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好改的基本上都改了，剩下来的都是些硬骨头。之所以改不下去，主要原因是深化改革必将触及既得利益集团。当下，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官僚体系和拥有垄断特权的国有企业。

在改革初期，推进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工业企业的股份制和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等，基本上都是帕累托改善（Pareto Improvement）。在改革中各个阶层都获得了好处。尽管各个集团所获得的好处并不均等，但是很少有人在改革中明显受损。

金融和财税体制改革必然属于卡尔多改善（Kaldo Improvement）。在改革中有一部分人获益，而另外一部分人难免受损。如果能够改善总体效益，并且能够将一部分收益转移出来补贴受到损失的人，改革才具有可行性。可是，由谁来完成这个收益的转移呢？必须找到一个能够代表整体利益的主体。从理论上讲，这个主体只能是发动和主持改革的中央政府。可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必须通过各级地方政府才能贯彻执行。各级政府往往有着自身利益，并且和各种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利益冲突使得许多改革措施难以落实。在利益冲突下，主导卡尔多改善的主体经常缺位。

改革面临着一个悖论，改革依靠的力量恰恰是改革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从这一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金融和财税体制改革被推迟到了今天，还可能被继续推迟下去。

众所周知，拖延改革就会逐步滑向危机。如果呼唤危机意识的努力不见成效，那么，也许只有借助于危机的冲击来教育大家，打破僵局。在吃了亏之后，痛定思痛，痛下改革的决心。从哲学上来说，危机就是一种对系统不均衡状态的强制性调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例如，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都曾遭遇多次金融危机。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例如亚洲四小龙也多次遭遇金融危机。俄罗斯、巴西、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新兴经济体也都遭遇过金融危机，谁说中国具有避免金融危机的先天免疫力？我们不知道危机在什么时候发生，也不知道危机冲击的强度有多大。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在金融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上无所作为，那么爆发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概率将越来越高。也许只有危机才能打破改革悖论。

有人总强调目前还不具备改革的条件。什么是条件具备？如果听信既得利益集团，开征房产税的条件永远也不可能具备。由于害怕风险而无所作为才是当前最大的风险。讨论税制改革方案，首先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大局，是否有利于大多数人民群众，而不能只看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眼色。如果开征房产税能够得到90%以上的民众拥护，有利于稳定局势，缩小贫富差距，增强社会稳定，就具备了开征房产税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