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业都市的增加与繁荣，对所属农村的改良与开发很有贡献，其贡献的途径有三：

第一，为农村的原生产物提供一个巨大而便易的市场，从而鼓励了农村的开发与进一步的改进。得到这一利益的，不仅仅是都市所在的农村，凡与都市通商的农村都多少受其实惠。它们为此等农村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提供了市场，结果鼓励了其产业的改进。当然，所得实惠最大的还是靠近都市的农村。其原生产物的运输所费既较省，所以与较远农村的产物比较，商人们即使付给生产者较高的买价，但是对于消费者，取价却仍可一样低廉。

第二，都市居民所获得的财富，常用以购买待售的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往往是未开垦的土地。商人们都渴望变成乡绅，而且，在他们变成乡绅的时候，他们往往最能改良土地。商人与乡绅不同。乡绅是一向奢侈惯了的，他只会花钱，从来不会想到赚钱。商人却常用钱来经营有利事业，他用一个钱就希望在这一个钱回来的时候，带回一些利润。他们这种不同的习惯，必然会影响他们在一切事业上的性情和脾气。商人往往是勇敢的事业家，乡绅则往往是胆怯的事业家。就商人来说，如果他觉得投下大资本来改良土地，有希望按照费用的比例增大它的价值，他就会毫不迟疑地马上去做。但是乡绅很少有资本，即使有些资本，也很少敢如此来使用。如果他真的着手进行改良，所用以改良的亦往往不是资本，而只是每年收入的剩余。假设你幸而住在四周农村多未开垦的商业都市中，你当能看到商人在这方面的活动比乡绅活跃得多！此外，商人由经商而养成的爱秩序、节省、谨慎等各种习惯，也使他更适合于进行土地上的任何改良，不愁不成功，不愁不获利。

第三，农村居民一向处在与其邻人的战争和对贵族的依附状态中，但是工商业的发达却逐渐使他们有秩序，有好政府，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这种效果是最重要的，但是却不为世人所注意。据我所知，曾注意此点的作家迄今只有休谟先生。

在既无国外贸易又无精制造业的农村，一个大地主对维持耕作者所剩余的大部分土地生产物，既无物可以交换，就无所谓地把它花费于乡村式的款客上，这剩余部分如足够养活一百人，他即用它养活一百人；如足够养活一千人，他即用它养活一千人。除此以外，实无其他用途。所以，他的周围常有成群的婢仆和门客。他们依赖他的给养，所以服从他，像兵士服从国王一样。在欧洲工商业尚未扩张以前，上自王公，下至小领主，其待客的阔绰都超过我们今日所能想象的。例如，威斯敏斯特大厅为威廉·鲁弗斯的饭厅，然而常有人满之患。托马斯·伯克特常以清洁的草秣铺于饭厅的地上，使坐不到座位的坐地就食的武土文人不致染污他们崭新的衣裳。据说，沃里克大公每日在各庄园所款待的宾客达三万人；此或言过其实，但是数目必很大，否则不会被夸大到如此程度。我们知道，不过几年前，苏格兰高地一带仍盛行此风，而在工商业很不发达的民族，这种风气似乎也很普遍。莫科克博士说：“我曾见一阿拉伯酋长，在他售卖牲畜的市中当街宴请一切行人，就连普通乞丐亦在被邀之列。”

佃耕者依赖大领主，无异于大领主的婢仆。他们不同行贱奴，是可随意退租的佃农。他们所纳的地租，无论就任何方面来说，也不能与土地所提供的生活资料等价。数年前，在苏格兰高地一带，足以维持一家生活的土地普通所纳地租仅为一克朗、半克朗、一羊、一小羊而已。有些地方，现在依然如此；但该处的货币与他处比较，却并不能购买更多的商品。其实，在这样的农村，所产的剩余产物必须在本地消费，为地主便利打算，如果佃农能像家仆那样，可听从自己的号令，则与其在家中消费这全部剩余，不如让他们在他们所在之地消费。这样，他可省去许多麻烦，随从的俾仆不至于过多，家庭不至于过大。仅付免役的地租而占有能维持一家生活的土地的可随意退租的佃农，其从属于领主，无异于婢仆、家奴。他们需绝对服从领主的命令。这种领主在佃农家里养佃农与在自己家里养婢仆、家奴，无甚区别。婢仆和佃农的食粮都来自领主的恩施。恩惠是否继续，则取决于领主高兴与否。

