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大崩盘：10年萧条的序幕
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对于美国的经济以及股民来说，都是最黑暗的一天。上午10点，纽约证券交易所刚一开市，猛烈的抛单就席卷而来，“抛！抛！抛！”所有股票成了烫手的山芋，不计价格、不计成本，只要抛掉就好，经纪人被“抛”得发晕，交易大厅一片混乱，随之而来的就是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股指从最高点386点跌至298点，跌幅达22%。这是纽约交易所112年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以这个被称作“黑色星期二”的日子为发端，美国乃至全球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10月29日，股市彻底崩溃。当天美国钢铁公司的65万股股票以每股179美元出售，却找不到一个买主，于是其股价开始下跌，就像传染病一样，紧接着一个接一个公司的股票都开始下跌，大崩盘终于来临。股票成为废纸，数字全无意义，一个煤炭公司的老板看着正在下跌的指示板，倒地死在了他经纪人的办公室里。无数昔日的“百万富翁”一觉醒来便一贫如洗。一些开船出海游玩的富人们回来后发现，他们已变成了身无分文的贫民。当时跳楼的绝不仅仅是股价。
那么，这次股市崩盘是怎样引起的呢？
1929年，美国股市发生大崩盘，随即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这是一场持续了1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并扩展到了所有工业化国家。股市崩盘仅仅是萧条的序幕，但却给当时的投资者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
无论股票还是房地产、艺术品的价格都有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当乐观情绪及其市场效应成为常规，价格会涨得很高，然后因为种种原因跌到谷底。价格的下跌总比上涨更加迅猛。
20世纪20年代对美国来说是值得回味的美好岁月，但是没有人能预见到暴风骤雨的悄悄逼近——人人都认为形势一片大好，盲目乐观，包括美国总统先生；
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机导致房地产市场的炙手可热与虚假繁荣；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放松银根导致大量资金流入股市，从而推动股票价格的上涨；
大人物们对股市的推波助澜；
胡佛总统的当选进一步使股市大热；
保证金交易制度使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向华尔街。
在股市上涨的荣景中，整天都将股票经纪人的办公室挤得满满的，大家宁可留在屋里注意股价的变动，也不去关心都发生了什么。
那么当时有没有人预感到这场风暴的来临呢？答案是有。
普尔出版社出版的《商业投资周刊》在1928年秋天就曾提及股票大骗局，而《商业金融时报》也一改往日作风，开始大幅报道坏消息。《纽约时报》也刊登股价已涨得太高，股市必会崩盘的报道，并多次宣布股市其实已经崩盘。美国股市分别在1928年6月、12月及1929年2月休市过几次。但不幸的是，对股市走势存疑的投资人，仍无法从中嗅出任何蛛丝马迹，因为股价仍持续走高。
此外在1929年，美国的经济已经开始走入困境，工业生产、货物运输和房舍建筑的效益均逐渐下降。但是，这种萧条的情况并不算太严重，若在股市崩盘前说经济会有所好转，这倒是合理的假定。加尔布雷斯指出，股市崩盘时，大家都未预测到经济大萧条即将来临。
1929年9月20日，大家发现英国企业家哈崔原来就是一个一流的大骗子，他伪造股票、发行未经授权的股票。有些人认为这项丑闻削弱了投资大众对纽约股市的信心，同时也是股票大崩盘的导火线。另一解释则是，公用实业麻州分部，在10月初驳回艾迪生公司股票分割的申请，并对外宣称股价已飙得太高，引发投资大众的恐慌。
但是这种种迹象和时间都未能充分解释股市大崩盘的起因。事实上股市大崩盘如何开始并不重要，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让投资荣景破灭，这正是投资荣景的本质。
尽管股市“回档”，但在9月和10月间，并未出现任何崩盘的明显迹象。在9月间，经纪人融资给顾客的金额暴增了6.7亿美元，创下单月增加金额的新高。隐遁的金融专家克鲁杰接受《周六晚报》访谈，令投资大众相当振奋，但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大骗局。同年10月15日，费雪教授发表著名演说，指出“股市已上涨到相当平稳的状态，我预期股市在几个月内，还会创下新高、成交量会比现在更好。”
尽管如此，几天以后股市又传出另一项坏消息。像《纽约时报》这类对股市现状持悲观看法的媒体，不断小心地提醒投资大众股市即将崩盘。同年10月21日，星期一股市交易量略微超过600万美元，是历年来美国股市单日成交量的第三大。连续几天的庞大成交量后，股市行情板无法显示即时的价位，在中午时仅能报出1个小时前的股价，到当天收盘前，差异已拉大到仅能报出1小时40分钟前的股价。在股价大涨的多头市场，这种时间差异倒还不打紧，但在股价开始下跌时可就不一样了。这种无法显示即时行情的缺失，不但让投资人更为紧张，也促使投资人加速抛售股票。
最终，灾难还是到来了，纸上富贵付诸东流。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对过去进行反思，在1929年年初，股市大热时，最现实的选择就是有意识地策划股市下跌，如果听之任之，日后将会发生严重灾难——
（1）当时的美联储采取了两种收效甚微的传统的控制手段：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政府证券，收进现金，但是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各商业银行不在此列，可以照旧为股市提供现金；无法长期坚持抛售等。
提高再贴现率（各商业银行向所在辖区的联邦储备银行借款利率），由于各方反对，一直拖到1929年夏天，错过最佳时期。
（2）联邦储备系统本身不作为。出于谨慎的目的，它未要求提高保证金比例；对火爆行情，它关心的不是限制投资，而是推卸责任。
（3）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沉默，市场恐慌情绪蔓延。1929年3月26日，股市大跌。米切尔的国民城市银行的出尔反尔，招来一片批判声。从而让美国政府与联邦储备当局全选择了不干预政策。
现在回过头再去看看，导致1929年股市崩盘的原因是什么呢？
