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被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被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提供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在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反过来说，家仆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虽由雇主垫付，但是事实上雇主却没有什么花费。制造业工人把劳动投在物上，物的价值便增加。这样增加的价值通常可以补还工资的价值并提供利润。家仆的维持费却是不能收回的。雇佣许多工人是致富的方法，维持许多家仆是致贫的途径。但是家仆的劳动亦有它本身的价值，像工人的劳动一样，应得到报酬。不过，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段时间，不会随生随灭。那似乎是把一部分劳动贮存起来，在必要时再提出来使用。那种物品，或者说那种物品的价格，日后在必要时还可用以雇佣和原为生产这种物品而投下的劳动量相等的劳动量。反过来说，家仆的劳动却不固定，亦不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上。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要把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

有些社会上等阶级人士的劳动，和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价值，既不固定或实现在耐久物品或可卖商品上，亦不能保藏起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例如，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陆军，都是不生产的劳动者。他们是公仆，其生计由他人劳动年产物的一部分来维持。他们的职务，无论怎样高贵，怎样有用，怎样必要，但终究是随生随灭，不能保留起来供日后取得同量职务之用。他们治理国事，捍卫国家，功劳当然不小，但是今年的政绩买不到明年的政绩；今年的安全也买不到明年的安全。在这一类中，当然包含着各种职业，有些是很尊贵、很重要的，有些却可说是最不重要的。前者如牧师、律师、医师、文人，后者如演员、歌手、舞蹈家。在这一类劳动中，即使是最低级的，亦有若干价值。支配这种劳动价值的原则，就是支配所有其他劳动价值的原则。但是在这一类劳动中，就连最尊贵的，亦不能生产什么东西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像演员的对白，雄辩家的演说，音乐家的歌唱，他们这些一般人的工作，都是随生随灭的。

生产性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劳动者，同样仰食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这生产物的数量无论怎么大，绝不是无穷的，而是有限的。因此，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则愈小，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少。反过来说，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大，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多。除了土地上天然生产的物品，一切年产物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

固然，无论在哪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都是用来供给国内居民消费的，给国内居民提供收入的，但是无论是出自土地还是出自生产性劳动者之手，它们都是一出来就自然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是用来补偿资本，补充从资本取出来的食料、材料和制成品的；另一部分，则或以利润形式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以地租形式作为地主的收入。就土地生产物来说，一部分用来补偿农场主的资本，另一部分用来支付利润，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支付地租作为地主的收入。就大工厂的生产物来说，一部分（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是用以补偿厂商的资本，另一部分则支付利润，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

用来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年产物，从来没有立即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至于一开始即指定作为利润或地租收入的部分，则可能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也可能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

把资财的一部分当做资本而投下的人，莫不希望收回资本并兼取利润。因此，他只用以雇佣生产性劳动者。这项资财，首先对其所有者提供资本的作用，以后又构成生产性劳动者的收入。从这样使用的时候起，他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那一部分资财，即由他的资本中撤出来，放在他留供直接消费的资财中。

非生产性劳动者和不劳动者，都需仰给于收入。这里所谓的收入可分为两项：一是，在年产物中有一部分，一开始即指定作为某些人的地租收入或利润收入；二是，在年产物中又有一部分，原是用来补偿资本和雇佣生产性劳动者的，但是在归到获得它的人们手中后，除维持他们的衣食外，往往不分差别地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例如，不仅是大地主和富商，就连普通工人，在工资丰厚的场合，也常雇用个把家仆，看回木偶戏。这样，他就拿一部分收入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并且他也应该要纳一些税。这时，他所维持的那些人，虽然尊贵得多，但是同样是不生产的。不过按照常情，原想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年产物，在还未用以雇佣本要雇佣的足够的生产性劳动者，推动他们的工作以前，绝不至于被移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劳动者在未做工获得工资以前，要想用一部分工资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是绝不可能的。而且，那部分工资往往不多。这只是他节省下来的收入；就生产性劳动者的情况来说，无论怎样，也节省不了许多，不过，他们总有一些。就赋税来说，因为他们这一阶级的人数是很多很多的，所以他们每个人所纳虽很有限，但是他们这一阶层所纳的却很可观。地租和利润，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所依赖的主要资源。这两种收入，最容易节省。它们的所有者可以用来雇佣生产者，亦同样可以用来雇佣不生产者。但是，大体上，他们似乎特别喜欢用在后一方面。通常大领主的费用用于供养游惰人们的多，用于供养勤劳人们的少。富商的资本虽只用来雇佣勤劳的人们，但是像大领主一样，他的收入也大都用来豢养不生产的人们。

