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扇门关上，另一扇门就会开启。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

1988年，我做了一件令许多美国男孩梦寐以求的事情：买下了一支职业橄榄球队——西雅图海鹰队。可以肯定，这绝对与众不同。这是一支特许扩编球队，组建几年来运势起伏不定。它的老板是努德斯多姆家族。努德斯多姆一家都是我的好朋友，特别是已故的吉姆·努德斯多姆，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德高望重的一位商人。西雅图也是一座很棒的城市，拥有众多的海鹰铁杆球迷，还有一支庞大而活跃的联合报道组关注着赛事。但是，它还没能像其他一些特权会员队那样火起来，尤其是在大市场。我觉得我们可以为这做许多谋划。我跃跃欲试。最重要的是，收购是出于商业角度考虑的。

吉姆·努德斯多姆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推销员之一——只要瞧瞧他那生意兴隆的家族连锁百货公司就能知道，我想，要我自个儿琢磨的话，得等到30年后才能学到一点门道。但是吉姆·努德斯多姆给我上了一课。他曾邀请我去华盛顿州，商量的是与橄榄球无关的事情。我并不知道他们家族已打算出售海鹰队。一些家族成员想从橄榄球脱身出来，一门心思搞零售业。随后，便不是巧合了，我准备乘飞机回北加利福尼亚，在去机场的路上，吉姆问我介不介意绕个道。

我们最后来到了海鹰队的训练场。不一会儿，有关中学时代的橄榄球记忆一股脑儿涌了出来。吉姆把我介绍给那些很快就成为传奇人物的队员——比如斯蒂夫·拉金特和布赖恩·博斯沃思这样的球星——还有查克·诺克斯领导下的教练班子。这种感受非比寻常。我猜想自己的眼睛热情四溢。吉姆开门见山，他说自己正在为球队物色买主。我们简单地谈了谈价钱，当我回到机场搭上航班的时候，我们已经握手成交了。

我出资7900万美元买下了海鹰队。我拥有球队的大部分股份，我的朋友肯·霍夫曼，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开发商，是奥克兰A队的老板之一，这回买了25％的股份。我的同事斯蒂·贝因克买了6％，还有几个亲密的朋友每人买了1％。我的动机一部分是出于税收——也是使得我飞快地作出决定的原因——的考虑。这可以让一部分是出于税收——也是使得我飞快地作出决定的原因——的考虑。这可以让我有机会动用我的一些平常收入，避过较高的税率，而投入到支付球员的工资中去。回到加利福尼亚后，我抑制不住兴奋把此事告诉了儿子戴维。我知道假如有人能够体会得了我此刻的心情，无疑就是他了。中学时代他就不仅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而且是我所认识的最疯狂的职业橄榄球球迷之一。

努德斯多姆宣布出售之时，我赴西雅图出席记者招待会。报纸也好，电视也好，都作了大量的报道。我一夜成名。走在大街上，大家都会对我指指点点。这和做建筑商的感觉可大不一样。只要有比赛，球迷们就会在体育场外把我堵在半路上。后来，警察不得不出动将我护送至国王穹顶体育场的老板包厢。我渐渐喜欢上这种感觉。我的包厢可以容纳40位宾客。我喜欢邀请朋友和名流与我一同观赛。休息室里还有美食和最好的位子。我太喜欢橄榄球了，干脆开始跑到边线同球员们站在一起了。你可以想像比赛的激烈。假如你赢了，接下去更衣室里便彻夜狂欢。假如你输了，便立马打道回府。体育场附近有个著名的酒吧兼餐馆叫麦克罗里，比赛结束后大家都上那儿去。胜利了，那儿就人满为患，那一刻我便成了明星。

买下海鹰队实际上乐坏了一家子，两个儿子开始参与管理，我们作为一支团队参与赛事。我们经常乘坐我买下的作为公用的DC-9飞机飞往西雅图。球迷们欢迎我们，未来仿佛一片光明。我出任老板的第一个赛季结束后，海鹰队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9比7。我们赢得了AFC①西部赛区的挑战赛，却伤心地输掉了与辛辛那提的首场比赛。海鹰队之前从未获得过地区冠军。

一时间，仿佛一切皆是可能的。与地方社区共事，同工商企业和市民组织打交道都是乐事。球迷们对未来充满了乐观情绪。我喜欢置身于他们中间，很高兴能够成为全美橄榄球联盟的一分子。当时，联盟里总共只有28支球队。那是一个高级俱乐部。创建联盟的老总们都是些家喻户晓的名人。他们多是出于要把职业橄榄球变成世界头号运动项目这一动机，而较少出于私利。是事业，更是一种使命。和他们在一起——还有跟那些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运动员在一起——就像做梦一般。