（1）金本位放松了银根，刺激了投机。从股市的角度看，1927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根据一种长期被接受的观点，就是在这一年播下了末日性灾难的种子。责任在于一次慷慨但又愚蠢的国际主义行动。英国恢复实行以前或者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维系黄金、美元和英镑之间关系的金本位制。接着，黄金便从英国和欧洲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政府大量买进发行在外的证券，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使抛售政府证券的银行和个人持有了备用现金。因联邦储备系统放松银根而变得可利用的资金不是投资于普通股，就是帮助别人融资购买普通股（而这点更加重要）。这样，人们就有了资金，并匆匆投入股市。
关于联邦储备当局在1927年采取的行动是随后投机与股市崩盘的罪魁祸首的观点从来也没有被真正动摇过。这种观点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就在于它简单易懂，并且为美国人民和美国经济开脱了一切重大罪责。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是假设，只要能够筹集到资金，人们总会进行投机。这种解释仅仅证明了人们在经济问题上重新偏信那些不可思议的胡话。
（2）投资信托放大了投机热。20世纪20年代末，最著名的投机品种就是投资信托或投资公司股票，它们的发行方案更能满足公众对普通股的需求。投资信托不是创办新的企业或扩大已有企业，而只是一种旨在通过成立新公司来让股民持有已有公司股票的安排。
在投资信托中，杠杆是这样发挥作用的：通过发行债券、优先股和普通股来购买品种不同的普通股组合。当采用这种方法购进的普通股价格上涨（总是这样假设股价走势）时，信托中债券和优先股的价格基本不变。因为债券和优先股的价格是固定的，派生于一个特别规定的回报率。投资信托所持有的证券组合因增值而产生的利润，全部或大部分分配给投资信托的普通股。结果，投资信托普通股的价格奇迹般地上涨。
次贷危机：风起于青萍之末
2007年是黄金大涨的一年，是美元快速贬值的一年，同样也是世界经济遭受沉痛打击的一年，这一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开始泛滥。在2008年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次贷危机第五波风暴席卷而来，有着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再也挣扎不下去了，当地时间9月14日宣布申请破产保护，15日道指暴跌504点。
那么次贷危机是怎样产生的呢？它对美国经济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巴西雨林一只可爱的花蝴蝶，轻轻拍打它的翅膀，就有可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引发一场风暴。”这是著名的蝴蝶效应，而在2006年，美国金融界的一次蝴蝶效应直接打开了金融危机的大门，进而拖累了全世界。
从2006年年底开始，随着美国房价增速趋缓和放贷违约率的小幅升高，美国出现了对房地产泡沫的零星质疑声音。这种质疑声音在2007年年初开始放大，并开始获得媒体和社会的关注。
当时美国社会的主流声音并不否认房地产出现了泡沫。他们认为，美国房地产价格可能高估了15%~20%，但这是正常的，宏观经济向好的情况下这种泡沫也是在可控范围内的，受需求影响难以出现楼市崩盘的情况。当时观察人士普遍没有考虑到房价下跌可能产生的对美国投行的冲击，他们认为，即使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也主要是影响到建筑领域和部分房贷提供商。
2007年3月13日，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第一次引发了股市的恐慌，道琼斯指数下跌242.7点。经营次级房贷的新世纪金融公司于当日被纽交所紧急终止交易，理由是美国证监会认为其面临巨大的流动性危机。自此，次级房贷的风险开始为人们所认识，但人们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会为各大投行带来危机。
随着标准普尔和穆迪调低次级债评级，以及美国新屋销售量的下滑，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2007年7月开始，人们对次贷危机的关注焦点转移到投资银行领域。
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旗下对冲基金可能大面积亏损和房贷商亏损的预期是2007年6月25、26日美国股市大跌的主要原因。这些预期都变为了现实，贝尔斯登最终被JP.摩根收购。那么作为中央银行的美联储采取了什么样的挽救行动呢？美联储自2007年9月18日开始了降息行动，但这并不能挽救美国股市的趋势。道琼斯指数于2007年10月9日见顶于14164点，随后进入漫漫熊市。
那么，次贷危机因何而起？这次危机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们知道如果个人从银行获得贷款买房，对于银行来说，这些贷款就是未来获得收益的资产。近年来美国的银行进行所谓的“金融创新”，把很多个这样的贷款“打包”，定制成债券，命名曰“次级债券”，出售给其他的金融机构或者投资者。因为一旦出售这些债券之后，这些贷款的风险就分担给了其他投资者，所以银行就更有动力贷款给个人买房。一定程度上，因为贷款变得更容易了，所以贷款买房的人也就更多了，所以房价就往上涨。
在一个房价上涨的市场里，那些以房贷为背景的债券的风险也就变小了。因为就算有人还不起贷款，投资者也可以把房子轻松地处理掉。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些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就很乐意持有这样的债券。所以银行也就更加大胆地放贷款，房价也就继续涨，投资者就更喜欢这种“次级债券”。
除了这种循环之外，对于银行来说，按照会计准则本来贷款是需要计提准备金的，因为贷款毕竟是有风险的。这些准备金就减少了银行可用的资金，影响了银行的利润。可是，如果对于同样的贷款，银行持有的是对应于这些贷款的次级债，则不需要计提准备，这样银行可以运用的资金就大大增加了。所以这些由银行发放的债券，最后又回到了银行自己手上。
本来次级债的逻辑是，如果把很多人的贷款打成一个包，那么其中某个个体违约的风险就被其他人分散了，于是次级债降低了直接面对借款人的风险。可是，因为前面说过的逻辑，正因为银行可以以此把风险转嫁给其他投资人（或者自己），所以银行的风险控制不像过去那么强，即使可以分散个体的风险，但是整体的风险是没法用这种伎俩减少的。而且，对于同样的贷款，原来需要计提准备金预防风险，现在通过债券化便不用计提准备金，难道仅仅通过债券化，原来打算违约的借款人就会不违约了吗？
2006年年底，上规模的房贷违约开始出现。很多时候是借款人在银行或者其代理机构的销售代表的“半哄半骗”之下（可想而知，当时这些销售代表有多么大的动力去完成销售任务），签署了以他们的收入根本无法还清的房贷。这时候起，两个自然的结果导致了后来的金融危机：①面对这些大量违约的房贷，银行当然只能收回这些房产然后在房地产市场里出售，于是大幅增加了房地产的供给；②银行开始对房贷更加审慎，审批更加严格，于是获得新的房贷的人就变少了，这样对房产的需求就变小了。
