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财富策术

战国年间，由于皇权的衰落，国人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各种学说流派百家纷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三千年皇权历史上一次民族智慧大爆发。据后世人统计，时有十家学术之说，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农家、名家、杂家、阴阳家、小说家……这十家只是大类的区分，事实上每一家学术流派内部也是纷争不息，各立门墙另立山头，比如说我们最熟知的儒家，在孔子死后就一分为八，计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儒学八家之外，墨子的学术流派也有三个分支，墨子死后墨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如此之多的学术派流，可见当时人们对思想的探索与研究是多么深刻。

与财道之术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是农家，二是杂家，但以齐人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学派的理论，却是各家学术门派都要用到的工具型理论知识，如我们在上一章提到的陶朱公的十二循环周期理论，研判年景的理论依据，就是阴阳家的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是一门业已失落的理论知识体系，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只不过是天干地支的皮毛而已，但这一知识体系远未过时，事实上这门知识是描述财富起落周期的最有效工具，稍后我们会讲到这一门知识体系的原理与财富规律之间的内在关系。在这里，我们将着重介绍另一个战国年间成功的商业巨人和他所推出的迥异于陶朱公的十二循环周期的财富理论。

这一理论的出现是有很强的戏剧性的。年轻一代的人可能会熟悉香港作家黄易先生的《寻秦记》这部书，这部书因为情节跌宕起伏和故事引人入胜，也已经被排成了系列电视剧。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是描写一个二十世纪的特种兵项少龙，无意中被时光机器抛到了战国末年，于是他凭借着二十世纪所积累下来的智慧思想行走于诸侯列国之间，与权奸大恶斗智斗勇，并亲手打造出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故事。

但是许多人可能不清楚，《寻秦记》小说中的主角项少龙在战国年间是有其原型的，项少龙的原型就是我们将要在这里提到的另一种财富的十二循环周期理论的创始人——西周人白圭。

白圭和他的十二循环周期学说

史载：白圭为中山将领，因为六次兵败，接连丢失了六座城池。中山君非常恼火，便想杀掉他。于是白圭一路飞跑到了魏国，魏文侯却非常赏识他，重用他回去攻打中山国，结果这位老兄却是内战内行，把中山国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史学家却始终无法确定此白圭是不是我们这里所提到的白圭，看起来很像，但又似乎不是。事实上这正是著史者着意模糊化的结果，如果那么容易弄清楚的话，三千年的愚民又如何着手？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白圭虽然是战国时代富可敌国的大富豪，但是历史却始终在刻意遮掩他的成就。他之所以能够被后人注意到，却是借了名家和儒家的名头，才终于把他的财富理论在史书上挤出了一个边角。

黄易先生所著的《寻秦记》中的主人公项少龙，初到战国年代，是靠了给商队做保镖，完全是打拼卖命马头上舔血混口饭吃，后来无意中遇到了墨家的传人，得其所授绝世剑术，于是从此扬名天下。

故事中项少龙的起家经历几乎是完全照抄了白圭的起家历史。早年白圭就是商队的保镖，而且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在《寻秦记》中并没有交待，那时候的社会等级秩序森严，士农工商各归其位，世世代代子承父业，不得杂居，不得僭越。如商人居于社会最底层，子孙后代都必须从事经商，永远也不允许问鼎仕途。幸好战国时代群雄四起，诸侯为了招揽人才，增强国家实力，不得不打破陈规，于是从此“礼乐崩坏”，所以财富替代权力赢得了世人的尊重，而商家的秘传致富奇术也成为了当时人追逐的正统思想。白圭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遭遇到了马贼，结果与商队失散后流落荒野，遇到了隐居在山野之中的智者。

《寻秦记》小说之中，还写了一段项少龙与白圭在魏国相遇的故事，这就是黄易先生故意逗读者玩了，让项少龙遇到他自己，想一想也实在是有趣。

但是历史上的白圭遇到的智者并非是像黄易先生的小说《寻秦记》中的项少龙那样遇到的墨家剑客，相反，白圭遇到的是农家学派的高士，所以白圭学的并非是杀人的技术，而是财富的运行规律。

