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规律
我们知道了金钱的规律，也就知道了这个世界的本原。
大中华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一直处于皇家权力与民间金钱两极之间的不断调整之中。民众的意愿做为第三方加入进来，构成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循环体系，从此我们这个民族就堕入了历史轮回的宿命。
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已经无法将这个循环周期上溯到周王朝取商人而代之的阶段中。但我们确信，由商业人士所创立的国家一定与农耕者所创立的国家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
西伯侯姬昌被囚于殷朝近郊朝歌，积七年的时间而演周易，或许可以看作是一次农耕文明对商业文明的舆论准备工作。
当然，我们也不能毫无根据地一口咬定说殷商所创立的文化体系就是商业文明体系，可是谁能告诉我们一个像犹太人那样靠流动做生意的民族，他们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知识文化体系呢？
这个账就别算了，算也算不清楚。
但是姜子牙和管仲运用商业手段强大了齐国，这总不是假的。秦国人运用商鞅和吕不韦这两个大商人的思想强大了秦国，这也同样是历史。
总之，历史就这么开始了。
先是财富与金钱的辩证战争，而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模糊，等到了它们相互之间不分彼此的时候，大一统的强权就此产生了。
人人都看到了虎狼之秦吞并了六国，却不知道这也是六国人民的意愿。
莫非是六国人民舒服日子过腻歪了吗？怎么可能发神经到这种地步，要搞一个暴君来修理自己？
还记得儒家的门生宓子贱吗？
为什么民众需要战争呢？
因为民众渴望公平。
渴望着改朝换代后大家都回到一个共同的起跑线上，那样的话或许会有自己的机会。
历史表明，民众太天真了，这个愿望注定了只是扯淡。
权力这东西有着自己的意志，一旦它运行起来，就好像原子弹爆炸一样，轰的一声，一切重来倒是不假，但民众的机会肯定是不存在的。
任何时候也不存在。
除非，我们能够主动地有意识去掌握金钱的规律，一旦这样的人多起来，民众才算是真正地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总之一句话，强秦势力的崛起，不是没有缘故的，那是六国的民众基于对本国国内的资本势力抗争的无奈，所以选择了强秦。
这个时候看似强秦在说话，实际上是民众在说话，是民众需要强秦，于是他们得到了强秦。
结果强秦更不像话。
于是大家再跟强秦拧着劲地干。
大楚兴，陈胜王，揭竿而起，天下响应。
响应完了就是大汉。
大汉时代的皇权与民间金钱的战争已经有专门的章节表述，我们要说的是汉末时期，这一时期的各社会力量博弈重新回到了起点，表现为皇家权力衰落。
印证皇家权力衰落的，有这样一件事：当时窦太后与太监的势力发生冲突，双方于禁宫中一场厮杀，结果太监大胜，太后大败，窦太后的弟弟窦武被砍了脑袋，窦太后活活气死，死后太监们把窦太后的尸体停在肮脏潮湿的地方，居然不允许窦太后和汉桓帝合葬。
太监之富，富有四海，哪轮到皇帝说话？
所以汉灵帝才拼了老命地弄钱，权力弄不明白哪去了，就剩下钱这玩艺了，大家要理解汉灵帝才对。
这个时候民众又说话了。
黄巾军大起义。
三国时代的短暂时期过后，晋时代来临了。
晋武帝允许各地官吏随意抢劫，而晋武帝本人则作为最大的土匪头子坐地分赃，这不是他老兄突发奇想，而是皇家权力与民间资本势力之间的博弈，水火不容，有你没我，那还客气个什么？
但是白痴皇帝晋惠帝来得太早了，结果搞得这一场博弈还没见个结果，世族们纷纷避往江南，皇权衰落之后，反而要依附民间资本的力量才能维持下去。
王与马，并天下。
逃到江南的晋皇室和世族王导肩并肩手拉手地坐在龙椅上。
到了这地步，晋室皇族还玩什么呀。
刘寄奴刘裕横空出世，从一介平民布衣起家，东征西讨而后，逮住晋室的最后一个皇帝，一杯毒酒灌下，从此改朝换代。
然后是刘裕的重重孙子被齐武帝撵进黑屋子里，也给一杯毒酒灌下，那可怜的孩子放声大哭：谁这么缺德把我生在皇帝家里？
然后南齐的最后一个皇帝又让萧道成搞死。
然后……总之是不停地改朝换代，看着都累。
临了最后杨坚出马，将天下的财富凑成一堆，等大唐的李世民来拿。
又一次循环
大唐皇权迅速衰落，是再也正常不过的情形。
历代治史者都认为唐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藩镇的势力过于强大，削弱了皇家权力，所以宋室与明室都磨快刀子削弱藩镇。
可这个藩镇强势却只是结果，而非原因。
原因就一个字：
钱！