我们说过，由土地或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年产物，一生产出来，就有一部分被指定为补偿资本的基金，还有一部分作为地租或利润的收入。我们现在又知道，随便在哪一国，生产者对不生产者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部分的比例。而且，这一比例在贫国和富国又极不相同。

今日欧洲各富国，往往将土地生产物的极大部分用来补偿独立富农的资本，其余则用以支付他的利润与地主的地租。但是在昔日封建政府林立的时候，年产物的极小部分已经足够补偿耕作的资本。因为那时候耕作所需的资本不过是几头老牛、老马，而它们的食物就是荒地上的天然产物，因此也可把它们看做天然产物的一部分。这些牲畜，一般也是属于地主的，而由地主借给土地耕作者。土地的其余产物也归地主所有，或作为土地的地租，或作为无甚价值的资本的利润。耕者大多是地主的奴仆，他们的身家财产都同样是地主的财产。那些不是奴仆的耕者，是可以随意退租的佃户。他们所缴纳的地租，常常在名义上和免役租一样，但是事实上依然等于全部土地生产物。而且，在和平的时候，地主可随时征用他们的劳役，在战争的时候，他们又得出去服兵役。他们虽然住得离地主的家远一些，但是他们隶属于地主，无异于住在地主家里的家奴。他们的劳役既然都需听地主支配，土地生产物当然是全部属于地主。现在欧洲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在全部土地生产物中，地租所占的比例很少超过三分之一，有时甚至不到四分之一。但是以数量计，改良的土地的地租却大多已三倍或四倍于往日；现今在年生产物中取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和往日年产物的全部比较，似乎就有三倍或四倍之多了。就数量来说，在农业日益进步的时代，地租虽是日增，但是对土地生产物的比例却是日减。

就欧洲各富国来说，大资本现今都投在商业和制造业上。古代贸易很少，制造业简陋，所需资本极少，可是它们所提供的利润一定很大。古时利息率很少在百分之十以下。这可证明他们的利润必定足够提供这么大的利息。现在，欧洲各进步国家的利息率很少在百分之六以上；最进步国家的利息率且有时低至百分之四、百分之三甚至百分之二。因为富国的资本比贫国多得多，所以富国居民由资本利润而得的收入也比贫国大得多，但是就利润与资本的比例来说，就通常小得多。

与贫国比较，富国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当然要大得多。但是不仅如此，与直接归做地租和利润的部分比较，它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大得多。此外，与贫国比较，富国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当然要大得多。不仅如此。我们说过，一国的年产物，除了一部分被定为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外，其余是用来雇佣生产性劳动还是用来雇佣非生产性劳动，并不一定，但是通常是用在后一用途。与贫国比较，富国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大得多。

