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做大事，敢于赢得辉煌的胜利，即使历经挫折而盛衰无常，也要比那些患得患失的懦夫来得强，因为后者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既不知胜利也不知失败。

——西奥多·罗斯福

如果说我的生活有一种模式，那就是每10年我就会改弦易辙。20世纪50年代，做的是汽车生意。60年代，在佛罗里达搞地产开发。60年代末，又做起了预建住宅生意。

一段时间内又总是同时做几件事。不过有这样一种确定的周期：每过10年我就会变得不安分，生活里会有些重大的变化。我相信每一种生活总是与非同寻常的冒险事业结伴而来，全新的追求可以让事业保持生机，让头脑敏锐，让厌倦与无聊无处藏身。我有时会一件接一件地做，但经常试图来个彻底的新生——新环境，新目标，新发现，还有新朋友。这是1972年的情形。

这一年我把公司卖给了塞罗股份有限公司，那是一家大型铜矿公司，从事多种经营，它旗下的统领房产公司将接管贝林公司。成交后，我的净资产达到5000万左右。毕竟，我已认定自己不喜欢经营上市公司。我不喜欢上市后的约束，诸如政府档案，不断地向股东提供报告之类。在佛罗里达从事着建筑业，我的“10年”又开始蠢蠢欲动了。随着公司的出售，我已经实现了美国梦。只是接下去该上哪儿、该做什么呢？

我决计考虑一个月。我打算带上家人和母亲到欧洲去散散心。我还要好好酬劳那些在我面临公司出售的种种压力之时仍给予我支持的人。母亲也通过一件滑稽却又特别的小事缓解了我的压力。

我把家人送往瑞士，而自己去纽约了结一些事。我总是住在华道夫大酒店。母亲在那里同我会合。我秘书陪她来纽约，那天正要带着我的母亲到30层我的房间来。她从来也没有乘过电梯，不肯进去，说她可以走着爬上30楼。我赶紧跑到大堂，拽着她就往电梯里走。电梯上升的时候，她就把双手遮在眼睛上。

当时已是晚上了，第二天我们就得飞往瑞士。我得提前离开去参加个会，于是便问母亲第二天一早想用点什么早餐。我告诉她早餐会送到她房间里来。她说她要咖啡、鸡蛋、熏肉，还有吐司。

次日，当我开完会回到旅馆，侍者告诉我他们碰到了麻烦。事情很清楚，当客房服务部把我母亲的早餐送去时，她拒绝签单。“我可不会让你们敲诈我儿子！”她对侍者说。

“你签个字就行了，”我告诉她，“你用不着付钱。”

“我可不吃那么贵的东西。”她说。

从欧洲回来之后，我开始四处寻觅商机。我到亚洲转了一圈，考察了充满活力的太平洋沿岸地区。有一天早晨在东京，我旅馆房间的电话铃响了。是布鲁斯·代弗林，一位帮我在佛罗里达造了10座高尔夫球场的建筑师。他是从美国打来的。尽管线路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我还是听出了布鲁斯声音里那抑制不住的兴奋。

“回佛罗里达的时候，你得在加利福尼亚停留一下，”布鲁斯说，“我想那儿有你想见识的东西。”

“那儿有什么？”我问。

“我不想在电话里告诉你。我希望你亲自去瞧瞧。”

我信任布鲁斯。他知道怎样抓住机会，这是我感兴趣的。从日本回来时我停在了旧金山。布鲁斯同我在机场接头，我们旋即跳上了一架租来的直升机。飞机从旧金山向北，飞过奥克兰，越过雄伟的魔鬼山。我们底下的大地荒凉而美丽。那里有起伏的山峦，漫长的峡谷，星星点点的大牧场，胡桃林，还有荒漠灌木。

我在直升机里冲布鲁斯点点头。他说得没错，这片土地蕴涵着商机。从空中看，这一地区很明显是在开发。附近有片居民小区早已完工；其他地方正在筑路，预示着将来的发展。“这里是黑鹰牧场，”布鲁斯大声说道，声音盖过了旋翼的轰鸣声，“差不多有5000英亩。”

“我很惊讶这里还闲着，”我一边回答，一边俯瞰着一个圆形的大谷仓和养护得很好的马场。

“名字来自于一匹有名的赛马。”布鲁斯又嚷道。

“我很惊讶这里还闲着。”我又重复了一遍。

“也就是最近的事。开发商看中了这里，不过又破产了。一个搞重型建筑机械的商人买下了它，盖了栋房子，把其余的地产又挂到市场上去了。”

