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富之道
第四章 阳光州

瞧瞧海龟。它只有伸出脖子,才能前进。

——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

贝林·林肯·水星公司开业3年后,我成了一个年收入5万美元的27岁的青年,拥有100万美元的资产。门罗变得小了。四下里看看,我意识到还有人比我挣得更多。我不知足。做了10年的汽车生意,我有点厌倦了。

3年前,岳父巴德从我们的旧车行里退休了,他把退休生活搞得多姿多彩。他和我都变成了高尔夫发烧友,我向往这种使人生更趋完美的静谧生活。也许机会来了。1956年,我决定把我的特许经销店卖给迪克·比内玛和我曾劝其入伙的另一个朋友劳埃德·西德施拉格。我只保留金融业务和那栋房子。我还拥有出租的公寓。依靠投资收益和卖店所得,到佛罗里达去退休已绰绰有余,我那时就是那么想的。20世纪40年代末,我们曾到那里度过假。较之冬天气温会降到零下30度的威斯康星,佛罗里达的阳光与海滩简直就像天堂。

我知道阳光州同样充满机会。福特公司曾同我商量要在迈阿密再开一家林肯·水星特许经销店,有个做汽车生意的同行推荐劳德代尔堡,迈阿密北面一座很有发展前途的城市。为了证实一下情况,我派了最有事业心的一个手下鲍勃·特拉克塞尔前去考察。我信任鲍勃。他勤奋而忠诚。像加入我公司的其他人一样,他也出身贫寒,到了足够大的年龄就到加油站打工去了。他又高又瘦,比我小五岁。中学一毕业就到我这里来了。他比谁都可靠,我信赖他。转悠了一番后,鲍勃也认同劳德代尔堡兴许有发展潜力。

没过多久,我便意识到鲍勃的先见之明。劳德代尔堡有一群专业人员正在规划社区的前景。其中有个很有眼光的土地开发商,名叫吉姆·亨特,他是卡罗尔·里奇房地产公司的头头。他创建了一些高价楼盘,包括高特海景(GaltOceanMile)。吉姆是高价地皮的首位大推销商。尽管几年之后,我们才成为朋友,但我对他慕名已久,他在劳德代尔堡商界的声誉以及他控制局面的才能令我钦佩有加。他是个很严厉的人,个性很强。后来,在我第二次创业的时候,他给了我几条珍贵的忠告:“永远不要把双手从泵上移开,身为一个企业家,你得时刻留意机遇,随之而来的也有风险。为减少风险,你得把一只手继续留在为你制造东西的泵上。”

但是1956年夏,当我举家迁到劳德代尔堡的时候,说老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余生该何去何从。那时,我们5个儿子中的3个已经出生了。我们把门罗的房子连家具都卖掉了。帕特静静地坐在林肯车的副驾驶位子上,膝上抱着9个月大的戴维。5岁的迈克尔和3岁的汤姆在后排座位上打打闹闹。帕特支持我们的新历险。她的沉默并不意味着对搬家感到焦虑不安。相反,我认为那恰好显示了她随遇而安的天性。这不仅使她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妻子,而且或许是这世上惟一一个愿意与我白头偕老的女人。对我的冲动与天性她总是笃信不疑。

我们一家租了一栋联式房,帕特和我把迈克尔送进了威尔顿庄园公立学校读一年级。我开始与社区的商人来往,准备寻块合适的地为家里盖栋房子。我和建筑师设计了一栋豪宅,耗资3万美元,在当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还没完工,就有人愿意出差不多4万美元把它买下来。

一笔汽车买卖,我也就赚个二三百美元。说真的,有人要买我们的新房子让我来了兴趣。一栋房子就能赚到1万美元令我颇为动心。我同意了,开始兴建同样造价的第二栋房子。这回,又有人开出比我的投资要高出许多的高价。我卖掉了,又开始造第三栋。同样,这回又赚了一笔,我终于意识到生财有道了。不经意间,我就成了一个住宅营造商。