与此同时，因为物价上涨，一部分是因为油价高企，美联储开始提高利息来打压物价。可是同时，提高后的利率也让供房的借款人很难过，以及减少大家借钱买房的动力。很有可能这也促成了后来的危机。
一些不良效应产生了：一些处在还贷与否边缘的借款人，开始觉得原来的借款协议不再有含义：“为什么我要为现在只值18万元的房子还25万元的贷款呢（原来房价可能值28万元）？”于是这些人选择违约，而不是继续供房，这当然继续增加房产的供给，打压房地产价格；其他房产的所有者，本来是用信用卡等工具从银行获得贷款大量消费，银行之所以肯借钱给他们正是看到他们不断升值的房产，但是一旦房产市场价值开始下降，银行就不再愿意借那么多钱给他们消费，于是消费者手上的现金变少；回到金融危机上来，那些建立在房贷基础上的次级债券，在房地产价格大幅下降和违约率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开始被信用评级机构从AA降到CC，再降到“垃圾债券”，所以这些次级债券的市场价格就开始跳水!
在次级贷款的安排下，借款人买房的首付金额可以低于20%，甚至降至零首付，而且利息也非常优惠，在最初的2～3年中仅需要按照很低的利率支付利息，或者头几个月免息，在随后的年份中支付浮动的贷款利息。在这样的优惠政策下，低收入者大都拥有了住房，使得美国政府倡导的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得以有所保证，也满足了美国政府的政治需求。由于房价不断攀升，使得低收入者都以为可以通过房屋的增值来偿还贷款利息。对于放贷机构而言，次级贷款的利率水平比普通贷款要高，可以弥补房贷机构承受的更大风险。在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房产价格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即使贷款者无法偿还贷款，房贷机构仍可以出售抵押物即房产获得收益。正是在这种看似安全的策略指引下，房贷机构发放了大量的次级贷款，在随后房地产市场繁荣发展的时间里，这一策略确实运行良好，居者有其屋，放贷者也能够顺利收回贷款。
更糟糕的是面对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景象，华尔街上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金融机构也想从次级贷款的买卖中分一杯羹。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不同，不开展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业务，它们的业务活动主要是证券经纪、一级市场上的证券承销和二级市场上的证券交易。20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的资产证券化技术为投资银行进入次贷市场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它们从房利美、房地美和其他大银行处买入次级贷款证券化后的债券，又以此为基础发行新的债券，一部分自己持有，一部分出售给投资者获得买卖价差收益。这些由次级贷款衍生出来的债券，包括两房、商业银行发行的和投资银行发行的在内，我们都称之为次级债。这样一来，次级贷款市场进一步扩大，不仅仅包含了次级贷款本身，还包括了市场上其他的与次贷相关的衍生产品。
终于，美国楼市开始萎靡，房价下跌，购房者难以将房屋出售或通过抵押获得融资。由于贷款不能按期收回，放贷机构以及购买次贷债券的投行和对冲基金等开始出现大额亏损。随着2007年8月2日，贝尔斯登表示，美国信贷市场呈现20年来最差状态，欧美股市全线暴跌开始，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席卷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那么，这次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要大于上次的互联网危机。由于互联网产业并不是影响国计民生的核心产业，因此互联网泡沫破灭较少冲击到实体经济。而次贷危机由于涉及美国的金融业，因此不可避免地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
房价涨势停止和现房存货的增加，将使得建筑商不愿开始新的工程，在现有工程结束后，他们将解雇工人。受在建工程工期的影响，这一现象将滞后于房价疲弱3~6个月。随着失业率的上升，美国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降低，耐用品订单将出现显著下滑。耐用品订单的下滑，将影响到上下游企业，并引发进一步的非农就业人口下降。
伴随耐用品需求疲软的是服务业需求的疲软。美国服务业不仅是GDP贡献的主要部门，也是边际资本创造就业最多的部门。服务业就业数据不佳，将使得美国居民收入进一步降低。
遭遇次贷冲击的金融部门的存货灭失（次贷资产减计），产生了迫切的融资需求，这吸收了经济体内的很多货币资本。这些资本本可投向其他产业产生新的就业，但现在却用于弥补金融部门资产亏空。这使得美国经济创造就业的能力大幅降低，失业人口节节攀升。
回眸日本金融危机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股票市场和土地市场热得发狂。从1985年年底到1989年年底的4年里，日本股票总市值涨了3倍。土地价格也是接连翻番，到1990年，日本土地总市值是美国土地总市值的5倍，要知道美国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两个市场不断上演着一夜暴富的神话，眼红的人们不断涌进市场，许多企业也无心做实业，纷纷干起了炒股和炒地的行当——全社会都为之疯狂。
幸福来得太快了。正当人们还在陶醉之时，从1990年开始，两个市场迅速走向崩溃，股票价格和土地价格像自由落体一般往下猛掉，许多人的财富一转眼间就成了过眼云烟，上万家企业迅速关门倒闭。经济繁荣如同昙花一现，人们形象地称其为“泡沫经济”。
那么，日本的经济泡沫是怎样产生又是怎样破灭的呢？
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不仅低端产品在国际上有很强的竞争力，就连钢铁、摩托车、家电、汽车等行业也因为物美价廉而在世界上有极强竞争力，并且还在不断扩大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但是一场突然而至的经济危机却毁了这一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开始了缓慢的恢复，而带来经济发展契机的是1950年的朝鲜战争，这次战争让日本成为所谓联合国军的战略后方，大量战略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日本，而运输成本太大的物资则在日本就地生产，就这样日本经济的机器日夜不停地运转了起来，比如大家熟悉的电器厂商三菱重工，就是当年生产坦克大炮的，至今日本人还保留了这些生产线。