我喜欢上了西雅图，决定把家搬到那里去。我们在一座岛上买了一栋房子，离努德斯多姆家很近。我还在球队总部办公楼边上买了一栋公寓，尽可能抽出时间上那儿，同球迷们在一起。当年因为对行业了解不够，投入拼装房屋业让我吸取了一个不小的教训，于是我决定同专业人士一起为球队作决策，也就是同总经理、教练还有刺探其他球队情报的人员一起商量。我采取的是一种从容不迫的不干涉的态度。我的参与仅限于与亲朋坐在国王穹顶体育场的老板包厢里，以及参加老总会议。

①美国橄榄球联合会。

不过，当我们以8比8结束第二个赛季以后，我觉得自己的管理风格需要有所改变。在我看来，存在着几个问题。我们选拔的不少队员并不出色，体能训练也有待改进。球队没有用足够高的薪水来吸引尖子球员。我伤心地看着尖子球员流向有更大市场、收入也更高的球队。俱乐部里不乏优秀的线上球员，但是我们缺少一名能发挥作用的四分卫。而我们的跑卫又不够强壮以平衡进攻。一时间，球队似乎是一维的，大部分时间就依靠我们的明星接球手斯蒂夫·拉金特来打比赛。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所希望的是一支地区强队带着一两场加赛的胜绩冲入最后的超级杯赛。

顶级教练汤姆·弗洛雷斯有段时间曾是我的朋友。1981年，他曾率领奥克兰掠夺者队夺得世界冠军，1984年率领洛杉矶掠夺者队夺得世界冠军。假如他愿意加盟出任俱乐部总经理，与查克·诺克斯一起把我们打造成一支顶尖球队，我就会放手让他去干。他同意并接受了。我又退回幕后，等待着他的评价。1990年赛季以令人失望的7比8结束后，他的论调变得响亮而清晰了。汤姆认为，假如他打算肩负起转变球队命运的责任，他同样还需要主教练这个位置。我们认真商量了这个问题。我欣赏查克·诺克斯。他是教练兼运动员，曾带领球队创下联盟中最好的成绩之一。但老实说，我所期望的，带领冠军队伍所需要的那些东西他并非样样具备。海鹰队与金县——也就是国王穹顶体育场的所有者——之间的租赁协议正成为我们发展球队的阻力。问题出在财政上：各支球队平分电视收入，门票收入六四开（60％给主场球队，40％给客队）。而强队还有体育场协议，他们可以在票价打折、高等包厢、俱乐部座位、停车以及广告方面提高运营资本。而在国王穹顶体育场，上述几项我们几乎一无所有。体育场很小，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高等包厢供我们和棒球队共享。我们要求与县里再协商一下我们之间的租赁事宜，却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我没有更多的选择。我相信查克是竭尽全力的，但我同样得授权给汤姆，让他为打造一支胜队做些必须做的事。既然如此，我便罢免了查克的职务，让汤姆出任总经理、总裁和主教练。他负责运动员的选拔，我们签下数名让我们看到希望的球员。

不幸的是，我们的体能训练还是个弱项。我们的球员在体能方面不是很拔尖。在前两个赛季，有几场比赛我们都是在最后时刻没顶住——无疑是训练有问题。但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在那个赛季中，我们有26名球员，包括6个中后卫都因伤无法参赛。事态如此恶化，以至于到赛季末，距离某场比赛仅有数天的时候，我们干脆想雇球员了。结果一败涂地。我们以2比14结束了那个赛季。我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指责，有许多是人身攻击。我被贴上了“小老弟”、“傻大个”、“加利福尼亚暴发户”之类的标签，被认为在西雅图从来都不受欢迎，比过去还要让人讨厌。我竭力不去想这些人，但他们给我惹麻烦，特别是因为他们把我的家人搅得心神不宁。

从我买下球队的那天起，儿子戴维就一直是我的左膀右臂。他仔细研究着球队和比赛。打一开始起，他就非正式地参与决策的制定。他研究刺探来的情报，参与球员的选拔。他常往公司管理部门跑，抽空与社区打交道。他也同我一道出席老总们的会议，其他老总们的儿子正在联盟里日渐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同他们也交上了朋友。我和汤姆商量把总裁这个位子让出来，由戴维接任。我对汤姆说，我生怕一个人身兼三个重要的职位会使他分心，不利于他全力以赴。大多数全美橄榄球联盟的球队都有类似的经历，如果其主教练要肩负这么大的责任的话。

商讨这个问题并不是件易事。汤姆意识到，主教练与总裁两个角色间时常会有矛盾，队员方面的工作很难做好。比方说，一方面，教练一个劲地怂恿某个球员加入他的球队，与此同时，又得以一副严厉的姿态协商队员的薪水问题。做教练的还不得不操心门票收入、社区扩展以及宣传促销这类事情。

我们都清楚下一步该怎么走。1992年12月，我任命戴维出任海鹰总裁。我对他和他的工作方法深感满意。他维持管理部门的原状，同汤姆建立起和谐的关系。他第一步先坐下来同队医讨论球员的身体问题。26个人受伤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是不可接受的。很明显，我们需要改变一下训练计划。戴维对其作了改动。他还在媒体和球迷身上做了些工作，以修复我们之间正在恶化的关系。他与全美橄榄球联盟的其他老总交流，以求对联盟未来的变化有更好的认识，包括他上任第一年开始实施的薪水封顶。

