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群有思想、肯奉献的人就可以改变世界。实际上，这是惟一正确的事实。
——玛格丽特·米德
自世界轮椅基金会创建以来的这几年中，我参加了数百次轮椅捐赠活动，经历了数千次令人感动的时刻。我遇见许多不同寻常的人，他们坚强地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希望、没有欢乐的世界中。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生活突然间因为一个简单的礼物发生了改变。这个礼物使他们获得了独立和行走的能力。
2000年，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召开后的两个星期内，我们就接到了世界各地从事慈善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的16万辆轮椅的请求。一开始，我们对我们的合作伙伴非常依赖，希望通过他们尽可能多地满足这些需求。我们的第一个伙伴是后期圣徒教会的基督教堂。自世界轮椅基金会创立以来，我们和教堂的人道主义分支机构圣徒慈爱协会一直密切合作，在世界范围内捐赠了成千上万辆轮椅。
“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遭受的困苦，是我们迫切关注的问题。”圣徒慈爱协会主席格尔登·欣克利曾经说过。
2001年，我们同扶轮社（RotaryClubs）建立了一种全球性合作关系，共同承担运送轮椅到世界各地的运费。这种合作关系使我们只要花18000美元就可以把一集装箱轮椅（240辆）运送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装280辆轮椅的集装箱是21000美元），或者说每辆轮椅只要支付75美元（一个集装箱相当于一辆18个轮子的卡车）。而在此之前，差不多要花36000美元。我们很快就接受了这种做法，并正式地作为整合资源的途径，以帮助更多的人。
在以后的章节中，我将为你讲述我们到过的一些地方、遇到的一些人以及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体验到的快乐。我们到过的国家太多，我只能分成一个一个的地区加以叙述。这些人改变了我的生活，如同我们也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读一读他们的故事，希望你能够从中体会到一种快乐和深刻的内涵。
非洲
在生意上取得巨大成功以后，我决定去世界各地旅行。在非洲，我遇见许多人，因为身体上有残疾，又没有钱改变他们不能行动的状况，所以活得没有希望，没有自由，没有尊严。非洲是我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第一站，在那里，我第一次找到了我的人生目标。
津巴布韦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帕特里克·马夫罗斯，是个银匠，住在津巴布韦。在他的帮助和陪同下，我们去过几次津巴布韦。由于他和罗伯特·穆加贝总统的关系，他们派来士兵保护我们的飞机，其中还有一个将军帮助我们运送轮椅。在2001年的一次运送中，我们乘坐直升机降落在一片茫茫荒野中。穆德兹村的所有村民都在那里欢迎我们。他们敲锣打鼓，又唱又跳，准备了足够两天吃的饭菜和自家酿造的啤酒。这个部落的学校，就是在两棵树之间系一大块可以遮挡阳光的布，背阴的一片地方就算作课堂了。学生们事先学会了一首英文歌：“我们爱您，贝林先生。”就这么一句歌词。他们反复地唱啊唱，令我深受感动。
首批来领轮椅的人当中有一个男的，他用胳膊肘爬了12英里来到这里。一坐进轮椅，他就开始不停地转动。大约过了1个小时，他挣扎着从轮椅上下来，坐在地上。我通过翻译问他：“你为什么下来了？”
“我用好了，轮到下一个了。”他说，“20年前，我也在轮椅里坐了一回。这就是我今天赶到这里的原因，我想再体验一次自己转动自己的感觉。”
我大吃一惊，告诉他：“不，这辆轮椅是给你的。”
“我没有钱，”他说，“我没有钱买，这不可能是我的轮椅。”
“不，你不需要花钱买，”我说，“我们把它送给你。这是一个礼物。”他欣喜若狂，并连声道谢。
1年后，我们又去这个地区捐赠轮椅。这个人也在那里。他坐在轮椅里，身边围着几个小孩。“我走了12英里路，来到这里，”
他说，“因为我想让您看看轮椅还和新的一样呢，我的孩子们也到这里感谢您对我的帮助。”
在那次捐赠仪式上，我的工作人员把我介绍给一个年轻人，这个小伙子背着一个妇女，走了两天两夜的路赶到这里。我通过翻译问他：“她是你妈妈吗？”
他说：“不是。”
“你亲戚？”
“不是。”
“好朋友？”
“也不是。”
“那你为什么走这么远的路，背她来领轮椅？”
他说：“她请求我这么做的。现在看看她多开心啊。所以，我觉得是值得的。”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一切。
但是，这次到访也同样是令人感到辛酸的。当地居民用牛车把残疾人拉来，然后把他们从车上“倒”在我们面前。这些残疾人各个年龄段都有，有的失去了双腿，有的是得了小儿麻痹症之类的疾病落下了残疾。
这次我们捐赠了240辆轮椅。捐赠结束的时候，部落头人邀请我们去他家的帐篷歇歇脚，吃点东西。前一天晚上，我们的一个摄影师喝了一点他们自己酿造的啤酒，立刻感到非常不舒服，不得不去医院检查治疗。所以，当头人让我们喝同样的啤酒时，我们假装喝了。我们离开的时候，人们敲锣打鼓，唱着、跳着欢送我们。我们乘坐的直升机离地而起的时候，他们向我们挥手道别。他们还是头一回看到直升飞机。
2003年，我的太太帕特和基金会的一些支持者再次来到津巴布韦。同行的包括加州佳登格勒佛水晶大教堂（CrystalCathedralMin-istries）的罗伯特·舒勒和他的妻子唐娜及3个孩子。那次捐赠仪式是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边界著名的维多利亚大峡谷上的一座桥上举行的。前来领轮椅的人在赞比亚一边的河岸准备过来时，需要有人帮助他们。于是，舒勒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跑过去向那些麻风病人和身患其他严重疾病的残疾人伸出了友爱之手。
“我所能想到的就是，‘这就是赠送轮椅蕴含的全部意义’，”帕特回忆道，“对这次经历，舒勒一家和所有其他人都非常感动。这些人是我们见过的最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一个人坐进轮椅，也许是最令我动情的经历之一。”
南非
我们给南非人民赠送了许多轮椅。南非的恩格扎其集团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之一，他们经营晶石食品杂货，旗下拥有许多连锁便利店。
2001年8月，曼德拉先生在约翰内斯堡会见了我们，他是世界轮椅基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曼德拉先生身体状况不佳，那天下午要进行化疗。他和他的夫人格拉萨·马谢尔整个上午都同我们在一起。格拉萨曾经是莫桑比克前第一夫人。我们谈论了世界局势和曼德拉先生一生的传奇经历。因为他有病在身，我们就把捐赠仪式安排在他的官邸内。来领轮椅的人到达时，曼德拉先生一一和他们会面，并亲吻了每一个孩子。我亲眼看见了他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他又是多么关爱南非人民。在轮椅捐赠仪式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曼德拉先生说：“贝林先生如此慷慨地送给我们这些轮椅，我感到非常高兴。”接着，他又看着我说：“请求帮助是一回事，但是，当一个人主动向你走来，给予你，并且不图回报，这是对南非人民真情厚意的一个写照。”
2003年7月，在曼德拉先生85岁寿辰之际，我十分荣幸地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及其夫人——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一起被邀请参加他的生日宴会。被邀请的还有许多美国政要名流。
在同一个月里，我们在首都约翰内斯堡普里托利亚晶石商店里举行了一次轮椅捐赠仪式。一位出席仪式的南非卫生部官员解释说：“对许多人来说，买一辆轮椅要花费一年的薪水。”晶石商店附近的一个智障人中心大约有30个年轻人，每星期三下午都到晶石商店。商店为他们准备了特殊的座位，他们可以坐在那儿享受免费的咖啡、饮料和甜饼。以往有两个孩子，西奥和泽蒂，因为不能走路，没法和别人一道来。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西奥和泽蒂被带到这里领轮椅。当他们俩坐在轮椅里高兴地转圈时，其他的年轻人为他们鼓掌，还和他们拥抱。他们的朋友有轮椅了，以后可以在每个星期三下午和他们一起出去，他们为此感到十分高兴。
在黑人居住区的首次轮椅捐赠仪式上，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人们高呼三声：“世界轮椅基金会万岁。万岁！”我告诉大家：“我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就是把爱和希望带给南非人民。”我们的发言因观众自发的歌唱多次中断。那是多么美丽与和谐的场面啊。在南非，人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一起唱歌。任何时候只要聚在一起，他们总不会忘记歌唱。我们离开时，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她刚刚领到了一辆轮椅——对我说：“愿上帝给予您更大的力量去帮助别人。上帝保佑您。”
在南非的每一次轮椅捐赠仪式之后，我们都去太阳城举行庆祝宴会，来表达我们对我们的合作伙伴的感激。我们还去开普敦，和鲁珀特一家小住，他们是南非最有名望的家庭之一。鲁珀特夫妇参加了轮椅捐赠仪式，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希望能让更多的其他当地居民了解我们的使命。
在一次捐赠活动中，一些在以前的捐赠中获得轮椅的人也来了，其中一个已经能坐在轮椅中打篮球了，他还当场向我们表演如何控球。一个唱诗班为我们演唱福音歌，同那些第一次得到轮椅的人一起欢庆。
我们遇到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告诉我们：“两年前，您来过这里。你们的轮椅发完了，我运气不好，没有得到。”她接着说，“两年来，我每天都向上帝祈祷，盼望他能把您再次带到这里，带给我一辆轮椅。两年后的今天，上帝把您带到了我身边，送给我一辆轮椅。”然后，她告诉我们：“今天恰好是我的生日。”
在开普敦，我们深入黑人居住区，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寻找需要轮椅的人。社区领导人热情地欢迎我们，并带我们参观他们新建的一所学校和他们的砖厂。村民的生活条件让我们震惊。低矮的锡皮棚屋还没有通电，街道上污水横流，没有人干活。我们问他们是否有孩子或大人需要轮椅，我们手边还剩一辆。他们告诉我们有个妇女需要轮椅，并把我们带到她家。这位妇女的家是整个黑人居住区里惟一一个用煤渣砖盖的房子。他们让我们在外面等，然后走进房子里，把门关上。
门打开的时候，一个老妇人出现了，她拄着一根拐杖。她失去了一条腿。她慢慢地向我们走来，然后扑通一声坐进轮椅里，笑了。他们告诉我们，她是这个社区年纪最大的人。“她调节纠纷，主持婚礼，这里的法律也是她制定的。年轻人应该看见她坐在轮椅里，而不是坐在地上！”她看着我，伸出弯曲的手指，朝着我们。“现在，这些小伙子们可以把我推到主日学校去了，”她笑着说，露出残缺的牙齿，“现在，当我的家人（指村子里的所有人）来我这里的时候，我就可以坐在我的新的‘红色宝座’上给他们解答问题了。”
我们还去了一个四肢瘫痪者中心，有235个人住在那里。中心只有一辆独轮车，只有当病人去世时，才用它把他们推出去埋葬。我们赠送100辆轮椅给这个中心，至少可以把他们推出屋外坐坐，晒晒太阳。
塞拉利昂
在塞拉利昂，我们的一个运送合作伙伴、理疗师阿妮卡·奥伦，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叫阿巴斯·康特的人的故事。1997年，阿巴斯被叛乱分子射中了双腿。从此，他靠着双手和膝盖在村子里行走。阿妮卡听说阿巴斯和他的哥哥正艰难地沿着一条泥泞的土路，向捐赠仪式所在地行进。捐赠仪式开始后，一个送信人过来问阿妮卡是否能够改变计划。原来是阿巴斯太累了，无法继续行走，来不了了。他问阿妮卡和她的伙伴们是否可以把轮椅送去给阿巴斯。阿妮卡表示同意，和送信人一道去了。
工作组人员和一些看热闹的人一同去见阿巴斯。他们见到阿巴斯时，鼓励他自己爬上轮椅。阿巴斯用他强壮的胳膊，在沙土上尝试着转动轮椅。4年来，他这两条胳膊也是当做腿使用的。人们开始鼓掌。工作组准备离开时，几个老年妇女走到阿妮卡面前，握住她的双手，表达她们的感激之情。她们禁不住地摇头，述说着一个成年男人在地上费力地拖着腰行走是多么可怕和令人悲哀的一件事。她们无限感激，好像她们自己收到了一个宝贵的礼物似的。她们为工作组祈祷。工作组对她们的祝福深表感谢，他们觉得，能够亲眼目睹一辆轮椅如何立刻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已经是得到保佑了。
博茨瓦纳
