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活雀跃吧，因为生活给予你机会。

——亨利·范戴克

1928年6月13日，我在伊利诺伊州弗里波特一家医院的电梯里来到了人世。我这样迫不及待地降生，预示着生命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永远不按部就班等待事情发生，而是想方设法促使事情发生。

那是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正走向大萧条时期。我生在弗里波特，却越过州界长在威斯康星州的门罗。那是个小镇，居民多是瑞士裔和德裔美国人。他们都是勤劳人家，家里开奶牛场，那些农场出产世界上最好吃的奶酪。

我父母追寻“美国梦”的经历并没有我那么顺利。但他们的打拼为我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在我出生之前的好些年前，他们就已失去了农场。为了养家糊口，我父亲埃尔默将家迁到了门罗，在他姐（妹）夫的贮木场里寻了个活儿，一小时挣25美分。为了赚些外快，我母亲梅和她表亲一起，帮人打扫屋子，洗衣服，糊墙纸。

我们很穷，但饭桌上总还有吃的。每天晚上差不多都一个样——炸土豆和黄瓜，都是从我家后院那个大园子里摘来的。有时也有肉吃。我们的房子每月租金12美元。这个居民点就建在啤酒厂、奶酪厂、煤场与喧闹的铁道之间。房子没有热水，也没有集中供暖设备。祖父去世后，父亲继承了1200美元。他用这笔钱买下了这个房子。

父亲工作时间很长，每天步行往返于家和贮木场两次。这对他来说很痛苦——因为他脚有残疾，那是一次拙劣的手术留下的，再也没治愈过。即便气温降至零下20度，他还是得在冰天雪地里走路。他回家吃午饭，因为那是惟一能让他吃上一口热饭的地方。

冬天，我就睡在严寒里。厨房里的大腹取暖炉隔着两个房间、两道门。室外气温降到零下的时候，我只有毯子可以取暖。要是我想洗个热水澡，就得自己到炉子那儿把水烧热了。童年大部分时光，我仅有一件工装裤可穿。我们的车子也很破，多数时候是开不了的。

我们家满载着生活的压力，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无暇闲聊，连聊以增加父母与孩子感情的消遣娱乐和关爱也无暇拥有。我想那是事实，因为我出生时，父母已不年轻了。我父亲39岁，母亲32岁。姐姐也比我年长许多——要比我大13岁。我是在父母为生计苦苦挣扎的时候降临的，我是这个家的累赘。

他们没有大梦想。我猜，他们的梦想在失去农场的时候就破灭了。所以我也不被寄予厚望。但是我有。我梦想有一天能走出门罗。我知道小镇之外还有一个世界。我是从电影院里放的新闻短片和《巴克·罗杰斯》①那儿得知的。可是我父母说，梦想只会招致失望。他们告诉我：“你是穷人，肯尼斯。你讲的那些事你做不了，索性忘了吧。”我记得母亲对我说：“你还是改改脾气为好。看你的样子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我看上去一定很伤心，因为她立马就转过身，回到她的炉子那儿去了。

60多年前的那一幕我记忆犹新。她拿我们在门罗的现状及将来劝说我，我想，那是她当时所能给予我的最好的忠告了。但我也知道，父母没有能力教我如何实现梦想。

①指摄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科幻片《巴克·罗杰斯》（BuckRogers）。

生活尽管艰辛，但我从未觉得有多贫困。大萧条时期，大家处境几乎都相同。相反，我觉得自己的童年还挺快乐。我犹记得小镇生活的愉悦：和亲戚们一同野餐；和表亲们搭乘舅舅的平板车到湖边去，钓上一整天鱼；和男生们拉帮结派；沿着铁道打野兔、野鸡和松鼠，改善家里的伙食。我热中于追踪动物，琢磨着如何智取它们；也喜欢在附近的溪流、湖里钓鱼。