这两种基金的比例，在任何国家，都必然会决定一国人们的性格是勤劳还是游惰。和我们的祖先比较，我们是更勤劳的，这是因为，和二三百年前比较，我们用来维持勤劳人们的基金，在比例上比用来维持游惰人们的基金大得多。我们的祖先，因为没受到勤劳的充分奖励，所以游惰了。俗话说：劳而无功，不如戏而无益。在下等居民大多仰给于资本的运用的工商业城市，这些居民大多是勤劳的、认真的、富裕的。英国和荷兰的大城市便是很好的例证。在主要依靠君主经常或临时驻节来维持的都市，人们的生计主要仰给于收入的花费，这些人们大都是游惰的、堕落的、贫穷的。罗马、凡尔赛、贡比涅、枫丹白露，就是很好的例证。讲到法国，除了卢昂、莫尔多两市，其他各议会城市的工商业毫不足道。一般下等人们，由于大多依靠法院人员以及前来打官司的人的费用来维持，所以，大多是游惰的、贫穷的。卢昂、莫尔多两市，则因地势关系，商业颇为发达。卢昂必然是巴黎所需物品的集散地点，无论物品是由外国输入还是由沿海各地运来。莫尔多则为加龙流域所产葡萄酒的集散地点，这些地方产酒丰富，其酒世界闻名，外国人都喜欢饮用，所以输出很多。这样好的地势，当然会吸引资本投到这方面来。因为这样，这两个城市的工业才蒸蒸日上。其他各议会城市的情形便不同了。人们投下资本，都只为维持本市的消费，换言之，投下的资本为数有限，绝不能超过本市所能使用的限度。巴黎、马德里、维也纳的情形，也都是如此。在这三个城市中，巴黎要算最勤劳的了，但是巴黎就是巴黎本市制造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巴黎本城的消费就是一切营业的主要对象。既为王公驻节之所，又为工商辐辏之地；既为本市消费而营业，又为外地及外国消费而营业的城市，在欧洲只有伦敦、里斯本和哥本哈根，这三个城市所处的地位都很有利，适合于作为大部分远方消费物品的集散地点。但是在王公贵族所在的收入消用场，除把资本用于供应本地的消费外，想有利地使用资本，就不像在下等人们的生计专靠资本的运用来维持的工商业城市那么容易。靠花费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大部分人们都游惰惯了，使得一些应该勤勉做事的人亦不免为之同化。所以，在这些地方使用资本自然比在其他地方不利。英格兰和苏格兰未合并之前，爱丁堡的工商业很不发达。后来，苏格兰议会迁移了，王公贵族不一定要住在那里了，那里的工商业才慢慢振兴起来。但是苏格兰的大理院、税务机关等未曾迁移，所以仍有不少收入是在那里花费的。因此，就工商业说，爱丁堡远不及格拉斯哥。格拉斯哥居民的生计大多靠资本的运用。再者，我们有时看到，在制造业方面很有进展的大乡村的居民，往往由于公侯贵族散居其间而变得懒惰和贫困。

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资本与收入的比例似乎都支配勤劳与游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游惰。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增减真实劳动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们的真实财富与收入。

资本增加是由于节俭，资本减少是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这个增多的资本，他可以亲自投下来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亦可以有利息地借给别人，使其能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个人的资本，既然只能由节省每年收入或每年利润而增加，由个人构成的社会的资本亦只能用这个方法增加。

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以前，需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的。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绝不能加大。节俭可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他们的劳动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

每年节省的像每年花费的一样，经常被消费掉，而且几乎是同时被消费掉，但是消费的人却不同。富人每年花费的收入部分，大多由游惰的客人和家用的婢仆消费掉，这些人消费完了就算了，不留下什么作为报酬。至于因要图利而直接转为资本的每年节省下来的部分，也同样并且几乎同时被人消费掉，但是消费的人是劳动者、制造者和技工。他们会再生产他们每年消费掉的价值，并且提供利润。现在假定他的收入都是货币，如果他把它全部花掉，他用全部收入购得的食品、衣服和住所就分配给前一种人。如果节省的一部分为图利而直接转做资本，亲自投用，或借给别人投用，那么，他由这节省部分购得的食品、衣料和住所就将分配给后一种人。消费是一样的，但是消费者不同。

节俭的人，每年所省的收入不但可在今年、明年供养若干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而且他像工厂的创办人一样，设置了一种永久性基金，将来随便什么时候都可维持同样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这种基金将用到什么地方，将如何分派，固然没有法律予以保障，没有信托契约或永远营业证书加以规定，但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原则保护其安全，那就是所有者个人的利害关系。如果把这种基金的任何部分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这样不按照原指定用途滥用该基金的人非吃亏不可。