在非洲许多国家，制作手工艺品或衣服是当地经济的支柱。在博茨瓦纳的一次捐赠活动中，我碰见一个年轻妇女，大约20岁的样子。她的膝盖和下半身上绑着一块皮革，她是爬着来的。裹在皮革里的双腿，很细。因为水质问题，她一生下来就是残疾。她的腿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我们送给她一辆轮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眼神，她的眼神毫无生气，我永远也无法忘记。
轮椅发放完毕以后，当地的人带我去了一个缝纫店。我看见屋子里有人向我挥手。正是那个年轻的妇女。她自己转动轮椅，来到我面前，她的脸上绽放出喜悦的光芒。她告诉我她长这么大终于可以学做衣服了！她现在可以自力更生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见的一切，就在同一天的早些时候，这个妇女得到了一辆轮椅，也获得了新生。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回报了。
坦桑尼亚
2002年，在坦桑尼亚第一夫人安娜·姆卡帕的帮助下，我们在阿如萨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轮椅捐赠活动。当那些残疾人被搀扶上他们的新轮椅的时候，一个人举起双臂，高兴地大喊。其他所有的人很快附和起来。当我们问他们说什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喊的是：“现在我们能飞了。”
在坦桑尼亚，我们还和拉乌尔·拉莫尼和简·拉莫尼一起捐赠过轮椅，他们是我在东非旅游时认识的朋友。拉莫尼夫妇负责组织安排，在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为当地的马赛人建造学校，并给他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由于当地的水中含有汞，导致许多马赛人都成了残疾。除了赠送轮椅之外，我们正在策划一个项目，希望能提供给马赛人干净的饮用水，这样他们就不会再得病，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轮椅。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是我到过的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全国有6000万人口，分属6个主要的种族。婴儿死亡率高达106‰，而美国只有6‰。受教育人口比例是35％，美国是97％。在埃塞俄比亚，每3万人只有1个医生，而在美国，每3000人就有一名医生。埃塞俄比亚人口平均寿命还不到40岁。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一次捐赠仪式上，我们已经发放完了我们带来的轮椅，正要离开，这时，我看见一位老年妇女从大街上艰难地挪着步向我们走来。我走上前，问她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来晚了。她从肩膀到手腕上都布满星星点点的血迹。她说：“我听说这里有轮椅送给大家，我就艰难地赶了9个小时的路赶到这里，希望我能得到一辆。”
轮椅已经全部送完了，但是我们的飞机上还有一些，那是留给下一个目的地的。我让我们的几个工作人员回去给她拿了一辆。我们给她擦洗了胳膊，并把她搀扶到轮椅上。我仍然能够看见她胳膊上的血斑。她的一条腿朝一个方向弯曲，另一条腿则朝另一个方向弯。坐在轮椅里，她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她祈祷的时候，握着我的双手，我能看见她双眼中的感激。
刚果
2003年，我们被邀请去刚果会见新总统约瑟夫·卡比拉，并在总统官邸举行轮椅捐赠仪式。老总统被一个卫士暗杀后，卡比拉继承总统职位。新总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我介绍给使刚果陷入多年内战的4位军阀。作为和平谈判条件的一部分，他们现在成为新政府的内阁成员。这个国家极度需要救助，他们的失业率高达95％。
需要轮椅的有一个8岁的男孩。我们先乘出租车，再坐自行车的士，最后沿着一条肮脏的路步行，才能到达他家。我们推着轮椅一路走来的时候，沿途开始有人跟着我们。当我们到达男孩的家时，围着我们的已经有几百人。男孩已经听说他将得到一辆轮椅，所以，当他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迅速地向我们爬过来，比我以前看到的任何一个爬着走路的人都要快。他几乎是跳上轮椅的。一坐上去，他就开始摇动轮椅转圈儿。他的弟弟和妹妹也想坐上去体验一下，但他就是不让！围观的人唱起歌来，挥舞着手臂。这变成了一次真正的庆祝会。
安哥拉
因为长年内战，安哥拉四分五裂。它是世界上人均残疾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和雪佛龙德士古公司（ChevronTexaco）及扶轮社共同筹备轮椅捐给安哥拉人民，他们中有许多都是地雷的受害者。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已捐给安哥拉3000多辆轮椅，而且这只是刚刚开始。
2003年，世界轮椅基金会的一个工作组到安哥拉一个麻风病人居住区，这个居住区由一个叫做约瑟夫·曼纽尔·古什的人管理。他告诉我们，安哥拉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能够提供治疗麻风病的药物，但是，其他类型的救助就非常有限。这些麻风病人居住的场地被完全与外界隔离开来。大部分人遭受着手足感染的痛苦，我们看见几个人因为脚部感染而无法行走。他们急需轮椅，我们捐赠了20辆给那些最需要的人。
2002年，一个运送工作组去了一趟安哥拉，这次是为了别的任务。他们遇到一群残疾人，他们是来首都罗安达参加一场轮椅篮球比赛的。他们打算坐在借来的轮椅中参加比赛。每一个年轻人失去行走能力的故事各不相同。一个是在一次耕作事故中受的伤，一个是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还有一个是踩中了地雷。工作组作了安排，把轮椅送到他们的村子，这样他们就不用爬着上学、去教堂，也不用爬着回家了。
“我想谢谢您送给我轮椅，”其中一个年轻人说，“因为我有残疾，我的父亲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所以，就有点怨我，而且忽视我。我坐在轮椅里打篮球的时候，是惟一令他感到骄傲的时刻。”这个年轻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哽咽着说不下去了。眼泪在他的眼眶里打转，他坐直身子，对我说：“现在，我爸爸可以一直为我骄傲了，这使我非常非常高兴。”
2003年，雪佛龙德士古公司和德克萨斯州达拉斯5810区的扶轮社同我们一起赞助了960辆轮椅捐赠给安哥拉。领到轮椅的人的喜悦和感激之情是如此的溢于言表。
莫桑比克
2001年，我们飞往莫桑比克的马普托捐赠轮椅，那次活动得到了社区发展基金会的支持和帮助。有的人乘小车来领取新轮椅，有的是被家人搀扶来的，有的是坐着独轮车被别人推来的，还有几个是从5英里远的家里一路爬过来的。
欢迎仪式过后，大家走到外面把领到轮椅的残疾人扶上轮椅。几分钟以后，世界轮椅基金会的一个志愿者桑德拉·斯莫克回到大楼里，这时，她注意到屋子后面的一个年轻妇女正慢慢地爬出后门。桑德拉立即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工作组的其他成员。他们了解到，这个妇女以为没有足够的轮椅分给每一个人，所以，就准备回去了，她的家离这儿有5英里。他们很快给她拿来了一辆轮椅，从此她再也不用爬行了！桑德拉和工作组的成员们被这个妇女打动了。为了一个希望，她爬了5英里路，然后，误解使她再次陷入无法行走的困境。最后，她的生活又迅速地朝一个积极的方向得到了改变。
“如果我们给了这些人行走的希望，那么，我们必须让他们的愿望实现，”我这样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我们没有兑现诺言，那比他们原先不能行走更要糟糕。”
中国
我第一次来东亚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香港和韩国各呆了一些时间。当时，中国大陆还不欢迎像我这样的人。但是，我想去看看。我对中国着迷，我感觉我能够亲近她的文化。
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度，幅员辽阔，有着优秀的民族和悠久的传统。她是世界第三大国，但人口是世界第一，大约有13亿。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在我的心目中，中国是神秘而友好的，有着太多的东西值得探索，从故宫到石窟雕塑，从武术到书法，从面条到京剧……一旦你走进中国，试图理解她的文化时，你就能找到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反映了这个世界上无所不在的人文精神。中国也有许多有意思的场景对照：上海的摩天大楼与旧的砖头房屋，北京的名胜古迹旁边开了星巴克和麦当劳，在小城镇里，人力车与出租车争抢生意。总而言之，这是一片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的热土。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8年，我来这里寻找发展生意的机会。那时候，人们只穿三种颜色的衣服：黑色、灰色和深蓝色。十年浩劫刚刚结束，建筑物上还悬挂着标语和大字报。人看起来木讷而委靡不振。他们赚的钱很少，商店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外国人很少见，但是，不论你到哪里，都会引来众人的注意，他们对你也十分热情。
事实上，那一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作为一个外国游客，我只能看到社会的表面。但是，后来发生的一切超出了每一个人的想像。那一年，中国政府对外国商业和投资开放了。中国开始了从严格的计划经济向更多市场行为过渡。改革开放使这个国家的GDP在过去的25年中翻了两番。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已成为一个令人振奋、充满活力的国家。
现在，我一年到中国4次。我通常首先到上海或北京，然后，再去别的城市或城镇旅行。所到之处，我看见的都是建筑工地：老的建筑被推倒，给新的大厦、公路和绿地腾地方。城市里车辆越来越多，民工也越来越多，使得城市更加拥挤。一个新兴的中产阶层逐渐兴起，他们享用着新款电视和手机等奢侈品。这些新兴的消费者不用走出国门就能找到巴黎最新流行时尚或者日本最新的电子产品。在他们小小的家庭办公室里，他们的脉搏随着新浪或搜狐在纳斯达克的涨落而加速跳动。
中国的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她的版图像一只雄鸡神采奕奕地面向太平洋。多样化的地貌吸引着我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这片土地上。你也许听说过一些地方，比如：西藏的喜玛拉雅山，大熊猫的故乡——四川的卧龙盆地，横穿西部沙漠的丝绸之路。
中国的幅员如此的辽阔，以至于她的城市与城市、城镇与城镇之间在风格、风俗和生活条件上都迥然不同。上海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富有活力的城市。黄浦江两岸的摩天大楼构成了一幅美丽无比的画面。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机遇的城市。和纽约一样，上海也是一个大熔炉，外国人、香港和台湾的生意人、上海本地人，还有西部来的民工，纷至沓来。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意味更浓一些。到处是本国和外国的政府机构，还有许多跨国公司的总部也设在那里。北京有许多历史名胜古迹，是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我也喜欢扬州、泰州这样的小城市，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平和与宁静。这些小城市的街道十分干净整洁，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人们骑着自行车和三轮车，或者悠闲地散步。然而，在这一片平静悠闲之中，坐落着这个国家最发达的一些制造企业。
每一个城市有其自己的美丽之处。但是，所有的城市都有着一个共同点：人。我热爱中国人民。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友好、最聪明、最勤劳的民族之一。自我们开始在中国捐赠轮椅以来，我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和他们表达感谢的方式。在中国，不论你走到哪里，当地居民总是会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和你分享：他们的美食、他们的家和他们的设施。他们愿意花时间和精力与你交流，并且努力理解你的文化。中国人还勤奋能干。我经常碰到一些残疾人，他们有的是优秀的歌唱家、画家或者手工艺者。那些为残疾人的利益工作的人证实了这些残疾人的价值和能力。一句话，人是这个国家的活力之源，是使得这个国家取得如此大成就的生力军。
