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文明社会中的重要商业，都是在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进行的。在这种商业中，人们有时用天然产品和制造业的产品进行直接的交换，有时也使用货币甚至纸币之类的媒介进行。农村为城市提供生活资料和制造原料，又从城市那里取得一部分的制造业产品作为回馈。城市是既不生产也不能够再生产生活资料的；完全可以说，它是完全依靠农村为它们提供的所有的财富和所有的生活资料。不过，这并不能说城市的利益就是乡村的损失。实际上，两者利害相关。它们的利益是共同的和相互的，劳动分工的存在使双方的从业居民都得到了好处，这一点和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都是一样的。乡村居民从城市购买制成品而不需自己制造，就可以用少量的劳动产品交换取得相对大量的制造业产品。而城市同时又为农村剩余产品提供市场，农民把剩余产品拿到这个市场上进行交易，以取得自己的所需。城市的居民越多收入就越高，农村剩余产品的市场就越大。这个市场越大，大众的好处也越大。离城市1英里地方的农村生产的谷物，和离城市20英里的地方谷物的售价相同。然而后者的售价不但要补偿其生产费用和上市费用，而且要为农场主提供农业的普通利润。所以，城市附近的农场主和耕作者从谷物价格中就节约了从远方运来出售的谷物的运费，还省下了从城市购回货物的全部价值。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城市周围各个乡村和远离城市的各个乡村的种植业，就可以发现城市商业对乡村是多么有好处。鼓吹贸易差额的议论比比皆是，可是没有哪种说法敢于宣称城市和各乡村之间的贸易为两方带来祸患。

根据事物性质，生活资料要优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因此生产前者的产业自然也优先于生产后者的产业。所以，提供生活资料的农业耕种和改良也一定是优先于城市的发展，因为乡村是提供生活资料的，而城市只提供便利品和奢侈品。构成城市生活资料的只是乡村的剩余产品，即超过维持耕作者的部分。城市只有靠这种剩余产品才能发展。不过，城市要取得生活的资料并不总是要靠周遭的乡村，甚至也不总是依靠本国来获得全部生活资料；它可以从千里之外的外国进口。虽然这只能被看做是例外而不是一般原则，然而却造成了不同时代与国家在财富增长方面的巨对于大多数的国家的发展来说，这种顺序乃是由于必要性。当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但是，在所有的国家中，人类的天性却也都导致了这种结果。如果这一人类天性从未受到人类制度的阻碍，城市之发展就不可能超过其所在地区改良与耕作可以支持的限度，至少也是直到所在地的全部地方都得到彻底改良与耕作之前不会如此。在利润相等或者近似的情况下，多数人会倾向于投资土地的改良和开垦，而非工业和对外贸易。人们将资本投入土地，可以更方便地进行控制，其财产就不像商业资本那样容易受到意外的损害。而商人不得不受到狂风巨浪的威胁，以及人类愚蠢不公的更难控制的因素的支配，因为他必须非常信任遥远国度的人们，而这些人的品质与情况他无法全然了解。反顾地主，其资本与土地同在，安全程度可谓已达到人类事务的极致。此外，田园风光旖旎，生活安静闲适，居民优游自在。只要没有人类的不公正的法律的扰乱，乡村生活的巨大魅力吸引着每一个人。从古到今，耕种这一人类的原始目标和原始职业一直受到人类的喜爱，并将永远如此。

农民常常需要求助于锻工、木匠、轮匠、犁匠、泥水匠、砖匠、皮革匠、鞋匠和缝匠等工匠，少了他们，农民会遭受极大的不便和不断的困扰。工匠们偶尔也需要互相帮助，又因为不需像农民一样长住一处，他们日久便自然而然地住到一起来，此地渐渐就形成市镇或者小村落。随着屠夫、酒家、面包师傅等其他匠人和零售商人的加入，城市就进一步发展起来。乡民和市民互相提供服务。城市是一个经常的集市，农村的居民不断把天然产品送到那里，换取制成品。城市居民则换取自己需要的工作材料和生活资料。他们卖给农民的制成品有多少，就能够从对方手上买进多少原料和食品。因此，除非与乡村对制成品的需求成比例增长，城市居民的原料或生活资料就无法增加，而这个比例又和乡间耕作和改良事业发展相一致。若是人类制度从未干预自然进程，则无论在哪一种政治社会中，城市中财富的增加和城市的扩大都必然是农村地区或乡村改良和耕作的结果，并与之保持相同的比例。

我国的北美殖民地的荒地仍然可以以非常宽松的条件获得，那里的市镇还没有兴起任何以远方贸易为目的的制造业。如果那里的工匠得到资本，在自己职业所需之外尚且略有盈余时，他在北美就不是拿这资本来建立为了远方销售的制造业，而是来购买和改良土地。他从工匠变作农场主，当地向工匠所提供的高薪或轻松生活都不能吸引他为别人而不是为他本人工作。他认为，手艺人是顾客的奴仆，仰承顾客的鼻息，靠顾客的赏赐过活；而身为农场主，耕种着自己的土地，从自己的手中得到衣食，对世界无所依赖，才是真正的主人。

反之，在没有荒地或无法以宽松条件得地之国，所有自己获得的资本超过了本行所需的工匠都努力为了在远方销售而努力工作。锻工将建立铁厂，织工将建立麻织厂毛织厂。日易时移，这各种制造业将发生缓慢而细密地分工，并借助各种方法实施改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无须详述。

在利润大致相当时，人们选择投资的途径时，制造业自然要优先于对外贸易，其理由同于农业对制造业的优先地位。就像地主或农场主的资本比制造商安全一样，制造商的资本也要比外贸商安全，因为资本可随时受到他的支配。当然，在所有社会的任何时期，天然产品和制成品的剩余部分，或国内没有需求的部分必须送到国外来换取本国之所需。然而，这一将剩余产品卷入国外的资本是外国资本还是本国资本却无关紧要。若一社会没有足够的资本来耕作其土地，并以完全的方式制造出其所有天然产品，由外国资本来输出部分天然产物甚至就有一个巨大好处，因为社会的全部资本就可以投入最有用处的方面了。这一点，中国、印度、古埃及是很好的例子，说明哪怕一国的大部分出口贸易由外国人经营，此国仍然可以达到高度的富足。假如当地的资本得不到外国资本的帮助，我国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殖民地的发展步伐一定不会那么迅速。

凡事物都有一种天然的趋势。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大部分资本应当首先被投入农业，然后是工业，最后才是对外贸易，这是顺理成章的次序。我相信，在所有拥有领土的社会都可以看到在某种程度上遵守这一次序。总须先有屯垦，此后才能建立城市；总须先有粗糙的制造业，此后才有人投身对外的贸易。

然而，这种事物的自然次序虽然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于所有的社会，在欧洲的所有现代国家，这种次序却在许多方面被完全颠倒了。它们某些城市的对外贸易引进了所有精密制造业即适于在远方销售产品的制造业，这制造业又与对外商业一起造成了农业的大改良。它们原来的统治性质造成的习气，在该统治大大改变之后仍然得以保留，也必然迫使它们采取了这种不自然的、倒逆的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