贸易的性质，以及它对本国生产性劳动所能提供的激励与支持都不可能有本质区别。例如，如果它们用巴西的金、秘鲁的银来购买，这金银就像弗吉尼亚烟草的购买一样，必然是用某种本国产业的产品或由本国产品换购的物品购买的。因此，就本国的生产性劳动而言，以金银为手段的消费品的对外贸易，无论其有利或不便，在抵偿直接用来维持该生产性劳动的资本方面，和任何其他同样迂回的消费品对外贸易一样。不过，以金银为手段的消费品的对外贸易似乎比其他任何同样迂回的对外贸易有一个优点：它们体积小，价值大，异地之间的运输也不像其他任何等值的外国货物那么昂贵。运费较低，保险费也不更多，而且在运输途中也较不容易受到损坏。因此，较之以其他外国货物为媒介，以金银作为媒介就常常可以用较少量的本国劳动产物来交换同量的外国产品。同样，较之其他方式，用这种方式也可以使本国的需要得到更加充分的供应，花费也更少。这种贸易要不断地输出金银；至于这是否会令国家贫困，我将在以下文中详加考察。

在任何国家，投在中间商贸易上的资本都被全部从本国的生产性劳动中抽出来，被转以维持外国的生产性劳动。虽然这种贸易一次可抵偿两个资本，但却没有一个是属于本国的。从波兰运谷物到葡萄牙、再运葡萄牙水果和葡萄酒到波兰的荷兰商人的资本，确实抵偿了两个资本，但是这一结果完全不是用来维持荷兰的生产性劳动，而是一个维持波兰的生产性劳动，另一个是用来维持葡萄牙的。最后流回荷兰去的只是荷兰商人的利润，它也必然构成这种贸易对荷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增加量。当然，如果中间商贸易所用的船舶与水手是本国的船舶与水手，那么为支付运费而使用的那一部分资本是在该国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者中分配的，也就是用来推动本国的生产性劳动。事实上，几乎所有进行大量中间商贸易的国家都是以这种方式运行的。也许这便是“中间商贸易”（carryingtrade，直译应为“运输贸易”——译者）这个名称的来源，因为这样的国家的人民成了其他国家的搬运夫。不过，这种贸易的性质并非总是如此。比如说，经营波兰葡萄牙之间中间商贸易的荷兰商人，可以使用荷兰船舶也可以用大不列颠的船舶。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某些情况下正是这样做的。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认为，中间商贸易对大不列颠这种国家特别有利，因为它的国防与安全取决于船舶与水手的数目。但是，同等的资本在对外消费贸易甚至在国内贸易中（如果由沿海船舶进行）照样可以雇佣那么多的船舶与水手。一定量的资本所能雇佣的船舶与水手的数量并非依赖贸易的性质，而是一方面取决于货物容积与货物价值的比例，在另一方面取决于运输海港间的距离，而前者尤其重要。例如，纽卡斯尔与伦敦相距不远，但是，这两个海港之间煤炭贸易所雇佣的船舶和水手却比英格兰全部中间商贸易使用的还多。因此，通过特别奖励使一国的超过自然所应有量的资本用于中间商贸易的力量，也并不总是会一定促进该国的航运业。

因此总体来说，与投在消费品对外贸易上的等量资本比较，任何一国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所维持鼓励的生产性劳动量比较大，增加的本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也比较大。但是，如果将资本投入消费品的对外贸易，与将同量的资本投入中间商贸易作比较，在这两方面，前者却提供更大的利益。每个国家的财富与实力（就实力依赖财富来说）必定是与其年产物相应的，也总是与税收最后支付的基金成比例的。因此，它就不应该照顾或特别鼓励对外消费品贸易和中间商贸易，也不应强迫或诱使资本的较大份额进入这两种贸易渠道，而是应该令其自然流入其中。

然而，如果这三种贸易都是顺应事物的趋势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而未曾受到任何的约束与压力，它们就不仅有利而且也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

