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希望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佚名

有些经历永远改变了你的人生。它们使你对世界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而这种新的认识也促使你做出相应的行为。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的。罗伯特·伯达尔，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曾经把我描述成一个“看见需要就迅速作出回应的人”。我早些年经销二手汽车，不经意间却成了扫雪机操作工。在那些日子里，我对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形都能快速地作出反应。

1999年，在罗马尼亚一个偏僻的乡村，几个人把我带进了一个我从未料想、从不知晓的世界。他们的希望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能够享受行动的自由，这深深地刺激了我，并促使我立即行动起来。他们，以及其他成千上万个具有同样命运的人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这条路给我带来了真正的快乐，使我找到了真正的人生目标。

我的这条人生之路开始于非洲。20世纪90年代，我频频造访赞比亚、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同行的人中有当地的向导，还有专业的猎手。他们把我带到一些村子里，了解那里的学校和卫生院的情况。虽然我出生在威斯康星州一个贫穷的农村，但我怎么也没想到那里会贫瘠到这种程度，眼前的景象令我十分震惊：有的医院只有几间简陋的大屋子，中间用几块木板隔开，就这样凑合着把产妇与患疟疾的孩子或等待动手术的人隔离开来；病床很小，有的时候甚至连床单也没有；医院里人满为患，病人躺在过道上的现象时有发生；医生和护士必需的医疗设施也极度匮乏。

学校连最基本的教学设施也没有。通常只不过是一个简陋的棚子，没有门，也没有窗。有些地方，在树上挂几块布就算做教室了。孩子们上学也打着赤脚，没有书本，也没有其他学习用品。因为缺乏教育材料，老师教基本的读和写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进行其他更高层次的教育了。所以，到了二三年级，许多孩子就不要读书了。我碰到几个热心教育的老师，他们觉得他们无法把孩子们留在教室里继续读书，感到十分灰心丧气。而孩子们无法接受教育，将来只有回到祖祖辈辈居住的穷山沟里，他们自己或整个村子的面貌也根本无法得到改善。这些话听得我分外震撼。

回到家以后，我开始四处征集医疗设施和学校教学材料，打算下一次去那里时带给他们。在非洲，各个国家有着多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所以，政府就鼓励人们学习英语。英语成了许多地方的统一语言和商业用语。因此，发给孩子们英语课本是教授英语的最好途径之一，当然，这些儿童图书都非常简单。我联系了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学校，他们正准备更换一、二、三年级的学生课本。他们同意把这些换掉的旧书捐给非洲的学生。我的比奇家族的朋友甚至捐赠了10万枝比奇钢笔。我把这些物品集中起来，装上了我去非洲的飞机。再次去那里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伴们做了一些调查，确信这些物品都分给了急需的村子。

我每一次去非洲，都带许多卫生用品、教育材料或衣服送给我造访地附近的村民。后来，要送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就分批用集装箱运送。我感觉那些领到捐赠物品的村子，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美国的一些慈善组织听说了我的事情，开始打电话请我帮忙。1999年，圣徒慈爱协会（LDSCharities）问我是否可以在去非洲的时候，顺路带些捐赠物品。圣徒慈爱协会是后期圣徒教会的基督教堂（JesusChristofLatter-daySaintsChurch）的一个人道主义分支机构。它给全世界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救助，不分种族或宗教。20世纪90年代，无数难民被迫逃离科索沃，圣徒慈爱协会立即作出反应，运送去食品、衣服、毛毯和卫生用品。圣徒慈爱协会需要尽快运送15吨肉罐头给难民，请我助一臂之力。我当即答应。把这些肉罐头装上飞机以后，我们发现还有一些剩余空间。一些志愿者问我是否能在罗马尼亚停一下，给那里的一个医院带去一些轮椅。飞机还可以装得下6辆轮椅。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就是这6辆轮椅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

把食品送到难民营以后，我飞往罗马尼亚。那家医院的条件比我在非洲看到过的医院要稍许强一些，但绝对谈不上好。在美国，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医院就要干干净净，卫生条件要好，要具备我们可能需要的一切医疗设备。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相当多的国家，情况并不是这样。送轮椅去这家医院的时候，我见到了院长。他带我在医院里四处看了看，并告诉我残疾人的生活状况。他说，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许多身体上有缺陷的人差不多都会遭到家人的遗弃。他们经常不被当人看待。如果他们有病或不能行走，就是他们和他们家人的一种耻辱。人们心中存在一个普遍的观念，如果孩子生下来身体有残疾，就是他的家人做过什么坏事，遭到了报应和惩罚。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人们对待残疾人的态度，好像他们受到了邪恶灵魂的诅咒，或者被魔鬼附了身，而对他们惟恐避之不及。许多人甚至不愿意看见他们的存在。他们被藏在小屋最里面的角落，吃着残羹剩饭，勉强维持生命。有时候，他们的家人觉得看见他们在地上爬或者被人搀扶，是非常难为情的事，于是，就把他们锁起来。我亲眼看见过有人被锁在箱子里，被关在隐蔽的屋子里。院长把我介绍给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的妻子过世了，他又中了风，再也不能行走。他不会说英语。是医院里的工作人员把他的情况告诉我的。我告诉他我给他带来了轮椅，他以后就可以重新行动了。我把他扶上轮椅的时候，他老泪纵横，流露出又可以自由行走的极度欢喜。