同时日本的消费市场也火爆起来。各国军人在日本吃喝玩乐，也带动了当地巨大的消费需求，由此日本经济一发不可收，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元气已经基本恢复，且发展神速；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一个可以叫板美国、和美国争霸的阶段，日本对美国的统治地位形成了威胁。当时日本GDP达到了美国GDP的一半，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个性张扬的日本人则开始到处收购，比如收购好莱坞，收购洛克菲勒帝国大厦，要知道那个时候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不是在“911事件”中倒下的世贸大厦，而是洛克菲勒帝国大厦，这个华尔街的标志性建筑。日本人坚定地认为超过美国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1 000亿美元，美国感受到来自日本的强大经济威胁。这使得美国人惊呼，日本要和平买下整个美国。
这个时期，日美贸易顺差加大，而美国面对日益增长的贸易赤字，忧心忡忡，坐立不安。焦躁的美国人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加大出口，减少进口，以此达到贸易平衡。于是美国利用对日本的控制能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被美国从军事、政治上控制，也就被间接地控制了经济）制订了一个现在来看完美的打击日本经济的行动。
在当时看来，美元兑日元贬值的要求很合理，于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的比价在3个月内就从263日元降低到200日元，再降低到1986年的152日元和1987年的121日元。
日本人只看到了贸易平衡，却没想到，日元不断升值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日本，预期日元升值。热钱进入日本后，根据热钱赢利稳定、变现方便的特点，分别进入日本的股票、房地产、实体企业（主要以对赌形式进入）、古董文物，导致日本房地产、股市大幅度上涨，资产泡沫化开始严重起来。
这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美国政府又要求日本政府自动约束出口——1989年日美《维持市场秩序协定》签订后，日本被迫采取对美出口的自动限制措施，日美彩电摩擦才平息下来。
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各种手段，限制、打击日本的出口企业。1985年达成协议，禁止日本的9种钢铁商品进入美国市场。
这时日本经济终于出现了问题，怎么办呢？美国建议日本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于是日本开始降低利率，加大国内建设。日本政府为了刺激内需，大幅降低利率水平，给予房地产行业很多优惠政策。热钱大量进入房地产、股票而开始抬高日本房屋价格，股票也不停上涨;日本企业因为企业利润下滑和房地产、股票市场的赚钱效益显现，也大量涌入。日本老百姓在存钱利息下降和房屋价格不停上涨的局势下，让曾经藐视虚拟经济的日本人民的投资欲望空前高涨（过半日本家庭加入股票市场），理财成为日本的时髦。于是，股票和房屋价格直线上涨，日本土地价格也飞涨。
在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美国股市创下当时的历史最大暴跌纪录。为了保持美国市场的吸引力，避免陷入危机，美国政府要求日本继续保持低利率和宽松的金融政策，日本从而放任了泡沫的膨胀。
这之后，美国金融界大量潜入日本，赚取日圆升值利润，利用金融杠杆对赌等。
股市、房市的上涨迫使日本央行实行宏观调控，不得不推行货币紧缩政策，日元利率上涨到6%，大量热钱开始撤离日本股市、房市，日本股市、房市应声下跌。在1997年的时候，日本股市已经开始从40000多点下跌，步入经济萧条阶段。自从1990年开始，日本股市见高点以来一直处于漫漫熊市。然而即使此时已经跌了7年，日本股市的平均市盈率仍然达到惊人的150倍。比2008年中国股市6124点时候股市平均70倍市盈率，还多了2倍多。股市的下跌使得日本大量中产阶级破产，而房地产的下跌则使得日本资产阶级破产。
1991年日本经济正式步入崩溃，直到2003年才开始在中国经济强劲带动之下走出低谷，这段时间被日本人称为“失去的10年”。（其实总时间跨度远不止10年。）
美国的泡沫经济
18世纪末，22岁的时候就被选为下院议员的亨利·桑顿注意到，无论哪个时期，在过了几年相对繁荣的好日子之后，经历一场恐慌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回顾他所处的那个世纪的历史，他看到英格兰经历了以下年份的经济危机：1702年、1705年、1711—1712年、1715—1716年、1718—1721年、1726—1727年、1729年、1734年、1739—1741年、1744—1745年、1747年、1752—1755年、1762年、1765—1769年、1773—1774年、1778—1781年、1784年和1788—1791年。在这18次经济危机中，每一次都是经济自我复苏，而且多数时候经济在复苏后都会上升到更高水平的稳定状态。但是，每一次复苏都只有几年时间，随后又会发生新的危机，并再次摧毁经济。
亨利·桑顿发现的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周期，经济危机是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经济繁荣是经济周期的高峰阶段。
那么经济周期是怎样变化的？普通民众应该怎样应对经济周期呢？
经济周期也称商业周期、商业循环、景气循环，它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它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人人都讨厌的经济危机就是和经济周期的波动密切相关。
说到经济周期，表现最典型的就是美国。1783年，美国建国后，分别于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20—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1948—1949年、1957—1958年、1969—1970年、1974—1975年、1980—1982年、1990—1991年多次发生过经济危机。而其中又以1857年和1929—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我们就主要说一下这两次经济危机。
1857年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普遍生产过剩危机。这次危机也是第一次在美国、而不是在英国开始的危机。由于英国对美国铁路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故美国铁路投机的破产对英国也造成了很大的震动。1847年经济危机结束后，从1850年开始的周期性高涨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世界贸易急剧扩大，19世纪50年代世界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额比前20年提高了2倍。机器工业的发展，运输业的革命，新兴国家和新兴部门卷入国际商品流通，以及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都促进了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大。