有鲍勃·特拉克塞尔做帮手,我的贝林建筑公司开业了,我把父母也接到了佛罗里达。父亲在我这里做木匠。我们先是在五块地上盖起房子,以18000~25000美元的价格售出。房子销得很快,我决定扩展规模。我请来合作者谋划更大的工程。我们是一个勤奋的集体,而且充满了家庭气息。我父亲就是爱每天跟着工人一起进进出出,敲敲钉子,吊吊石膏纸夹板,我母亲就给大伙做大大的炸面包圈。规模一扩大,我就从威斯康星把更多的朋友带出来了,包括丹·波夫,我在门罗的公寓就是他造的。丹是个诚实肯干的承包人,愿意担风险。除了丹,我把迪克·比内玛也动员来南方了。

这是个优秀的团队。我们的首批重大项目包括350套滨水住房。我们开挖运河,在运河周围把房子盖起来。听从吉姆·亨特这个令P.T.巴纳姆①也相形见绌的人的又一条建议,我聘了一家公关公司与媒体打交道,以扩大我们房产的影响。除了在房子的售价上获得收益外,真正赚钱的是抬高地价。这方面一靠眼光,二靠人力,三靠吹捧。它的艺术便在于让其他人用你的方式看到它的价值。一开始,这并不容易。那些地多沼泽,必须得挖掘一番才能盖房子。吹捧会引来投资者,我的身边立刻围了一群财大气粗的合伙①P.T.巴纳姆(PhineasTaylorBarum,1810~1891),美国游艺节目演出经理人,以主办耸人听闻的游艺节目和奇人怪物展览而闻名。人。盈利我们五五开。

我们也建造共管式独立产权公寓,这是美国国内第一批类似的公寓。有些顾客一直在对我说,他们真正喜欢的还是建造在自己土地上的独立型住房,具有共管式独立产权公寓使用上的便利——由专门的机构负责房屋的维修保养并收取费用,有社区聚会场所以及更多的其他设施。

于是我们便干了起来。我们在劳德代尔堡的西部买了13英亩地。我把这片待开发区命名为塔玛拉克。(这名字同我所在的一个乡村俱乐部的名字相像。)我的代理人比尔·莫尔斯是个自信的人,极好相处。他和他的妻子都是来自本州的政界大人物。他的商行在州首府塔拉哈西很有威望。我聘他协助我开展规划以及开发共管式独立产权公寓新项目和土地租赁事宜。但没过多久比尔就引我涉足政界,支持诸如巴德·狄更斯这类候选人,狄更斯创建了由商界、社团以及政界领袖组成的百人佛罗里达顾问委员会,我也加入了。

比尔的商行正在帮助一个候选人竞选州议员。在那个年代的政治活动中,我的态度是谁获胜后对我在塔拉哈西的事业有利,我就支持谁。后来他当选了。他通过州立法机构帮我搞到了建立塔玛拉克地方自治市的特许证。这件事引起了争议——因为我们获得的是13英亩未经开发的荒地的特许证。在那之前,这种特许证只会颁给已建立起来的社区。

这是1962年的事。次年的3月3日,塔玛拉克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它是美国第一座提供庭院割草、树篱修建、外墙粉刷、屋顶清扫等服务的地方自治市。作为城市的服务项目之一,还有一名全职的休闲娱乐活动经理负责全年的休闲娱乐节目。这是一个独特的创造;过去没有人这么干过。我们迎合的是55岁以上人士的需要。我们的房子售价在8990美元至12990美元之间。这一创举很受欢迎,很快,我们就着手购买城西面的那片地,扩大社区规模,总面积达到1万英亩。我掌握着自治市的特许证,于是我让比尔·莫尔斯出任市长。如今塔玛拉克的居民已接近7万人。

我们的社区建设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就是那些退休后从家乡迁来佛罗里达的人都希望在这里互相成为朋友。每个社区,我们建造了250套房子和一个俱乐部会所,还有游泳池和沙弧球及其他娱乐设施。我们将会所的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有宾戈①、跳舞、烧烤等,把每一个普通的社区都变成了热热闹闹的聚会场所。居民们也不必再担心户外的维护保养,因为这都算在每月23美元的城市管理费中了。