“现在，我可以走出院子，和邻居们一起抽袋烟了。”他说。我能对他说什么呢？我说：“我很高兴我们能帮助你。”我深受感动。这个人与其他和他一样的人，因为残疾，连人生最简单的乐趣也无法享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以前从来没有与不能行走的人在一起过。我身边没有一个需要轮椅的人。这么一个简单的礼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改变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对他来说意义太大了。

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激。送出一辆轮椅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却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我简直呆住了——我居然能够帮助一个人获得新生！我意识到我找到了一种真实的、有意义的东西，一种点燃了我内心深处的兴趣和热情的东西。

从罗马尼亚回到美国后，我认真地思考了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以前一直把轮椅视为对人的一种限制。我没有理解送轮椅给那些买不起的人实际上是对他们的解放。这些轮椅“制造”出的不同含义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找到其他的途径。

我和衣阿华州的一个慈善机构——灵实协会（HopeHavenMin-istries）取得了联系。这个机构负责轮椅的重新整修，并且计划在2000年3月运送一批轮椅去越南。现在需要有人负责运送。我同意了，只要我能参与运送就行。3月下旬，我飞往越南，同我们的人会合。我们在河内遇到了第一个障碍。越南政府不让这些轮椅入关，他们开出的条件是：由他们自己运送，而且把捐赠轮椅的功劳记在政府头上。我们拒绝了。

在交涉过程中，我们去了一家医院。有人告诉我们，医院里有个医生可以去和政府“谈判”。这位医生同意帮这个忙，但要我们首先看看这个医院的情况。我再一次看到了难以想像的恶劣条件。每个病房里都挤满了人。护士人数有限，病人得不到充分的照顾。厕所和病房都脏兮兮的。我们来到了一间屋子里，里面有3个男麻风病人。他们的外貌已经严重受损。手上、脚上、头上都长出了肿块。起初我有些迟疑，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和他们说话。当我伸手触摸他们的时候，他们笑了，眼中饱含泪水。终于有人向他们表达友谊和爱心了。

通过那位医生的帮助和斡旋，我们说服政府在当天晚些时候准许部分轮椅入关。官员们允许从政府总部放出49辆轮椅，其余200辆仍留在他们手中。

我们第一个捐助的对象是河内附近一个小村庄的一个小女孩。去她家非常不方便。我们先乘坐普通的出租车，然后，换乘自行车的士，最后再沿着一条土路步行。一路上，引来许多好奇的村民，跟在我们身后。我们到达小女孩的家时，跟随的人差不多有50个。我们随行带着翻译。小女孩的父母十分善良淳朴，热情地给我倒了一杯茶，拿来一把很小的椅子让我坐。我朝外面看去，一条污水沟赫然就在屋门口。我端着茶，几乎难以下咽。

小女孩叫裴诗萱，6岁，从来没能靠自己的能力走动过。她坐在一堆破布上，非常害怕的样子，哭着。我拿棒棒糖给她，但好像并不奏效。我们把她抱起来，放进屋子外面的轮椅里，周围是一路跟着我们来的人。我教她如何把手放在手轮上，如何转动轮椅。她起初吓坏了，泪流满面。但是最后，她自己移动了轮椅。然后，她破涕为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灿烂的笑容。在场的人全都鼓起了掌，欢呼雀跃。在短短几分钟内，我们把这个坐在破布堆上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可以自由走动的小女孩。轮椅翻开了她人生的崭新一页。现在，她可以去上学，可以设计自己的前途。她找到了一个新世界。

我们又费了一番周折，回到政府总部。在总部大楼内，当我们开始捐赠其他48辆轮椅时，政府工作人员奏起了他们的国歌。那真是一个壮观的场面。来领轮椅的残疾人有的是靠滑板滑过来的，有的是坐在手推车里被推来的，有的是一路爬过来的，还有的是家人或朋友搀扶着来的。我们把轮椅一辆一辆地送到他们手中。好像每一个人都想要装轮椅的卡纸板箱子。旁观的人把箱子紧紧抱住，好像卡纸板是个