1848年至1858年，美国建成的铁路约达33 000千米，超过了其他国家所建铁路的总和。而英国在40年代的建设热潮中，所铺设的铁路却只有8 000千米。美国铁路事业的蓬勃发展，按道理应会带动其冶金业的大发展，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而且，这一时期，美国生铁产量长期停滞不前，棉纺织业的增长速度也不快。与此同时，铁轨、生铁、机车、棉布和其他英国制成品的进口却增长得十分迅速，英国产品充斥美国市场阻碍了美国冶金业和棉纺织业等当时的重要工业部门发展。
随着危机的爆发，美国的银行、金融公司和工业企业大量倒闭。仅1857年一年，就有近5 000家企业破产。粮食生产过剩，粮价和粮食出口下降，加上英国工业品的激烈竞争，促使了美国经济危机的加深。反过来，英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美国经济危机的打击。由英国向之提供资金的美国银行、铁路、商业公司纷纷破产，也使英国的投资者持有的有价证券急剧贬值。
1857年秋季，美国还爆发了货币危机，整个银行系统瘫痪了，美国的货币危机在10月中旬达到了顶点，当时纽约63家银行中有62家停止了支付，贴现率竟然超过了60%，股票市场行市则下跌了20%~50%，许多铁路公司的股票跌幅达到80%以上。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英国和欧洲大陆，引发了一阵又一阵的破产浪潮。
1857年经济危机波及面很广，之后，爆发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其后，奴隶制的消灭、宅地法的实施、重工业的发展，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864年2月25日，联邦国会通过了《国民银行体系法》，使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通货，初步建立了一体化的金融体制，改善了之前由于各地滥设私立和州立银行而导致通货混乱、储蓄缺乏保障、信用不良、资金不稳的状况。
1869年以后，美国银行的资本积累率高达45%~60%，吸收外国资本也从1869年的15亿美元增加到1897年的34亿美元，有力缓解了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资金紧缺。而从那之后，由于美国经济也进入了一段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期，而正是在这段平稳期内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逐渐超过了英国，美国也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这种局面到了20世纪20年代又被彻底打破。
1920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经济危机。危机过后，美国经济在股票、债券等“经济泡沫”的影响下迅速增长，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奇迹。从1923年直到1929年秋天，每年的生产率增长幅度达4%。与此同时，整个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都在发生变化。
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虽然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但这一繁荣本身却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首先是美国农业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农村购买力不足。1919年时农场主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6%，而在1929年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8.8%，农场主纷纷破产。此时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收入的1／3左右。
其次，是美国工业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极端不均衡。工业增长主要集中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而采矿、造船等老工业部门都开工不足，纺织、皮革等行业还出现了减产危机，大批工人因此而失业。
这一时期兼并之风盛行，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全美最大的16家财阀控制了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53%，全国1／3的国民收入被占人口5%的最富有者占有；另一方面，约60%的美国家庭的生活还挣扎在仅够温饱的每年2 000美元水平上下。更为严重的是，有21%的家庭年收入不足1 000美元。此外，国际收支中的潜在危机也加深了美国经济的潜在危机。美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力同消费品供应大大超过国内外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大危机的到来。
1929年上台的总统胡佛是一位靠个人奋斗起家的“美国英雄”。他在竞选演说中对人民许诺，“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两只鸡，家家有两辆汽车”。但由于胡佛在经济领域顽固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典理论，在随后到来的经济危机中应对无力，从而使他的诺言成为一张永远无法兑付的空头支票。当年10月24日，一场经济危机风暴席卷美国。这次危机使生产下降的幅度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失业率之高，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
