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的选择。安徽小岗村偷偷地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立竿见影。中央抓住这个典型，立即向全国推广，掀起了农村改革的高潮。经过总结、提高，没有理论，创造了理论。

后来，模仿农村承包制搞了企业承包。本意是想建立多干多得的激励机制，没料到在国有企业内存在预算软约束。只要侵蚀国有资产，不多干也能多得。承包制受挫，转过头来搞股份制。摸石头过河，摸不着了，没关系，换个地方再摸。

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模式，在维持原有国有经济体系的情况下放开民营经济，价格双轨制应运而生。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价格双轨制的弊病也越来越明显。于是在1988年提出价格闯关。一闯就闯了大祸，物价暴涨。没有摸到下一块石头，赶紧掉头。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比例越来越小，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价格关没闯过去，混过去了。

事实上，摸着石头过河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随着改革的深化，摸石头的成本也逐步上升。出台一项新政很容易，可是要纠正其失误的代价也许很高。于是，人们开始注意“总体联动”，顶层设计。

周其仁教授指出：“改革进城之后，遇到的问题复杂了，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大体在1986年的时候，开始对整个国民经济体制，包括物价、税收、商业、进出口、财政体制等，考虑相互联系，准备综合性的总体改革方案，国家还专门设立综合改革方案办公室。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体制改革决定，就比较系统了。”邓小平说他的印象是一部新的政治经济学。当时还没有“顶层设计”这个词，但已经有了这个内容。同时，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十三大前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对此做了大量系统的调查研究，准备了方案，提交给十三大讨论通过。

到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了市场经济问题，涉及的体制面更为广泛，后来有了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50条，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提出要让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又过了十多年，应该是制定“十二五”的时候，政府正式提出“加强顶层设计”，意思是改革不能互相打架，不能这里通了那里又不通，要有通盘考虑。

这些经验都很有意义。其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几次通盘规划改革，还要一次次地再发动？究竟是原来的设计不全面，还是实施中遇到阻力就搁置了？现在看，改革目标的确定、方案的设计以及改革的实施，是互有联系的三个环节。目标要明确，不能摇来摇去；方案要系统和全面，考虑周详；实施则要看环境与战机，选好突破口。[注释]

也许若干年后，当人们编写中国经济改革史时，房产税改革也许会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从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始房产税试点以来，摸石头，时断时续，一摸十几年。到了2011年上海和重庆公布了“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总算摸到了一块石头。能不能踩着这块石头过河？看起来，没有把握。由于缺乏顶层设计，方案内部矛盾重重，相互打架。

房产税改革必须是整体税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单打一地推进房产税实际上是在加税，不符合总体减税的改革方向。仅仅对为数很少的别墅、豪宅征收房产税，不能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不能有效地提高资源分配效率，也很难完成中央和地方分税制改革的任务。

毫无疑问，房产税改革应当加速推进，再也不能进一步退两步，拖拖拉拉。可是，加速推进并不意味着可以鲁莽行事，慌不择路，饥不择食。当前，一定要强调顶层设计，从基本理论出发，搞清楚房产税的性质、开征房产税的目标。要在系统

工程的高度定量分析开征房产税对不同收入居民组的冲击，对国内生产总值，各部门产出、就业，物价水平的冲击。在综合平衡之后选取可行方案。多花些时间做研究，让各种观点相互碰撞，严肃地争论。宁肯慢点，但要好点，欲速则不达。当然，根据经济学理论进行的模拟也未必符合现实，还需要结合实际不断地调整。

房产税改革拖了好多年，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几个比较好的方案，我们在这里斗胆提出自己的方案，并且对其他各种说法提出批评或修改补充，目的就是希望引起认真的讨论。我们的看法未必正确、全面，欢迎不同意见出来争论，只有心平气和，认真严肃的争论才能使我们更接近真理。

推进税制改革就是要有魄力，要有声势，不能拖泥带水。我们期待着一场关于开征房产税的认真的争论，通过各种观点的交锋，相互切磋，尽快推出一套结合国情，切实可行的房产税改革方案来。

[1]参见周其仁，“摸着石头过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网站，2013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