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亚当·斯密遇上凯恩斯
伦敦一个大雾弥漫的早上，一名男子已经醒了，但他仍躺在床上、衣衫不整。他在和他的经纪人通话，在为他自己、一所大学、一个辛迪加的巨大投机业务作决定。
这人就是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男爵，他不但开辟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阵地（他的两本主要著作给他带来了巨大且历久不衰的声誉），还担任过大学司库和剑桥大学学监、政府官员和顾问等。凯恩斯男爵还是一位富有的投资者。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影响了几代人，在目前的经济政策制定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将继续影响未来若干年的经济思想。
有一次，凯恩斯和一个朋友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度假，他们让一群当地小孩为他们擦皮鞋。凯恩斯付的钱太少，气得小孩子们向他们扔石头。他的朋友建议他多给点钱了事，而凯恩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回答道：“我不会贬抑货币的价值。”
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不过，他的国家干预主义却和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不断发生碰撞，那么孰是孰非呢？
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中，人们似乎抛弃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各国政府只“看得见的手”反倒是伸展得很充分。于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争又起。简单地说，亚当·斯密属于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不主张过多干预经济运行，而是靠市场和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调节经济运行。凯恩斯主义属于政府干预主义，就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主动出手，采取一系列财政税收政策干预经济运行，刺激经济，扩大就业，使经济恢复到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讨论两者的优劣之前，我们不妨先具体地了解一下双方各自的主张。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代表，是工场手工业和产业革命前夕的集大成的经济学家，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建者。1776年，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亚当·斯密发表了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学说，分析了市场制度为什么能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经济领域里生产我们的衣、食、住所必需的物品广泛结合起来。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如果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亚当·斯密指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对于社会来说，同他的盘算不相干并不总是坏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我没听说过，那些装作是为公众的利益做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亚当·斯密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国家只扮演一个极其简单的被动的角色——充当“巡夜警察”。凡是个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到的事，凡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下由个人做效率更高的事，就不应当由国家来干。国家仅仅执行某些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任务，如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等，不应直接插手干预经济运行。也就是说，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家只是一个外生变量，它只存在于经济体制的外部，作为一种环境因素外在地影响着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国家的职能被严格限定在三个方面：“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任何其他人的侵犯和压迫，也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看不见的手”学说的政策主张是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主张以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自由作为基本价值观的基础，充分发扬人所共有的功利主义（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利益的心理结构）和合理主义（为了达到功利主义的目的而进行的最佳手段选择），设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市场，在里面进行自由的经济交换。同时，尽量抑制既非生产者又非消费者的第三者——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看起来会因为无政府、无秩序而陷入混乱，但实际上由于“看不见的手”的引导，资源能够得到合理的配置，经济社会会自然而然地处于调和状态。这就是作为一个制度上的发明的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思想。