在这种情况下，大领主对于其佃农和家奴，必然有一种驾驭的权威。这种权威，便是一切古代贵族权力的基础。他们在平时是境内居民的裁判者，在战时是境内居民的统领者。他们有统率境内居民以抗不法者的权力，所以在境内成了治安的维持人、法律的执行者。这种权力在古代全部属于封建诸侯，国王也没有。国王在古代不过是领土内最大的领主，有统率全民众防御敌人的权力，而为其他大领主尊敬。如果国王要依靠自己的权力，强制某大领主领地内的人们偿还小小的债务，那里的居民都守望相助，恐怕国王所要花的力量很大，而所得却又十分有限。因此，他不得不将大部分农村的司法权交给能执行法律的人。同样，国王又因为自己不能消灭内战，不得不把统辖民军的权力交给能统辖民军的人。

说这种地方性裁判权起源于封建法律，实是一个错误。不仅最高的民事刑事裁判权，在欧洲尚不知有所谓封建法律以前数百年，即已掌握在大土地领有者手中。而且一切募兵权、铸币权、制定地方行政法规权，也已在这时候掌握在大领主手中了。英格兰被征服前的萨克逊各领主所掌握的统治权与裁判权，并不下于被征服后诺尔曼各领主所掌握的统治权与裁判权。但是我们不可设想，直到被征服以后封建法律才成为英格兰习惯法。在法兰西，领主统治仅、裁判权的发生先于封建法律的产生，尤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这种种权力，无疑会随着上述各种财产制度与风习而产生。且不讲古代英法两王国吧，我们就在晚得多的时代也可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这种种结果必随这种种原因而发生。三十年前，苏格兰洛希尔地方有个叫做大梅伦的绅士，不是贵族领主，也不是大佃农，他只不过是亚盖尔公爵的一个家臣罢了。他既没有获得正式的委任状，又不是治安推事，却对其民众执行最高的刑事裁判权。据说，他的审判裁判虽无司法仪式，却很公正。也许在当时当地的情形下，他为维持公共治安计，不得不出面承揽这个权力。这位绅士每年得租不过五百镑，1745年率领八百人参加了斯托亚的起义。

封建法律的推行，其目的绝不是想扩大封建领主的权力，倒可看做是想把他们的权力缩小。自国王以下，直到最低级的领主，都由封建法律妥为制定等阶，各有各的职守和义务。在小领主未成年时，该领主所有的土地的地租归其直接上司领受，土地管理权亦归其直接上司掌握。在大领主未成年时，他们土地的地租和对土地的管理权则归于国王。国王对于这种未成年的领主尽保护教育的责任，并且以监护人的资格为之婚娶，不过选择的对象要身份相称。但是，这种法律虽本意要加强国王的权力，削弱大领主的权力，但是仍不能使乡村居民拥有良好的秩序和政府，因为它不能彻底改变产生骚乱的财产制度与风习。政府的权力仍过小，贵族的权力仍过大，而贵族权力过大，正是政府权力过小的原因。封建等阶制度虽然确立了，国王仍不能制伏大领主。大领主依然横暴如故，他们相互间依然不断地任意作战，甚至常常对国王作战。广大的乡野仍呈一片强取豪夺和骚乱的景象。

然而，封建法制凭一切强制力量所办不到的事，却由国外商业和制造业潜移默化，逐渐实现。国外商业与制造业的兴起，渐使大领主得以其土地的全部剩余产物与他物交换。由此而得的物品，于是无须与佃农和家奴共享而完全由自己消费。完全为自己不为他人，这似乎是一切时代为主子者所遵守的可鄙格言。所以他们一发现了由自己来消费所收地租的全部价值的方法之后，就不愿再和别人共同享受这价值。以前，他们的剩余粮食如可以养活一千人一年，他们就把这些粮食用来养活这一千人。现今，他们宁愿把足以维持一千人一年生活的粮食或其价值，用来换取一对金刚石纽扣或其他珍贵物品，随之也把这粮食所能给他们带来的权威一并舍弃了。但是金刚石纽扣是由他自己独享、无人与他共享的。至于以前的花费方法，他至少要与一千人共享。这个区别是非常明显的，要作出取舍的决定，有赖于明智的判断。于是，为了满足最发展最可鄙的虚荣心，他们终于完全舍弃了上述权威。