从10月29日开始的一周内，美国人在证券交易所内失去的财富达100亿美元。为了维持农产品的价格，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代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银河”。到1932年，钢铁工业下降了近80%，汽车工业下降了95%，至少13万家企业倒闭，占全国劳工总数1／4的人口失业。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意在讽刺胡佛总统。除此之外，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被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身上盖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纽约大街上流行这样一首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
但后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成功地把经济危机的影响转移到欧洲，这次危机之后，美国不但没有冲进地狱，反而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同盟国提供军事供应而一举奠定了自己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美国还是多次经历经济危机的冲击，而这次的金融海啸更被誉为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百年难遇的一次经济危机的最好例证。透过这次金融海啸，我们不难发现，不管在“非理性繁荣”的包装下，美国经济看起来有多么光鲜，但实际上美国经济模式的本质还是“从泡沫中来到泡沫中去”的“泡沫经济”。
无法逃开的经济周期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上一次金融危机是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的破灭。当时，纳斯达克从1998年10月的1569点上升到2000年3月的5132点后，就开始暴跌。从2000年3月暴跌到2002年10月，从5132点暴跌到1108点。跌幅超过八成，下跌时间为2年半。
由此看来，美国经济上一次高潮是在2000年，离目前大约八年。也就是说，大约八年为一个经济周期。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平均2年一个发展阶段。
这里所说的经济周期的阶段是怎么回事呢？经济周期都有哪些类型呢？
经济周期理论在金融界十分引人瞩目，从19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段时期，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数十种经济周期理论。鉴于这些理论的数量如此之多，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特意指定当时著名学者哈伯勒撰写了《繁荣与萧条》一书，来对以往的各种理论进行总结。此后，仍有很多学者关注这一理论的发展，并将其应用到经济生活的很多领域。
经济学家将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由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变动方向来唯一确定。有趣的是，经济学家们发现每一个阶段都对应着表现超过大市的某一特定资产类别：债券、股票、大宗商品或现金。
在衰退阶段，经济增长停滞。超额的生产能力和下跌的大宗商品价格驱使通胀率更低。企业盈利微弱并且实际收益率下降。中央银行削减短期利率以刺激经济回复到可持续增长路径，进而导致收益率曲线急剧下行。债券是最佳选择。
在复苏阶段，舒缓的政策起了作用，GDP增长率加速，并处于潜能之上。然而，通胀率继续下降，因为空置的生产能力还未耗尽，周期性的生产能力扩充也变得强劲。企业盈利大幅上升、债券的收益率仍处于低位，但中央银行仍保持宽松政策。这个阶段是股权投资者的“黄金时期”。股票是最佳选择。
在过热阶段，企业生产能力增长减慢，开始面临产能约束，通胀抬头。中央银行加息以求将经济拉回到可持续的增长路径上来，此时的GDP增长率仍坚定地处于潜能之上。收益率曲线上行并变得平缓，债券的表现非常糟糕。股票的投资回报率取决于强劲的利润增长与估值评级不断下降的权衡比较。大宗商品是最佳选择。
在滞胀阶段，GDP的增长率降到潜能之下，但通胀却继续上升，通常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归于石油危机。产量下滑，企业为了保持盈利而提高产品价格，导致工资—价格螺旋上涨。只有失业率的大幅上升才能打破僵局。只有等通胀过了顶峰，中央银行才能有所作为，这就限制了债券市场的回暖步伐。企业的盈利恶化，股票表现非常糟糕。现金是最佳选择。
那么经济危机都有哪些类型呢？100多年来，经济学家们根据各自掌握的资料提出了不同长度和类型的经济周期。
基钦周期：短周期。短周期是1923年英国经济学家基钦提出的一种为期3~4年的经济周期。基钦认为经济周期实际上有主要周期与次要周期两种。主要周期即中周期，次要周期为3~4年一次的短周期。这种短周期就称基钦周期。
朱格拉周期：中周期。中周期是1860年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提出的一种为期9~10年的经济周期。该周期是以国民收入、失业率和大多数经济部门的生产、利润和价格的波动为标志加以划分的。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周期或长波。长周期是1926年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一种为期50~60年的经济周期。该周期理论认为，从18世纪末期以后，经历了三个长周期。第一个长周期从1789年到1849年，上升部分为25年，下降部分为35年，共60年。第二个长周期从1849年到1896年，上升部分为24年，下降部分为23年，共47年。第三个长周期从1896年起，上升部分为24年，1920年以后进入下降期。
库兹涅茨周期：另一种长周期。这是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库涅茨提出的一种为期15~25年，平均长度为2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由于该周期主要是以建筑业的兴旺和衰落这一周期性波动现象为标志加以划分的，所以也被称为“建筑周期”。
熊彼特周期： 1936年，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以他的“创新理论”为基础，对各种周期理论进行了综合分析后提出的。熊彼特认为，每一个长周期包括6个中周期，每一个中周期包括三个短周期。短周期约为40个月，中周期约为9~10年，长周期为48~60年。他以重大的创新为标志，划分了三个长周期。第一个长周期从18世纪80年代到1842年，是“产业革命时期”；第二个长周期从1842年到1897年，是“蒸汽和钢铁时期”；第三个长周期从1897年以后，是“电气、化学和汽车时期”。在每个长周期中仍有中等创新所引起的波动，这就形成若干个中周期。在每个中周期中还有小创新所引起的波动，形成若干个短周期。
被捏碎的非理性投机泡沫