在当时的18世纪，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学说是个惊人的思想，很受推崇。有一次亚当·斯密去参加一个政治家的聚会，一进门大家都起立欢迎，站着不动，亚当·斯密请他们坐下，首相皮特说：“不，你坐下来，我们再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依靠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社会生产，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果。但是经济危机的到来破坏了这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发现依靠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生产并不那么灵敏。1929年，席本主义国家发现依靠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生产并不那么灵敏。1929年，席卷世界的大危机打破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的神话，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被现实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繁荣的危机两把利刃斩断。
经济危机的事实说明，仅在无人干预的市场机制调控下，供求会发生严重脱节，繁荣背后隐藏着经济危机的威胁。因此，为实现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努力寻求其他办法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缺陷。
在这个过程中，凯恩斯出现了，他的国家干预理论不仅帮助人们完成了这样一种国家观的转变，而且还为公共部门和政府的经济政策规定了怎样以及如何进行扩张和紧缩的固定规则。凯恩斯提出的对策是：要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参与国家经济，用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的运转。凯恩斯还专门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信中他对罗斯福说：您已经成为各国力求在现行制度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们的委托人。
凯恩斯的经济观点是什么呢？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国家不再仅仅扮演“巡夜警察”的角色，而是用“看得见的手”协调经济运行中总量平衡以及某些重大的结构性矛盾，即国家进入经济体制内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个基本角色。
把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再简化一下，就是抛弃自由放任原则，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干预，以确保足够的总需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必须刺激有效需求，即刺激消费和刺激投资。它导致了西方国家经济从自由主义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转折，被称作“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的这一套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后人称为“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很快风靡西方经济学界，成为居于主流地位的一大经济学流派。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开创了市场经济的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联合起来，共同影响经济，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同时得以发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把“凯恩斯主义”作为国策长期奉行，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的出现。以至于凯恩斯信徒把战后这一时期称为“凯恩斯时代”，把凯恩斯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救星”和“战后繁荣之父”。
其实，可以把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学说看作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适用条件，不能绝对化地说哪个是绝对真理。它们都是人类社会不断应对经济变化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应根据具体情况做取舍。
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
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 762元，实际增长11.4%，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那么，农民的增收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具体分析的话，可以发现，在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里，除了外出务工、农产品收入和第二、第三产业的收入之外，最直接的增收因素是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各种财政补贴。
2006年以来，中央财政采取农村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完善粮食“三补贴”、发放农资综合补贴、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试点范围、支持农村金融改革、推进支农资金整合等政策措施，仅前三个季度，就已经向农村投入财政资金1 500亿元左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说的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中的142元，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财政政策也是宏观调控的一部分，但是它常常会被人忽略，因为它的调控总是默默无声。那么财政政策调控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财政政策的定义很宽泛，它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
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某些情况下财政政策无需政府预先作出判断和采取措施就会自行发挥作用。财政政策的这种自动稳定发挥作用模式被称为“自动稳定器”，其作用工具主要包括累进所得税、社会福利支出和农产品价格维持。下面我们来逐个分析一下：