奢侈者就是这样滥用资本：不量入为出，结果就蚕食了资本。正像把一种敬神之用的基金的收入移作渎神之用的人一样，他把父兄节省下来打算做点事业的钱用来豢养许多游手好闲的人。由于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减少了，所雇佣的能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量亦减少了，因而全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价值减少了，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亦减少了。奢侈者夺取勤劳者的面包来豢养游惰者。如果另一部分人的节俭不足抵偿这一部分人的奢侈，奢侈者所为不但会陷他自身于贫穷，而且将陷全国于匮乏。

纵使奢侈者所费全系国产商品，不用一点外国货，其结果亦将同样影响社会的生产基金。

每年总有一定数量的食品和衣服，本来应该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却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因此，每年一国生产物的价值总不免低于本来应有的价值。

有人会说，这种花费不是用来购买外国货，不曾引起金银往外输出，国内货币是不会减少的。但是，假若这一定量的食品和衣服不被非生产者消费，而是分配给生产者，他们就不仅可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而且可提供利润了。这同量的货币将依然留在国内，却又再生产了一个等价值的消费物品，所以结果不只是有一个价值，而是将会有两个价值。

而且，年生产物价值日趋减落的国家，绝不能保留这同量的货币。货币的唯一功用是周转消费品。赖有货币，食品、材料与制成品才可实行买卖，从而分配给正当的消费者。一国每年所能通用的货币量，取决于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不是本国土地和劳动的直接生产物，就是用本国生产物购买进来的物品。国内生产物的价值减少了，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亦必减少，因而国内每年所能通用的货币量，亦必减少。因生产物年年减少而被逐出国内流通领域以外的货币，绝不能弃而不用。货币所有者由于利害关系，绝不愿自己的货币放着不用。国内没有用途，他就会不顾法律，不顾禁止，送往外国，用来购买国内有用的各种消费物品。货币每年的输出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着，使国内人民每年的消费额超过他们本国年产物的价值。从繁荣时代积下来年产物所购买的金银，在这逆境中可支持他们一些时候。但是在这种场合，金银输出不是民生凋敝的原因，而是民生凋敝的结果。实际来说，这种输出甚至还可暂时减少民生凋敝的痛苦。

反过来说，一国年产物的价值增加了，货币量亦必自然增加。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价值增加了，当然需要更多的货币量来流通。因此，有一部分增加的生产物必定会四散出去，在有金银的地方购买必要增加的金银。但是在这种场合，金银增加只是社会繁荣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繁荣的原因。购买金银的条件到处是一样的。从矿山掘出至运到市场上，总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或资本。为这项事业劳动而投资的人，总需要衣、食、住的供给与收入。这一定数量的供给和收入就是购买金银的价格。在英格兰购买金银是这样，在秘鲁购买金银也是这样。需要金银的国家，只要出得起这个价钱，用不着担心所需的金银会长久缺乏。而不需要的金银，亦不会长久留在国内。

所以，无论我们根据明白合理的说法，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和土地的年产物的价值，或是依随通俗的偏见，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国内流通的贵金属量。总之，无论就哪一个观点来说，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

再讲妄为。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农业上、矿业上、渔业上、商业上、工业上一切不谨慎的、无成功希望的计划，对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都有使之减损的趋势。固然投在这种计划上的资本，亦只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但是由于使用不当，他们消费的价值不能充分再生产出来，与使用适当的场合比较，总不免减少社会上的生产基金。