此举大获成功。在我们破土动工之后的第三年,当地报纸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标题:成熟的居家生活理念中得头彩。这也是第一次我开始隐隐约约意识到,人生还有更伟大的目标。门庭若市的塔玛拉克不仅是一笔好生意,它还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给予了人们自由与友谊——以他们承受得起的价格。我们为他们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如今,退了休的人不必在家里坐着等死,他们可以搬到佛罗里达来过上幸福的晚年。他们再不必担心房子的维修和保养,可以尽情享受充实快乐的退休生活。在塔玛拉克,街坊邻居开始有了竞争意识;居民们常跑来告诉我,说他们那块街区是最棒的、最活跃的。我从不将价格抬得很高,因为我希望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这种生活方式。这不再是单单有钱人所独享的生活方式了。

①一种赌博游戏。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令我高兴的事。我成了“城市之父”。我给街坊间的垒球比赛当裁判。新年前夜,我会拜访每个会所,问候居民。当我走进去的时候,他会玩起“向领袖欢呼”的游戏。

随着塔玛拉克的发展,银行、购物中心、医院、高尔夫球场等舒适生活所需的一切都进来了。如今,40多年过去了,最初的那批房子要卖到17.5万美元。因为保养得当,加之居民们对他们的社区引以为豪,这里看上去还是跟我们当初建造时一样漂亮。

帕特和我把家建在伍德兰兹,那是我在塔玛拉克开发的一片独立的乡村俱乐部社区。这里最出名的是两座由罗伯特·冯·哈格设计的18洞比赛用高尔夫球场,以及一座5.8万平方英尺的俱乐部会所。这片占地640英亩的社区,独立型住房售价在3万~5.5万美元之间。很快这里就被称做“布劳沃德县的时尚伦敦西区”了。

1968年我40岁的时候,帕特和我的朋友们一起为我举行了一个空前的派对。搞得很是招摇,甚至上了《迈阿密先驱报》。请柬上是一幅漫画,画上的我只裹了条尿布坐在世界之巅,请柬的封面上写着:“人生从40岁开始。”内页里接着写道:“肯·贝林的朋友们希望向他证实这一点。”在那场始于头天中午,直到次日仍意犹未尽的欢乐庆典上,他们真的就将请柬上的话证明给我看了。伍德兰兹举行了狂欢,每个样板房都门户大开,装饰成风格各异的酒吧。家家户户都在烧烤猪肉,而四支乐队则连续不断地为与会的三四千客人演奏助兴。

塔玛拉克之所以成功盈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为日后发展购买了成片的土地。我有得力干将来管理这些从农场主那里收购来的土地。市场部经理迪克·安德森搞定了一笔1380英亩住宅开发区的生意,为塔玛拉克的首期大规模扩展铺平了道路,这便有了地方兴建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1750套退休老人的住房,还有绿地。其中还包括一片由两个高尔夫球场、高档别墅以及民居组成的高价区域。迪克还负责管理商业用地的出售和娱乐设施的出租。棒球运动员出身的查克·兰斯顿帮忙购买了一片5000英亩的土地,作为塔玛拉克储备用地。他还在棕榈滩觅得了一片3500英亩的土地。我们在那里兴建了博卡·韦斯特疗养地。他同时负责佛罗里达西北的圣彼得斯堡和塔彭湖两个地方的土地购置。

这些购置连同地价的上涨使得我们在1969年成为上市公司,到了1972年,我们又把公司卖给了塞罗公司。我们继续建造塔玛拉克,还开发了几片本州风景最好、最负盛名的区域——皇家棕榈群岛、樱桃河庄园,以及位于卡罗尔·里奇乡村俱乐部的感恩公园。到了1972年,我们已经建造了几百套买主定造的住宅,成了佛罗里达最大的房屋建造商,并跻身全美十大建造商之列。