第一，累进所得税。一般来说，当经济运行处于通货膨胀时，应当增加税收，从而减少社会总需求；当经济运行趋于衰退时，应当减少税收，从而扩大社会总需求。累进所得税制度就具有这种自动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内在稳定机制。
个人所得税，具体来说，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经济衰退，个人收入会降低，符合纳税规定的人数相应减少，税基相对缩小，适用的累进税率也相应下降，税收就会自动减少。由于税收的减少幅度会超过个人收入的减少幅度，税收便会产生一种推动力，防止消费与投资需求过度紧缩，减缓经济的萎缩程度，从而达到防止经济进一步衰退之效。这一点后面还会提到，在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公司所得税，具体来说，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经济衰退，企业利润会降低，符合纳税规定的企业相应减少，因而税基相对缩小，适用的累进税率相对下降。税收就会自动减少。由于税收的减少幅度大于企业利润的减少幅度，税收便产生一种推力，防止企业投资需求过度减少，减缓经济萎缩程度，从而发挥反经济衰退的调节作用。而在经济繁荣时期，由于经济高涨，企业利润会增加，符合纳税规定的企业相应增多，因而税基相对扩大，适用的累进税率相对上升，税收就会自动增加。
由于税收的增加幅度会大于厂商利润的增加幅度，税收便产生一种阻力，防止企业投资需求过度膨胀，从而发挥反通货膨胀的调节作用。
增值税对投资也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纳税人在计算增值额时，扣除外购固定资产的价值。因此，对这部分价值存在重复征税问题，客观上可以起到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
第二，社会福利支出。社会福利支出包括失业救济金以及各种福利支出。失业救济金，其发放有一定的标准，发放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失业人数的多少。在经济萧条时期，随着国民收入的下降，失业人数的增多，失业救济金的发放趋于自动增加，从而有利于抑制消费支出的持续下降，防止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在经济繁荣时期，随着国民收入上升，失业人数减少，失业救济金的发放就趋于自动减少，从而有利于抑制消费支出的持续增加，防止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各种福利支出，其发放也有一定的标准，发放的多少取决于就业与收入状况。在经济萧条时期，个人收入下降，随着符合接受福利支出条件的人数增加，作为转移性支出之一的福利支出趋于自动增加。这样，有利于抑制私人消费支出的持续下降，防止经济衰退的进一步加剧。在经济繁荣时期，就业增加，个人收入上升，随着符合接受福利支出条件的人数的减少，作为转移性支出之一的福利支出趋于自动减少。这样，有利于抑制私人消费支出的持续增加，防止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三，农产品价格的自动稳定作用。按照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政府要把农产品的价格维持在一定水平上。高于这一价格水平时，政府抛出农产品，压低农产品价格；低于这一价格水平时，政府收购农产品，提高农产品价格。这种农产品价格维持制度对经济活动的波动也较为敏感。在经济萧条时期，随着农产品价格下降，政府收购剩余农产品的支出自动上升。这样，就会增加生产者的收入，维持生产者既定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在经济繁荣时期，伴随着通货膨胀，农产品价格上升，政府抛出农产品。这样，既可以抑制农场主收入和消费的增加，又可以稳定农产品价格，防止通货膨胀。
拉弗曲线：画在餐桌上的抛物线
1974年的一天，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和一些著名记者及政治家坐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他拿来一张餐巾并在上面画了一幅类似倾斜的拋物线的图，向在座的人说明税率与税收收入的关系税率高到一定程度，总税收收入不仅不增长，反而开始下降。这便是著名的拉弗曲线。
那么，拉弗曲线的含义是什么呢？对于整体经济调控有什么意义呢？
“拉弗曲线”试图说明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税收并不是随着税率的增高在增高，当税率高过一定点后，税收的总额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还会下降。因为决定税收的因素，不仅要看税率的高低，还要看课税的基础即经济主体收入的大小。过高的税率会削弱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积极性，因为税率过高企业只有微利甚至无利，企业便会心灰意冷，纷纷缩减生产，使企业收入降低，从而削减了课税的基础，使税源萎缩，最终导致税收总额的减少。当税收达到100%时，就会造成无人愿意投资和工作，政府税收也将降为零。
拉弗曲线问世20多年来，并没有多少国家的实践证明拉弗的这一假设，但经济学家们大都相信：税收会造成社会总经济福利的减少，过高的税率带给政府的很可能不是税收增加的美好前景。
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里根将拉弗所提出的“拉弗曲线”理论作为“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重要理论之一，并以此提出一套以减少税收、减少政府开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纲领。里根执政后，其减税的幅度，在美国的历史上实为罕见，经济增长也出现当时少有的景气，可以说“拉弗曲线”理论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拉弗曲线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从理论上看，拉弗曲线缺乏体系的完整性，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拉弗曲线的成立必须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必须满足五个条件：“私有制生产关系和市场体系、封闭经济背景、国民收入的预算分配效应低于企业和私人的分配效应、储蓄转化为投资、不存在税负转嫁。”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两点：完全竞争市场体系和封闭经济环境。然而，在现实经济中这两个前提都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想的市场体系，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在国际间较易自由流动的是资本要素，而不是劳动力。资本天生具有追逐剩余价值的特性，投资者会选择税率低的国家和地区，低税率给资本输入国家和地区带来就业和税收收入的大幅增长。资本的低税率“比较优势”，使开放经济的税率与税收的函数关系表现为一条单调递减的曲线。而劳动力受国家政策、文化环境、历史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际间流动很困难。在这点上，拉弗曲线最多只能为降低企业所得税提供理论依据，而无法为降低个人所得税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拉弗曲线描述的是长期经济条件下税率对税收和经济的影响。在短期，各项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结果，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正是这种“时滞作用”，使短期税率与税收的函数关系表现为一条单调递增的曲线。