幸而就大国的情形来说，个人的奢侈妄为不能有多大影响。另一部分人的俭朴慎重，总能够补偿这一部分人的奢侈妄为且还有余。

讲到奢侈，一个人之所以会浪费，当然是因为他有现在享乐的欲望。这种欲望的热烈，有时简直令人难以抑制，但是一般来说，那总是暂时的、偶然的。再讲节俭，一个人之所以会节俭，当然是因为他有改良自身状态的愿望。这种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是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种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但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这种手段最通俗、最明显。增加财产的最适当的方法，就是在常年的收入或特殊的收入中，节省一部分贮蓄起来。所以，虽然每个人都不免有时有浪费的欲望，并且，有一种人是无时不有这种欲望的，但是一般平均来说，在我们人类生命的过程中，节俭的心理不仅常占优势，而且大大占优势。

再讲妄为。无论到哪里，慎重和成功的事业总占极多数。不慎重、不成功的事业，总占极少数。我们虽然常常看见破产的失意者，但是在无数的经营商业的人中，失败的总是全数中的极小部分。一千个人中只有一个吧。破产这种灾祸，对于一个清白的人，实在是极大的、极难堪的灾祸。不留意避免它的人，实在不多。当然啰，不知道避免它的人，像不知道避免绞台的人一样，也并不是没有。

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是政府的奢侈妄为有时却可以把它弄得穷困。在许多国家中，公众的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用来维持不生产者。朝廷上的王公大臣、教会中的牧师神甫，就是这一类人；又如海陆军，他们在平时既无生产，在战时又不能有所获取来补偿他们的维持费，甚至在战争继续进行的时期也如此。这些人，因为他们无法生产，不得不仰给于别人劳动的产物。如果他们的人数增加到不应有的数额，就可能在某一年消费掉这么多的上述产物，以致并无足够的余粮来维持能在次年有所再生产的生产性劳动者。于是下一年的再生产一定比不过上一年。如果这种混乱情形继续下去，第三年的再生产又一定不及第二年。那些只应拿人们的一部分剩余收入来维持的不生产者，他们可能消费了人们全收入的大部分，使得这么多人不得不侵蚀他们的资本，侵蚀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以致不论个人多么节俭、多么慎重，都不能补偿这么大的浪费。

然而，就经验所得，在大多数场合，个人的节俭慎重又似乎不仅可以补偿个人的奢侈妄为，而且可以补偿政府的浪费。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并使事情日趋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是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使人恢复原来的健康。

只有两个方法可以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二是增加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很明显，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要增加同数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唯有增加那便利劳动、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不然，就是使工作的分配更为适当。但是无论怎样，都有增加资本的必要。要改良机器，少不了增加资本；要改良工作的分配，亦少不了增加资本。把工作分成许多部分，使每个工人一直专做一种工作，比由一个人兼任各种工作，定会增加不少资本。因此，我们如果比较同一国民的前代和后代，发觉那里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后代比前代多了，其土地耕作状态进步了，工业扩大了、繁盛了，商业推广了，我们就可断言，在这两个时代间，这国的资本必定增加了不少。那里一部分人们的节俭慎重所增加的资本的数额，一定是多于另一部分人们的妄为和政府的浪费所侵蚀了的资本的数额。说到这里，我应该声明一句，只要国泰民安，即使政府不是节省慎重的，国家情况也可有这种进步。不过，我们要正确判定这种进步，不应比较两个相离太近的时代。进步是逐渐的，时代太近了，不但看不出它的改良，有时，即使国家是一般地改良了，但是我们往往因看到某种产业的凋零或某一地方的衰落，便怀疑全国的财富与产业都在退步。

现在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和一百年前查理二世复辟时比较，当然是多得多了。现在怀疑英国年产物增加的人固然不多，但是在这一百年时间内，几乎每隔五年，即有几本写得很好、能使人喜欢的书或小册子说英格兰的国富正在锐减，人口正在减少，并且说那里是农业退步、工业凋零、商业衰落。而且，这类书籍不见得全是党派的宣传品，全是欺诈和见利忘义的产物。我晓得，它们里面有许多是极诚实、极聪明的作家写的。这些人所叙述的，没有他们自己不相信的。