从此白圭以三大秘诀而富天下，其一为农时论，以十二年为一个农时周期，指导他的商业经营活动。其二为逆向操作，人弃我取，人取我兴。其三为买仁卖义，取向当取，给所当给。

白圭的十二循环周期理论也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的知识基础之上的，但与陶朱公的分析方法不同的是，白圭是以太岁——火星在黄道十二宫的确切位置来测算农时的，比陶朱公的那一套有着更强的可操作性。

白圭认为：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

所以，每当太岁复至卯位时，白圭所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如果想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如果想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白圭便去买上等的谷物。

由于起自贫寒，白圭的日常生活始终是非常节敛，他不讲究吃喝，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穿戴上一如旧日，总是一袭洗得干干净净的粗布衣袍，他的日常起居生活与雇用来的奴仆下人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

白圭时刻观察着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棉絮，出售粮食。这就是白圭致富的第二个秘诀运用——人弃我取，人取我兴。

至于买仁卖义，取向当取，给所当给，白圭解释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

现代人多谈孔子孟子，谈老子庄子，但在战国年间，白圭才是真正的明星人物，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术莫不提起白圭，天下人莫不希望自己能够效法白圭，掌握到他的十二循环周期的财富规律。但除非一个人具备足够的阴阳五行及天文历法知识，否则面对白圭的十二循环周期规律，就如同守在金库门前却没有打开库门的钥匙一样，只能是望财兴叹，束手无策，徒守穷困而已。

名道两家双战白圭

我们已经解释过，人的思维半径决定一个人的人生成就。像白圭以一介武士身份崛起，富有天下而进入政治庙堂，这是以愚弄民众心智为能事的皇权统治者最不能容忍的，是历代焚书坑儒者所刻意要从历史上抹除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白圭，全是因为当时的学术流派纷争，名家与儒家都来找白圭的麻烦的原因。

先来找白圭麻烦的是名家。名家的创始人是春秋年间的郑国人邓析，此人善于雄辩，创造了“两可”学说，就是怎么说怎么有理的意思。这种学问最大的价值就是用在诉讼上，所以邓析替人打官司，是战无不胜。为了将他的思想传承下来，邓析还自己制定了一套法律《竹刑》——这应该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部私人法典。结果这套法律被郑国的名臣子产看中了，就找了个借口杀掉了邓析，将《竹刑》夺走，用来做郑国的国家法律，历史上的子产也以善于解决诉讼而闻名，实际上那不过是子产从邓析那里偷来的。

邓析虽死，思想传承，于是战国年间有名家人物登场。名家人物最为后世人所熟知的是公孙龙，他曾经牵着白马过关隘，守关的士卒让他缴纳关税，公孙龙却拒绝说：我为什么要缴税？我牵的又不是马，是白马，白马非马。士卒回答说白马也是马，理所当然要缴税。于是公孙龙反问对方：如果白马是马，为什么要叫白马不叫马？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白马非马”的悖论由来了。事实上，把这一理论名之曰悖论，不过是出于对哲学思想与名实论的无知，是一种贻笑大方的狂妄。名家的论点主要是论证名与实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事实上这一理论早已成为了西方史学家用来解析神话与历史的最有效工具。

但公孙龙最有名的论点是“奴婢有三个耳朵”，不知道他的论点和论据是什么，奴婢明明只长着两只耳朵，被他经过一番哲学上的论证，把天下人都给说糊涂了。

总之，公孙龙的观点主要是：“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他的这些理论都能够在现代哲学思想中找到最新的实用性版本，其思想价值不可低估。

虽然公孙龙在当时也曾“吵遍天下无敌手”，但是他并没有和白圭发生过论战，挑战白圭的是名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惠施。

惠施主要的活动地带是在庄周的《庄子》一书中。书中的庄周每逢想立起一个靶子打而倒之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的时候，大多数时候都是拿惠施下手，甚而至于有时候庄子和惠施都持同一观点，并相互攻击对方持相反观点。由此看起来庄周和惠施不仅是思想研究方面的伙伴，而且有着极为深厚的私人情谊。如果不是私交情厚，就这么拿对方调侃，骂来骂去非得动刀子不可，这是人生常理。