因为面积大，人口多，中国更可能是世界上残疾人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估计大约有880万肢体残障的残疾人。其他机构估计中国的残疾人总数高达3500万。不管数字具体有多少，大多数中国残疾人买不起轮椅。因此，我们捐赠给中国的轮椅数量占了我们捐赠总量的很大一部分。
一开始，我们从中国4家轮椅厂购买轮椅。最初世界轮椅基金会创立时，我们从美国和墨西哥，然后从台湾购买轮椅。从台湾买的轮椅质量很好。但是，我很快发现这些制造商把工厂转移到了大陆，因为大陆的劳动力价格便宜。我们就转而从大陆的工厂购买，这使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更加深厚，我也更加欣赏他们所做的工作。我们现在在大连交通大学建立了一个技术研发中心。我们将运用新技术生产出更好的轮椅，也将对我们订购的轮椅的质量、我们指定的材料进行专业的检测。
我们开始同地方官员和党的领导人见面。2001年，我们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的合作意义重大，并且卓有成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所做的工作，使我们能够非常便捷而高效地把轮椅运送到中国最需要轮椅的人手中。在中国，几乎每一个残疾人都在残疾人联合会注了册，联合会也保留了他们详细的健康状况和生活状况记录。通过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我们很好地了解了哪些人需要帮助。然后，我们一起运送轮椅，从城市到乡村。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是由邓朴方先生创立的，他是中国前国家主席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知名的人士，不仅因为他身份特殊，还因为他为中国千万残疾人所作出的贡献。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朴方被人从阳台上推下去，摔坏了脊背。从此他就没有离开过轮椅。他告诉我，他一生的起起落落使他决定献身于这个国家的人道主义工作。他在中国每一个主要城市都建立了残疾人联合会分会。因为他所做的工作，他获得了许多嘉奖，包括国际狮子俱乐部奖（LionsClubInternationalAward）。扶轮社颁给他一个保罗·哈里斯友谊奖（PaulHarrisFellowship）。联合国任命他为和平大使。我们邀请他加入我们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他同意了），在为我们共同目标的奋斗中，他一直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2003年，我们和中国民政部合作，给中国农村地区捐赠了5.2万辆轮椅。2004年，我们和中华慈善总会发起了一个“行走·渴望”项目。主要是请在华的公司、企业进行捐助，他们可以据此减免税赋。我们希望这个工程可以募集到足够的资金，在今后的5年中，每年都能够在中国发放至少1万辆轮椅。
自2001年开始在中国捐赠轮椅以来，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在40多个城市和城镇发放了5万多辆轮椅。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已经达成协议，打算在未来几年内再捐赠8万辆。我们应要求给1976年河北唐山大地震的受害者捐赠了500辆轮椅。这次大地震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数千人失去行走能力。我们的轮椅捐赠仪式是在唐山大地震25周年纪念日举行的。当地的领导也出席了仪式。我们和他们一起发放了轮椅，所有的轮椅都给了那些卧床25年之久的受害人。我一一同他们握手。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们在中国的每一次捐赠活动都安排得很好，政府官员、志愿者和媒体都会出
席。不管来接受轮椅的人有多少，我都尽力做到和每一个人握手。他们能够得到一辆轮椅都十分高兴，他们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眼睛中满含着泪花，笑容洋溢在脸上，因为我告诉他们我所需要的就是他们的一个微笑，其他别无所求。
2004年春，我们去沈阳捐赠1000辆轮椅。那一天阳光明媚。我们到达城市广场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眼前的景象：出现在我面前的是1000个坐着轮椅的人，他们都穿着红色T恤，戴着白色帽子。当一个儿童乐队奏起音乐时，同样装扮的志愿者站成一排，准备随时帮忙。这场面引来了许多高高兴兴的家庭和路人驻足观看。我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几位地方官员也发了言。然后，我们走下来和领轮椅的人一一握手。这是我的一贯做法：我给了他们一辆轮椅，也给予他们我的关爱之手和微笑，同时，给他们带来了美国人民的爱心和关怀。
在这次捐赠仪式上，我碰见了吴丽。她不幸患了小儿麻痹症，9个月大的时候双腿就丧失了功能。她不能上学。但她从来没有自暴自弃。她坚持自学，跟着电视和收音机自学英语。领到轮椅的时候，她说：“我现在可以去书店，逛街，想去哪里都可以了。我也可以去上学，或者参加一些培训班。”
她接着说：“我对贝林先生感激不尽。他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他给我们带来了行动。现在我可以学习，生活，工作，交朋友，可以给我们的国家作贡献了。”
然后，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残疾人加上一辆轮椅，就等于一个健全人。”这个等式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2003年，在重庆的一次捐赠仪式上，我遇见了江兴兰。她来自农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在一次汽油厂爆炸事故中受伤，失去了行动能力。我看见她时，我告诉我的翻译，我要和她说话。她坐上了新轮椅，我走过去。她哭了。
我握住她的手，告诉她：“我们来这里不只是送给你一辆轮椅，还带给你我们的友谊和爱心。”她哭得更厉害了。她告诉我，自从发生事故以后，10年来，她很少走出自己的家门。她的一条腿在事故中被炸掉了，另一条严重受伤。她家收入很低，买不起轮椅。所以，她就靠着木块挪动。她丈夫出去工作的时候，她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和75岁高龄的父亲。“非常感谢您，”江女士说，“我现在有辆轮椅了。我太高兴了。今天下午就和我丈夫去逛公园，我都盼了10年啦。”
看似简单的东西却具有这么重大的意义。
在另一次捐赠活动中，我听说了一个故事。1993年，一个出生就患有严重残疾的婴儿被遗弃在昆山商厦里。警察进行了多方调查，但一直未能找到婴儿的父母，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可怜的婴儿送到了昆山福利院。昆山福利院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昆厦。到小昆厦2岁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有了一点好转，但是还不能站立。香港的爱德基金会得知了昆厦的情况，在1995年和1997年两次出钱为他做了指、踝、肘和膝关节手术。手术后，福利院精心设计了一套特殊的训练课程，帮助昆厦从这么多手术中尽快恢复过来。
昆厦凭着顽强的毅力，不断地伸展自己的肌肉和韧带，希望能够自己行走，就这样，两年过去了。1999年，昆厦终于能够拄着拐杖自己走路了。2000年，昆厦上学了。在学校里，昆厦怀着与渴望走路同样的精神，刻苦发奋，取得了好成绩，并且尽可能地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2002年，世界轮椅基金会的一个工作组，赠给昆厦一辆轮椅，昆厦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更好的改善。我对昆厦的印象尤为深刻，他在捐赠仪式上唱了一首《星仔走天涯》的歌。歌词是这样的：
下雨不怕，下雪也不怕；
只要能够找到他，不管外面刮风下雪；我想每天见到他，我的爸爸；我要找到我的爸爸，不管他在哪里。走到哪里我也要找到我的爸爸；我的好爸爸，我的亲爸爸；如果你看到他，请叫他回家。
他唱得非常动听。这首歌不仅反映了一个残疾儿童的心声，也深刻反映了一个被遗弃孩子的内心感受。他坐在我身边的时候，他看着我的眼睛，问我：“您是我的爷爷吗？”我真希望我能够对他说：“是的，我就是你的爷爷。”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给了昆厦一辆轮椅，能够使他的生活更容易一些，更舒适一些。我还捐了1000美元给孤儿院，支付昆厦的学习费用。回到美国以后，我把昆厦的故事讲给华盛顿郊区一所学校的学生听。这些孩子把自己的分啊毛啊的零花钱投进了学校图书馆和咖啡馆的塑料罐子里，赞助了6辆轮椅。他们喜欢听昆厦的故事。
还有一个来领轮椅的人让我震惊。2003年，我们捐给来自大连的谢延红一辆轮椅。他出生的时候，双腿就没有行走能力。他借助轮椅，加快了自己一项雄心勃勃的锻炼项目。他每天坚持游泳，每天都游很远的距离，锻炼自己的上半身肢体。2004年，我又来到中国时，他告诉我他坐着轮椅去了英国，在那里，他成了第一个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残疾人！他用了16小时44分钟从英国游到法国，全程21英里。
他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尊敬的贝林先生：
这是我第二次遇见您。去年，当我第一次在轮椅捐赠仪式上见到您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您送给我的这份礼物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但今天，我意识到了。我知道它不只是一辆轮椅，您还给我带来了一份祝福和好运！
坐在您送给我的这辆轮椅里，我到了英吉利海峡，并成功地游过了这个海峡。这个挑战是艰巨的。但是，带着您，亲爱的贝林先生，给我的巨大鼓舞，带着我的残疾朋友、大连残疾人联合会和大连市政府领导夏先生给我的极大帮助和支持，我成了第一个接受这个挑战并取得成功的残疾人！是您的爱给了我成功。如果可能，我梦想着将来的某一天，我能去美国，再次接受横渡美国的海峡的挑战。我想告诉全世界：我能！
谢谢您给我的爱！我将永远珍惜并把它永远珍藏在我心中！
谢延红
这就是轮椅和一个简单的给予能够给人带来的巨大幸福。
在另一次捐赠仪式上，我遇见了49岁的沈林虎，他来自江苏省吴江市。林虎4岁时不幸患了小儿麻痹症。他用膝盖在地上爬来爬去。他把破布条和用旧的轮胎绑在腿上，保护双腿。他爬了45年。当我们赠给他轮椅时，他哽咽了。接着，他笑了。“我终于长大了！”他说，“我再也不需要轮胎了！”
还有一次，一个叫林玉良的人领到了一辆轮椅。林先生也是患小儿麻痹症落下了残疾。小时候，他的父母把他背到学校。他们给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木凳子，通过挪动这个木凳，慢慢地移动。但是，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只能梦想着过上正常的生活。我们给林先生一辆轮椅，后来听说他回到村子里，还开了一间小“牛奶店”。不仅如此，他还结婚了！他很自豪，因为他是村子里惟一一个做生意的残疾人。他还留着那个木凳子，但是骄傲地“吹嘘”：“我忘了怎么用了。”
在上海的一次捐赠仪式上，我碰见一个小伙子，他脖子以下全部瘫痪。但他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画家，他用嘴叼着画笔画画。为了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他画了一只漂亮的孔雀送给我。我想这是我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这么一只小小的孔雀，他却能够画上这么多色彩，我简直惊呆了。这幅珍贵的画现在挂在加利福尼亚丹维尔黑鹰博物馆中世界轮椅基金会的艺术品展馆里。
在这次捐赠活动中，还有一个从小患小儿麻痹症的人领到了一辆轮椅，他叫徐国良。他的妈妈一直照顾他。他偶尔去学校，但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也是靠木凳子在家附近转转。长大了，他又患了严重的脊椎病。当领到轮椅的时候，他说：“现在我可以想什么时候到哪里，就什么时候去哪里。我再也不用重复以前的
生活了。和我父母呆在家里的日子已经成了历史了！”