父母惟一强迫我做的一件事是上课学音乐。在所有的乐器中，他们替我选了手风琴。但我觉得这是犯傻。我总在想：“音乐课的学费是从我们的伙食费里扣的。”幸运的是，我所谓的那点儿音乐雄心在我参加门罗音乐比赛的时候画上了句号。我是惟一一个手风琴参赛者，而评委给了我一个第二名。比赛中仅有一个选手，却得了个第二名，我一定是差劲极了。我童年的最大创伤源于一起严重的事故。那年我10岁，穿马路的时候，一辆车撞上了我。车祸导致我颅骨骨折。我昏迷了一个星期，徘徊在生死间。康复后，我已记不起车祸这回事了。伤得这样重，以至于我不得不重新学习走路。

童年的许多事情不是我能说了算的。但是我不会让它绊住我。我自认与众不同，与我的父母和邻居不是一类人。我不想让父母的态度成为我前进道路上的羁绊。我们永远也说不到一块儿。他们很善良，但我并不以他们为骄傲。我们很少交谈。我学会很快地吃饭，好尽快离开饭桌开溜。

于是，很小的时候我就变得独立了。我6岁的时候开始打零工，那时起我就为自己的事做主了。我捉大蚯蚓，再卖掉，一罐可挣5分钱。等我大了，推得动割草机了，就在夜里和周末帮人割草挣钱。我会跑到邻居家甚至陌生人跟前，告诉他们给25分钱我可以帮他们割草——草坪大的话就得50美分。我还在当地的高尔夫球场当球童。一场下来有35美分收入。

父母给了我一辆自行车之后，我当真就变成一副小生意人模样了。他们把我出生时投保的一份人寿保险兑了现。我可不在乎什么人寿保险——我想买辆车，这份保单是父母惟一可动用的一笔资金。

这可是桩大事。买自行车花去28美元，大萧条时期这可是为数不小的一笔钱。自行车买的是当时最棒的车款之一——不是那种廉价的。这便成了我永久风格的开端——只要最好的。我不希望别人有辆更好的车。那是辆Schwinn①，漆成深浅两种色调的棕色，有个大篮筐。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可以让我借助自行车来挣钱。对于我来说，这可是那个时候最了不得的一件事。

到了10岁那一年，我开始每天上学前给当地的一个奶酪厂打工。我会在4点左右起床，骑车去工厂。那家工厂与20来个农场合作。农夫们挤奶，再把牛奶装在大罐子里运往工厂。然后，我就帮着农夫们卸车。工厂每小时付我10美分。

有了那辆车，我得到了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卖《密尔沃基日报》。我有划定的卖报区域。我开始售报——卖出或投递一份挣1分，周日版的挣2分。

我开始构筑我的未来。我开始明白真正的钱是怎么挣得的。吃一堑长一智，我也懂了点策略。很快地，我就学会把一车报纸运到镇上，在杂货店门口叫卖——反正离商店越近越好，只要老板不把我赶跑。那地方有顾客。11岁时，我已学会了生意上的第一课：地段，地段，地段。

①Schwinn，美国自行车业百年老店，曾是世界自行车业第一品牌。

那辆自行车第一次给了我行动和自由。我可以走得更远，更快，我开始明白支配时间的好处。我很早就学会如何提高效益了。（我哪里知道几十年之后，轮子会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我开始给父母亲钱以贴补家用。

我还干过别的。12岁时，我在当地一家食品杂货店里打工。起初，我只能干往货架上添货这样的事，但我恳求店里让我当售货员。农夫们会把他们的鸡蛋带到店里来，我们就要数数目。农夫们再用蛋换食品杂货。我喜欢怂恿他们用蛋把拿得了的杂货都换掉，这样，店里就有更多的蛋好再卖给其他顾客。后来，这份工作能让我一小时挣25美分，这可了不得：这与我父亲当时挣的一样多。14岁那年的夏天，我在舅舅的贮木场里把一袋袋50磅重的混凝土从货车车厢卸到卡车上，挣得就更多了。刚开始是一小时25美分，但后来一小时可挣50美分，是我父亲的两