惠施的代表理论听起来也是极为离奇，他的主要论点包括：

白狗黑——白狗是黑色的。

蟾有尾——青蛙是长尾巴的。

卵有毛——鸡蛋是长毛的。

火不热——火是夏日里最好的清凉剂。

目不见——人的眼睛是不可能看见东西的，看见东西的那不叫眼睛……

惠施的这些理论学说是哲学上的深奥命题，被他用来蛊惑那些对哲学一无所知的人，可想而知引起来的轰动有多大。当时大梁听者皆惊，这就直接促成了白圭与惠施农名两家的正式交锋。

白圭说起来虽然勉强可以名列“农家”的行伍之中，但如果把他归入“杂家”，也无不妥，但实际上他什么家也不是，他只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没有什么著述或思想，最多不过归为“实干家”。

但正因为白圭是“实干家”，富可敌国，家有万金，所以就理所当然地具备了与大思想家惠施抗衡对垒的资本——这就是财富的力量了，财富赋予我们话语权，为我们赢得世人的尊重。

白圭不太明白惠施所讲的那一套白狗黑黑狗白的理论到底跟钱有什么关系，最主要的是他觉得这个白狗黑是没办法拿来治理国家的，难道你承认白狗都是黑色的，国家就会因此而强盛了？好像看不出来这个前提与结果之间有着什么逻辑关系。于是白圭就为我们大家讲了一个流传至今的寓言故事：

有一个新娘子刚刚出嫁，她出门上车就问：马车是谁家的啊？车夫答借来的。新娘子就道：那千万别乱用鞭子抽马啊，抽坏了可要赔人家好多钱的。到了新夫家后，新娘子下车，看到灶火烧得通红，就急忙说：快灭掉灶膛里的火，当心火灾。见有石臼挡路，新娘子急忙说：快搬开，别让它绊倒人。

白圭讲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说：新娘子话说得都对，但是还不到她以女主人的身份说话的时候，意思是让惠施注意点礼节。他的那些理论好玩是好玩，有趣也不假，但显然不能让这些哲学思想挤掉了治国的实用政策。

惠施听懂了白圭的暗示，当即反唇相讥，说道：“《诗经》有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教育孩子，还分什么时间场合？”

惠施这已经是明显的抬杠了，因为父母教育孩子同样是需要注意场合的。而且在礼节上惠施比靠做生意起家的白圭差得要远，毕竟做生意是与人打交道，而做学问是与书本打交道，所以在这方面，惠施不肯给别人留面子，只知道一味的抬杠，自然也就落了下风。

所以白圭冷笑道：“用帝丘出产的大鼎来煮鸡，多加汤汁就会淡得没法吃，少加汤汁就会烧焦还不熟。这种鼎虽然高大漂亮，不过却没有用。惠施只会说漂亮话，就跟这大鼎相似。”

惠施立即反驳说：“不对。假使当兵的饥饿难耐，看见这只鼎，上边加上一个蒸饭用的屉，与鼎合在一起，用来蒸饭，是最合适不过的，怎么说它没用，是你不会用吧！”

了解庄子的会知道，惠施这番理论，正是《庄子》的《逍遥游》中讲的一个巨型大葫芦的故事的惠施版本。庄周的版本则是讲惠施说他有一只巨型的大葫芦，不知道这样大的葫芦能有什么用。于是庄周说：你何不拿这只葫芦当做一只小船，遨游于江河湖海之上呢？庄周与惠施两人讲了同一个故事，不清楚他们两个是谁抄的谁。这就等于农家白圭独占道、名两家了。

战过了惠施之后，白圭终于正式和儒家的孟子交上了火。

儒家孟子对白圭的态度

邹地人孟珂，去梁惠王处游说，说以仁德之道治国之策。所谓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因为魏国与秦国发生战争，这边带兵的是魏国太子，那边带兵的是商鞅。而商鞅以前曾在魏国谋食，与魏太子情交莫逆，就修书一封，无限伤怀旧日情谊，希望两人能够像以前那样，兄弟般地坐下来罢息兵戈，也算是为两国的民众修一点恩德吧。

魏国太子缺心眼，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接到商鞅的书信念起旧情，就去赴约。结果被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商鞅当场拿下，然后驱兵大进，砍杀魏兵，魏兵没了首脑，自然大败特败。