在上海，我还碰到了柴国栋。他已人到中年，年轻的时候遭遇事故，受伤致残。他有个可爱的女儿在读中学。他多年来一直用拐杖，他说他的残疾使他不能“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所以，有时候感到惭愧。他的女儿有时候还得照顾他。但是，当他得到他的轮椅时，他笑了，并且告诉我，从此以后，他可以和他的女儿一起散步了，还可以做许多其他的事情。
即使是在“非典”期间，我也一直和这些了不起的人们在一起。非典型性肺炎是一种凶猛的呼吸道疾病，研究人员相信是2000年以后起源于远东的一种病。远东数百人死于此病。但是，当西方人躲避中国的时候，我来了。那些身患残疾的人盼望着我呢，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我的中国之行刊登在全国性的报纸上。这种志愿社会服务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他们试图理解其中的动机。我告诉他们，这很简单：我和你们在一起时得到的回报，比你站在这儿和我在一起得到的回报要多。我还告诉他们，我们捐赠的轮椅不只是我个人送出的一个礼物，还是许多富有爱心的美国人送出的礼物。
他们开始有点理解了。
我们也给中国最边远的地区，包括西藏，捐赠了轮椅。在西藏，四肢健全的农民平均年收入几百美元，但是残疾人就十分艰难。在2000年底，在克里斯托弗·里夫瘫痪患者基金会（ChristopherReeveParalysisFoundation）的帮助下，我们得以筹集了240辆轮椅，捐赠给西藏康巴和四川省的一些残疾人。我们和“人性之轮”（WheelsForHumanity）、康巴救助基金会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一个康巴救助小组与两个当地的人道主义组织共同努力，确定哪些人需要轮椅，然后反馈给我们。
他们给我们讲了一个25岁年轻人的故事。他叫江小勇，还是婴儿的时候，发了一场高烧，导致身体残疾，精神异常。他的母亲照顾他，但是现在他的母亲已经挪动不了他了，所以，小勇大部分时间都躺在一间小木棚里的一张床上。康巴救助基金会主席帕梅拉·洛根说小勇的脸是“我见过的西藏人中最苍白的”。一辆轮椅给那张终年不见日晒的脸带去了阳光的温暖，小勇的脸上绽开了微笑。洛根说：“小勇看起来高兴极了，仿佛他突然来到了一个从未梦想到的世界。当戴维（“人性之轮”的一个工作人员）把轮椅朝后倾斜，拖过门槛的时候，小勇笑得合不拢嘴。他喜欢它！在床上躺了25年呐，一辆倾斜的椅子就像游乐场里的一辆过山车。”
和小勇一样，许多得到轮椅的人都是充满感激，但十分腼腆。然而，一位70岁的西藏老人张东文却是通过翻译慷慨陈词了一番之后才接受了轮椅。这个自发的“演说家”对着所有在场的人说：“您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偏远的地方帮助我们。我代表所有在场的残疾人向您表示感谢。对于残疾人来说，自给自足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投入到这个地区的开放和发展的工作之中。我一定充分利用这件礼物，尽我最大的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张东文的一番话正好道出了世界轮椅基金会的使命。对有些人来说，一辆轮椅只是一个走出监狱般小屋的工具，而对张东文和许多其他的人来说，一辆轮椅同时还是使他们独立的工具，参与社会建设的工具。张东文和无数同他一样的人现在可以在康巴从事劳动，他们的邻居可以看见这些身体残疾的人同样能够作出贡献。
2004年1月，我参加了在中国几个省份举行的轮椅捐赠仪式。有一个特别感人的时刻，那是哈尔滨道外区残疾人协会的代表周力在领到轮椅之后作的一个精彩的发言，我把她说的这段话摘录在此：
亲爱的朋友、尊敬的来宾：
我能来到这里，感到十分荣幸和激动。我代表所有从世界轮椅基金会领到轮椅的残疾人，向贝林先生、他的基金会成员和所有向我们伸出温暖之手的朋友表达我们最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
我们是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灾难和疾病夺去了我们的行走能力。我们无法像正常人那样行走或过着正常的生活。我们身体上的残疾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无法想像的困难，也带给我们极大的精神痛苦。但是，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渴望过上健康而幸福的生活！我们梦想着有一天我们能走路，我们能自己移动到屋外，看看大自然的美丽，看看我们旖旎的城市，感受一下我们的祖国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打声招呼……今天，我们的梦想实现了！谢谢您实现了我们的梦想，谢谢您送给我们的轮椅，它使我们得到了行走的能力。对我们，尤其是那些从一出生就没有行走过或自己移动过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经历啊！我们感受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一双温暖的手，我们感受到了来自一个世界大家庭的关爱和友谊。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感激，我们也变得异常自信！作为残疾人，我们只能希望变得更强壮，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并努力用笑脸迎接每一天的到来！
谢谢您贝林先生和世界轮椅基金会。你们是来自全世界的关爱和友谊的使者！
在这次捐赠仪式上，我还碰到了一个叫程欣的13岁的女孩，她满脸都带着笑容。她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双腿不能走路。我们送给她一辆轮椅后，她激动地告诉我们：“以前，我的爸爸每天背我去上学。我越长越大，开始担心他背不动我了。现在我不需要担心了。我甚至可以和我的爸妈一起出去走很远的路呢。”
“最令我开心的是，现在我可以想什么时候动就什么时候动了，”她说，“我不想一整天都呆在教室里。现在，有朋友们的帮助，我就可以和她们一样在课间休息时间出去玩了。”
“我将永远记住贝林先生。他就像我的爷爷一样。”说着，她禁不住哭了。“我还有一个梦想。我要非常非常努力地学习，等我长大了，我要像贝林先生对我那样，为其他残疾人做同样的事情。这辆轮椅不只是一个礼物，它是温暖我心灵的一缕阳光，我想和许多人分享这份温暖。”
她最后还说：“所有和我一样的孩子，只要相信我们的能力，而不是我们的无能，就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我对这些话的感悟已经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出来了。
我们的工作在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2001年的一次宴会上，上海市市长告诉我：“我们没有要求您来这儿。您来这里是因为您想帮助我们的人民。您别无所求，不带任何条件地来到这里。这是真正的友谊。”
但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对轮椅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多。北京大学的一位专家告诉我，到2050年，中国超过80岁的人口将达到8000万，其中许多人将不能行走。
我们在中国的慈善事业在不断地发展，而且将不只局限于捐赠轮椅。我给大连自然历史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和扬州瘦西湖动物博物馆都捐赠了哺乳动物。我还和四所中国大学合作，共同研究为全世界生产低成本纯净水的技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使者，交流和分享知识、友谊和理解。
亚洲
在过去的20年中，我游历了亚洲的许多国家，感受了他们丰富的文化传统。在泰国，我与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和他的女儿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公主殿下一起把轮椅捐赠给残疾人。在韩国，我一直得到著名电子公司三星集团主席李健熙的帮助。他对黑鹰博物馆和世界轮椅基金会向来十分慷慨。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集团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郑梦九出手也非常大方。一次，我拜访他的公司时，他给了我一张捐给世界轮椅基金会的15万多美元的支票，让我着实惊喜了一番。我也永远不会忘记那次蒙古之行。我乘坐一架大型的俄罗斯制造的直升机，飞到一个边远的地方，回来的时候，燃油用完了，飞机急速降落在离机场大约1英里远的地方！我们安然无恙，可是我再也不希望发生类似的事情。当然，在亚洲的许多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时刻还是发生在轮椅捐赠仪式上。我们有幸与亚洲许多出色的机构合作，比如越南的河内妇女联盟，柬埔寨的红十字会，泰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老挝国家康复中心。
菲律宾
2003年，世界轮椅基金会的一个工作组到达菲律宾后，被带到一对父女面前。这位父亲告诉我们，女儿已经8岁了，但是，还没有上学，因为她没有轮椅。我们现在给了她一辆轮椅，她立即就可以上学了。
起先，她不会转动她的新轮椅，而且当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她拍照片、谈论她的时候，她感到十分不自在。当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别人身上时，她开始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新轮椅上。工作组从房间的另一边注意着她的动静，看到她慢慢地、小心地把一只手，然后另一只手放在轮椅上。她每努力让自己移动一步，脸上的表情都十分坚定。她这样练习了大约10分钟，然后慢慢地转动轮椅，穿过屋子，小心翼翼地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不久，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她把自己移动到屋子的另一头去了。
小女孩停了下来，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然后，她看着这一群人，开心地笑了。后来，她的父亲说：“从她一生下来到现在，我一直背着她。她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轮椅。她是个聪明的孩子，所以这辆轮椅非常重要，因为她可以去上学了。”
在马尼拉，我们的合作伙伴圣徒慈爱协会遇到了一个13岁的女孩，她叫阿普丽尔。因为残疾，她也未能上学。她的母亲抛弃了一家9口，离家出走。她的父亲和兄弟姐妹照顾着她。在得到一辆轮椅之后，她报名上了一年级——比她应该上学的时候迟了7年。
“看到她坐在轮椅上，自己行动，真的很激动，”圣徒慈爱协会的一个代表雷恩·帕奇说，“她掌握了轮子，并让轮椅转动起来。她欣喜若狂！”
越南
越南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许多残疾人是因为营养不良和先天缺陷而造成了残疾。也有些是因为踩中地雷，或者踏到没有爆炸的炮弹，失去了四肢。
2003年，在河内的一次捐赠仪式上，我们的工作组遇到了一个靠木块移动的小男孩。他拖着两条腿在街上慢慢地挪动。他的父亲把他带到活动现场，他们静静地站在屋子里面。每一次有人来领轮椅，小男孩都抬起身子看他们学习使用新轮椅。
终于轮到小男孩领轮椅了，他慢慢地移到工作人员面前，小心地把木块放在地上。然后，他自己撑起身子坐进轮椅。并没有人指导，他径直就去拉刹车。他向前看，表情镇定自若，把手放在轮子上，开始在屋子里转动轮椅。整个过程他都十分严肃认真，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知道他一直在后面观察别的领轮椅的人。他自己转动轮椅来到他父亲面前，当即脸上绽放出笑容，难以掩饰他对新轮椅的激动和狂喜。这对父子互相耳语着。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问：“有什么问题吗？”
这位父亲回答：“我为我的儿子感到骄傲，因为他通过了考试，能够得到这辆轮椅了。”之前，男孩一直专注地观看别人如何使用轮椅，原来他以为如果不会用，就得不到轮椅。我们的工作组问这位父亲如何处理他儿子一直用的那些木块。他说：“今晚，我和我的儿子就在院子里生一堆火，把它们都烧了。”
2003年，我们的合作伙伴圣徒慈爱协会来到越南，这是长达18天的五国之行的一站。他们在那里碰见了18岁的胡思恒，他天生残疾。18年来他第一次尝到了坐着新轮椅行走的滋味。
“在得到轮椅之前，我只能孤零零呆在一个地方，”他说，“我什么也不能做。我成天坐在一个木椅上，守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没有人帮我让我上学，所以我从来没有去过学校。现在，有了这辆轮椅，我就可以上学，可以去外面了。”