大唐虽富，可也养不起连年的战争与过多的士兵，没办法的情况下，才允许各藩镇自己想办法。于是藩镇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能用什么法子弄钱就用什么法子弄钱。
一人计短，两人计长，藩镇人多势众，所以弄到了不少钱养兵。
兵是养起来了，可这些兵，却跟大唐没什么关系了。
于是从唐玄宗起，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都被闹事的藩镇们追得屁滚尿流，东躲西藏，大唐王朝简直成了一个流浪王国。
皇帝成为流浪者，权力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真空。
于是海内外英雄四起。
英雄靠什么起来？
靠谁的嗓门高吗？
非也，还是一个钱字！
没钱你起什么起？没钱你连招兵买马都做不到，凭什么吆喝着别人替你冲替你杀？你当别人都脑子有毛病啊，那么爱为你无私地奉献？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民间资本力量借暴力的形式兴起。
比较明白这个道理的是张全义，此人也是跟着大家起来闹事的人之一，因为闹事有功，他被任命为河南尹。当时东都洛阳屡遭盗寇侵掠，居民居然不满一百户。张全义到任后，选了十八个有才能气度足以承担任务的部下，每人给一面旗子、一张榜文，称为“屯将”，派他们到十八个县的旧村落中，竖立旗子，张贴榜文，招抚流民，劝他们回来农耕，并减免他们的租税；对于犯法者除了杀人必须处死，其余的只处以杖刑而已。
从此人民络绎归来，数年以后，逐渐恢复旧日的模样。
张全义每见到田地肥美的，往往下马与属下一起观看，并请田主来，用酒菜慰劳他们。有蚕、麦收成好的，张全义有时也会亲自到他们家去，把老人幼儿都叫出来，赏给他们茶叶和衣物。
民间都知道张全义不喜好声色，只有看见好的麦田和蚕才会欢欣发笑。因此人民争着耕田养蚕，遂成为富庶的地方。
财富兴起，这就意味着对权力的挑战，权力如何肯束手就擒？
于是后梁皇帝朱温亲自御驾张全义的家中，把张全义的妻子、女儿、儿媳妇全部奸淫了一遍。张全义的儿子怒不可遏，拔了刀子就要冲出去和朱温这个王八蛋拼命，却被张全义死死地揪住了。
史称张全义为“无骨之奴”，这就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张全义一头冲过去让朱温杀了，那洛阳一邑的百姓谁来照顾？让给出这个评价的史官来吗？他又没这个本事。
这就是金钱的屈辱与血泪。
金钱就是在这种屈辱的过程中，慢慢成长起来。
但是民意又说话了：
终结乱世，期待皇帝。
于是皇帝来了。
赵匡胤。
大宋。
赵匡胤刚刚立国的时候，承袭后周之德风，大臣与皇帝每次议事时都是对座而谈，大臣的唾沫星子喷皇帝满脸，皇帝也不计较，也没办法计较，正是用人家的时候，只能忍住气了。
但是赵匡胤可用不着忍了。
所以他请丞相来议事，丞相像往常一样，坐在他的对面侃侃而谈。赵匡胤却拿起丞相的上疏：你这里有个错别字耶。丞相急忙站起来伸过脖子：不可能，我都让老婆一个字一个字校对过的。果然发现是赵匡胤弄错了，丞相松了一口气，再把屁股坐回到椅子上去，却差一点坐在地上。
椅子早让人偷偷给撤了。
从此君坐臣站，赵匡胤爽得不得了。
爽归爽，但是钱的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
不过大宋承后周之德，又从江南的李氏王朝和钱氏王朝那里搞到数不清的民间投降资本，皇权的势力一度达到了顶峰。
然后是财政吃紧。
未及几年，大宋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百分之二十。
这下子麻烦了，想办法弄钱吧。
遂有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的财政政策，是目前许多国家都在偷着使用的，绝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妙方。
但唯独在中国行不通。
为什么？
因为皇帝在那儿坐着呢！
这世道就这样，有皇帝在，民间资本你就甭想美事。
一个没钱的穷王朝，千万别指望还有气吞万里如虎的魄力。
就这样，不等到蒙古铁蹄踏进来，宋王朝已经把自己给穷死了。
自掘坟墓的末路王朝
大元帝国实在是太短暂了，蒙古兄弟犹如风中过客，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然后是朱元璋板着一张刻薄寡绝的马脸登上了皇位。
从他一登基起，就注定了大明王朝的灭亡。
因为他比之于此前的任何一个朝代的皇帝更不懂得怎么弄钱，而他的继任者，在这方面的智力比他更差着一筹。
清楚这一点的只有江南富翁万二。
明朝洪武初年，嘉定安亭有个人叫万二，是元朝的遗民，富甲一方。
曾经有人从京师回来，万二问他的见闻，他说：“皇帝近来作了一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披被。’”
万二叹息道：“征兆已经萌芽了。”