再者，和二百年前伊丽莎白即位时比较，查理二世复辟时代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必定多得多了。和三百年前约克与兰开斯特争胜时代末期比较，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年产物必又多得多了。再推上去，约克与兰开斯特时代，当然胜于诺尔曼征服的时代；诺尔曼征服的时代，当然又胜于撒克逊七人统治的时代。在撒克逊七人统治的时代，英国当然不能说是一个进步的国家，但是与朱利阿·恺撒侵略时代（这时，英格兰居民的状态和北美野蛮人相差不远）比较，又算大进步了。

然而，在每个时期内，私人有很多浪费，政府也有很多浪费，而且发生了许多次费用浩大的不必要的战争，原用来维持生产者的年产物有许多用来维持不生产者。有时，浪费的浩大，资本的破坏，在任何人看来，都会感觉这不但会妨碍财富的自然蓄积（实际上确是如此），而且会使国家在这时期之末陷于更为贫困的地步。查理二世复辟以后，英国的境况是最幸福、最富裕的了，但是那时又有多少紊乱与不幸事件发生呢？如果我们出生在那时，我们一定会担心英格兰的前途，说它不仅要陷于贫困，恐怕还会完全破灭吧。你想想看，伦敦大火以后，继以大疫，再加上英荷两次战后的革命骚扰，对爱尔兰战争，1688年、1702年、1742年和1756年四次对法耗费巨大的大战，再有1715年和1745年两次叛乱。不说别的，单就这四次英法大战的结果来说，英国欠下来的债务就在一亿四千五百万镑以上，加上战争所引起的各种特殊支出，恐怕总共不下两亿镑吧。自革命以来，我国年产物就常有这么大的部分，用来维持非常多的不生产者的生活。假使当时没有战争，那么当时当做那样用费的资本，其中定有一大部分会改变用途来雇佣生产性劳动者。生产性劳动者既能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价值，又能提供利润，那么，我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每年的增加，就可想见了，而且每一年的增加又必能使下一年的增加变得更多。如果当时没有战争，建造起来的房屋一定更多；改良了的土地一定更广大；已改良土地的耕作一定更加完善；制造业一定增多了，已有的制造业又一定推广了；至于国民真实财富与收入将要怎样增加起来，我们也许难以想象。

政府的浪费，虽无疑曾阻碍英格兰在财富与改良方面的自然发展，但是不能使它停止发展。现在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与复辟时代比较，是多得多了；与革命时代比较，也是多得多了。英格兰每年用以耕作土地维持农业劳动的资本，也一定比过去多得多了。一方面虽有政府的诛求，但是另一方面，却有无数个人在那里普遍地、不断地努力改进自己的境况，节省哪、慎重哪，他们不动声色地、一步一步地把资本累积起来。正是这种努力，受着法律保障，能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自由发展，使英格兰几乎在过去一切时代都能够日趋富裕、日趋改良，而且将来永远照样进行下去，亦不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可是，英格兰从来没有过很节俭的政府，所以，居民亦没有节俭的特性。由此可见，英格兰王公大臣不自反省而颁布节俭法令，甚至禁止外国奢侈品输入，倡言要监督私人经济，节制铺张浪费，实是最放肆、最专横的行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始终无例外地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他们好好注意自己的费用就行了，人民的费用可以任凭人民自己去管理。如果他们的浪费不会使国家灭亡，人民的浪费哪里谈得上使国家灭亡呢。

节俭可以增加社会资本，奢侈可以减少社会资本。所以，花费等于收入的人，不蓄积资本，亦不蚕食资本，不增加资本，亦不减少资本。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在各种花费方法中，有些比其他更可促进国富的增长。