倍。可他从来也没有向我舅舅就薪水问题抱怨过；我猜他是不想冒这个险而丢掉饭碗。

16岁时，我在当地的蒙哥马利·沃德商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在杂货店打过工，我知道自己喜欢同人打交道，喜欢卖东西。我擅长干这个，在蒙哥马利·沃德，卖东西可以抽取佣金，钱可以挣得更多。这当然比在奶酪厂搬奶酪或者往货车上装卸混凝土要强。我猜自己很快就表现得相当出色，反正我呆在那里还没到两星期，经理就派我去负责体育用品和涂料两个部门。

我总是想办法把5美元的生意做成100美元的买卖。顾客到店里来买涂料粉刷一间屋子，我会对他说：“我觉得，要是你把房子外面也刷上涂料，你的房子就更值钱了。我们的涂料价格公道。你可以赊账，我们送货上门。你可以把你的房子弄得很气派。”我曾让不少人把他们的牲口棚也刷上了涂料。要是有人想买一个便宜点的钓丝螺旋轮，我会告诉他：“用那种钓丝轮你可钓不着鱼。你得用个好一点的。”

做生意需要一点天资。我很快就懂得永远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我们称之为“牢骚精”的人身上。你可以通过聆听和询问识别出这些人。若是你碰上了，就把他推给别人。遇到一位正人君子，我也是又听又问，弄清楚他们的消费预算。好的推销员只有在聆听之后才同顾客说话。店员的“过分推销”我见得太多了，意思是一旦有人要买东西，他们就一个劲地推销，到头来弄得顾客都不想买了。一旦开好单子，你就别试图再往上加东西了。你可以不提顾客买的商品，同他们聊聊别的。

有时候，顾客需要的商品，店里没有备货，我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我搞起了副业，做起了自己的体育用品生意。我在家门口做起了买卖。猎枪，马达，捕鱼船——有需求，我就去找货源。到了周末，我开车上邻近的城镇到零售商那儿进货。回到家，我再抬高价格把东西卖给本地的顾客。我认识到，这不仅是个好买卖，同时也帮了大家的忙。我私下挣的钱开始比在蒙哥马利·沃德挣的多了。

我在做体育用品的同时，又开始倒腾起汽车来。15岁时，我买了第一辆车，一辆1928年款的庞蒂克。车子被人撞了，我获得了100美元的保险赔偿，又买来旧部件去修理。（我用自己的自行车充抵了修理费。）车子修好了，我又转手换了一辆。我做起了生意，我买来两辆在不同部位有损坏的破车，找了一家车身修理小厂把它们拼装成一辆车。倒腾汽车让我第一次不是依靠体力劳动而挣到钱。

到底是因为有了钱，我开始了另一项毕生的爱好：购物。我给自己买了第一辆车，我给父母买了第一台收音机。我会在户外厕所里看有关猎枪和钓竿的商品目录。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一辆大车、最好的钓竿，不管怎样就是要最好的。我总想要得到更好。作为一个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我的梦想就集中在那些我能够获得或者说能够追求的东西上。

我雄心勃勃。当你没有什么的时候，就会更加渴望——渴望成就、渴望物质、渴望成功。这种雄心伴随我一生，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去获取更多。有了自行车、汽车、工作，还有雄心，我知道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即便如此，我明白自己还在寻觅一种东西。只是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想说我很幸运能拥有这样的父母。他们给予了我最需要的东西——独立。在大萧条时期求生存使得他们无暇顾及我。但是他们给予了探索生活的自由，让我自由成长。我学会了独立自主。我很快就学会了许多东西。我开始意识到，任何举动都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就如同认识的人总是有价值的一样。无所谓空洞的行为。我懂得任何一种行动都会产生某种结果。我欣赏这一点。我记得甚至在我10岁还未出头的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行动和人际关系所起的作用。在我理解这种观念之前，我已体会到了它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它能为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带来什么。早年的经历对我日后的事业很有帮助，在事业中，领导与决策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我的朋友们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不同的是，随着我们的成长，他们中的许多人渐渐地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变得知足了，将它变成了一种职业。那时，我曾希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知足常乐。他们看上去心满意足。他们善良，勤勉，好相处。不少人至今还同我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他们安居乐业。他们过的日子令他们相当满意，就像我曾想像与期盼的那种生活一样。