在塔玛拉克,帕特也变得活跃起来,当之无愧地成了一名社区领袖。她参加了好几家服务机构,主持募捐;对孩子们学校里的事业也变得热心积极起来。她应邀加入了“优美艺术”——一个专为劳德代尔堡艺术博物馆筹集资金的组织,还出任“巴黎四月”百合舞会的主席。她学会了开车。在我们热中的社交活动中,她扮演着体贴主人的角色,她同我搭档的妻子们都交上了朋友,在我的员工面前,又俨然是位亲切的大使。面对周围的千变万化,只有她如岩石般岿然不动。她把全家团结在一起。在她的努力下,我们坚持参加儿子们的学校活动,为支持社区和教育活动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我们在佛罗里达开始的诸多成功之举中,有一项是在松冠学校设立“贝林杰出教师奖”,我们的孩子就读于劳德代尔堡的这所私立学校。活动始于1973年,由全体教员、行政人员和学生在学年末选出3名优秀教师。我们给每位老师颁发5000美元奖金,并开会表彰,把他们的事迹登在当地报纸的显要位置上。每年学校提名新人选都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不过让我觉得有趣的是,每年获胜的教师都是全体教员、行政人员和学生一致认可的。如同钟表一样精确,每年这个时候,自有3名教师会从三方举行的无记名投票中脱颖而出并获得全票通过。多年来,帕特一直同不少“杰出教师奖”获得者保持着联系。他们的成就与为人师表令我们引以为豪。

我同样在这一奖励活动中明确了一个目标。目的便是鼓励优秀。我们认为我们做到了。但我们之所以热中于此,同样是因为我们对学校的贡献要远远超过我们为活动所捐出的钱的数目。我们的付出是有意义的。儿子们从松冠学校毕业后,贝林奖便终止了。但帕特和我还是给学校捐了一笔钱,不断地为教师继续深造提供经费补助。

松冠学校使我们的孩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给他们创造了很好的成长环境。老三戴维,不仅成绩好,橄榄球也很出色。身高5英尺10英寸、体重185磅的他,成为布劳沃德县橄榄球历史上首位单季跑动进攻得分手,在常规赛季中,他带球189次,共计1396码。他打破了1246码的原记录,并创造了他高中阶段9场比赛的个人奔跑最快记录。在第10场比赛中,尽管脚踝严重肿大,他还是带领松冠黑豹队仅凭一次持球触地并跑过100码完胜了戴德·克里斯蒂安队,比分6比0。松冠队迎来了首个不败的赛季和地区冠军。包括那年的季后赛在内,戴维累计持球197次,跑过1487码,12次持球触地得分,平均每一次持球跑过7.5码。

多年来我一直都记着这些统计数据,这证明我多么为他骄傲,如同我为所有的儿子自豪一样。老四杰夫,在校运动会上空前绝后地赢得12个校名首字母。他是个优秀的学生,干什么都要勇敢地争第一。那时他堪称家里最有运动天赋的人,几乎所有的运动项目他都能很快上手,令我们羡慕不已。

我们一家都爱钓鱼,经常旅行进入北极圈,在大奴湖和大熊湖里捕鲑鱼,还在巴拿马海岸捕黑色的枪鱼和旗鱼。有好几回,我们去了科伊瓦岛,巴拿马的一座狱岛。那里有个巨大的渔场。海水带着无数条各种各样供人钓着玩的鱼流向一个被淹没了的小岛。一天之内,我们钓到了28种不同的鱼。夜里,我们和犯人还有当地居民一起打排球,那些人向我们讲述监狱生活的故事,试图有朝一日能逃离这座岛。

一天,我们正在一片鲨鱼和虎鲸出没的海域垂钓。杰夫抛线的时候,钓竿上的柄脱手了。他本能地跃入鲨鱼和虎鲸出没的海水中,想取回钓竿和滑丝螺旋轮。戴维趁鲨鱼没过来之前把他拽了回来。

“你要干吗?”他冲着湿淋淋的弟弟尖叫着,“鲨鱼会吃了你!”

“不是鲨鱼,就是爸爸会吃了我,”杰夫应道,“我觉得自己对付鲨鱼更有把握。”