当郁金香开始在荷兰流传后，一些机敏的投机商就开始大量囤积郁金香球茎以待价格上涨。不久，在舆论的鼓吹之下，人们对郁金香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倾慕与热忱，并开始竞相抢购郁金香球茎。1634年，炒买郁金香的热潮蔓延为荷兰的全民运动。当时1 000美元一朵的郁金香花根，不到一个月后就升值为2万美元了。1636年，一株稀有品种的郁金香竟然达到了与一辆马车、几匹马等值的地步。面对如此暴利，所有的人都昏了头脑。他们变卖家产，只是为了购买一株郁金香。就在这一年，为了方便郁金香交易，人们干脆在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内开设了固定的交易市场。正如当时一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谁都相信，郁金香热将永远持续下去，世界各地的有钱人都会向荷兰发出订单，无论什么样的价格都会有人付账。在受到如此恩惠的荷兰，贫困将会一去不复返。无论是贵族、市民、农民，还是工匠、船夫、随从、伙计，甚至是扫烟囱的工人和旧衣服店里的老妇，都加入了郁金香的投机。无论处在哪个阶层，人们都将财产变换成现金，投资于这种花卉。”1637年，郁金香的价格已经涨到了骇人听闻的水平。与上一年相比，郁金香总涨幅高达5 900％！1637年2月，一株名为“永远的奥古斯都”的郁金香售价高达6 700荷兰盾，这笔钱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幢豪宅，而当时荷兰人的平均年收入只有150荷兰盾。
就当人们沉浸在郁金香狂热中时，一场大崩溃已经近在眼前。由于卖方突然大量抛售，公众开始陷入恐慌，导致郁金香市场在1637年2月4日突然崩溃。一夜之间，郁金香球茎的价格一泻千里。虽然荷兰政府发出紧急声明，认为郁金香球茎价格无理由下跌，劝告市民停止抛售，并试图以合同价格的10％来了结所有的合同，但这些努力毫无用处。一个星期后，郁金香的价格已平均下跌了90％，而那些普通的品种甚至不如一颗洋葱的售价。绝望之中，人们纷纷涌向法院，希望能够借助法律的力量挽回损失。但在1937年4月，荷兰政府决定终止所有合同，禁止投机式的郁金香交易，从而彻底击破了这次历史上空前的经济泡沫。
我们常听到经济泡沫的说法，那么经济泡沫是怎样定义的呢？它与经济危机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什么是经济泡沫呢？最常用于经济研究中的泡沫的定义是，无法解释的那部分资产价格运动，它建立在我们称之为基本面的基础之上。基本面是各种变量的集合体，我们认为这些变量应该驱动资产价格的变化。在一种特殊的资产价格定义的模型中，如果我们对资产价格的预测产生了严重的偏差，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说存在着某种泡沫。
泡沫位于金融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结合处。对大规模的资产价格运动的最新解释倾向于将心理学排在第一位，这不仅受到惨淡的过去所发生的故事的影响，而且受到在1997年、1998年和1999年这些危机年份里发生的大多数事件的影响。早期产生的泡沫大多是由基本面因素驱动的，它们源自金融学与经济学这些更基本的因素的结合处，心理学因素不过是其背景而已。比如荷兰郁金香狂热、密西西比泡沫和南海泡沫，它们均被看做是私人资本市场疯狂的范例。
金融行为学家发现，有这样几种心理问题在泡沫时期最容易发生：其一，“锚定效应”。大多数泡沫具有的典型特征是，在最后一个阶段到来前，价格和增值效应通常都会延续相当长时间，这使得投资者改变了预期，认为高价格是合理的。其二，“羊群效应”。即便很多精明的专业投资人，也总是试图“与泡沫一起膨胀”，而不是努力避免泡沫，在价格上涨过程中，他们通常认为随大溜比采取与众不同的方法更安全，循规蹈矩比特立独行犯错误的可能性更小。其三，认知失调。人们总是倾向选择那些“可以坚定我们选择”的观点，比如，市场在疯狂时期的特征之一是，人们对定价过高的预警，总是不感兴趣，甚至很愤怒。其四，灾难忽略与灾难放大。对于发生概率较小的负面事件，投资者总是侥幸地认为“很难发生在我身上”，而灾难一旦发生，他又总是担心“祸不单行，更大的灾祸在后面”。
在经济过热与市场恐慌中，货币因素十分重要。芝加哥学派认为，当局总是愚蠢的，而市场总是聪明的，只有当货币供应量稳定在固定水平或以固定增长率增加时，才能避免经济过热和市场恐慌。然而，现实的悖论是，银行家只把钱借给不想借钱的人。当发生经济崩溃时，银行体系必然受到冲击，除了货币数量的变动外，将出现银行对信贷进行配额控制，这势必造成某些资本运行环节当中的信用骤停和流动性衰竭。
尽管如此，著名货币学派理论家欧文斯通坚决反对在危机时扩大货币供给，而赫伯特·斯潘塞的表述更为尖锐：“保护人类免尝愚蠢行为的苦果，其结果只会让全世界都变得愚蠢。”
对此，金德尔伯格认为，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应该固定不变，但在危机期间它应当是富有弹性的，因为良好的货币政策可以缓解经济过热和市场恐慌，也应该可以消除某些危机。其依据主要是对1720年、1873年和1882年的法国危机，以及189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危机的研究。这几次危机中都没有最后贷款人出现，而危机后的萧条持续久远。
金融危机的完整过程：首先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抓住了新的利润机会，并开始追求这一新的利润，而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繁荣阶段的过剩本质就会真正体现出来，这时，金融体系将经历一个“痛苦”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急于扭转经济扩张的过程，这一扭转方式就像爆发了市场恐慌。在过热阶段，人们手中的钱都用来购买不动产或流动性较差的金融资产，没有钱的人则借钱从事这一行为。但随之而来的经济恐慌阶段正好与此相反，财富从不动产或金融资产转向货币，或转而偿还债务，这种行为终于导致商品、房屋、土地股票和债券价格的崩溃，也就是说，任何成为经济过热的投资对象的东西，其价格都将崩溃。
我们观察历史上的金融危机，类似于上述过程的金融危机有30多次，基本上是10年出现一次。其获取利润的对象早年从硬币到花卉到房地产或土地，近年则从债券到基金到股票乃至于衍生产品，举凡能带来利润的，都是投资（投机）的对象。但这种投资要转化成危机，还要经历一个理性的非理性过程。
经济过热：谁是最后一个贷款人
小孩子喜欢玩一种扔爆竹的游戏，但是，如果Ａ小孩向Ｂ小孩脚下扔的是一个哑炮，Ｂ小孩拣起这个哑炮扔给了Ｃ小孩，Ｃ又扔给了Ｄ，依此类推，直至Ｙ小孩扔给了Ｚ，这个哑炮终于在Ｚ的脸上炸开并炸瞎了Ｚ的双眼。这里，Ａ是远因，Ｙ是近因，中间还有从Ｂ到Ｗ的一系列连接点。那么，谁该对这件事情负责呢？
这个小小的比喻可以看成是金融危机发展的一个过程，金融危机是在种种因素的传递累积中爆发的。那么谁该对金融危机负责呢？
金融危机原因是投机行为和信用扩张，近因则是某些不起眼的偶然事件，如一次银行破产、某个人的自杀、一次无关宏旨的争吵、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暴露或是拒绝为某些人贷款以及仅仅是看法的改变。这些事情使市场参与者丧失了信心，认为危机即将来临，从而抛出一切可转换为现金的东西诸如股票、债券、房地产、外汇和商业票据。当所有需要货币的人都找不到货币了，金融领域中的崩溃便会传导到经济中的各个方面，导致总体经济的下降，金融危机的来临。