为什么我不知足？直至今日，在我开始有了那些感受的半个世纪之后，我还在思忖：到底是什么让我永不停歇，哪怕只是一小会儿？我父亲从不提起未能实现的梦想。我母亲一个劲地泼我冷水。我的亲戚们快快乐乐地干着他们的蓝领的工作。从他们身上我看不到什么叫不满意。

那么，我强大的动力从何而来？或许来自那场几乎要了我命的可怕事故。或许是我们的贫穷。或许是缺乏来自父母的关爱与呵护。我不得而知。无论是何种原因，我都不知道根源在哪里。实际上，再过上个0年，我也不会知晓。我所知道的便是我正在失掉什么。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找事情做来填补内心的空虚。我需要有一种充实感。

我觉得，显而易见，我最初填补空虚的办法就是工作。我不仅觉得这方法行之有效，而且发现工作也是必需的。我正在帮助我的父母。工作给了我成就感和动力。它令我感到自己了不起。好像我干得越卖力，我就会变得越重要，对我自己，也对那些需要我的人。我同样开始意识到，越是努力，就越是走运。

早些年我从事的工作都很卑微。许多年以后，我的儿子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我曾那么乐于割草或是扛高尔夫球棒。我不能责怪他们。那些工作乏味且经常吃力不讨好。但在我人生的那段时期，我是带着自豪和奉献精神去做那些事的。我知道自己在工作时的感受。时间变得重要了。有耕耘就有收获。条件改变了。生活有了初步的改观。工作为我带来力量。

对我来说，一个人做什么并不要紧，关键在于他是否勤恳，是否正直。我父亲两者兼具。多年以后，我开始明白，我们之间的区别同我们工作是否努力，智商的高低，甚至我们的抱负都没关系。区别就在于我从不满足——至少满足不了多久。一段新经历也好，一个新工作也好，我迟早都会感到厌倦。我需要谋求更好的机会。

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这样做，因为家里并不依赖我一个人养家糊口。我可以冒父亲不敢冒的险。他早已失去了我们的农场，我敢说正是那件事动摇了他的信心，尽管我们从不提及。他上了岁数，安定比报酬来得更重要。父亲从未认识到我的切身体验中最重要的那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在工作中我寻到了自由。但我并非每时每刻都喜欢工作。没完没了的苦活，有时还伴着身体上没完没了的疼痛。那年夏天，我帮舅舅装卸50磅重的袋装混凝土，货车里面的温度经常超过100度。我们白天一直在干活，只休息一小会儿。到了晚上，我还得走回家。身上那些从来不疼的地方都疼了起来。每天早上，我得挺着疼痛僵硬的身子起床，算着还有几天到星期日，我可以自由一天。那是个痛苦的夏天，但是那段经历被我日后证明是有用的。再者，辛勤总有回报。

我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身高5英尺10英寸，体重195磅，腿短，重心低。体力活让我变得结实了，增强了我的协调能力和力量。艰苦的劳动环境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能力。我学会了不去抱怨，我只是干好我的工作。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度过那个夏天的。但是秋天来临时，我得以入选橄榄球队。我已准备就绪。所有的厌烦与疼痛，使得那个夏天成为我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较之我人生那段岁月的任何其他事情，繁重的劳动正在为我日后的成功铺平道路，那份成功将使我认清自己，认清自己会变成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