这倒不是说我是个不好相处的父亲。只不过如同我为他们骄傲一样,我对他们的期望也很高。孩子们学习都很努力,在棒球、橄榄球、田径和网球等运动项目上也表现不俗。随着他们的长大,每个人的天资与个性都显露了出来。他们都很聪明,大儿子迈克尔,是个天生的艺术家,有创造天赋,对音乐很感兴趣。二儿子汤姆,喜欢阅读,钟爱心理学、哲学和棒球,我欣赏他那种善于思考的性格。在所有的孩子当中,汤姆大概是和帕特最像的一个——像一只温柔的泰迪熊,说话慢声细气,很讨侄子、侄女们喜欢。第五个孩子斯科特,向往大自然,永远不会受传统生活的束缚。他在松冠学校打橄榄球、曲棍球,还参加摔跤。和汤姆一样,他善良而敏感,处事认真,很快就能和人交上朋友。总而言之,对身为母亲的帕特来说,这些孩子是赐予她的礼物。我是个老派的父亲,关注的是创业,情感上比较疏远一些。我的爱不太表现出来,多是靠行动来证明。要把它表露出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很困难的。这一点或许是遗传自我父亲,就如同他遗传自他父亲一样。我一星期工作7天,一天工作15小时,无形中也加剧了我的这种脾气。我要感谢帕特过去——现在依然是——对孩子们的抚育。

1969年1月的某一期《迈阿密先驱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帕特的人物特写。标题是《她善待财富》。文章引用了帕特的话:“和一个正在出名的人呆在一起,我喜欢这种生活带来的兴奋与激动。”文章接着写道:

这种态度就像在表明帕特·贝林将要为此炫耀一番似的。一位把自己描述成不善交际的女士,贝林夫人却着实非常亲切,她会跳起来给你沏咖啡,端上她婆婆自制的水果蛋糕。她本能地就会知道别人的需要,总是想法让客人感到舒服。她是成功的。

贝林房产,也就是她丈夫的公司,净资产估计在1500万到2000万之间。不过贝林夫人关注的是人,而非金钱。

“你得对丈夫的时间安排表示宽容。你得乐意分享他的事业,”她又说,“当我需要他时,他就会出现。”

“他是一家之主,虽然日常事情都由我来承担……我想,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叫人心动的男人了。”

帕特曾经是,将来还会是那样的亲切大度。对照今天的观点,《先驱报》上的文章或许有些过时了,但毫无疑问,有了她的支持,我才有了创业的基石。事业一直在正道上行进,无论我投入哪种行业,帕特总是毫不犹豫地给予我帮助。在我们伍德兰兹的家中,总是高朋满座,盛宴不断,还不时举行有历史意义的新闻发布会。

与大名鼎鼎的演员杰基·格里森①合作的那次记者招待会是最激动人心的一次。我是通过一个朋友结识格里森的。鲍勃·冯·哈格和格里森在高尔夫球场共事。鲍勃建议我聘请格里森的迈阿密公关公司。很快我就结识了杰基,并开始了工作。

格里森和我打算在一片新建的高价住宅区兴建一流的高尔夫球场。由6个场地组成的综合球场的中心部分,由鲍勃设计,将是一个7300码的比赛球场,叫做“TheGreatOne”(最伟大的那一个)。我们计划在那里主办“职业高尔夫球手联合会”比赛,“冠军杯”——总奖金30万美元,计划中还包括一座三层递进式的体育场,能容纳10万观众。每个果岭上的永久电视塔可为一切赛事提供完美的网络式新闻报道。

1969年,我们宣布了这一计划。承蒙杰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甚至收到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祝愿。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有:国家石膏公司总裁兼主席科林·布朗;主管合作事务的副总裁威廉·邓肯;法官约翰·P·洛门佐,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纽约州的①杰基·格里森(JackieGleason)出生于1916年,美国知名演艺界人士,笑星,作曲家,并组建有自己的乐队。

部长;3M公司的高官;鲍勃·冯·哈格和他的妻子格里塔,格里塔是琼·泰勒舞蹈团最漂亮的演员之一,这个舞蹈团每周都会跟着格里森的那一句“那我们就走吧”出现在格里森的电视剧片头上。

“我们不会被超越!”TheGreatOne向新闻界发出怒吼。“假如有人提出要同我们攀比或是要压过我们的财力,我们就会提高赌注,让‘冠军杯’成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赛事。我认识不少有想法有气魄的人,但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口袋里同样还有钞票的人,”格里森这样恭维我。随后他告诉记者,第一届赛事已在筹备中,由3M公司提供赞助。他的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转播为期5天的赛事。