就将家产托付仆人管理，自己买大船载着妻子儿女，泛游于湖湘一带。
不到两年，江南的大族接二连三受到登录财产加以没收的对待，只有万二得到善终。
民间传说，这位万二实际上就是大富豪沈万三的哥哥。
沈万三，名富，字件荣，俗称万三。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元末明初人。
这里又有一个例证，凡是大富大豪，都于乱世时皇权衰落工夫里冒出来的，等皇帝进入战备位置准备战斗的时候，就没他的机会了。
沈万三的钱财来源有三个，一为垦殖，二为分财，三为通番。
他是以耕稼起家，这个就叫垦殖，后来又得到汾湖富人陆道源的巨额馈赠，此之为分财。然后他一方面继续开辟田宅，另一方面他把周庄作为商品贸易和流通的
基地，利用白砚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入走浏河的便利，把江浙一带的丝绸、陶瓷、粮食和手工业品等运往海外，开始了他大胆的“竞以求富为务”的对外贸易活动，使他迅速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沈万三就是从贸易中赚下的一部分钱，购置田产，另一部分钱作经商的资本。所以说，沈万三是以垦殖为根本，以分财为经商的资本，大胆通番，而一跃成为巨富。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实为沈万三父子之功”。
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
总之，沈万三以他的实际行动，与张士诚彻底划清界限，反戈一击，重新做人，积极响应并支持朱元璋的任何经济政策。
但是这些都没用。
因为朱元璋压根就没什么富国强民的经济政策，只有让所有人统统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的权力。
这就是权力的选择了。
既然我没有本事弄到钱，那你也别想好。我弄不到钱，你就不能穿裤子，都给我脱光了吧！
于是沈万三被充军发配云南，客死他乡。
所以明朝人的判案也非常简单，就看你有钱没有钱，没钱你就有理，有钱你铁定没理。这种判决方式倒是蛮符合穷人的胃口的，只有一桩麻烦，那就是大家只能较着劲地比谁更穷，饿死才是硬道理。
所以当时就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平湖的陆光祖曾出任浚县令时，当地一位百姓含冤入狱长达数十年。由于他有钱，狱官为了避嫌，反而不敢为他洗刷罪名。陆光祖到任后访得实情，当日就放他出狱，然后再呈报御史。
御史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胡来，难道你不知道这个人出名的有钱吗？”
陆光祖答道：“但只问这人是否真的有罪，不问他是否有钱。如果他确实有罪，即使生活如伯夷、叔齐般贫困也无法让他苟活；如果他确实冤枉，纵使如陶朱公般富甲一方，也没有理由判他罪。”
御使听了大为稀奇：你说的好像也有几分道理耶。就没有把陆光祖治罪。
可怜的这些明朝官吏们，被朱元璋跟钱过不去的政策全给搞成了弱智，连正常的逻辑判断都失去了。
对民间资本下手，剪除有可能威胁到皇权的任何势力，这就是朱元璋所干的事情。
也就是说，他有着不让别人赚钱的权力，却没有自己赚钱的本事。
你说这个大明王朝还怎么玩？
又一个循环开始了，皇帝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弄钱，就带领大明朝的全国人民奔着穷路上飞奔。
明朝赋税过重，尽人皆知，这招叫饮鸩止渴。
可是大明朝的这帮混蛋哪怕是有一点点办法，也不至于搞到这地步上的。
老是这么搞下去，民众又不乐意了。
这一回轮到李自成说话了。
马踏门阙，犬嗷西方，八九数尽，日月无光。
一句话，大明朝没办法再混下去了。
连钱都不让人家赚，这还有谁陪他玩呀！
然后清人兴高采烈地登上了皇位，可是这段历史，更是窝囊得可以，不提也罢。
接着是民国，从大清到民国，各届政府最大的本事就是比着借外债，看谁有本事借到最多。按说负债经营也是做生意的不二法门，可除了负债之外再也没别的花样使出来，这个负债，就形同于破产。
实际上，中国人的金钱之道，早在大唐就已经走到了尽头，此后挣扎与争伐，不过是权力一步步地勒紧套在金钱颈上的绞索罢了。中国人喜欢谈论“康乾盛世”，却全未曾想到，皇家权力的盛世，就意味着金钱的末日。
循环不已的历史发展到清朝后期，民间资本的活力已经彻底被压抑，以胡雪岩之经营天才，也不得不依附权力而生存。他又何尝不知道权力对于金钱的天然侵蚀性，饮鸩止渴，痛何如哉？灯火楼台，无限萧索。
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我们这个民族确实不太懂得金钱的规律与法则。
所以，现在是说破秘密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