他也许和另一个领到轮椅的人有着相似的命运。她叫娜图，20岁，也是一出生就残疾。在得到轮椅之后，她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她要去上学。她的父亲说：“她不能自己行动。10岁以前，她只能一个人坐着。到12岁的时候，她可以站起来了，但仍然不能走路。”
他接着说：“我的孩子得到一辆轮椅，我非常高兴也十分感动。以所有得到轮椅的人的名义，我要向圣徒慈爱协会和世界轮椅基金会说声感谢……除了‘谢谢你们’，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第三个领到轮椅的人是一个39岁的建筑工人。一天，他在树上砍椰子的时候，不慎摔下来，脊髓受伤，导致腰部以下瘫痪。他的妻子出去工作，他呆在家中，努力照顾12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他在屋子里非常缓慢地移动，十分吃力。
在接到轮椅后，他说：“我非常高兴能得到这辆轮椅。我的妻子每天出去工作。有了这辆轮椅，我就可以照看家里和两个孩子了。非常感谢你们。”
2003年，我的儿子戴维和他1977届的普林斯顿大学同学也一起去了越南。在河内的发放仪式结束以后，有一个领到轮椅的人给戴维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戴维先生：
谢谢您送给我的这份我从未想过的礼物。我感到非常高兴。到目前为止，我才学了3年的英语，所以，请不要笑我。现在我可以说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因为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好朋友，特别是您，一个新朋友。我妈妈说：“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帅的外国人呢！”我笑了。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的心还是冰冷的；您送给我这辆新轮椅，然后，您握着我的手，我感到我的心变得温暖起来。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如果我现在就能见到您，我就邀请您喝越南茶，把您介绍给我的爸爸，我的哥哥姐姐，还要把您和我的新轮椅一起带到学校里。谢谢您让我能够更容易地去上学，能够拜访任何人，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我从心底里感谢您送给我的礼物。陈诗华
又及：您能寄给我一张您的照片吗？
印度
印度拥有10亿多人口，是世界上第二个人口大国。印度也有许多人需要轮椅。印度总理告诉我，在印度，大约有1.14亿人不具有行走能力。
乔尔·霍奇，世界轮椅基金会的一名工作人员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是关于他2002年在孟买的一次轮椅捐赠仪式上遇见的一家人的。他们的居住环境非常差，街道上到处是臭水沟和垃圾。这家人住在一个锡皮棚子里，地板就是泥地。棚子里面有一块帘子遮住了一小块地方。乔尔听到帘子后面有很大的响动。当母亲和一个儿子把另一个儿子拖出来的时候，乔尔惊呆了。这个儿子被家人用金属线捆在一块胶合板上。他好像患有神经病。金属线松松垮垮地捆在他的手腕和脚踝上。乔尔非常震惊。他离开棚子，到停在外面的卡车上取下来一辆轮椅。
乔尔和其他工作人员把这个24岁的儿子搀扶进轮椅里。他很激动，变得富有生气。因为他动作剧烈，乔尔以为轮椅可能并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但是，这个年轻人很快安静了下来，并且笑了。乔尔问这家人为什么把他绑在板子上。年轻人的父母回答说，如果没有人帮助，他自己坐不起来，但是，不论什么时候家人离开屋子，他都想跟着出来。他试图起来的时候，通常都会摔下床。他们回家的时候，经常发现他脸朝下趴在肮脏的地上。
乔尔告诉这个年轻人如何使用轮椅以后，他抬起头看着，露出了笑容。他心里明白着呢。他的妹妹说他感到开心，她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个样子。乔尔把他推到外面。这个年轻人坐在轮椅里，到处看着，笑着。乔尔问这个年轻人的妹妹他以前是否经常在外面坐坐，她说：“从不，至少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他一直是‘我屋子里面的哥哥’。”
以后再也不是了。
尼泊尔
2001年，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一个小男孩抱进轮椅里。男孩不会说话，也不会自己转动轮椅。他不断地示意一个工作人员把他带到附近的一个喷泉边上。大家费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男孩的意思。这个工作人员突然明白男孩是要在水里玩耍。他还想摸摸工作人员下榻的旅馆的后院墙上爬满的常春藤。工作人员把他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他显得非常开心。这些是他在地上爬或躺在地上的时候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轮椅把他带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来领轮椅的人当中还有一个看起来像马戏团大力士，但是他的双腿完全瘫痪。他是双肘着地爬到捐赠现场的。当工作人员把他搀扶进轮椅里的时候，他说：“现在我是一个人了。我活这么多年，还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我一直趴在地上，抬着头看人。当你趴在地上抬头看人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人。现在我坐在轮椅里，我是一个人了。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阿富汗
阿富汗长达数十年饱受战争之苦和高压统治。战争遗留下来的地雷和炮弹每年都要害死或致残成百上千个阿富汗人。疾病和事故同样导致无数的残疾。阿富汗估计有70万到80万残疾人。
受扶轮社资助的一个工作组在2003年6月到达喀布尔，捐赠了240辆轮椅。其中一个受赠者是个19岁的小伙子，叫那吉布。一年半以前发生的一次事故，使他无法行走，他只有一直躺在床上。在他领到轮椅的第二天，我们的一个志愿者在办公室里朝外看时看到了他：“我们看见外面有一大群人，那吉布是大家注意的焦点。他是主角。他在自豪地向孩子们讲述如何使用他的新轮椅。他被十几个好奇的孩子围着，他们在七嘴八舌地问他坐在轮椅里是什么感受，并且抚摸着他的轮椅。他说：‘我不想回家。我想去街上的商店看看，想去学校，在外面玩，呼吸外面的空气。’”
另一个领到轮椅的人是个年轻的女孩，两个月前，她在牧羊时不幸踩中地雷，失去了双腿。当她的父亲听说捐赠轮椅的事时，就背着她来到仪式现场。她的家人十分担心她。她的伤还没有完全治愈。一有人移动她，她就痛得大叫。她的父亲说，坐在轮椅里，她可以减少一些疼痛，因为如果要移动她，就不会碰到她了，她的伤也就会好得更快些。女孩和她的家人得到轮椅后非常高兴。她打算去上学，学习没有腿以后如何生活。她的父亲感谢捐赠工作人员，还祈祷上帝保佑他们。
我于2003年9月去了一趟喀布尔，捐赠我们和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圣徒慈爱协会、哥伦布骑士会（KnightsofColumbus）共同筹集的第一批5000辆轮椅。自2002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就提供资金帮助购买轮椅，国防部提供集装箱把轮椅运送到埋有地雷和不安定的国家。来接机的是5辆荷枪实弹的美国装甲车。这情景使我们每个人都明白我们来到了一个战争区。士兵把我们护送到喀布尔城外一个有士兵守卫的大院子里，我们在这个国家逗留期间，这里就是我们的家。美国军官建议我们，为了安全的原因，我们只能在这个大院里发放轮椅。
在捐赠轮椅的那一天，最早的汽车在早上9：30到达。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和美国国际发展机构几天前就给大部分接受轮椅的人测量过尺寸，所以他们已经大体知道要发生的事。
来领轮椅的人在家人和美国士兵的帮助下走下汽车。许多是被搀扶来的，有些是爬来的，有些拄着简陋的手工制作的拐杖。每一个人都坐在凉篷下面，耐心地等着轮到自己去领一辆崭新的、亮闪闪的红色轮椅。最先领到轮椅的人中有一个小伙子，他激动地要向其他残疾人展示新轮椅是多么的灵活。他坐在新轮椅里，转着身子，把自己打着转儿，还突然玩起了“后轮平衡”。另一个小伙子爬到他的轮椅旁边，但是他自己无法坐进去——他因不幸踩中地雷，失去了下半身。一群士兵跑过去，把他抬起，扶进了轮椅。
当每一个人都坐好了，我们给他们一一拍照。除了个别几个人以外，每个人看起来都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大。一点也不奇怪，阿富汗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7岁，生活通常是十分艰苦的。
当捐赠仪式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个男人双手着地，艰难地挪过来。他踩中了地雷，整个下半身都被炸飞了。他在身体下部绑着一块卡纸板，用来阻隔石块和灰土。他告诉我们他误了汽车，但是希望我们还剩有一辆轮椅给他。他有一个老婆和6个孩子。他需要轮椅，然后他就可以回去工作，赚钱养家糊口。几个士兵很快给他拿来一辆，并把他搀扶进轮椅里。这时，他把右手举起放在胸前，笑了。那是他表达感谢的方式，不仅为他的新轮椅，还为他全新的生活。
整个捐赠活动中，我看见许多美国士兵感动得流下眼泪。他们感谢我们和圣徒慈爱协会、哥伦布骑士会的代表们的慷慨以及我们对阿富汗残疾人的关怀。这些士兵们满怀感激，因为能有机会参与这样一个改变人们生活的活动，一起传扬无私给予的快乐。
柬埔寨
在2003年我们和圣徒慈爱协会共同举办的一次轮椅捐赠仪式上，一个志愿者遇见了4个年轻人，他们的年龄在13到19岁之间，先天残疾，急需轮椅。有的没有胳膊，有的没有腿，有的只有脚跟了。在红十字会的仓库里，这4个年轻人每个人都领到了一辆轮椅。志愿者对他们强调说，轮椅是用来帮助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的，不是出售的。4个年轻人和他们的母亲听了对他们可能出售轮椅的猜测十分震惊。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感谢着这些志愿者。欧洲与东欧
我很喜欢东欧之行。我的祖先就来自那里。2001年和2002年，我十分荣幸地同乔·罗尔斯顿将军（美国退役空军）一道举行轮椅捐赠仪式，那时他正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司令。他的职责之一是在这个地区给予人道主义援助。在轮椅捐赠仪式上，我们遇见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车臣共和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匈牙利的领导人。我知道我们正在与一些前苏联成员国建立一种新的友谊。罗尔斯顿将军现在是我们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我第一次捐赠轮椅是在东欧（罗马尼亚），此后，我多次去那帕特和我2001年在南非与曼德拉先生一起捐赠轮椅。（故事见第15页）纳米比亚总统萨姆·努乔马在2001年一次轮椅捐赠仪式上致辞。
2003年，水晶大教堂的罗伯特·勒博士与夫人唐娜在非洲维多利亚大峡谷桥上举行的捐赠仪式。（故事见第15页）2003年，在阿富汗与一个轮椅受赠人在一起。（故事见第14页）2000年，与越南女孩裴诗萱。她得到轮椅时的高兴劲儿坚定了我创立世界轮椅基金会的决心。（故事见第100页）2004年，在土耳其与希腊正统教会的精神领袖圣爱克名尼帕曲克·巴萨罗姆在一次轮椅捐赠仪式上。（故事见第151页）2004年，接受教皇圣保罗二世的祝福。一旁是世界轮椅基金会同事查里·特菲尔德。
在中国。一个中国人把家人背上我们捐赠的轮椅。
2001年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创立人邓朴方。他是我们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故事见第127页）2004年，中国。亲吻一个可爱的中国小女孩。
很荣幸地与中国的谢延红见面。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残疾人。（故事见第131页）2004年，与更多的中国的轮椅受赠人见面。我和他们一一握手，始终笑逐颜开。（故事见第135页）2002年，昆厦，一个中国孤儿，得到轮椅时唱歌给我听。（故事见第13页）在中国的又一次轮椅捐赠仪式上。中国有数百万人需要轮椅但买不起。
儿帮助那里的残疾人。我在这里讲述其中一些人的故事。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我们在前南斯拉夫的时候，碰见一个波斯尼亚人。他给我们讲述他儿子的不幸遭遇，一开口便泣不成声。他的儿子虽然才十几岁，但个子很大。一次，他们正沿着一条路在行走，他的儿子踩中了一枚子母弹。他被抛上了半空中，落下来的时候，又砸中了另一枚子母弹，这枚子母弹也爆炸了。然后，他又落到了第三枚子母弹上。