第三，拉弗曲线忽视了阶层分析方法，只注意了收入与赋税的关系，而忽视了收入后面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群，把不同收入的人简单地抽象为“人们”。累进税分为超额累进税和全额累进税两种，各国一般采用超额累进所得税。累进税意味着，收入越多、征税的比例越大。低收入者并不负担高税率，因而不会受高累进税率的伤害。真正负担高税率的只是高收入者额外高的那部分收入，所以高税率只对这部分收入产生较大的副作用。
第四，拉弗曲线的工作观是功利的，不能完全解释人们努力工作的原因。高累进税率影响工作的结果可能有三种：一种是拉弗曲线所预言的，一些高收入者宁愿进税率影响工作的结果可能有三种：一种是拉弗曲线所预言的，一些高收入者宁愿要更多的闲暇而不是更多的工作；一种情况是一些人会更努力工作，以便赚更多的钱来弥补赋税的损失。
第五，拉弗曲线将个人收入全部视为劳动收入，而忽视了非劳动收入。根据拉弗曲线理论，边际税率越高，闲暇的代价就越小，因而旷工增加，加班减少，人们用于提高技术水平的时间也相对减少，因此，高边际税率妨碍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劳动生产率下降。“合理的税率应当既能获得财政收入，又能刺激生产，因而不易过高，这也是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常使用减税政策的原因。”这种说法看上去理由充分，但是，个人所得分为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征收对象不同，税率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亦不同。随着个人所得税率的逐步增加，理性人将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来增加收入，直至工作极限；然后，增加闲暇时间，减少工作时间，个人收入也随之减少。因此，对劳动收入轻征税、对非劳动收入重征税，有助于鼓励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充当调控主角的存款准备金
银行（bank）起源于板凳（bench）。起初只是兑换货币，后来增加新业务，替有钱人保管金银，别人把金银存放在他的保险柜，它给人开张收据，并收取一定的保管费。天长日久，有聪明人看出其中门道，虽然每天都有人存，有人取，但他们的保险柜里，总有些金银处于闲置状态，很少有保险柜被提空的情况。于是兑换商玩起“借鸡下蛋”的把戏，别人每存一笔钱，他们只在手中保留一部分，剩下的则悉数贷出去。被兑换商保留在手里的那部分金银，就是后来的存款准备金。
你是否理解存款准备金作为调控手段的意义呢？
我们常听到经济新闻里提到存款准备金，那么存款准备金是做什么的呢？金融机构必须将存款的一部分缴存在中央银行，这部分存款叫做存款准备金；存款准备金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比例则叫做存款准备金率。举个例子，如果存款准备金率为7%，就意味着金融机构每吸收100万元存款，要向央行缴存7万元的存款准备金，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为93万元。倘若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7.5%，那么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将减少到92.5万元。
准备金本来是为了保证支付的，但它却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就是赋予了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职能，并最终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金融制度演进到今天，原来的“副产品”已经成为“拳头产品”，上升到了主要地位。准备金保支付的作用倒不那么显山露水了，因为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融通资金的渠道越来越宽，应付客户提款，已经不像早期那样过分依赖准备金了。
在存款准备金制度下，金融机构不能将其吸收的存款全部用于发放贷款，必须保留一定的资金即存款准备金，以备客户提款的需要，因此存款准备金制度有利于保证金融机构对客户的正常支付。最简单地说，就是各家银行需要交给人民银行保管的一部分押金，用以保证将来居民的提款，而如果押金交得比以前多了，那么银行可以用于自己往外贷款的资金就减少了。
随着金融制度的发展，存款准备金逐步演变为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当中央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时，金融机构可用于贷款的资金增加，社会的贷款总量和货币供应量也相应增加；反之，社会的贷款总量和货币供应量将相应减少。
央行决定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对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旨在防止货币信贷过快增长。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也进一步凸显，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不减。而投资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信贷增长过快。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相应地减缓货币信贷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一般来说，存款准备金率这一货币工具被认为是比较猛烈的货币政策手段。
那么上调存款准备金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是银行。存款准备金减少，贷款利润会减少，这对于目前仍然以存贷利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银行的业绩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会催促银行更快向其他利润来源跟进，比如零售业务、国际业务、中间业务等，这样也会进一步加强银行的稳定性和盈利性。