天大的宝贝似的。

在越南，来领轮椅的人许多都是地雷、耕作事故、橙剂（化学战中用作脱叶剂的一种有毒除草剂）和战争的受害者。也有些人是天生的残疾。从小孩到老人，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与残疾“斗争”的故事又是丰富多样的。我们被他们的故事和心中的梦想深深打动了。

一位妇女背着一个男孩，男孩差不多和她一样高，患有脑瘫。轮椅发放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要给他们拍照。轮到给这个男孩拍的时候，这位妇女说：“等一下。”她开始“打扮”儿子。她用一块布给儿子擦脸，用梳子给他梳头，又把他的衣服整理了一下。她希望她的儿子尽可能看起来好一些。这就是无条件的爱。我能够感觉到她对儿子深切的关爱，不管这种关爱的付出有多么艰难。

一个老妪走过来感谢我送给她轮椅。她告诉我她已经78岁。她的牙齿掉了不少，剩下的几颗也残缺不全，并且都变成黑色的了。她告诉我她本来打算寻死，但因为自己不能行走，想死也死不掉。然后，她握住我的双手，凑近来，笑着说：“但是，现在，我不想死了。”

我碰见一个17岁的残疾女孩，她不能行走，但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她想成为一名医生。但是，她担心她恐怕不能继续学习了，因为她不能走路。平时，她想到哪儿，都得由家人或朋友搀扶着。她接到轮椅时的那种高兴和感激的表情，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现在，她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到医学学校学习。轮椅不仅帮助了她，也解脱了她的家人和朋友，她再也不需要搀扶就可以自由地行走了。轮椅不仅改善了使用者的生活状况，而且，也改变了照顾他们的人的生活。我估计了一下，每一辆轮椅至少提高了10个人的生活质量：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和照顾他们的人。

一个越南男孩，很小的时候，双腿就不能走路了。他依靠一块小小的厚木板行走。他的父亲是一个建筑工人，没有足够的钱给他买轮椅。我们把这个男孩放在轮椅里的时候，他几乎不知道如何用。在他慈爱的父亲的帮助下，他很快就学会了坐在自己的新轮椅里四处走动。他把那块厚木板扔掉了。曾经他只有依靠它才能走动，现在，他再也不需要了。

捐赠活动结束时，还剩下10辆轮椅。我们决定把它们送给那位帮助我们入关的医生。我们想他可以分给他的一些病人使用。我们打电话告诉了医生，他十分高兴，并表示我们一到那儿，就会安排好人来领轮椅。我们到达以后，把轮椅送给病人，和他们拍了照。要离开时，有人过来告诉我们，说发生了一个问题：里面屋子里有3个人没有领到轮椅，他们本来以为能领到的。现在，他们在哭，没有人能安慰他们。

我去了那里。发现就是那3个我先前与之说话的麻风病人。他们听说我们又回医院了，因为我以前看望过他们，所以深信轮椅会有他们的份儿。这是他们一生中惟一一次希望得到一样东西，而现在这个希望破灭了。我和他们说话，并试图使他们安静下来。我告诉他们我会努力帮助他们。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多余的轮椅，但是，我不会让他们的希望破灭。

我们驱车在城里四处寻找，想买几辆轮椅。找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3辆旧轮椅。我把它们买下来，运回医院。当我们把这3个被遗忘的人搀扶到轮椅上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哪个人充满了那样深切的感激之情。他们共同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哪儿也去不了，只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麻风病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和尊严。现在他们可以走出屋子，坐在阳光下，呼吸一下久违的新鲜空气，一辆轮椅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我是满怀着一种成就感回到美国的。1个月后，越南医院的那位医生打电话告诉我，其他200辆轮椅最后也捐赠给残疾人了。他向我保证，确实是分给了需要轮椅的人。

自越南之行以后，灵实协会请我帮忙到别的地方分送轮椅。2000年4月，我们去了危地马拉，在那里的捐赠活动场面非常大。轮椅的费用由我支付，我还帮助安排去那里的行程。到达危地马拉，第一夫人伊夫琳·德波蒂略的特使们到机场欢迎我们，并把我们带到总统府。第一夫人会见了我们。在场的还有一些来领轮椅的人。第一夫人十分迷人，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性之一。捐赠轮椅的时候，她对每一个人都表示了兴趣。她走到他们身旁，和他们一一握手，并不时地亲吻他们。那是一次非常令人动情的经历，此后我们和她建立了一种持久的友谊。

捐赠完毕，我们又驱车到远处一个村庄的仓库去捐赠更多的轮椅。我一进门，就看见一个男人被搀扶着走进来。他显得痛苦难当的样子，我看见他的一条腿肿得很厉害。我和翻译走上前去，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受了伤。我问：“你去看医生了吗？”他说：“看了。一个医生看了我的腿，说我生了坏疽症，30天之内得把这条腿拿掉，否则，我的命就保不住。”