我们继续在这片土地的上空飞行，我想像着这里可能会变成的模样：两个精心修建的高尔夫球场，周围是房屋、树木和供零售的地产。我们可以开发几个社区，就同在佛罗里达的伍德兰兹一样。这里有进一步开拓的潜力。

“可以往中高档发展，”我对布鲁斯说，“我们可以在那里兴建5000套独立型房屋。”我满怀热情却又小心翼翼。

“你看上了？”布鲁斯问。

“我想让鲍勃来看看，听听他的想法。”我说。布鲁斯点点头。在这片土地上又飞了好几个来回之后，我们回到了机场。

鲍勃·卡伦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位住宅建造商，效力于塞罗旗下的统领房产公司。在塞罗收购我的公司期间，我同他交上了朋友。更重要的是，我信任他的决策，特别是自统领房产公司在加利福尼亚获得成功，近来又开始进军佛罗里达以来。我联系了鲍勃，请他看了看那片地。他同样认为有开发的可能。

“我要把它全买下来。”他说。

我告诉他我不希望那样，尤其是因为地的主人新近才在那里造了一栋大房子。除非买主愿意接受他的天价，他才肯出售。“我感兴趣的大概是4000英亩，”我说，“我看中的是有巨大发展潜力的4000英亩。”

鲍勃同意了。“我想你不会失手的。”他说。假如我找他合作，在开发土地与房产方面他能帮上忙。

我还住在佛罗里达，并没有打算搬到加利福尼亚。我需要一个像鲍勃这样有经验的当地人来落实工程，他的帮助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希望。他愿意离开统领，加盟我的这项事业。除了这些，我清楚在加利福尼亚搞开发的重重困难。还会碰上要命的环境保护问题。鲍勃的加盟将是无价的。我欢迎他同我合作，并着手收购土地。我花了400万美元购得4000英亩。先付了40万美元定金得到最好的400英亩，立即投入开发。我签了一个10年的票据，分10次付清，利息是4％。等我付清余款，其他的土地就都归我所有了。

照我看来，这是桩十拿九稳的买卖。我很快就意识到，这项计划成功与否，支付条款至关重要。尽管对此我们还没详细商量过，鲍勃已经知道开发黑鹰将要面临棘手的挑战，尤其是来自环保方面的。环保激进分子手握环境法律和合法的程序赋予的权利，可以反对任何重大开发项目。他们的战略很简单，当时实际上已经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门正式课程。那便是胁迫县里的区长限制或拒绝一项工程，通过诉讼来拖延开发。他们每诉讼一次就会让工程耽搁一下。越拖越久，开发商再也承担不起资金被搁死，只好停工。这一耽搁代价高昂，开发商要么投降，要么破产，要么两者兼而有之。

好在我同买主商定的支付条款并没有动用大笔现金，这使得我的团队在与之抗衡时拥有坚实的阵地。既然与对手之间发生的小小摩擦到了媒体那里就会叫成黑鹰战争，我们索性就那么干了。鲍勃·卡伦从核桃溪市带回一个精明能干的年轻律师，此人在考虑细节方面具有非凡的才能。他叫丹·范·沃里斯，专攻土地规划，在火辣的政治环境中如鱼得水。环境越是复杂，他表现得越是出色。他的分析能力和语言才能超出常人。

我们的策略是打一开始就要“应有尽有”——试图将全部收入囊中，这样万一对手把我们打退回去，我们仍然处在上风。我们最初的计划是建一座乡村俱乐部，带两个高尔夫球场，周围是5000套住房。这会是北加利福尼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开发项目。

“你搞得那么大，小心树大招风。”有人发出了警告，“如果是我的话，开局的规模会小一些。”

“不管怎样，我们都将吸引别人的注意了。”丹说，“这样的话，他们再怎么同我们捣乱，我们还是赢家。”

他们当真企图同我们较起劲来。当地的一群居民加入了“大山俱乐部”和一个名叫“拯救魔鬼山”的组织。他们搞了一幅使人产生误解的图片，画面是魔鬼山山顶正在盖的房子。（我们不能在那里盖房子，我们也没打算盖。这座山的大部分是国家公园的一部分。）这个联盟还散发请愿书，30天里收集了3.3万个签名来反对我们——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开发区距离那座山峰有数英里，甚至跟魔鬼山公园也沾不上边。而另一场群众基础更为广阔的、针对沃特·迪斯尼公司的运动又壮大了他们的声势，迪斯尼曾提出要在塔霍湖附近兴建一个冬季娱乐胜地。我们一有所动作就会遭遇诉讼，这场斗争的意义变得如此高尚，以至于大山俱乐部将它变成了个筹款的好机会。