其次是企业。由于资金紧张，银行会更加慎重选择贷款对象，倾向于规模大、盈利能力强、风险小的大企业，这会给一部分非常依赖于银行贷款的大企业和很多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造成一定影响。强者更强。
最后是股市。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对股市的影响非常有限，幅度比预期低，而且就目前大部分银行的资金来说，都还比较充裕，这个比例对其贷款业务能力影响相当有限；另一方面，市场很早就已经预期到人民银行的紧缩性政策，所以股市在前期已经有所消化，只是在消息出台时的瞬间反映一下而已。
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调节器
这是来自福建省的一条新闻：2009年福建省共有近6万名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进行了个税自行申报，共申报年所得207.64亿元。其中，有近2万人申报了财产性收入所得。具体说有14 840人申报了利息、股息、红利所得，5 113人申报了财产转让所得和租赁所得，他们共申报年所得近88亿元，人均财产性收入近44万元。得益于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福建省第一季度限售股个税净增8 278万元。受此影响，该省财产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增长了270.5%。
新闻的主题就是个人所得税，那么个人所得税在我国是怎样执行的呢？
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应税所得为征税对象所征收的一种税。个人所得税作为直接参与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税种，它最早于1799年在英国创立，目前已是世界各国普遍开征的一个税种，并成为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最主要的税收来源。而且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收入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也迅速增加，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已确立了主体税种的地位，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由于它不仅具有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而且承担着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的职能，所以它有着其他税种所无法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个人所得税被广泛认为是各税种中最能体现公平的“良税”，备受各国政府的青睐。
美国就是个人所得税征收非常成熟的国家。美国人有句俗话：“世上有两件事你逃不过：一件是死亡，另一件就是缴税。”税收是美国政府赖以生存的财政基础，而个人所得税（简称个税）则是整个税收最重要的部分。在近几年美国联邦财政总收入中，平均约有43%来自个人所得税，而公司所得税只占7%。因此，上至美国总统，下到平民百姓，纳税成为每个人的义务和职责。据统计，美国全部个人收入约40%要交给税务局。
在美国，除了小孩外，几乎每个成年居民都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根据税法的规定，只要你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人，美国政府就要对你的收入征税；即使你拿了绿卡后不住在美国，你也必须为在海外的收入向美国缴纳个人所得税。据美国国内收入局统计，2005年约有1.83亿美国人申报2004年度的个人所得税，按全美约2.9亿人口来算，即约2/3的美国人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从高收入者纳税额的比例也可以看出美国税法的公平原则。虽然美国几乎每个成人都要纳税，但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群体所缴纳的税款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总额的60%以上，是美国税收最重要的来源。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每年巨大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占人口少数的富人缴纳的，而不是占纳税总人数绝大部分的普通工薪阶层。
我国个人所得税超过50%是来自于普通的工薪阶层，这与经济学中的“二八定律”（即通常来说20%的富人应该缴纳80%的个税）相去甚远。因此，如何提高高收入者个税监管的针对性一直是我国税务机关面临的一道难题。凡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所得的，以及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所得的，均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
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向和要求看，大幅度增加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让普通百姓吃到更多“蛋糕”应该是改革目的和方向。因此，无论财政收入现状和收入分配改革方向都要求中国在税收上对民众实行减税让利政策。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是怎样征收的呢？
一、工资、薪金所得，适用9级超额累进税率，按月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征税。该税率按个人月工资、薪金应税所得额划分级距，最高一级为45%，最低一级为5%，共9级。
二、适用5级超额累进税率。适用按年计算、分月预缴税款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的全年应纳税所得额划分级距，最低一级为5%，最高一级为35%，共5级。
三、比例税率。对个人的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按次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的比例税率。其中，对稿酬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并按应纳税额减征30%；对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性收入畸高的、特高的，除按20%征税外，还可以实行加成征收，以保护合理的收入和限制不合理的收入。