那年，球队以6比10败北。又是如此，原来可以更好一些的，但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比如，戴维成功地招到两名一流的职业球员——进攻线上球员霍华德·“豪斯”·巴拉德和两度荣膺全明星称号的边卫内特·奥多姆。签下他们俩被认为是漂亮的一招，加强这两个位置对我们以后至关重要。汤姆与戴维制定了策略，4年支付每个球员800万美元。没过多久，媒体好像又对我们穷追不舍了。球迷们也欢欣雀跃起来。人们对’94赛季的期望值日渐高涨。我相信我们得分能超过500，甚至赢得赛区冠军。

随后我们接到了电话。就在集训营开始数周前，内特·奥多姆在一场篮球赛中弄伤了膝盖。他韧带撕裂，需要手术，将缺席这个赛季。这对公司是个重大打击，而内特坚持要由他的整形外科医生来动手术。尽管费用由我们出，但我们无法预料结果。他在’95赛季重返赛场后，情况看起来更糟了，训练第二周他便旧伤复发。这回他同意由我们的医生主刀。接下去的这个赛季他也没能参加。第三年他回来了，却没能入选球队。我们以6比10结束了’94赛季，和前一年相比毫无进步。

我们知道还需要一个四分卫。头两个，凯利·斯托佛和丹·麦圭尔并不出色，最后淘汰掉了。随后到了1993年，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才搜寻就此结束了。我们把里克·米雷从圣母玛丽亚队挖了过来。被认为是乔·蒙塔那那种类型的里克与德鲁·布莱索是那次选拔的尖子人物。虽然我们倾向于布莱索，但是在选拔会上，我们的“侦探”把他放在了里克后面。我们与德鲁擦肩而过。

里克在第一个赛季表现不俗。他显示出强壮的臂力与杰出的领导才能。传球掩护被破坏后他还能持球跑进。我们相信，球场上就是需要这种有效的东西。他的问题是能（或者说不能）察识出防守。他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一或第二个接球手身上，使得边卫骗过了他的眼睛。数据统计，他的断球稳中有升，而持球触地稳中有降。

即便有了一名新的四分卫，我们的战绩仍不见起色。我意识到该变动主教练这个位置了。这是一个我所经历过的最困难的决定之一。汤姆同我是那么多年的朋友了，是我动员他到西雅图来的。队员们很尊重他，他也证明过自己的实力。但这对海鹰队不起作用。我们的交谈并不长。他明白必须有一种变化——需要找到一种制胜的东西。我们引进了丹尼斯·埃里克森，他是名大学球队的教练，曾率领迈阿密大学两次夺得全国冠军。他尽管到任了，但接下去的那个赛季我们仍无建树。我们在四分卫位置上仍有问题，而且在全美橄榄球联盟中，我们所在的美国橄榄球联合会西部分赛区可能是最难打的。20世纪90年代头5年，堪萨斯城酋长队、圣地亚哥电光队、丹佛野马队似乎老在打加时赛。

形势继续恶化。根据1993年与球员谈判而签订的共同协议，好几支球队都开始向球员支付高额的签约花红。这些花红他们将拿上好几年。有了这一发展，我意识到，假如不作出些重大变革，我们将在球员问题上失去竞争力。为了获得必要的收益，我们需要重新签署租赁协议或是换一个新的体育场。别的不提，我们与西雅图水手队共享国王穹顶体育场，高等包厢和广告收入我们还得与他们分成。我们试图同县里商讨一下我们的顾虑。我们需要经费来改善体育场。水手队与海鹰队联合向州议会申请体育场基金。议会拒绝了。显然，要得到一个新体育场或是各方面作一些改进以保证我们的竞争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要么把主场迁走，要么在西雅图物色一个能搞得定一个新体育场的买主，我面临艰难的抉择。我在洛杉矶和阿纳海姆同一些潜在的买主接触过。与此同时，我们在西雅图也接洽了几个有能力的主顾。但是乏人问津，特别是当他们调查了我们的体育场租赁协议之后。

最后，我觉得别无选择了。我们把季前训练搬到了阿纳海姆，宣布将为球队另觅主场，西雅图勃然大怒，阻止我们搬迁的诉讼劈头盖脑地向我们砸来。不过这座城市也在着急地为我们寻觅买主。当地官员最后说服住在西雅图的，也是微软的共同创始人保罗·艾伦以2亿美元接下球队，不过州与县政府得为他建一座新的体育场。

艾伦拿出3000万美元作为订金。假如体育场落空的话，我就得返还这笔钱。他投进数百万美元来游说选民通过这项建设新场馆的表决。政府将要耗资3亿美元用于兴建新的体育场，而当初我们只要求拨款1.2亿美元来改造国王穹顶体育场。表决勉强通过。我们在1997年底了结了这笔买卖。

我又一次重新开始了——失去了橄榄球，但金钱和时间回来了，可以去寻觅人生的真正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