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和制造商并不仅仅满足于垄断国内市场，他们还渴望自己的商品在国外市场能有广泛的销路。但他们的国家在外国没有管辖权，不能使他们在那里获得垄断。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满足于向政府申请某种出口奖励。

在所有这些奖励中，所谓“退税”似乎是最合理的。对于国内产业所征的各种国内税，在出口时予以全部或部分退还，决不会使商品的出口量大于无税时商品的出口量。这种奖励不会引导国内资本违反规律流向任何产业，只是防止由税收导致的某一产业的资本流失到其他产业。这种奖励不会打破社会上各产业间自然形成的平衡关系，只是防止税收去打破这种自然平衡。这种奖励不会破坏社会劳动的自然分工和分配，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它起到一种有益的保护作用。

同样，对于进口的商品，在再出口时也可退税。在大不列颠，再出口时退税的份额比重最大。议会曾制定法令征收现在所称的“旧补助税”，其附则第二条规定，英国商人或外国商人都可因再出口而退还一半的旧补助税，但英国商人可在出口后12个月内申请这种退税，而外国商人须在出口后9个月内申请。只有葡萄酒、葡萄干和丝织品由于已经享受其他更有利的补贴，就不再适用这条规定。旧补助税在当时是唯一的进口商品税。后来，申请这项退税和其他退税的期限延长到3年（乔治一世即位后第七年第二十一号法令第十条）。

在旧补助税之后征收的各种税，其中大部分在出口后予以全部退还。但这条一般原则有许多例外，所以退税的原则其实远不像最初制定时那样简单。

对于某些外国商品，如果我们预计进口量大大超出了国内消费所需，就在再出口后退还全部税收，连旧补助税的一半也不要。在我国北美殖民地反叛之前，我们垄断了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烟草。我们进口了约9.6万大桶烟草，但国内消费量估计不到1.4万大桶。为了促进多余烟草的出口，所有的关税均予退还，但须在3年内出口。

我们还几乎全部垄断了我国西印度群岛的砂糖。因此，如果砂糖在一年内再出口，则在进口时所缴纳的全部关税均予退还；如果砂糖在3年内再出口，则除了旧补助税的一半以外的其他所有关税均予退还，这一半是大部分商品出口都要保留的。因为，尽管砂糖的进口量也超出国内所需很多，但与烟草的超额相比还算不了什么。

有些外国商品为我国制造商所嫉妒，被禁止进口供国内消费，但若缴纳某些税，便可进口存入仓库供再出口。对于这些商品的再出口，所有已经征收的关税都不再退还。我国的制造商好像连这种受到限制的进口也很担心，他们担心存入仓库的商品会被偷运出一部分，与自己的产品竞争。精丝织品、法国麻纱与上等细麻布、印花染色棉布等商品只有在这种限制下我国才可以进口。

我们甚至不愿充当法国货物的中间商，宁愿放弃自己的利润，也不愿让我们视为敌人的法国通过我们的中介而赚取利润。当所有法国货再出口时，不仅不退还旧补助税的一半，连后来征收的2％的税也不退还。

设立退税制度的最初目的或许是为了鼓励中间商贸易。船只的运费常由外国人以货币支付，因此我们认为中间商贸易特别能为国家带来金银。但是，虽然中间商贸易没必要受到特殊鼓励，虽然设立退税制度的动机也十分可笑，这种制度本身似乎还是很合理的。这些退税不会使国家资本流入中间商贸易比没有进口税时自发流入的更多，只是防止了资本因为进口税而完全排斥中间商贸易。中间商贸易虽然不应受到特别关照，但也不应受到排斥，应当像其他贸易一样自由发展。对于在本国农业或制造业、在国内贸易或对外贸易之中都找不到用途的资本来说，中间商贸易是一个必要的投资领域。

关税的收入会从这些退税中获利，而不是遭受损失，因为在退税之后仍然会保留一部分税款。如果保留全部税款不退，那么已经纳税的外国货物就不太可能再出口，因为不会有市场，从而也就不可能再进口了。这样，本来还可以保留的一部分税款也会化为乌有。

这些理由看来足以证明，无论是对本国产品还是外国货物的出口退税，即使是全部退税，也是合理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税收会略受损失，而海关税收的损失更大，但是或多或少被这种税收打乱的产业自然均衡及劳动的自然分工和分配，可以因这种退税规定而得到重建。

但这些理由仅证明，只有当出口商品到完全独立的外国时，退税是合理的，而并不能证明，当出口商品到我国商人和制造商拥有垄断地位的地方时，退税也是合理的。例如，对于欧洲商品出口到我国美洲殖民地时的退税，比起不退税来，也不会造成更大的出口。这是因为我国商人和制造商在那里拥有垄断地位，即使保留全部税款，出口额也可能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退税通常就是国内税收和海关税收的净损失，不会改变贸易状况或扩大贸易。关于退税在什么程度上可认为是对我国殖民地产业的适当鼓励，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允许对殖民地免除各种对其他国民所要征收的税才对母国有利，我将在讨论殖民地时予以论述。

但是，我们必须永远清楚，只有享受退税的出口商品真正出口到国外，而不是再暗中返回到国内时，退税制度才会带来益处。有些退税，特别是对烟草的退税，常常被人这样钻了空子，产生了许多欺诈行为，既有害于国家税收，又有害于守规矩的商人，这已是人所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