但是现在中国出现两种倾向：中低收入者纳税、缴费不少并且一个也跑不了，而暴富者、高收入者纳税偏低并且偷税漏税现象既严重又普遍。统计数据显示的我国个税征收工薪阶层贡献最大就是例证。因此，减税是现阶段税改主基调，但从调节贫富悬殊、调控房地产市场等方面讲，应是对多数人减税、对少数人增税。如收入分配的税收调节，首先要对个人所得税涉及的多数人减税，其次是对富裕人口、特富人口增加新的调节税种。
财政赤字：影响国家经济的债务
财政部发布的2008年财政收支情况显示，财政收入增速为19.5%，财政赤字1110.13亿元。专家认为相比西方国家赤字率，我国依然较低。
2008年1~12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为61 316.9亿元，同比增长19.5%。这低于2007年32.4%的增速水平。其中10、11两个月，财政收入出现多年不见的负增长。10月同比下降0.3%，11月下降至3.1%。以绝对值来看，四季度各月接连下降，延续了全年收入增幅前高后低、逐月快速下降趋势。
2008年前11个月，我国实现了1.224万亿元的盈余，并且2007年也有财政盈余。但为刺激经济，2009年年底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12月份，全国财政支出16 601.69亿元，同比增长30.8%。综合统计，2009年全国财政支出执行初步统计数为62 427.03亿元，同比增长25.4%。据此计算，2009年我国出现了1 110.13亿元的财政赤字。
财政赤字指的是什么呢？它对我国整体经济有什么影响呢？
所谓财政赤字，是指一个财政年度中，政府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出现了收支差额。为什么叫赤字呢？了解会计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差额在进行会计处理时，需用红字书写，这也正是“赤字”的由来。赤字的出现有两种情况：一是有意安排，被称为“赤字财政”或“赤字预算”，它属于财政政策的一种；二是预算并没有设计赤字，但执行到最后却出现了赤字，也就是“财政赤字”或“预算赤字”。
当一个国家财政赤字累积过高时，就好像一家公司背负的债务过多一样，对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对于该国货币亦属长期的利空，且日后为了要解决财政赤字只有靠减少政府支出或增加税收，这两项措施，对于经济或社会的稳定都有不良的影响。一国财政赤字若加大，该国货币会下跌，反之，若财政赤字缩小，表示该国经济良好，该国货币会上扬。
而当国家出现了财政赤字，就会通过政府的开支，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财政赤字的规模，赤字规模越大，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也越大；二是同样规模的财政赤字，采用不同的弥补方式，对宏观经济产生响也越大；二是同样规模的财政赤字，采用不同的弥补方式，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
我们知道，一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国有资产经营收益、政府收费和国债。自然，政府可以用新增的税收、收费或国有资产经营收益，来消除赤字。但是，这些方式或者远水解不了近渴，或者实行起来会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
那么最可行的消除赤字的方法有哪些呢？
第一，动用历年结余。动用历年结余就是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收入大于支出形成的结余来弥补财政赤字。
财政出现结余，说明一部分财政收入没有形成现实的购买力。在我国，由于实行银行代理金库制，因此，这部分结余从银行账户上看，表现为财政存款的增加。当动用财政结余时，就表现为银行存款的减少。因此，只要结余是真实的结余，动用结余是不会存在财政向银行透支的问题。但是，财政结余已构成银行的信贷资金的一项来源，随着生产的发展而用于信贷支出。
财政动用结余，就意味着信贷资金来源的减少，如果银行的准备金不足，又不能及时通过适当地收缩信用规模来保证财政提款，就有可能导致信用膨胀和通货膨胀。因此，财政动用上年结余，必须协调好与银行的关系，搞好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平衡。
第二，增加税收。增加税收包括开增新税﹑扩大税基和提高税率。但它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并不是弥补财政赤字稳定可靠的方法：
首先，由于税收法律的规定，决定了不管采用哪一种方法增加税收，都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法律程序，这使增加税收的时间成本增大，难解政府的燃眉之急。
其次，由于增加税收必定加重负担，减少纳税人的经济利益。所以，纳税人对税收的增减变化是极为敏感的，这就使得政府依靠增税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意图往往受到很大的阻力，从而使增税可能议而不决。
最后，拉弗曲线标示增税是受到限制的，不可能无限地增加，否则，必将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恶果。
第三，增发货币。增发货币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一个方法，至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仍采用这种方法。但是增发货币并不是让印钞厂加班加点，多印些钞票就能搞定。而且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的增长速度，但是过量的货币发行必定会引起通货膨胀，将带来恶性后果。因此，用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第四，发行公债。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政府发行国债，政府成了债务人，企业和个人成了债权人，这样做，只是资金使用权发生了转移，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并没有增加，所以，一般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从债务人的角度来看，公债具有自愿性﹑有偿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公债具有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的特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发行公债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认购者都有好处，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也最易于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但是政府发行公债对经济并不是没有影响的：首先，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公债发行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其次，当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持有公债时，通过货币乘数会产生通货膨胀效应。因此，政府以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并不意味着一国经济由此而避免了通货膨胀压力。