个人的收入，有的用来购买立时享用的物品，即享即用，无补于来日。有的用来购买可以蓄积起来的比较耐久的物品，今日购买了，就可以减少明日的费用，或产生增加明日费用的效果。例如，有些富翁简直是室满奴婢，厩满犬马，大吃大用地花。有些宁愿食事俭约，奴婢减少，却修饰庄园，整饬别墅，频兴建筑，广置有用的或专作为装饰的家具、书籍图画等。有些却明珰璎珞，灼烁满前。还有些，则有如数年前逝世的某大王的宠臣，衣服满箱，锦绣满床。设有甲、乙二富郎，财产相等，甲用其大部分收入来购买比较耐久的商品，乙则用其大部分收入来购买即享即用的物品。到后来，甲的境况必能日渐改进，今日的费用多少可以产生增加明日费用的效果。乙的境况绝不会比原先更好。到底，甲必较富于乙。甲尚有若干货物，虽其价值不如当时所费，但是总有多少价值；乙的费用就连痕迹也没留下来，十年或二十年浪费的结果，真是一无余物。

对个人财富较有益的消费方法，对国民财富亦较有益。富人的房屋、家具、衣服，转瞬可一变而对下等人民、中等人民有用。在上等阶级玩厌了的时候，中下阶级的人民可以把它们买来，所以，在富人一般都是这样使用钱财的时候，全体人民的一般生活状态就逐渐改进了。在一个富裕已久的国家，下等人民虽不能自己出资建造大厦，但是往往占有大厦；虽不能自己定制上等家具，但是往往使用上等家具。往日西穆尔的邸宅，现今已经成为巴斯道上的客寓；詹姆士一世的婚床（那是皇后从丹麦带来的嫁奁，作为邻国通婚的礼物）几年前已经陈列在敦弗林的酒店。在有些无进步也无退步或已稍稍没落的古城，我们有时可发现几乎没有一所房屋是眼前占有人盖得起的。如果你进里面去，还可见到许多可适用的非常讲究但是已是老式的家具。这些家具绝不可能是眼前使用者花钱定制的。王宫别墅，书籍图画，以及各种珍奇物品，常常又是装饰又是光荣，不但是对其所在的本地方如此，对其所属国家亦如此。凡尔赛宫是法兰西的装饰和光荣，斯托威和威尔登是英格兰的装饰和光荣。意大利创造名胜古迹的财富，虽然是减落了，创造名胜古迹的大天才（也许因为没有用处）虽然似乎是凐没了，但是那里的名胜古迹却仍然博得世人的赞赏。

把收入花费在比较耐久的物品上，不仅较有利于蓄积，而且又较易于养成俭朴的风尚。假使一个人在这方面花费得过多，他可翻然改计而不致为社会人士所讥评。如果原来是婢仆成群，骤然撤减，如果原来是华筵广设，骤然减省，如果原来是陈设丰丽，骤然节用，就不免为邻人共见，而且好像是意味着自己承认往昔行为的错误。所以，像这么大花大用的人，除非迫于破产，否则很少有改变习惯的勇气。反过来说，如果他原爱用钱添置房屋、家具、书籍或图画，以后如果自觉财力不济，他就可以翻然改习，人亦不疑。因为此类物品前已购置，无须源源购置不绝。在别人看来，他改变习性的原因似乎不是财力不济，而是意兴已阑。

何况，费财于耐久物品，所养常多；费财于款待宾客，所养较少。一夕之宴，所费为二三百斤粮食，其中也许有一半倾于粪堆，所耗不可谓不大。设以宴会所费用以雇用泥木工、技匠等，则所费粮食的价值虽相等，所养的人数必加多。工人们将一便士一便士地、一镑一镑地购买这些粮食，一镑也不会消耗毁弃。一则用以维持生产者，能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一则用以维持不生产者，不能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

读者不要以为，费财于耐久物品即为善行，费财于款待宾客全为恶行。一个富人把他的收入主要用于款待宾客时，就是以收入的大部分分济友伴。如他用以购买耐久物品，利则仅及于一身，非有代价，即不许他人分享。因此，后一种的花费，特别是花于购珠宝、衣饰等这些琐细东西，常常不仅表示一种轻浮的性向，而且表示卑下的自私自利性向。我上面的意思不过是说，资财于耐久物品，由于助长有价商品的蓄积，所以可奖励私人的节俭习惯，是较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增加；由于所维持的是生产者而不是非生产者，所以较有利于国富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