在无国外贸易又无精制造业的国家，每年有一万镑收入的人，除了以这一万镑养活一千家人使其俯首听命以外，也许就没有其他的消费方法。但是在现在的欧洲，每年有一万镑收入的人，不必直接养活二十人，不必直接使唤无使唤价值的仆役十多人，却可消费其全部收入。事实上，他们通常也是这样做的。他们间接维持的人，也许和往昔消费方法所雇用的人一样多或是更多。他以全部收入所换得的实物量，也许很少，但是为采集制造这些实物而被雇用的工人却必然很多。这种实物的昂贵价格，大多由于这些工人的工资及其直接雇主的利润所造成。他直接支付实物的价格，即间接支付这一切工资与利润，从而间接维持了这些工人及其雇主的生活。不过，他对于他们各人的贡献，却只是他们全年生活费的极小部分。他们各人每年的生活费来自他一个人的，少数占全部的十分之一，许多占全部的百分之一，有些则尚不及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他虽然对维持他们全体的生活有所贡献，但是他们全体的生活都不一定要他维持，所以，对于他，他们就多少是独立自主的了。

在大领主以地租维持佃农和家奴的生活时，他们是各自维持各自的佃农和家奴的生活。但是在他们以地租维持商人、工匠时，他们全体所能养活的人数也许和往昔一样多，而且由于乡村式的款客方法难免浪费，现在所能养的，也许比往昔还多。但是，分开计算，他们每个人对这较多人数中每个人的生活费所贡献的往往极微。每个商人或工匠的生活费都不是得自一个顾客，而是得自千百个不同的顾客。他在某种程度上虽要仰给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但是并不绝对仰赖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大领主的个人消费就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增大起来。因此，他所养活的家奴就非逐渐减少以致全部打发掉不可。出于同一理由，不必要的佃农亦非逐渐打发不可。农田加大了，而地主不顾对裁减佃农的怨言，仍把佃农人数减少到按照当时不甚完善的耕作和改良情况耕作所需要的最少人数。由于尽数打发了不必要的寄食者，逼着佃农缴出农田所能提供的全部价值，地主所得的剩余或者说剩余的价格，逐渐增大了。这个较大的剩余，商人和制造业者又给他提供方法，使能由他自己来消费，像前此消费其余部分一样。个人消费增大这个因素，又驱使地主们渴望所得地租能超过现在改良状态下土地所能提供的数额。但是这样土地就要进一步改良，佃农就要增加费用，如果租佃期限不够长，不足以使他收回这增加的费用及其利润，他绝不会同意地主加租的要求。他定要延长租期。地主们爱好浮华，要扩大用度，终于答应佃农的条件。这就是长期租地权的起因。

可随意退租的佃农耕作土地，给付十足的代价，他并非完全隶属于地主。他们彼此所得的金钱上的利益是相互的，是平等的。可随意退租的佃农不会牺牲生命与财产来为地主服务，而在租期延长后，他就简直是独立自主的了。除了按照租约或习惯法，地主不再要他做其他一些事情。

佃农既已独立，家奴又已打发掉，大领主就不能再干涉法律的正常执行了，不能再扰乱地方的治安了。他们那与生俱存的权利已经卖掉，然而，出卖的目的不是为了饥饿，为了必需，却仅仅为了耳目好玩，仅仅为了让子女玩乐而非成人所应追求的宝石钻戒。因此，他们就像城市中的殷实市民或商人一样平庸了。于是，在城市，在乡村，都设立了正常的政府。没有谁能扰乱都市的政治，也没有谁能扰乱乡村的政治了。