“我找到他时，他浑身是血，”这个人说，“我以为我的儿子肯定死了。”他赶紧把儿子送到一个急救站。可是急救站的人告诉他那儿已经没有血浆了，没法救他的儿子。司机就把他送到一家有血浆的医院。这个人说，在他们去医院的途中，他可以感觉到生命正从他的儿子身上慢慢地溜走。“但是，我们到了医院，上帝和我们在一起。”这个人说。他的儿子得到救治，并且活了下来。11个月以后，他出院了。他失去了双腿和一条胳膊。一个眼睛丧失了视力，一只耳朵失去了听力。但是，他活下来了。
这位父亲说他儿子惟一的希望就是坐在阳光下面，但是他太重了，他背不动他。一辆轮椅就可以实现他的这个愿望。我们送给他儿子一辆轮椅。那一天，我认识到诸如晒晒太阳这样简单的要求，对一个人都能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在波斯尼亚捐赠轮椅期间，我们看见建筑物上到处都是一个个弹孔。战争遗留下来的地雷平均每周伤害100个人。许多人看起来愁苦不堪。地雷和持续的失业似乎夺去了他们生活的希望。在轮椅捐赠活动结束后，我们去市中心的商场转转，在那里我们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孩坐在我们赠送的轮椅上，她几个小时以前刚得到这辆轮椅。看见我们的时候，她咧开嘴非常开心地笑了。她告诉我们这是她今生第一次逛商场，她感到非常高兴。而她能有再次向我们表示感谢的机会，令她更加开心。
罗马尼亚
在罗马尼亚的一次捐赠活动，我们去了一个老年人福利院。福利院里480个人基本上都不能行走，但只有4辆轮椅可供使用，其中一辆还是架在金属轮子上的，没有轮胎。大多数人的晚年生活是躺在床上度过的。当我们把他们搀扶进轮椅中时，他们哭了，满怀感激之情地看着我们。他们抓住我的双手，为我祈祷。一位妇女一直握住我的手，直到翻译走过来。她骄傲地告诉我她已经96岁了。“我的眼睛不大好，但还能看见一点，”她说，“我的耳朵不大好，但还能听到一点。现在，多亏您，我又能稍微动一点了。我想我还能再活10年。”
我们说的不是相同的语言，但是，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的帮助，使他们寻找到了生活和希望的新理由。
乌克兰
扶轮社的汤姆·维纳布尔在贝里亚特沙科夫体会到了捐赠轮椅的欣喜。当地的一个居民，亚历山大·科萨伊克，不能行走，他的妻子莉娜是一个出租车调度员，她上班的时候，科萨伊克几乎整天要么困在床上，要么坐在椅子上。汤姆是加利福尼亚千棵橡树扶轮社（RotaryClubofThousandsOaks）的一个成员，他和一个捐赠小组一起来到科萨伊克的家。夫妇俩非常感动，莉娜把家中装饰墙壁的惟一的一块匾送给了汤姆，匾上画的是一个天使，是莉娜自己做的。
“这个世界上，不管谁出多大的价钱，也买不走我这块匾，”汤姆后来说，“这是一个无价之宝，它时刻提醒着我，赠给人家行走的自由，是一份多么宝贵的礼物。”
乌克兰有着4700万人口，其中有100万人需要轮椅。据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乌克兰遗留下来100万枚地雷和未引爆的炸药。每年的受害者中有一半是孩子。
土耳其
我有幸在三个场合碰到过希腊正统教会的精神领袖圣爱克名尼·帕曲克·巴萨罗姆阁下。在伊斯坦布尔（希腊人叫做君士坦丁堡），我们在教会总部和伊斯坦布尔城外的一个康复中心举行了轮椅捐赠仪式。我很乐于了解希腊正统教的信仰，就像我喜欢获知世界上其他宗教的教义一样。我还和圣贤一起去了一次古巴，参加自卡斯特罗出任总统以来古巴建造的第一座教堂的落成典礼。在古巴，我们还举行了轮椅捐赠仪式，一连两个晚上与圣贤、卡斯特罗总统以及希腊前国王、王后一起用餐。我们期望在将来与教会进一步合作，给世界许多地方捐赠轮椅。俄罗斯
我们希望帮助俄罗斯的残疾人。据估计，俄罗斯地下还埋藏着50万枚地雷和未爆炸的炮弹，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还有许多人因为事故、疾病或上了年纪失去了行走能力。
在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我们成功地向俄罗斯捐赠了一小批轮椅。我是通过成就学会见到他的。我认识他以后，他同意担任我们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我们向俄罗斯捐赠轮椅碰到的困难之一是俄罗斯对外国制造的医疗设备征收的高额关税。为了克服这个阻碍，我们最近开始同俄罗斯政府合作。我们同意捐赠给俄罗斯人的轮椅在俄罗斯生产，俄罗斯给予一定补贴以降低成本。为了促成我们的使命，2003年，我和犹他州前州长迈克·莱维特一同飞往莫斯科。我们会见了莫斯科市长，并访问了莫斯科大学。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扶轮社和姐妹城市国际组织，我们于同年向俄罗斯杜布纳（Dubna）捐赠了一批轮椅。
中东
自2000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向中东这个极其重要的地区捐赠轮椅。我们给以色列捐赠了许多辆，给巴勒斯坦、埃及、伊朗、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家也捐赠了一些轮椅。捐给这一地区的许多轮椅上都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源于美国人民的友谊。2004年，我们同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发表了一个“中东倡议”，确保我们在这一地区的伟大使命能够继续下去。
伊拉克
伊拉克是一个有着250万人口的国家，这个国家一直遭受着独裁、战争和种族冲突的苦难。2003年12月，世界轮椅基金会的第一批280辆轮椅被一个非政府组织——“生命救助及发展组织”（LifeforRelief&Development）接收，这个组织与刚成立的伊拉克残疾人协会有合作。这批轮椅的分发得到了美国和加拿大扶轮社的资助，并由美国国防部负责运送。轮椅分给了巴格达、卡布拉和提克里特的伊拉克残疾人。这是扶轮社当时捐赠给伊拉克的四个集装箱轮椅的第一箱。专家估计大约有700万枚地雷埋藏在库尔德人地区，把伊拉克南北分隔开来，这是伊拉克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这个地区遭受地雷残害的人数之多居世界前列。在伊拉克北部，每天大约就有一个人踩中地雷。
伊朗
2003年，在伊朗的一次轮椅捐赠中，世界轮椅基金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在德黑兰市区看见一名男子，他的双手插在皮鞋套里。当这个工作人员把一辆轮椅送给他时，他问：“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个工作人员说：“是真的。”这个男子开始大哭起来。他说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话，甚至根本没有人注意他。我们给他一辆轮椅之后，波斯湾中心（PersianCenter）的代表们给了他一些钱，并告诉他他们重视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波斯湾中心是美国的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帮助伊朗人民。这个男子感激涕零，并告诉他们，他的内心被触动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加沙地区
世界轮椅基金会将“行走”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了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民，以庆祝2001年新年的到来。轮椅都捐赠给了加沙城外急需轮椅的各个年龄段的残疾人。世界轮椅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一队理疗师、职业治疗师志愿者给这个地区的人民送上“希望”，并且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人类的需要不分国界。
我们与巴勒斯坦儿童救助基金会和当地其他的慈善机构一起，通过加沙残疾人协会，分发轮椅。加沙地区，是一个介于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地带。据加沙残疾人协会主席萨梅尔·阿布·贾亚卜博士估计，那里大约有3万人需要轮椅，其中许多人是难民。加沙110万居民中只有极少数人能买得起轮椅，这个人口稠密的地区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军事冲突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困苦。一些专家估计，这个地区失业率高达65％，人均每天生活费用还不到3美元。
随时可能遭受暴力袭击，甚至附近不时传来隆隆的爆炸声，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努力帮助那些无辜的百姓，在战争的瓦砾中传播希望，安慰受伤的心灵。我们是和洛杉矶的“人性之轮”一起给加沙捐赠整修过的轮椅的。一个以前居住在美国、后来回到加沙的男子，寻找了6年也没有给他女儿找到一辆轮椅。他非常感激地说，世界轮椅基金会送给了他8岁的女儿一份当地政府或慈善组织拿不出来的礼物。10岁的男孩穆罕默德，患有脊椎分裂症，平常的日子是躺在地上度过的。坐在新轮椅里，他急于想知道会发生什么新鲜事。用毯子背来的老妇人、依靠厚木板走路的上了年纪的男子，都从方圆数英里的地方赶到了捐赠现场。在那间分发轮椅的大屋子里还有其他许多人。有一个家庭，一对孪生兄弟和他们的妹妹都得到了轮椅，他们坐在新轮椅里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世界轮椅基金会的一个工作组于2001年9月又去了一次加沙。他们在加沙的巴勒斯坦宾馆的大厅、后来又在希伯仑一家医院里举行了轮椅捐赠活动。
以色列
2001年，在特拉维夫城外，一个工作组在阿萨夫医疗中心分发轮椅。捐赠的轮椅中一半是重新整修，并且专门为脊柱弯曲的孩子设计的。这些轮椅被运到了医疗中心的“特殊儿科康复机构和学校”（SpecialPediatricRehabilitativeUnitandSchool）。另一半轮椅在整个中心内部发放，尤其是老年病区特别需要。“我们连做梦也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轮椅。”这个医疗中心的前主席莫迪凯·瓦伦博士说，他参加了捐赠仪式。
瓦伦博士指着一个坐在新轮椅里自己行走的小伙子说：“这个可爱的孩子，从来没有像在刚才的几个小时中那样高兴，那样活跃，那样积极。”
据加利福尼亚的“阿萨夫之友”——一家为以色列医院筹集资金的组织——的埃里克·赖特说，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各界的捐赠。“尽管购买医疗设备的资金非常有限，医院还在给以色列最贫穷的一些人提供服务，而且这个区域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赖特说，“因为对轮椅的需求远远大于供应，所以，世界轮椅基金会的礼物对医院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帮助。”
约旦
2001年，为了减轻安曼人民的痛苦，并给他们带来希望，世界轮椅基金会与侯赛因协会（Al-HusseinSociety）一道捐赠了240辆轮椅。轮椅送到了已故国王侯赛因和王后努尔·侯赛因创办的残疾人康复中心。中心里有许多小孩。其中一个领到轮椅的小男孩，谈到他有多么喜欢他的“自行车”时，笑得嘴巴都咧到了耳根。虽然轮椅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行车，但这辆新轮椅的确使这个男孩走到户外、和其他男孩赛跑、探险、上学。那个40岁的“七环男子”现在也得到了一辆轮椅。他沿着安曼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七环路”爬行，已经有许多年了，因而被叫做“七环男子”。家人和朋友再也不用担心他会因在马路上爬行而被汽车轧死了。领到轮椅的人中还有一个10岁的小女孩，她患了脑膜炎后四肢就无法发挥作用了。还有一个20岁的男子，双臂丧失功能，还失去了一条腿，他用脚趾给两个送给他轮椅的美国人画了像。
管理侯赛因协会的约旦王妃迈达·拉德说：“我非常感谢世界轮椅基金会给孩子们提供的机会。一辆新轮椅给了我们的孩子一个新视野，并让他们体验和探索到了他们所处的环境。”这次在安曼的轮椅捐赠活动得以顺利举行，多亏加利福尼亚的林缘/波多拉山谷扶轮社的鼎力相助。
2004年，我们又去了两次约旦。其中一次，我们又到了安曼，给残疾人康复中心捐赠了更多的轮椅。约旦扶轮社派代表到机场迎接我们，他们一直致力于在全国发放更多的轮椅。我多次到过这个中心，那里的孩子现在都认识我了。我感到十分自豪，我们能够借助轮椅带给他们行动和自由。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有一个基金会致力于帮助残疾人。我们最近同沙特达成了一项协议，帮助买不起轮椅的沙特人。2004年，我在利雅得见到了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王子，他因乘坐航天飞机环绕地球而为公众所知。他是苏丹王子残疾研究中心的主席。去这个中心时，我为那里的残疾孩子带去了轮椅。王子告诉我：“我们希望成为你们的一分子。我们的工作是相同的。”我还参观了“苏丹王子人文主义之城”。