这场反对我们的斗争有两个领头的激进分子。他们听任伯克利的事态这样发展下去，为他们的运动争得名声。他们的举动成了《孔特拉科斯塔时报》的头版新闻。尽管丹和我拒绝接受恐吓，他们的拖延战术还是成功地让工程耽搁了一阵。几年之后，我相信这片地产的价格再也不会下跌，我可以逐步地把它开发起来。于是，我把这片地全买了下来，将其中一部分作为财产留给我的孩子。鲍勃觉得自己已经为这个计划倾尽所能，等着人来接替他。

我也认为我们需要一支新的团队来推进这个项目。1974年的圣诞节宴会上，我同佛罗里达那边的两个成员斯蒂夫·贝因克和欧文·施瓦德雷尔接触了一下。他们工作勤奋又忠实牢靠。斯蒂夫20多岁，欧文30出头，是我们团队里最年轻的两个。他们已在不少工程中显露才华，包括把套房公寓转变为共管式产权公寓。已娶妻生子的他们渴望同我在加利福尼亚打造未来。他们愿意到这个州来，同在佛罗里达的前任代理比尔·莫尔斯共事。

转眼1975年来临，这支新的团队开始着手与县政府搞好关系。我们理解当地官员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他们要对付那些反对这一工程的请愿与呼吁。我们决计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应对目前这种形势。我们的策略是让这些政客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好给他们的选民一个支持。其中一项就是把2800英亩土地回赠给政府，以扩大魔鬼山公园的规模，在我们的开发区与魔鬼山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我们再在剩下的1200英亩最适合建筑的土地上建房。我们还提出把开发总量削减至2500套住房，是我们最初建议的一半。

我们买下这片地的5年之后，我们的策略终于得到了回报。通过广种薄收，我们轻松拿到了工程的许可证书。我们没有兴建5000套中高层收入的住宅，反而造得更少。我们打算全部建成高档住宅，只向有钱的专业人士出售。于是，到最后，我们赢了，环境保护主义者赢了，县、州政府也赢了。实际上，惟一遗憾的地方就是中产阶级的顾客原本是可以从我们最初那个计划中得到益处的。1977年6月，我们破土动工。

时至今天，我相信黑鹰之战赢得了美国最好的开发项目之一。在开始建造高档住宅之后，我又获得了在该区域兴建几座中档社区的许可，这实在是因为我们改建了通往黑鹰的克劳海峡公路。在改建公路的时候，我获准以每英亩1万美元这一绝无仅有的价格买下毗连的几块地，后来又获准在那里兴建5000套住宅。舍文公司和太平洋贝尔公司正在把员工迁到这里的两栋办公大楼里。我们为他们的管理人员造起住房，为他们的工人盖起公寓。这片叫峡谷湖的开发区建成后将拥有4500套住宅和一个公共高尔夫球场。3年后这里完工，比黑鹰还赚钱。不过，我们的黑鹰总体谈判提高了工程的进度。后来，我又在魔鬼山的另一边开发了两个与塔玛拉克相似的退休老人社区。

黑鹰日后成了我的标志性开发区，最后也成了我的家。我在那里造了一栋3万平方英尺的房子，可眺望整个乡村俱乐部。这种注重生活方式的社区建造理念渐渐地在加利福尼亚大行其道，尤其是对旧金山和奥克兰的那些有钱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希望在僻静又安全的区域里拥有更多的空地，更大的房子，还有一种归属感。

我在直升飞机里构想的高尔夫球场和它周围的房屋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们的团队确保社区的每一个细节都优雅完美。我们重视每我的婴儿照，1928年。