下述一事，或与本题无关，但是不妨在此一提，即以大宗地产，由父传子，子传孙，传至许多世代的世家，在商业国是极罕见的。反过来说，在商业不盛的国家，如威尔斯、苏格兰高地，则极为普通。阿拉伯历史充满着贵族的世系；有一位鞑靼可汗写了一部历史，曾经被译成几种欧洲文字，其中，就全是关于贵族的世系。这可证明，古世家在这些国家是极普通的。在富人收入只能用于养活尽量多的人的国家里，富人的用度很少过分，他的仁爱心似乎很难热烈地使他企图养活超过他所能养活的人数。但是在收入的最大部分归个人消费时，他的用度就往往极无限制，因为他的个人虚荣心是无限制的、永远满足不了的。所以，在商业国，即使有极严厉的法规取缔挥霍浪费，长期富裕的家庭仍属罕见。但是在商业不盛的国家，即使没有法规取缔，亦多长富之家。像鞑靼和阿拉伯那样的游牧民族，财产不易消费，取缔浪费的法规亦无设立的可能。

对于公众幸福，这真是一种极重要的革命，但是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完全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满足幼稚的虚荣心是大领主的唯一动机。至于商人和工匠，虽不像那样可笑，但是他们也只为一己的利益行事。他们所求的，只是到一个可赚钱的地方去赚钱。大领主的痴愚，商人、工匠的勤劳，终于逐渐完成了这次革命，但是他们对于这次革命却既不了解，也未有预见。

因此，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城市工商业是农村改良与开发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结果。

但是，这种发展既与自然趋势相反，当然是迟缓和不确定的。试比较以工商业为国富基础的欧洲各国的缓慢进步，与以农业为国富基础的我国北美殖民地的急速进步吧。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居民数目在将近五百年的时间中，增加的不超过一倍。我国北美殖民地有些地方，却是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就增加了一倍。在欧洲，长男承继法和各种永久所有权使大地产不能分割，小地主不能增加。我们知道，小地主对其有限士地十分熟悉，爱护备至。他不仅喜欢开发它，而且喜欢改良它。他在各种耕作者中要算是最勤勉、最聪明、最易成功的了。加之长男承继法和永久所有权，又使许多土地不能出卖，常使购买土地的资本多于待售的土地，从而使士地常以独占价格出售。土地所得的地租，常不足以支付买价的利息，至于修补费及其他各种意外费用，更不用说了。所以，在欧洲购买土地是小资本利润最少的用途。固然有些不再经营工商业的人，为图安全起见，亦有时愿把小资本用来购买土地。

还有些从别个来源取得收入的专门职业家，亦常因要保储蓄的安全，喜欢投资购买土地。但是，一个青年如果不愿从事工商业，而用二三千镑资本购买一小块土地来开发，固然也可希望生活愉快，不依靠人，但是要希图成为大富翁、大名人，就绝不可能了。如果他把资本用于别的用途，他就可望发大财或享大名，和别人一样。而且，这样的青年虽不希望成为地主，但是大多不愿为农民。这样，任人购买的土地既少，土地的卖价又高，结果使许多原来可能用于改良土地、开发土地的资本都不投到这方面来。反过来说，在北美洲，则有五六十镑的资本便能够改良土地了。那里，未开垦土地的购买与开发，既为最大资本最有利的用途，亦为最小资本最有利的用途。在那样的地方，这是最直接的致富方法。那里的土地，几乎可不用任何代价取得，即使需付出代价，亦比其自然生产物的价值少得多。这种事在欧洲是绝不可能的，在土地早已成为私有财产的任何国家都是不会有的。可是，当一个大家庭的家主死时，所遗土地财产若能平均分配于每个儿女，则所遗地产大多有出售的日子。待售的土地就会增加，土地就不能再以独占价格出售。土地的自由地租这样将渐足抵付买地地价的利息；以小额资本购买土地，亦将和其他用途同样有利。