捐赠仪式结束后，王子邀请我们的代表团前往他位于沙漠的家中，并出席一个传统的宴会。第二天夜里，我们发现我们坐在美丽的地毯上，在葱郁的棕榈树下享受着美食佳酿，讨论着如何合作给他的国家运送轮椅。
黎巴嫩
2001年，世界轮椅基金会的一个工作组和几个赞助商，包括加利福尼亚斯托克顿的乔·蔡特博士，来到黎巴嫩捐赠轮椅。黎巴嫩第一夫人安德烈·拉胡德出席了捐赠仪式，并同意出任我们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以后对黎巴嫩的捐赠活动中给予支持。在诸多捐赠地中，工作组向黎巴嫩南部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捐赠了轮椅。
在这次旅程中，工作人员穿过了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军事交界地，经过了十几个没有标志的雷区。他们还参观了联合国1948年在难民营中设立的一个私人诊所。这个诊所为居住在这个大约160平方英亩地区的8万难民提供医疗服务。难民营中有数千个残疾人需要轮椅。
一个领到轮椅的妇女喜极而泣。她不相信她真的得到了一辆轮椅。突然，她的10岁的女儿跑过来，开始捶打正在给她调试轮椅脚踏板的工作人员。她以为他们在伤害她的妈妈，因为她以前从来没有看见她的妈妈哭过。当她的妈妈告诉她是怎么回事时，女孩的表情变成了感激和歉意。这个情景使在场的许多人都掉下了眼泪。
美国
我们没有把工作局限于美国以外的国家。我们在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拉斯维加斯、纽约和华盛顿都设有办公机构。至今，我们在美国已捐赠了17000多辆轮椅。
我们于2000年开始和救世军（SalvationArmy）一起在美国全境运送轮椅，并分发给蒙大拿州印第安克劳部族（CrowIndianNa-tion）的老年人。奥克兰A级棒球组织及其拥有者之一、我的朋友肯·霍夫曼，和其他赞助商一起向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市捐赠轮椅。扶轮社和职业棒球大联盟（MajorLeagueBaseball）在纽约和新泽西两州捐助轮椅，并由友善商店（GoodwillIndustries）和天主教慈善机构负责运送。已故建筑商拉尔夫·恩莱斯特德和夫人贝蒂，同意向北达科他州和内华达州的所有需要者捐助轮椅。在时任犹他州州长的迈克·莱维特的倡导下，几个赞助者同意帮助我们给犹他州所有不能行动的人送去行走自由，这个项目最近已经开始启动。
2004年，我们在美国制订了许多新的项目计划。我们同美国残奥会（USParalympics）合作，向全美的地方组织捐赠运动型轮椅。国际消防员协会正在帮助我们向地方社区运送轮椅，并且还答应帮助我们运送运动型轮椅。2004年，在加利福尼亚康科德的一次捐赠仪式上，来自富国银行（WellsFargo）和东湾（EastBay）天主教慈善机构的代表也加入到世界轮椅基金会和消防队员中，分发轮椅。向孔特拉科斯塔县捐赠的轮椅是由罗斯摩（Rossmoor）的富国银行捐助资金购买的，其中的30辆在这次仪式上分发掉了。天主教慈善机构确定了领轮椅的人的身份，并举办了这次捐赠仪式。
2004年，我们也开始向华盛顿特区华特瑞（WalterReed）军队医疗中心捐赠轮椅，主要是帮助那些从伊拉克战场返回美国的被截肢的伤员。在为常规轮椅捐赠作安排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伤员被鼓励去一个体育馆进行锻炼。我们就给体育馆捐赠了10辆篮球比赛专用轮椅。我们的朋友、韦尔考克斯（Wilcox）公司的吉姆·蒂泽尔，他是一个政府承包商，赞助了这些轮椅。美国残疾人运动会和美国残奥会的队员们几次到医院给伤员们鼓劲，向他们展示即便身体不健全，体育仍然可以是有趣的而且让人受益良多。
当然，我们许多出众的合作者、捐赠人和志愿者也来自美国。他们的故事同样令人振奋。
受到以大满贯出名的前奥克兰运动家队棒球队员米格尔·特哈达的鼓舞，17岁的贾斯廷·贡萨尔维斯在2002年也打出了自己的大满贯。贾斯廷是一名男童子军，在加利福尼亚联合城的洛根高中上学。一次，在观看奥克兰运动家棒球队的一场比赛时，他看见了该棒球队和世界轮椅基金会在多米尼克共和国捐赠轮椅的录像。他当即决定要为残疾人做点什么，并把这当做自己“鹰童子军”的一个常规活动。
和童子军其他主要成员开会商量之后，他策划了一次“薄饼早餐”募捐活动，并在他所在的社区发起了直邮宣传活动。要得到他的一枚“社区服务奖章”，一个最关键的条件就是：至少完成100个小时的社区工作。单独进行工作的每小时同朋友和家人提供的每个小时的社区服务都同样有效。他组织了一队人马，进行了130多个小时的社区服务，筹集了8328.49美元，捐给了世界轮椅基金会。
“做一个童子军，并像这样做点事情帮助残疾人，这种感觉很好，”贾斯廷说，“这令我更加为自己是个童子军自豪。”世界轮椅基金会用贾斯廷捐赠的资金购买了111辆轮椅，捐给了墨西哥的残疾人。他也参与了捐赠活动。捐赠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包括贾斯廷自己的人生。
拉丁美洲
我们发现，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岛国对轮椅的需求量非常大。在我们对这些国家的捐助活动中，圣徒慈爱协会和扶轮社是我们最积极的“亲力亲为”的合作伙伴。下面让我讲述一些我们在那儿捐赠轮椅的故事。
洪都拉斯
在洪都拉斯，我们见到一个妇女，11年前她不幸被一辆卡车撞倒，那时她还是一个新闻学校的学生。我们见到她时，她已经31岁了，那次车祸把她困在床上长达11年之久。我们送给她一辆轮椅。第二天，她回来告诉我们，她重新到新闻学校报了名，明天她就要去上学了。轮椅，一份简单的礼物，让她恢复了她的人生之路。
在另一次捐赠活动中，一名妇女前来要求得到一辆轮椅。她带来两个孩子，都患有脑瘫。3个星期以前，她的丈夫得了中风。她说如果她能得到一辆轮椅，她家有三个人可以使用。我们坚持送她至少两辆轮椅，她对此感动不已。
尼加拉瓜
2001年，我与我们圣徒慈爱协会的朋友一起飞往尼加拉瓜。我们遇见一个身体患有残疾的修女。圣徒慈爱协会的两个工作人员把她搀扶起来，帮助她坐进一辆轮椅里。她说她从来没有想像过圣徒慈爱协会会帮助她，因为她是天主教徒。有了轮椅，她又可以继续把她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了。
玻利维亚
2002年，在玻利维亚第一夫人弗吉尼亚·吉勒姆·德基罗加的帮助下，我们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圣徒慈爱协会一起向玻利维亚捐赠了轮椅。那天来领轮椅的有两个孩子，如果不是一位全身心救助严重残疾的孤儿的修女，他们俩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其中那个女孩刚来到这个世上几天就被遗弃了，差点丧命。另一个是个8岁的男孩，妈妈死于难产，在轮椅捐赠仪式举行前一个星期，他酗酒的父亲把他抛弃
了。他们都是被修女和她的孤儿院收养的。
得到新轮椅以后，两个孩子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也可以比较自由地去他们想去的地方。这些被遗弃在大街上的孩子，现在可以四处走动，以前无法触及的东西都可以尽收眼底了。我们给残疾孤儿带来了行动的能力，这也是对这位修女长年虔诚祷告的回应。有了轮椅，这些孩子们自己就可以自由地玩耍，修女也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其他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巴拉圭
在圣徒慈爱协会一次由巴拉圭第一夫人苏珊娜·加亚德·德冈萨雷斯·马奇和她的基金会主办的轮椅捐赠仪式上，世界轮椅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把轮椅捐给了一个9岁大的男孩。他1岁时从房顶上摔下来落下了残疾。他一坐进轮椅，就在屋子里呼呼地转来转去，迫不及待地把他参加残奥会篮球比赛的梦想转化为行动。
我们还见到了35岁的豪尔赫，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10年前因为患坏疽症失去了双腿。一家人只靠他的妻子赚钱谋生。豪尔赫说，现在有了一辆轮椅，他就可以重新出去找工作，赚钱养家，这让他感觉自己又是个男人了。
危地马拉
2003年，世界轮椅基金会总裁，也就是我的儿子戴维，与他的13个同学在毕业25周年之际聚会庆祝。这些1977届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决定把240辆轮椅运往危地马拉，捐赠给那里的残疾人。普林斯顿的校友们因为他们在美国和世界上的影响而声名远播。长期以来，戴维他们一直把社区服务项目纳入到班级聚会之
中。以前的项目都是地方性的。戴维希望看到他的同学扩大他们的努力范围。戴维所有的同窗好友都赞成往中美洲运送轮椅的主意。除了轮椅以外，他们又增加了教育材料和医疗用品，拓宽了他们的捐赠物资的种类。
共同参与这次行程激发了同学之间的团队合作与团结精神。在旧金山、波士顿、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华盛顿特区的毕业生们筹集了287箱教育和医疗用品，另外14人则负责运输。他们协调飞行计划和最后一分钟的细节，包括满足了危地马拉一个老师想要些篮球的请求。这个请求是在他们起飞前一天才刚刚收到的。幸亏是用我自己的飞机，大家不用担心东西遗失、孤单一个人上路或者飞行计划更改。在起程那天，戴维把运送的物品装到飞机里，然后飞往达拉斯和他的同学会合。
当这些昔日同窗在机场互相问候，并得知他们总共收集了17只篮球时，空气中弥漫着期待。每一个同学都急于展示自己的才艺。有的志愿到医院和诊所传授自己的医术。有的愿意发挥自己西班牙语的语言能力到当地学校当老师，并且担当翻译。所有的队员都有着一颗充满热情和关爱的心。
在抵达危地马拉后的几分钟内，他们就在一家宾馆安顿了下来，并开始打开包裹，拿出各种物品，重新分类整理，为3天的访问作好准备。他们把钢笔、铅笔、尺、剪刀和颜色粉笔装进黑色橙色相间的背包里。这些背包是一位同学亲手制作的，上面的颜色代表了普林斯顿大学。另一些同学则把香皂、刷子、牙刷、牙膏、毛巾和浴巾整理成套，同起程前事先包好的个人卫生用品套装、美国田径运动帽子、短裤和袜子以及毛毯、长袍等一起打包。田径运动用品是由一个叫克雷格·马斯巴克的同学捐助的，圣徒慈爱协会提供了毛毯和长袍。
第二天天亮以前，这队人马就踏上了去科万的5个小时的路程。科万在“铺过的路的尽头”。许多来领轮椅的人爬行或被搀扶着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捐赠现场。校友之一的罗恩·彼得罗夫斯基有一个15岁的儿子因患肌营养不良症而整日与轮椅相伴，切肤之痛令他格外感慨。他西班牙语说得很流利，所以他能听懂几个领轮椅的人的故事。
“罗恩能够握着他们的手，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真正的感同身受，这一点我们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戴维后来说。
他们还见到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士，多年的不能行动明显地使他看起来非常颓废。那天他骄傲地戴了一顶牛仔帽，似乎反映了独立行动最终带给他的尊严。他强忍着快要流下来的眼泪，说：“你永远不会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另一位老妇人的故事同样十分感人。30年来，她日日祈祷能够行动，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你们是上帝派来的，”她说，“上帝在关照着我呢。”
这队工作人员还在危地马拉总统府发放了轮椅。这次捐赠活动是第一夫人伊夫琳·德波蒂略主持的。在捐赠仪式上，他们见到了一个5岁的漂亮女孩玛丽娜，她全家被一个醉酒司机驾驶的车撞倒。她的父亲和三个兄弟姐妹在事故中不幸遇难，玛丽娜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腰部以下全部瘫痪。穿着礼拜服的她看起来像个小大人，但是，在坐进轮椅的那一刻，她眼睛瞪得很大，脸上写满了惊奇与喜悦。她立刻就在屋子里兴奋地转来转去了。玛丽娜现在可以自己行动，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工作人员也同她一起分享着她的快乐。
在总统府一共捐出去100辆轮椅。其他20辆送给了和加老人院里的老人。一些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病，他们没有拐杖、助步器或轮椅，多年来一直卧床不起。现在，他们又可以在养老院里转悠，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了。除了轮椅，工作人员还送给这些老人一些毛巾、长袍和毛毯。