投机要成为一种“热”，一般都要在货币和信贷扩张的助长下才能加速发展，有时候，正是货币和信贷的最初扩张，才促成了投机的狂潮。远的如举世皆知的郁金香投机，就是当时的银行通过发放私人信贷形成的；近的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纽约短期拆借市场扩张所促成的股票市场繁荣。事实上，在所有的从繁荣到危机的过程中，都有货币或者是银行信贷的影子，而且，货币的扩张也不是随机的意外事件，而是一种系统的、内在的扩张。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一旦启动了信贷扩张，规定一个停止扩张的时点是否现实呢？并且，这能否通过自动法则完成呢？
对历史事件进行类聚研究后可以看出，只要当局稳定或控制一定数量的货币Ｍ，不管是控制货币的绝对量，还是根据既定趋势控制货币的供应量，都会导致经济更加过热。这是因为：如果货币的定义以特定的流动资产形式被固定下来，并且经济过热后以该定义之外的新的方式将信贷“货币化”，那么，虽然以旧的方式定义的货币不会增长，但其流通速度会加快；现代经济中，人们很难确定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因此，货币扩张不太可能通过货币稳定政策稳定下来，再推而广之，货币还是会推动“热”之更热，危机还是不可避免。
从人类进入市场经济以来，人类总是在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的开头，都是无可指责的理性的行为方向。
关于市场金融，各经济学派分别持有不同观点，而金德尔伯格教授在书中，就对各派观点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评述。
货币主义者很乐观，他们认为不可能存在导致不稳定的投机。理由是，投机者往往在价格上涨时买进、下跌时售出，由于其高买低卖，必将导致亏损，因此他们很难生存下去。而金德尔伯格认为，投机与贪婪是形成欺诈的人性基础，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欺诈者与受害者的关系是一种被捆绑在一起相互满足并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欺诈是由需求决定的，它遵循着凯恩斯的需求决定供给的法则，而非萨伊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论。在经济繁荣时期，财富被不断创造出来，人们的贪婪欲望也随之增大，欺诈者便应运而生。这种状况就像很多绵羊等着人们来剪毛一样，欺诈者一旦出现，它们就献出自己作为牺牲品。毕竟，没有什么事比眼看着一个朋友变富更困扰人们的头脑与判断力了。
众所周知，在经济过热与市场恐慌中，货币因素十分重要。芝加哥学派认为，当局总是愚蠢的，而市场总是聪明的，只有当货币供应量稳定在固定水平或以固定增长率增加时，才能避免经济过热和市场恐慌。然而，现实的悖论是，银行家只把钱借给不想借钱的人。当发生经济崩溃时，银行体系必然受到冲击，除了货币数量的变动外，将导致银行对信贷进行配额控制，这势必造成某些资本运行环节当中的信用骤停和流动性衰竭。
尽管如此，著名货币学派理论家欧文斯通坚决反对在危机时扩大货币供给，而赫伯特·斯潘塞的表述更为尖锐：“保护人类免尝愚蠢行为的苦果，其结果只会让全世界都变得愚蠢。”
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应该固定不变，但在危机期间它应当是富有弹性的，因为良好的货币政策可以缓解经济过热和市场恐慌，也应该可以消除某些危机。其依据主要是对1720年、1873年和1882年的法国危机，以及189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危机的研究结果。这几次危机中都没有最后贷款人出现，而危机后的萧条持续久远。
但是，将这种观点简单理解为设立一个最后贷款人也是肤浅的。如果市场知道它会得到最后贷款人的支持，就会在下一轮经济高涨时期，较少甚至不愿承担保障货币与资本市场有效运作的责任，最后贷款人的公共产品性会导致市场延迟采取基本的纠正措施、弱化激励作用、丧失自我依赖性。因此应该由一个“中央银行”提供有弹性的货币，但是，责任究竟落在谁的肩上还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如果不使市场迷失方向的话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向市场传递了一个不确定的信息，使市场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救。有适度的不确定性，但不能太多，才有利于市场建立自我独立性。
这也就产生了两类投机者的问题，即内部人和外部人的问题。一般来说，内部人往往采用投机手段驱使价格不断上涨，并在价格最高点将投机物品出售给外部人，从而导致了市场的不稳定。而外部人则在价格最高点购进商品，又在内部人采取措施使市场价格下跌时在谷底卖出商品。外部人的损失等于内部人的收益，市场整体没有变化。
在一般情况下，每一个具有不稳定性的投机者，必有另一个具有稳定性的投机者与之对应，反之亦然。但职业性的内部人一开始通过加速价格的上升及下跌来扰乱市场，而高买低卖的业余外部人与投机热的牺牲者相比，对价格的操纵能力较低，前者只是在投机的后期才影响到后者。损失以后，他们又回到其正常的工作中，继续储蓄以备另一次赌博。
另一个有关高买低卖、具有不稳定性的外部投机者的例子是依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具有启迪意义的历史故事。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应该是理性的。1720年春，他写道：“我可以计算天体的运动，但无法计算人类的疯狂。”因此，他于4月20日出售了持有的南海公司股票，获得了100%的高额利润，约为7 000英镑。不幸的是，进一步的冲动随即又抓住了他，受那一年春季和夏季风靡全球的投机热传染，他在市场最高点时买入了更多的股票，最后损失了20 000英镑。许多经历过这类灾难的人都有这种非理性的习惯，最终他将这段经历抛诸脑后，在其一生余下的时间里，他甚至不能再听到南海之名。
但是，即使每一个参与者的行为看起来都是理性的，各个阶段的投机或是内部人和外部人的投机仍可能导致经济的疯狂扩张和恐慌。这就是所谓的组成谬误，即总体与各部分之和不等。每个人的行动都是理性的——或应当是理性的，但并不等于其他人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如果某人行动十分迅速，先于他人买进并卖出，他可能会做得很好，就像内部人所做的那样，即使这个时候总体的情况看起来很糟。超过资本实际价值的任何增长都仅仅是想象中的事情；不管普通算术如何延伸，1加1永远都不会等于3个半，结果，任何虚拟价值都将是某些人或另一些人的损失。对此，唯一的阻止办法是及早出售，让魔鬼抓住最后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