格里森不仅是“TheGreatOne”,也是个了不起的即兴表演家。他在我们家就像召开御前会议一般,向众人描绘着一幅生动的蓝图。我站在他边上,紧张地盘算着这个项目所需的时间与资金,更别提杰基·格里森的聘金了。此人只有一种做事方法——我行我素。这一计划预计要花费5个亿,要占用劳德代尔堡与庞帕诺比奇之间500英亩的好地。需要规划、建筑设计、修路,还要兴建一座汽车无法进入的小岛,杰基打算把他的宫殿建在上面,要能俯瞰到第9、第16、第17和第18号球洞,这就需要我们移走150万立方码的泥土。而此刻,他不但将首届赛事的电视转播权占为己有,还当众宣布这个项目将会于次年年底完工。那我们就走吧。

到头来,格里森与我们分道扬镳。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完成这项计划。你可以冠冕堂皇地将其称之为我们之间存在着“创造性的分歧”。说到底,杰基是希望有个舞台炫耀他的家、他的才华、他的生活。而我只图有钱可赚。没过多久,我们便发现彼此不是一条道上的。记者招待会结束6个月后,我们悄悄地停工了。

和格里森不同,对于土地开发和建筑生意我讲究实效。经济滑坡我安然度过,劳动力短缺我也没有放弃。我曾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意被建材价格波动搞得乱七八糟。我还曾遭受过那些就规划法令和土地租赁挑起争端的政客的攻击。经历了风风雨雨,我已证明自己可以把事情解决好。我可以同格里森,同他打算兴建成人迪斯尼乐园的雄心抗衡。我们还是朋友。此外,我对工厂制造化的住宅也产生了兴趣,开始为此投入许多精力。

建筑行业存在着一个问题。1968年,成材价格上涨了33%,尤其是胶合板和软木材。那年,全国建筑启动计划是150万,远远供不应求。行业苦于技术工人短缺。佛罗里达面临经济衰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我相信,应该是工厂制造的钢结构的住房。我的这种房子可以造得同传统的房屋一样漂亮,但是它们在工厂里就可以被造出来,再以很低的成本分三部分在一块地上组装起来。整个组装只需一小时。

我至今仍认为那是个不错的点子。我们可以建造更多的房子来满足需求。我们可以避开劳动力问题而确保造价的稳定。我们还可以让一切标准化,除了让顾客在颜色、外观、造型以及设施上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我花时间亲自考察了预制装备式房屋市场,发现没有一家的产品是合格的。我组建了一支团队应对我所面临的挑战:建造一种可在工厂环境里批量生产的,能快速组装并永久固定在地上的房屋,并附带传统建筑所具有的一切实用美观的东西。我派贝林公司的执行副总裁比尔·布拉纳姆领导这支团队。比尔在销售和市场方面具有非凡的才干,对顾客心理吃得很透。贝林地产公司的副总裁乔治·史密斯监督工程与材料管理。我是从通用电气公司(GE)把他挖来的,一块儿过来的还有GE的另几位前员工。乔治同项目设计师约翰·埃文森、项目工程师埃文·莫顿一起,将基本的模型拼装成我们称之为“拼装房屋”的房子。从1969年5月我们宣布的那天起,这项事业就吸引了媒体的注意。

我们在塔玛拉克的一块地上组装起第一栋样品,引来了无数好奇的目光。我们不得不造了面墙把人们挡在外面。他们当中有些还是从国外过来的,就是想看看我们到底在鼓捣些什么。上等的材料加上钢结构使得我们的房子较之传统的木结构房屋要结实耐用得多。

为了引起人们的兴趣,我们又设计了五种不同的款式。每一种都可以在一座事先浇铸好的、带管道和电路的混凝土地基上由三大块拼装而成,这些东西分别装在三辆平板拖车里,从厂里运来。一辆载的是卧室;第二辆是起居室部分;第三辆是湿的组件,包括浴室、储藏室、厨房,还有餐厅。每个部分由一辆巨型起重机从平板车里吊出,用钢铸的插件固定在地基上。当每个部分都就位了,彼此被钢螺栓固定在一起了,房顶就会安装到位,工人们再把管道电路接好。