总之，赤字无法避免，但赤字不能像滚雪球一样，无限增大，需要掌握一个度。这个限度既取决于自身状况，如国家的经济状况、财政实力，也要依据经验数据，进行科学分析。目前，国际上评价财政赤字的常用指标有两个：一是赤字率，即赤字在GDP中的比重；二是负债率，也就是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经验表明，赤字率在3%以内，负债率控制在60%以内，财政赤字就基本是安全的。
金融统计：为宏观经济“把脉”
福州金融业是近代史上较为发达的行业之一，其统计产生也较早。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金融业之一的典当开始兴盛，统计随之建立。福建官钱局有光绪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1900—1908年）每年发行银元票数量统计。
民国二年有保险业统计。据私营保险统计，私营保险公司有外商在福州设的26家，其中英国16家，美国3家，日本4家，荷兰、挪威、丹麦各1家。民国四年，华商保险公司还经营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其他保险分类统计，有保户花名册及收付登记。
上面列出的都是金融统计，或者说是金融统计的雏形。那么金融统计有什么意义呢？
金融统计是国家统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综合、灵敏、及时、准确、系统的特点，为国家宏观调控、制定货币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可靠的金融统计数据。
当经济出现明显波动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感觉出来。比如遇到通货膨胀，什么东西都变贵了，钞票不值钱了；当有通货紧缩时，什么生意都不好做了，工作不好找了。但当经济异常只是刚露出苗头时，人们的感觉就不那么灵敏了，昨天的菜价跌了，今天东边的楼盘又涨了，您怎么判断这就是通货膨胀或是通货紧缩？这时金融统计的作用就显现出来，它把成千上万个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记录、统计和汇总：这个月全国增加了多少存款，发放了多少贷款，货币供应量有多少……人们通过这些数据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性的分析，就能够判断当前的经济运行状况，能对未来较短时期内的经济走势有一个相对明确的预期。
中央银行制定政策，要以金融统计数据作为依据。举例来说，2003年，统计数据显示货币供应量明显增长偏快，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央行票据，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回笼基础货币、冻结商业银行的流动性。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信贷投放过快，商业银行在第一季度3个月内就完成全年信贷投放计划的一半，这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人民银行在2006年4月27日召开“窗口指导”会议，在4月28日上调贷款基准利率，在8月19日再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出台这些政策的意图就是为了控制贷款投放节奏，适度抑制过度投资。
那么，金融统计数据是怎样形成的呢？
每年全国各地不知有多少人去银行开户、存款、贷款，不知有多少企业在与银行发生着资金往来。但用不了几天，全国存款规模、贷款规模、货币供应量等指标的年度数据就摆在决策者的案头。别小看那些小小的数字，它们就是金融统计数据的初始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要得出最后数字，首先需依靠各类金融机构为它报送以各种实际业务为基础的数据。数据只有标准一致才方便汇集加总，中国人民银行为此专门建立了通行的统计制度，统一科目，统一数据指标，规范数据源，制定编码规则。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各类数据被分门别类、井井有条地加工处理，最后的统计结果很快就能显示出来。
当然，中国人民银行还会开展的几项制度性统计调查：
企业景气调查。对象为5 000户工业企业，调查涉及27个行业，包括月度企业财务状况调查和季度企业问卷调查的部分内容。
储户问卷调查。中国人民银行按季度在全国50个大中城市调查约20 000名储户，内容涉及人们对未来的收入和物价的预期，当前及未来的消费、储蓄以及投资的意愿等，以此反映人们的储蓄、消费、投资行为及心理预期的
变动。
银行家问卷调查。对全国各类银行机构负责人进行的季度问卷调查。
企业商品价格调查。调查对象是在国内生产并且在国内销售的物质商品，反映批发物价水平的月度变动情况。这项调查及上述几项调查，是中央银行判断经济形势从而制定金融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
现阶段，我国的金融统计体系还不够成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金融统计与地方经济统计和国民经济统计的关联度差。金融统计一向孤立地就金融数据而分析金融数据，与地方及国民经济统计相脱节，货币指标与财政指标、经济指标缺乏比照和关联，这种单一的数据能够说明的内容很少，辖内的金融运行到底是否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无从分析，地方经济对金融的制约和影响也无从预测。
再比如在日常统计工作中存在重报表、轻分析，重数据收集、轻成果运用的不良倾向。统计工作本应注重数理分析，整合孤立、零散的数据为工作服务，不幸的是，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统计人员的最终成果只是形成厚厚的统计表，日复一日，简单重复，不愿从数字中去挖掘其所代表的内涵，报表一成，万事大吉，分析报告往往是老生常谈、照搬照套，造成数据和结论两张皮，统计成果没有得到有效运用，不能发挥统计对金融运行的参照、校正、改进功能。
但是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也应该学会去解读金融统计数据，因为几个简单的金融统计数字背后，往往隐藏了中国金融运行的真实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