他问我们是否可以借给他一辆轮椅，他可以尝试用轮椅抵债借钱做手术。他说：“医生拿掉我的这条腿要100美元，如果手术期间让我睡着，还要25美元。如果我借不到钱，我会让我的家人把轮椅还给您。”我说不出话来。看他受苦的样子，我拿出125美元，递给他。他惊呆了。他简直无法相信会有人帮助他。他看着钱，数着。然后，把25美元还给我，说手术期间不一定非要睡着。我又把钱递给他，告诉他我希望他在手术时睡着。大约4天后，他让一个修女打电话给我表达他对我的感激之情，并告诉我他的腿已经成功地被拿掉了，现在他在用轮椅。他的妻子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他好了以后照顾家里和孩子。修女告诉我，幸福又回到了这个家庭。我很难用语言描述这件事带给我的影响。如果不是我碰巧帮助了他，他会遭受怎样的命运，我每每想到此就感到不寒而栗。

在途中，我们还遇见了一位美国护士。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危地马拉度过的，她在那里尽其所能地帮助当地的穷人。她和我有所不同。对我来说，完全改变自己的生活，放弃一切，专注于帮助那些贫穷不幸的人，是难以想像的。我觉得一直做那样的工作会把你击垮，会使你沮丧抑郁。我热爱在危地马拉的经历，但我知道我能够回到我所习惯的生活之中。我感觉我应该带来更大范围的改变、帮助尽可能多的人。这位护士告诉我她从来没有像在危地马拉工作的时候那样快乐。她找到了一种能给她带来彻底满足感的东西，找到了人生的目标。我为此由衷地向她表示钦佩。

这位护士把我们带到这个城市另一个非常贫穷的地区，在一个小棚屋里，我们见到了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小女孩大约六七岁，坐在一个小箱子里。她的妈妈说，白天她得出去干活，无法照看女儿。一天大部分时间，小女孩都得呆在箱子里。她不知道自己行走是什么样的情形和感觉。她不能上学，不能出去，甚至连微风吹拂脸颊的感觉也没有感受过。女孩的妈妈告诉我们，在危地马拉，如果孩子不能行走，是不能上学的，只有呆在家里。我能够想像的最痛苦的经历莫过于此。

我们送给他们一辆轮椅，女孩的妈妈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她告诉我们，平生第一次，她的女儿可以在院子四周走动了。她能上学受教育了。她再也不会被困在箱子里。她也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在危地马拉的捐赠工作结束以后，我们回到了美国。我遇到的这些人给我讲述了悲惨的故事。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不会褪色。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就可以改变许多人的生活。一辆轮椅给他们带来了独立和行动的能力。这一切，是我亲眼所见。

我的这些旅途也带给我一些别的东西。我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但是，给予，这么一个简单的行为，使我敞开了我的心扉。我平生第一次真正感到自己被需要，而这是一种多么妙不可言的感受。从危地马拉回到家时，我确信我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人生目标。

我调查了全世界范围内对轮椅的需求量。十分清楚，有几百万人需要但买不起。在美国，一个比较好的轮椅大约需要500美元，更高档的还要贵几百美元。在一些国家，这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家庭全年的收入。别人不去捐赠轮椅，我为什么不做呢？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但我从来不是一个轻易气馁的人。我决定创建一个非营利组织，向世界各地需要轮椅的地方运送轮椅，不分种族、宗教、政治派别或国籍。我希望我的援助之手伸向尽可能多的人。我的工作小组开始运行。

在2000年6月13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宣布世界轮椅基金会的成立。我的一些好朋友加入了我的行列。田纳西州参议员比尔·弗里斯特和衣阿华州参议员汤姆·哈金作了精彩的发言。我在海鹰队时的前接球手、加利福尼亚众议员埃伦·陶舍尔和俄克拉荷马众议员斯蒂夫·拉昂特也发了言。拉昂特是我们第一批轮椅捐赠者之一。我们宣布了我们的目标：5年内捐献100万辆轮椅。我们估计总花费在1.5亿美元以上。我保证通过我个人的基金会出资1500万美元。其他人可以为一辆轮椅捐赠75美元，由我们负责运送。我们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很快就包括了胡安·卡洛斯国王、戈尔巴乔夫和曼德拉。圣徒慈爱协会和其他一些慈善组织成了我们新的合作伙伴。这是一个伟大使命的开端，这个使命将以一种我从没有想过的方式让我的内心得到充实。

现在，对轮椅在一个人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我充满激情。世界各地对轮椅的需要量是巨大的。我知道为了实现我的目标，我将不得不积累巨额的资金，取得许多人的帮助和支持。但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犹如西奥多·罗斯福在题为《竞技场上的人》的演讲中所述的那样，对于一个伟大的事业，我心怀极大的热情和坚定的决心。

我找到了快乐，也找到了我的人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