和这五种房型相配套的,我们还有150多种外观可供选择。组装完毕后,一座拼装房屋——尽管造价上更便宜,结构上更坚固——看上去和隔壁的一栋传统房屋并无两样。根据组装流水线的效率,我们可以把每套房子连带地基定价在1.2万~1.7万美元之间,并向购买者承诺一周内交房。为了证实我们的想法,我们把厂建在了塔玛拉克。厂区占地25万平方英尺,耗资400多万。

此举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实业家和建筑商从日本等这么远的国家跑来参观我们的工厂。不少参观者都表示出兴趣,要在他们的国家与我们合作开发拼装房屋。我们还用地图、彩色照片、图表和模型办了一个教育中心,来满足充满好奇心的人们的需求。3个月里,我们接待了25万多个参观者。甚至连伊朗国王也派了代表过来学习。

我们生逢其时。在华盛顿,国会正寻求解决住房紧张的途径。在一次演讲中,国会住房委员会委员、议员哈里森·A·威廉要求美国人“拿出让我们赢得登月竞赛的那种力量和才能来解决住房问题”。在对国家住房中心理事会(这个由国家住宅建设联合会制造商成员组成的机构)的讲话中,威廉说:“近年来,在导弹缺口或者空间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我们在军事、空间计划上的巨额开支方面,有着过多的豪言壮语……是时候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住房缺口上了。”早些时候,商务部就预言,不出几年,美国就会在解决国民住房问题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据说,世界上住房条件最好的人会是在苏联。

威廉议员引述了商务部的话并说道:“假如五角大楼的一位将军就导弹问题发表了同样的言论,人们就会叫嚣着要出台一项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应急计划……美国在提供舒适的住房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将会是国家的耻辱。去年,美国为每1000个居民建造了7.69套新居。对比一下,瑞典为每1000个居民造了13.43套;日本造了1.89套,苏联造了9.80套,荷兰造了9.63套,法国造了8.32套。”

一时间,我们似乎不仅满足了市场顾客的需要,而且吃透了美国公共政策的某些重大问题。对国家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我们提供了一个动人、有效又划算的方案。有家颇受欢迎的杂志把一栋拼装房屋登在封面上,宣称:“拼装而成的房子:住宅重要的新趋势。”我的小公司从区区几个熟稔的朋友发展到了700多名员工。

另一家杂志写道,贝林公司的这些创意是“最重大发展的源头”。无论国际还是国内,一提到自由论经济学家、哲学家艾恩·兰德的一本书,人们就会认为它是拼装房屋的最好写照。兰德的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建筑师,他设计了一种能够解决严重社会问题的革命性建筑。但是他的想法无法由政府官僚、工会、对手以及墨守成规者来完成。这着实是对我们这个新公司的妙喻。拼装房屋受欢迎的说法不胫而走,反对者也开始行动了。

首先,是木工协会出来反对我们。他们的意思是拼装房屋无形中会削弱其协会成员的安全感,甚至破坏其组织。这吓不倒我们。我们的工厂里用的是高级技工,完全能应对挑战。但没过多久,协会便搬来救兵,赢得了“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这一坚不可摧的群体的支持。突然间,卡车司机就不再把我们的房子从工厂运到居民区了。接下去,我们的对手又在州议会和市政厅四处游说同我们唱对台戏。他们指控我们的所作所为危险至极,说我们挑战传统观念、传统住宅的悠久历史,甚至还破坏经济。迫于特殊利益群体的压力,城市乡镇开始耽搁甚至拒绝为我们的房子规划区域。很快,我们为获得政府的批准而付出的精力要远多于造房子本身。每天都会出现一场新战斗。

在《源头》那本书里,英雄/建筑师最后退却了,毁掉了他那充满想像力的创造物。我决心奋斗下去。

但我们失算了。突然间,我们最好的工人开始离开工厂。干建筑工作,他们每小时可以挣得比2美元更多。为了降低成本,我和工会商定实行计时工资制,现在看起来这个标准太低了。我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当我提出要给工人加工资时,工会说:“没办法。这就是你定的标准。这就是你的回报。”工会的目的是保护工地上的工会成员。没过多久,我就再也招不到能胜任这种工作的技工了。我得到了一个昂贵的教训。