为秦国强势所逼，魏国被迫迁都至大梁，所以魏惠王又莫名其妙地因地得名，史称梁惠王。

梁惠王急于强盛国家，被孟珂的仁德之术说得动了心，就准备采用孟珂的办法。而自从魏太子被秦国人掳走之后，大富商白圭因为生财有术，就被梁惠王请来做相国，帮助治理国家，充实库府。

儒家的治国之术，说透了无非不过是薄赋税，惜民力，而孟子所坚持的征税比例是百分之十，白圭看着这玩艺儿蛮好玩，就给孟子设了一个套，逗孟老头说：

“老头，你讲仁说义，爱惜民众，这个蛮好，我坚决支持，不过我认为你的征税比例是百分之十，还是有点高了，我老白没别的本事，就是会替国家赚点钱。你看这样好不好？让我来替国家征税，但只征百分之零点五，这样岂不比你的百分之十更加受到民众的欢迎？”

但是孟子却不那么认为，他说：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官员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官员都要用白米饭喂养着，喂养这些官员不多不少正好用需要民众百分之十的赋税，高于这个比例的，就是暴君；低于这个比例的，那国家的公共事业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文化与文明的传承也会因此受到莫大的损害……

白圭认为孟子说的是有道理的，治理一个国家和自己关起门来闷头发财不是一回事，要知道绝大多数民众都是对财富规律一无所知的，白圭的财富只能为他个人拓展一个施展政治抱负的历史舞台，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的治国策术有何过人之处。

毕竟，历史上的经商高手和理财专家，尽数出自于儒门，以白圭的识人鉴人的眼力，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

但是白圭在魏为相，并非是一无所成的，他至少将自己的理财策术应用到了国家的治理方面上来，他在历史上最大的成就，就是治理洪水。他兴修水利，把大梁北边的黄河与河南南部的淮河水系连接起来，可以航运，可以灌溉，繁荣了两岸经济。而且他在魏国为相期间，魏国基本上就没有闹过水灾洪灾。

但是孟子对白圭的治水之道却不屑一顾，他认为白圭只疏通了魏国境内的河域，却把水患引到了邻国，是以邻为壑，不足取的：“大禹治水，是顺应水性，所以大禹把四海当作蓄水场所。现在你却是把邻国当作蓄水场所。倒流泛滥的水叫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仁人最讨厌的。你错啦！”

这么一番争辩看起来似乎与白圭的发财之术没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孟子所表达的理念，正是白圭致富三大秘诀的第三条：

买仁卖义，取向当取，给所当给。

这个道理就是说赚钱不能够以对方的损失为代价，相反，任何成功的赚钱方式都是以对方也同样获得利益为条件，正如孟子所言，所谓仁，所谓义，说透了其实都只不过是利益，只不过，仁义是最大的利益。要知道，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材料是出自于儒家的经典《孟子》，白圭在书中是以“反面形象”而出现的，是提供一个“唯利是图”的靶子供儒家学者进行攻击的，但历史上真正的白圭形象，却远不是这个样子。正如同《庄子》一书中的惠施是以反面典型出现，供庄子表达他的哲学理念一样，实际上，道名同归，道家与名家的诸多哲学思想并无任何区别。而商儒同样也不可分，商家用来指导致富的核心思想，与儒家的仁德之念并没有任何不同。

《战国策》中有一个白圭抑强秦扶诸侯的策略思想——这是白圭在史典中唯一的一次以正面形象出现——韩相成阳君打算联合韩、魏两国尊奉秦国，魏王认为对魏国不利。魏臣白圭对魏王说：“大王不如秘密派遣掌管送迎宾客的使者去说服成阳君：‘您到秦国去，秦国一定会扣留您，以此来要求韩国多给秦国割地。韩国如果不同意，秦国一定会扣留您，而且就要向韩国进军。所以，您不如先不出发，要求秦国放出人质。’秦军不会放出人质，成阳君就一定不会去秦国，秦国和韩国不能联合，大王就会受到重视。”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白圭治国的战略思想，就会发现这正是他的“取向当取，给所当给”，做事把握分寸，让对方知难而退的财富观念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