我的父母——埃尔默与梅·贝林，摄于20世纪20年代。表情严肃，一副瑞士裔和德裔的典型面孔。

童子军贝林。威斯康星州门罗第114队，1939年前后。打橄榄球仍显个小。

18岁的我，中学橄榄球队队长。下图是一张比赛门票，过去我放在厨房餐桌上给父母留的就是这样的票。

我和帕特的中学毕业照，1946年。

1949年在婚礼上切蛋糕。

我早年的一辆汽车，1939年款别克世纪。拍这张照片那会儿，我正对汽车着迷。

自己的旧车生意开张之后，我又与岳父巴德·里弗合伙做起了买卖。

我在这栋房子里长大。

我的第一家汽车特许经销店——林肯水星。

1957年，我在佛罗里达做起了建筑生意。我的前三个儿子：汤姆，戴维，迈克尔。我们在佛罗里达的第一栋房子——我自己造的。

帕特和我在塔玛拉克“伍德兰兹”的家里休息。

杰基·格里森和我在“伍德兰兹”我的家里举行记者招待会，1969年。

我们在塔玛拉克的拼装房屋工厂。

获奖教师在我儿子就读的松冠学校的派对上，1974年。

在塔玛拉克为一场棒球赛当裁判。戴眼镜是帮助记分。

派对请柬——生活从40岁开始，1968年。

在烧烤宴会上结识塔玛拉克的居民。

孩子们在佛罗里达，192年：杰夫，汤姆抱着斯科特，迈克尔，戴维。

孩子们长大了——杰夫，戴维，斯科特，汤姆，迈克尔。

32号为戴维·贝林，在松冠学校打橄榄球。

在西雅图国王穹顶体育场海鹰队的休息室里。

在海鹰队一场比赛的边线上。

抱着球，摄于西雅图海鹰队总部。黑鹰大牧场，即将变为一个社区。

建设中的黑鹰，1976年。

和好友肯霍夫曼在高尔夫球场。

我在澳大利亚获的一条金枪鱼，足有1000多磅。

我在坦桑尼亚猎获的一条21英尺长、3500磅重的鳄鱼。

我在科罗拉多猎获的一头12叉角的驼鹿。

我的第一辆老爷车，1937年款的科德轿车。

在我们汽车博物馆的开幕式上，老爷车车迷杰伊·莱诺与帕特和我在一起。

2002年，我被杨伯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2000年，在加里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为校长领导学院揭幕。

与史密森学会联合举办的“美国总统职务展”开幕。

与好友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斯在一起。

帕特和我与前总统布什在一起。

与前总统克林顿在我的飞机上。栋房屋的建筑与色彩，还有园林绿化和两个高尔夫球场的管理。我对广告和公关笃信不疑，把《旧金山观察家报》和《旧金山纪事报》一整年的头版不动产版面全包了下来。狂轰滥炸式的市场宣传引起了轰动，黑鹰旋告售罄。需求如此旺盛，以至于几块当初每英亩1000美元购进的地皮如今已涨至200多万。这是我5个孩子的福分，这财产中的一部分将来是留给他们的，能让他们全都成为千万富翁。黑鹰蜚声世界。连中国那样遥远国度的开发商也仿效我们的名字来给他们自己的社区命名，为谋求同样的成功，他们还向我取经。

黑鹰的绝大多数房屋价格都翻了一倍多。甚至有些当年在黑鹰战争中同我们作对的人也搬进了这个社区。如今他们终于明白，假如开发得当，土地到底能用来做什么。除了建造高尔夫球场搬运大量土石，建造房屋和景观水域，我们还种植了40万株树木。如今这些树都已长大，美极了。

我们能取得成功多亏组建了这支团队。尽管长期遭受困扰与争议，但我们从未忘记我们想要创造的东西。对于工程的投资我思路很清晰。一度，我拥有了全部土地，但又无法进行开发，直至黑鹰向前挪动了一下。其他人受到斗争以及黑鹰前景的鼓舞，在任何时候，他们都能看到将来，专注于前进的方向。

黑鹰会成为一个不同凡响的地方，假如县政府给予我们机会，我们会证明给他们看。道格·达林是我们加利福尼亚这支团队的功臣，他是我所认识的最有才华的建筑师之一。他帮助我把直升飞机上的构想变成了现实。他领会我的意图，在社区设计、住宅直至内部风格上融入自己的才华并加以改进。这便是关键：让团队的每一个成员在工作中发挥独特的才智。好在——我不是一个面面俱到的人。我可没有耐心去折腾那些琐碎的事。斯蒂夫、欧文、丹还有道格的努力同我的意图完美地平衡起来。即便是在黑鹰战争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们依旧能够相互鼓励和打气。

最近，我问斯蒂夫·贝因克，在他看来，我们从黑鹰战争中得到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要真诚地成为社区的一分子，全身心地投入，这样会让人们了解我们，信任我们。在我们开始倾听他人所忧，开始让他们明白我们理解他们的感受，并愿意满足他们需求的时候，我们也开始赢得黑鹰战争。当我们从当地社区以及那些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安抚选民的县官们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形势的时候，我们开始走向胜利。

“没有什么比直接与民共事来得更重要的了，”斯蒂夫说，“你不能单单聘一群顾问，订一个计划，说，‘就这么着了。’这无济于事，特别是在像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还有西北部这类敏感地区。开发商若不将自己变成社区的一分子，获得信任，让人知道他们是将社区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话，大规模的项目是无法实施的。”

斯蒂夫说得没错。黑鹰使我懂得——正如这些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地明白——信任与良好的意愿是无可替代的。在任何一个领域，它们都是成功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