解决问题的显而易见的途径来自外界。随着我们在塔玛拉克的住宅建筑业、土地租赁,以及财产(包括购物中心、娱乐和维修合同、增值的房产,以及自治城市特许书本身)上的经营有道,有好几家大公司都表示出要并购贝林公司的兴趣。我开始认真考虑报价。平生第一次,我有点向往那种可以不必为钱操心、不必费心思做事的生活了。再也没有什么费尽心机的工资表,应付账单,再也不用时时把公司吊在心上,再也不用奢望银行不来催我还贷的好运道。我好像看见了自由,但我还是担心把公司卖掉以后接下去又会发生什么。

那些开价超过我预计的公司仍在一个劲儿地和我套近乎,说明我和我的人马创造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让我感到高兴。我接受的是伯利恒钢铁公司、杜邦、克莱斯勒、国家石膏公司的开价。我之所以想出售,是因为私下里还想与国家石膏公司试探性地做一笔3000万股票的生意。不过,他们需要我留在这个我打算卖掉的公司里协助经营。但是,当我到了公司位于纽约州北部的总部时,我呆住了。层层叠叠的管理部门,面无表情的官僚,不计其数的会议——大公司一切叫人厌恶的东西应有尽有。我琢磨着要打消做这桩买卖的念头。

这时候,吉姆·亨特已经是我的好朋友了。他是劳德代尔堡土地开发和房产经营界的老大。他俨然是一位智囊谋士,先是告诫我永远不要把手从泵上移开,接着又举例教导我如何制造噱头来促销,抬高地价。

正当我左思右想的时候,他同我分享了他的遗憾,两年前他把心爱的卡罗尔·里奇房产公司卖给了西屋电气公司。交易完不久,他邀我共进午餐。桌子对面的他就像伍迪·艾伦①一样忧郁,他开始诉苦了。“他们给了我钱,”他说,“我有了间办公室。但周围都是栏杆。偶尔他们进来,总是拿着根棍子冲着我戳戳点点,看我会不会跳起来。”曾经是自己领地上的一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如今却丧失了动力。他一字一句地对我说,衡量生意是不是成功有时跟赚钱毫无关系。“一切都由委员会说了算,”他告诉我,“没人冒风险。激情消失了。”西屋公司甚至安排了一个过去在卡罗尔·里奇房产公司坐第二把交椅的人充当吉姆的老板。

我把他的忠告记在心上。我告诉国家石膏公司说自己不打算签署正式合同。实际上,我冒了更大的风险,我请奥本海默公司让我在华尔街公开挂牌。在汤姆·西沃德和亨利·西尔弗曼这对能干的青年顾问的协助下,我们把我旗下的30余家公司——包括拼装房屋、塔玛拉克的自治城市特许书、地产、住宅建筑业——中的6家合并为一家,在美国证交所上市。我们以每股16.50元的价格售出了100万股。我自己留了500万股。在最初几天的交易中,每股暴涨至30美元。这个数目连同我的暴富——从票面金额估算,我拥有1.5亿美元资产——几乎令我难以置信。

好在有母亲给我泼冷水。股票还没上市前,我在公司里把股票给她。她问我的问题是:“我该拿它们来做什么?”

“留着,”我答道,“等公司上了市,股票涨价了,你把它们①伍迪·艾伦(WoodyAllen),美国著名导演、演员。

“抛出去。”

“干吗?”

“赚钱呗。”

“怎么赚?”

“卖股票。”

“那我得干些什么吗?”她的询问充满了怀疑。

我尽可能简单地回答她:“你只要把股票卖掉就行。”

“我得参加会议吗?”

“不用。”

“我得帮谁干点什么吗?”

“不用。你拿着那些股票,再把它们卖掉就行。”

“然后他们就给我钱,就那样?”

“没错。”

她把股票从桌子那头又推了回来:“好像不对头。”

尽管我老想着他们,给他们钱,父母平时还是不愿意花那些钱买享受。他们去世后,我在他们的床垫下发现了许多钞票——还有我的橄榄球赛剪报。我多么希望他们在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在收集那些剪报。要是父母当初能与我分享它们,我就会知道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这些刚刚到手的钱让我有了一笔可观的银行存款。但没过多久,那笔钱对我来说不够用了——又一次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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