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常年的劳动，可以理解为是这样的一种基金：它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的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基础。而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一般包括这个劳动的直接生产物，或是用这类生产物从其他国家购得的物品。

一个国家对于它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要看这个生产物或用这个生产物购得的物品在消费者的人数中是占有更大的或者更小的比例，以便更好或更坏地得到供给。

但是，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这个比例都必须受两种不同的事情支配：第一，它的劳动通常是受劳动的熟练度、技巧、判断力影响的；第二，是受被雇用在有用劳动上的人数和未被雇用在有用劳动上的人数成何比例的影响。无论一个国家有怎样的土壤气候和领土面积，它常年供给的丰啬程度在这个地位上总是取决于它们。

这个供给的丰啬在这两种事情中，似乎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一种。在未开化的渔猎民族中，每一个能够工作的人都多少会受雇于有用的劳动上并尽其所能以供给自身所需的生活上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供给自己家族内或部落内因老弱病而不能出去劳动的人。但这种民族是极其贫乏的，有时因为资源贫乏的缘故，迫不得已或者至少是觉得迫不得已，他们竟不得不直接去伤害他们的幼儿或他们的亲人或沾染痼疾的人，把他们遗弃，让他们饿死，或使他们被野兽吃掉。而在文明富庶的国家，虽然有许多人完全不从事劳动，其中还有许多人消费的劳动的生产物往往是大多数从事工作的人的十倍乃至百倍，但因为社会全部劳动的生产物极为丰富，所有人常常都有丰富的供给，哪怕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他是节省的、勤劳的，就能比任何一个未开化的人享受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劳动生产力得以改良的这种原因，以及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实行分配的次序，就是本书第一篇的主题。

在国家中，不管是用怎样的熟练度、技巧、判断力来劳动，只要这个状态继续下去，该国常年供给的丰啬就由常年被雇用在有用劳动上的人数与不被这样使用的人数持有怎样的比例决定。以后还会看到，无论在何处，有用的生产劳动者人数总是与运用多大的资本来推动他们去工作，以及这些资本通过什么特殊方法被使用有关。所以在第二篇，我们就要讨论资本的性质，资本渐次积累的方法以及因为资本的用途不同，其推动的劳动量也不一样。

劳动运用的熟练度、技巧和判断力已有相当进步的国家，对于劳动的一般的支配和指导会采用极不相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对于一个国家生产物的增多，并非同样有利。有些国家的政策重视奖励农村的产业，而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则重视奖励城市的产业。能够不偏不倚对待各种产业的国家，目前恐怕还没有。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是更有利于工艺、制造业和商业——即城市的产业，而更不利于农业（即农村的产业）。本书在第三篇就要说明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政策发生乃至确立的。

这各种计划最初也许会被特殊阶级的私人利益和偏见所左右，而不曾顾及或预料其对社会的全部福利的影响。可是，这些计划得以实施后却引发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其中有的人强调城市产业重要，有的人则强调农村产业重要。这些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左右着各国王公的政治行动。我将在本书第四篇尽我所能充分明确地解说这种种学说，并展示它们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已经产生了哪些主要影响。

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人民大众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各时代、各国家逐年供给国民消费的财富的性质。在本书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我们将讨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要努力说明三点：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经费，其中哪些应该出自全社会一般的赋税，哪些只应该出自社会上特殊的阶级或特殊的成员；第二，用什么方法来募集那些应该由全社会负担的费用，具体是怎样征集的，这些方法又有什么重要的利弊；第三，为什么近代各国政府几乎都习惯于把这个收入的某些部分作为债务的担保来发行公债，而这种债务对类似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这种现实的财富又会产生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