当特定工业部门的产品超过本国需要时，剩余部分一定会被送往国外，以交换国内需要的物品。没有这种输出，本国的部分生产性劳动必然停止，其年产产值也将减少。大不列颠的谷物、呢绒、金属制品，一般来说超过了国内市场所需，所以其剩余的部分必定要被运往国外，以交换其所需。正是由于这种输出，剩余的部分才可以通过销售换取充分的收入，并抵偿生产它时所费的劳动与费用。通航河道和大海沿岸宜于兴建产业，即是因为剩余的产品易于运输和交换本地所需的货物。

如果用本国剩余产品购得的外国货物也超过了国内市场所需，其剩余部分也必须再次运往国外，以交换国内更为需要的东西。用大不列颠本国剩余产品的一部分，每年在弗吉尼亚、马里兰购买的烟草每年达到9.6万桶，而大不列颠所需大约不过1.4万桶，其余8.2万桶若不能送往国外以交换国内需要物品，烟草的进口就必然立即停止，而大不列颠居民的一部分生产性劳动也必然随之停止：因为他们现在制造的货物，就是用来交换这8.2万桶烟草的。这些货物是大不列颠土地和劳动产物的一部分，它在国内没有市场，如果在国外的市场也被夺走，这些货物就要停产。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最迂回的对外消费贸易对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和增加土地年产物价值也是不可缺少的，就像最直接的对外消费贸易一样。

一国资本若是增加到不能全都用来供应本国消费、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的程度，其剩余部分就会自然地流入中间商贸易中去，用来给他国履行同一种职责。中间商贸易是国民财富巨大的自然结果与象征，但却不是其自然原因。政治家们倾向于重视它并对其尤加鼓励，这就好像有些把结果与象征错当成原因了。从平均土地面积和人口的比例来看，荷兰是欧洲首富，因此，它在欧洲中间商贸易中占有最大的部分。英格兰或许是第二富国，也在欧洲中间商贸易中占据极大部分，虽然它的中间商贸易不如说只是迂回的对外贸易。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也就是我们从东印度、西印度和美洲向欧洲各市场运送货物所进行的贸易。这些货物一般或者用大不列颠产业的产物直接购买，或者用这种货物所交换的东西购买；这种贸易最后购买来的货物一般也是在大不列颠使用或消费的。只有大不列颠轮船在地中海各港间的贸易，和大不列颠商人在印度沿海各港进行的贸易性质相同，它们才是大不列颠真正中间商贸易的主干。

在国内贸易中所用资本量之大小自然受到国内各偏远地区剩余产品价值所限，这些地区要求相互交换各自的产物。而在对外消费贸易中所运用的资本大小则受到整个国家剩余产品价值、以及能够用它购买之物的价值的限制。在中间商贸易中所能运用的资本大小，只受到世界所有国家的剩余产品价值的限制。因此，较之其他两种贸易，中间商贸易的发展就可以说是无限的，吸引的资本也最多。

对自己个人利润的考虑是决定资本投入农业、工业还是投入批发商业、零售商业的某一具体部门的唯一动因。资本投入这些不同用途时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的不同、其增加的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的不同，从来都不是资本所有者关心的东西。所以，在农业为最有利可图之职业的国家，在耕作与改良是巨大财富的便利之途的国家，个人资本也自然会以最有利于全社会的方式来运用。然而，在欧洲的任何地方，农业利润都不如其他资本用途优越。的确，这几年来，欧洲各地有许多规划者曾经用耕作与改良土地所得之极高利润记录使公众感到兴趣；可是只要我们稍一留意，就会知道他们的计算结果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常常有些商人与制造业主在短短一生中成为巨富，而这些财富常常是借微薄的资本甚至白手起家得来的。可是，在本世纪的欧洲，用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发财的却没有一个。在欧洲所有大国中，仍有许多无人耕作的优良土地，已经耕作的土地也没有得到充分改良。所以，几乎任何地方的农业都还可以容纳多于已经投入的资本。至于如下问题，即欧洲各国到底有些什么政策，使得在城市经营产业的利益远远超过在农村，从而使个人宁愿投资到亚洲、美洲那样的远方之国而不愿投资来开垦就近的最肥沃的土地，我将在以下两篇中详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