英格兰因其土壤天然肥沃，而海岸线与全国面积相比甚长，又因有许多可以通航的河流流贯其间，使内陆各地能有水运之便，所以，与欧洲任何大国比较，都一样宜于国外通商，一样宜于经营远地销售的制造业，一样宜于上述情况所能引起的种种土地改良。此外，自伊丽莎白即位以来，英国立法都特别注意工商业的利益；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荷兰亦不例外）的法律一般地说能这样有利于此种产业。所以，英国工商业就在这整个时期内不断地向前发展起来。无疑，农村的开发与改良亦不断地在进步，但是其进步似较迟缓，不如工商业迅速。大部分土地也许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前就耕种了，可是还有很大部分仍未耕种，至于已耕种的土地，其耕作状态大部分亦未尽如人意。不过，英格兰的法律不仅由保护商业而间接鼓励农业，且有若干直接对农业的奖励。谷物输出，除歉收年度外，不仅自由且有奖金。在收获一般的年度，外谷输入又有等于禁止输入的关税。除了来自爱尔兰的以外，活牲畜的输入一向是禁止的，而且准许从爱尔兰输入亦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所以，在两种最重要的土地生产物即面包与家畜肉上，土地耕作者实享有一种独占，他人无从染指。虽然这种奖励，像我后面指出的那样到底全是幻想，但是至少由此可以推知英国立法当局实有赞助农业的美意。而最重要的是，英格兰法律对于国内农民曾竭尽所能使其安定、独立而受人尊敬。所以，在长男承继法尚未消灭、什一税继续征收、与法律精神相反的永久所有权有时仍然有效的国家中，英格兰总算是最鼓励农业的国家了。但是英格兰农业的情况，仍是如此。假使农业除了由于商业进步而间接得到鼓励以外，没得到法律的直接鼓励，政府袖手旁观，听任农民的处境停留于与欧洲其他各国相同的状态，那么，农业将呈现何种情况呢？自伊丽莎白即位以来，迄今已二百余年了。这悠长的时期是人类繁荣阶段通常所能持续的最久时期。

在英格兰成为大商业国之前大约一百年，法兰西的对外贸易还很可观。照当时人的设想，似在查理八世远征那不勒斯之前，法国的航海业就已很可观。但是就全体来说，法兰西土地的耕作与改良逊于英格兰。法国法律从未给予农业以直接的奖励。

西班牙与葡萄牙对欧洲其他各国的国外贸易，虽多由外国船舶装运，但是很可观。西班牙、葡萄牙对他们殖民地的国外贸易由本国船装运，这贸易因殖民地富饶广大，尤为巨大。然而，如此巨大的国外贸易，并不曾在这两国内引起任何重大的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甚至这两国的土地亦尚有大部分未曾开垦。就国外贸易来说，除意大利外，在欧洲各大国中，葡萄牙历史最久。

由于国外贸易及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而使全国土地全部得到开发与改良的国家，在欧洲似乎只有一个意大利。据圭恰迪尼说，在查理八世侵入以前，意大利不但最平坦、最肥沃的农田已经被耕种，而且多山的、最荒芜的地区也同样已经被耕种。这个国家所处的地位相当有利，以及在这个国家里存在的大量独立小邦，对于上述土地的全面开垦或不无贡献。然而，这位贤明的近代历史家虽这样说，但是那时意大利的土地垦作不及今日的英格兰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无论哪一个国家，通过工商业而获得的资本总是极不确定的财产，除非其某一部分已在土地耕作与改良事业上得到保障和实现。说商人不一定是某一特定国家的公民，这句话真是不错。究竟在何处营业的问题，在他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他们在甲国受到轻视，哪怕极微小，亦可使他把资本从甲国迁到乙国。跟着资本的迁移，资本所维持的产业亦必移动。在资本尚未散在地面上成为建筑物，成为土地永久改良物之前，那资本绝不能说属于某一国。据说汉萨同盟（Hanstowns）大部分都市都拥有大财富，这财富如今到哪里去了呢？除了在十三世纪、十四世纪模糊的历史中外，恐怕是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甚至它们中某些城市究竟坐落在什么地方，其中有些的拉丁文名称究竟属于欧洲的哪些都市，也不易确定。但是，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意大利所遭受的灾祸，虽然使伦巴第和托斯卡纳所属各城市的工商业大为衰落，但是这些地方至今仍为欧洲人口密度最大、土地耕作最优良的地方。弗兰德在内战后又受西班牙的统治，这些虽然逐去了安特卫普、比利时、布鲁哲斯的大商业，但是弗兰德至今仍为欧洲财富最多、人口最稠密、耕作最进步的地方。战争与政治上的一般变革可以容易地使以商业为唯一来源的富源趋于耗竭，通过比较可靠的农业改良而产生的富源就持久得多，除了由于敌对蛮族的侵凌而引起的持续一二百年之久的比较激烈的大变动，如罗马帝国崩溃前后西欧的大变动外，其他事件都破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