就在离开之前，医疗小组要求送一辆轮椅给81岁高龄的罗莎·卡洛塔·弗洛雷斯·德冈萨雷斯，她已是一位曾祖母了。医疗小组诊断她的一条腿有一天会自髋部以下不能动弹。40年前，她的腿生了肿瘤，手术后在膝盖中放置了一根钢管。她被迫在床上躺了一年，以便身体复原。在卧床期间，她开始写作。她用笔名FlorEntreMarchitaEntreRuines（意思是“凋谢在废墟里的花儿”）出版了四部小说。这个笔名贴切地表达了许多不能行动的人的内心感受。当工作人员把轮椅送给她时，她着实吃了一惊，说它是“从天而降的”。坐进轮椅，罗莎感到又充满了活力，自己再也不是凋谢在废墟里的花儿了。
这些’77届的学生一共筹集了7万美元购买轮椅、药品和设立奖学金。3天内，他们送出了2500只背包的学习用品，设立了5个奖学金，送给3个医疗机构价值5000美元的医疗用品，分发200套个人卫生用品，给240人带去了行动的能力。
“我们希望每次同学聚会的社区服务活动都能做得这样有声有色，”戴维说，“这个项目令你真正感到你带来了影响。”
秘鲁
2003年，圣徒慈爱协会和我们一起去秘鲁和南美洲其他3个国家。在秘鲁，我们会见了第一夫人埃利亚内·卡尔普——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并与她捐赠了专门为秘鲁准备的544辆轮椅。仪式是在国家石油大厦举行的。
格洛丽亚的故事使我们深受感动。她长年与骨质疏松症作斗争。只要别人帮她挪动位置，她的一些骨骼就会折断或裂开。格洛丽亚对我们送给她新轮椅十分感激，这样，她就可以自己四处走动，并能在集市上给她的家人做个帮手。我们又送了一辆轮椅给她25岁的女儿，她和格洛丽亚的境况十分相似。但格洛丽亚坚持不要。她说她可以和女儿共用一辆轮椅，这样就可以有另一个家庭得到帮助。
“看到别人表达谦卑和感激，让我的心灵豁然开朗，”圣徒慈爱协会的资深分析师兼翻译米歇尔·因克莱说，“给这些人一辆轮椅如同给他们带来新生。”
扶轮社在秘鲁也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2002年，北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扶轮社赞助了一个集装箱的轮椅，沿着亚马逊河一路行程2500英里送达贝伦。来参加捐赠活动的扶轮社成员把轮椅送到一些健康状况非常不好的残疾人家中。其中一辆轮椅送给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子，他家境贫寒，中风以后不能行走。他的一个朋友用车把送轮椅的人带到他的家里。当地一个扶轮社成员雇了一辆出租车装轮椅，一同到达这位男子的家。一辆轮椅给这个男子带来了期望更美好生活的理由，也因此使他非常高兴。一个工作人员后来说：“当我们用一辆轮椅给这个男子带来新生时，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充分表达当时的心情。你能目睹一个人立刻变得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的感激让你感动得落泪，真是一件非常棒的事。”
巴西
2000年，我接到西班牙王后索菲娅的一个电话，她要我给巴西运送一些轮椅。她和卡洛斯国王要去拜访卡多索总统和第一夫人露丝·科雷亚·莱特，庆祝西班牙与巴西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我说我很乐意按她的要求去办，并问她在什么时候。她说下星期一。我说时间太仓促，我恐怕不能亲自去巴西，但我将安排空运过去一些轮椅。她说这不是她所需要的，她要求我亲自参加在巴西的捐赠仪式。她说她两个小时后再打电话过来，要我的具体行程安排。我很快意识到一位王后习惯于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我的工作人员忙上忙下快速地办理完签证手续，安排好飞行计划后，我把轮椅装上飞机，飞往巴西。我们把捐赠仪式安排在位于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西班牙大使馆内。1000名贵宾盛装出席，为了这次轮椅捐赠仪式，等待了两个小时。仪式开始了。卡洛斯国王、索菲娅王后、巴西总统和第一夫人亲自帮忙发放轮椅。我和西班牙大使交谈后得知，这次捐赠活动是他一手操办的。他说这个任务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难办的事情！但是至少40位领轮椅的人是幸福的——他们有幸见到了国王、王后和他们的总统夫妇。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世界轮椅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拜访了巴西利亚当地的一个教堂，问牧师是否知道附近有需要轮椅但买不起的人。他说知道有人需要，然后坐进汽车，带领我们沿着红沙路一路来到乡下。我们来到一间用煤渣砖和锡皮搭建的小棚屋，见到了一个八口之家。他们的“农场”就是他们的院子，“农场”里养了一些鸡和鸭，一匹凹背的老马和一个小花园。还有一口没有盖子的水井，一只打水用的水桶和一根绳子，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们被带进他们只有一个房间的屋子，里面有一张床，地板上有几个垫子。角落里有一个大大的椅子，里面堆满了破布。椅子里坐着一个女孩，胳膊和腿瘦得像小树的嫩枝条一样。她棕色的眼睛十分漂亮，笑容也非常甜美，但她不会说话。女孩的母亲告诉我们，她18岁了，从出生时起就是这样子。她“住”在椅子里，生活不能自理。
我们把她搀扶进轮椅里，调整轮椅的踏板以适合她萎缩的四肢。她的妹妹们很快就开始推着她在院子里转。女孩们笑啊闹啊。她们告诉我们，她们喜欢这辆轮椅，因为有了它，她们再也不需要背着她们的姐姐了，而且她们还可以带着姐姐一起去更多的地方，因此，她们感到十分兴奋。她们的父亲一直在和牧师说话，现在与牧师一同跪下祷告。祈祷完，这位父亲走过来向我们表示感谢。
“今天是我的生日，”他说，“今天一大早我起来，就向上帝祷告请他送一件生日礼物给我，请他派某个人来帮助我的女儿。这个星期天，我过生日，上帝把您派来了。我感谢上帝，感谢你们。”
巴拿马
2001年，我作为史密森学会的董事会成员去了一趟巴拿马。我决定同时在那里捐赠轮椅。
在巴拿马总统莫斯科索和第一夫人莫碧茹的支持和亲自参与下，我们向巴拿马的残疾人赠送了240辆轮椅。在巴拿马地峡旋风式的旅行中，我们把希望和行动能力带给了从1岁到96岁高龄的人，另外我们还向第一夫人基金会捐赠了其他的人道主义物资。
我乘坐总统的专机飞抵巴拿马的戴维，访问了一家收治严重残疾、遭家人遗弃者的医院。我们向医院捐赠了一些轮椅，至少这些残疾人中的一部分人可以坐在轮椅里到屋外晒晒太阳。我还给加尔各答特雷莎修女孤儿院（MotherTheresaofCalcuttaOrphanage）18个患脑瘫的孩子每人捐赠了一辆特制轮椅。在科隆市，一位70岁的老人身体垮了，又买不起轮椅，我们送给他一辆，他激动地哭了。第一夫人被这次经历深深地打动了。
“世界轮椅基金会的工作和慷慨改变了我的国家这么多人的生活，”她说，“看到基金会的捐赠产生的美好结果，我非常感动并深受鼓舞。我个人也将帮助那些得到轮椅的人。巴拿马对基金会所做的一切非常感激。”
波多黎各
2003年，我陪同犹他州前第一夫人雅卡琳·莱维特参加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的一次轮椅捐赠仪式。在我们的季刊《改变世界》中，雅卡琳称这次经历使“我的心在歌唱”。她帮忙把一辆轮椅送到一个叫安吉拉的小男孩手中，安吉拉患了一种衰弱病，这种病使人的韧带紧缩，并进而改变人的形体。虽然安吉拉的身体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显得太虚弱了点，但雅卡琳说她知道他与她13岁的健康的儿子有着同样的需求和愿望。安吉拉的疾病剥夺了十几岁的孩子最渴望的尊严和独立。好在他的新轮椅能带给他一定程度上的独立。一坐进轮椅，安吉拉就迅速把手放在轮子上，体验重新能够行动的巨大满足感。他马上开始让自己在周围转来转去，十分骄傲地向他的妈妈和我们所有人展示他刚刚被赋予的力量。
哥伦比亚
2004年初，我们的扶轮社的朋友向哥伦比亚捐赠了轮椅。弗兰克·迪安——北卡罗来纳州第7670区扶轮社的主席助理，前美国陆军中校——见到了一个因踩中地雷失去了一条腿的男子。弗兰克问他有没有当过兵，他回答：“当过。”弗兰克把轮椅送到他面前，说：“从一个士兵到另一个士兵，我希望你把这辆轮椅当做我个人送给你的一份礼物。”
“好像我说了一句什么神圣的话似的，”弗兰克回忆道，“那个男子脸上的表情是极其少见而珍贵的。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这可能是我一生中至高无上的一刻。如果你能亲自经历这个时刻，你真的会觉得不可思议的。”
哥伦比亚，一个有着4200万人口的国家，大约有10万枚地雷和未发掘出的炮弹埋在地下。这是美洲惟一一个被反政府武装埋了这么多地雷的国家。
墨西哥
我们向墨西哥捐赠的轮椅数量之多仅次于中国，居第二位。墨西哥与美国接壤，使得我们运送轮椅去参加扶轮社在那里赞助的项目更加方便。
2001年，我和北加利福尼亚的扶轮社成员一起在墨西哥城外德克斯古的一个小型橄榄球馆里捐赠了240辆轮椅。墨西哥城及其卫星城区的人口超过2500万。据估计有120万墨西哥人需要轮椅但买不起。
42岁的马蒂娜·米兰达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患小儿麻痹症，不能行走。她告诉我们扶轮社的朋友，20年前，她有过一辆轮椅，但只用了5年，她没有钱再买一辆。每天早上，她坐在一只装牛奶的柳条筐里，她的侄子把她放在手推车上去赶汽车。她在路边一个小铺子里出售鞋油。其他时间里，她用膝盖走路。她85岁的老母亲每天帮她起身，整整42年了。领到轮椅时，她们的眼睛里满是欢喜的泪水。马蒂娜说：“我祈祷了很久很久，想得到一辆轮椅。我知道我的祷告会得到回应的。”她的老母亲说她们无论如何也买不起这么漂亮的轮椅，这个礼物将使她的余生轻松许多。
马蒂娜告诉我们，10年前，她以为她能够得到一辆轮椅的。一个男人对她说，如果她支付而且只需要支付运费，他可以从政府那里免费给她弄到一辆轮椅。这是一个骗局。她损失了70比索（在当时不到8美元）。这70比索是她全家节省了3个月才省下来的。这是我们听说的需要轮椅但买不起的众多故事中的一个。（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一个扶轮社的成员送给马蒂娜的母亲200比索，大约相当于20美元，以弥补她们当年受骗而遭受的损失。）在墨西哥城的一次捐赠仪式上，一个70多岁的男子和他的老伴一同过来领轮椅。他患有糖尿病，失去了两条腿，一只眼睛也看不见了。他有一辆轮椅，但破旧不堪而且经常散架。轮椅一坏，这个男子就会跌倒在地上，有时候还会摔伤。他的这种病使他更容易受伤。多次跌倒，使他的头上碰出了大大的肿块，肋部也有一块块的淤青，全身到处都有擦伤。新轮椅不仅使他行动起来更方便，而且不会把他摔下来。另一个领轮椅的是一个3岁的小女孩，以前她一直坐在婴儿车里。当这个名叫拉迪的女孩长大了、坐不进婴儿车的时候，她的妈妈就把她放进一个网兜里，背在背上。这样一来，她妈妈的背部就很吃力，而且行动也受到限制。拉迪领到了一辆轮椅，她很快学会了自己转动，这可是第一次呀。她的妈妈说：“有了这辆轮椅，我到哪里都可以把拉迪带着了。”
第三个领轮椅的人是一个40多岁的男子，叫亚历杭德罗。几年前，他不幸遭遇了严重的车祸，失去了双腿。打那以后，他从来没有走出过他居住的山里的小镇。当他听说我们来这里捐赠轮椅，他的一个朋友就雇了一辆出租车，行驶了2个小时，从他们的小镇来到墨西哥城。亚历杭德罗得到了一辆轮椅，回去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不能行动的人了。
第四个领轮椅的人叫丽兹，她赶了4个小时的路才到达捐赠现场。她出生后做了一次重大手术，手术后就瘫痪了。她得到了一辆轮椅，并且一直“抢镜头”——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捐赠仪式中，她片刻也没有停止过笑。
琼·格兰特，他是扶轮社与世界轮椅基金会之间的使者，与他的太太琳达一起一直不断地在墨西哥做着重要的工作。和他们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些从美国来的年轻人。近期在那里的几场捐赠活动中，他还带来了加利福尼亚的一些高中生参加仪式。
“他们来自美国富裕的家庭，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手机、电脑和电视，”琼说，“他们开始帮助一些没有他们幸运的人，并且意识到一个人真的可以使世界变得不一样。他们懂得了共同的努力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
最令我记忆深刻的一个故事与一个叫玛利亚的妇女有关，她为我们一家工作已经10多年了。当她听说我要飞往墨西哥城时，她告诉我她有个侄子叫安吉拉，身患绝症，双眼失去了视力，也不能走路了。她问我是否可以给他一辆轮椅，这样他在剩下的日子里可以走动走动。我说：“当然可以。”并叫她安排她的侄子到达我们的捐赠现场。
在捐赠现场，他的父母找到了我们。他们噙着泪水，告诉我们安吉拉已经领到了轮椅，想向我表示感谢。他们把他带到我面前，我握住他的手，和他说话，这样他可以知道我的位置。然后，他抓住我的双手，把他看不见的双眼望向我的眼睛，说：“我将在天堂里见到您。”他是如此让我动情，以至我一时都不知对他说什么才好。
自从世界轮椅基金会创建以来，我们已经捐赠了大约30万辆轮椅，每一辆轮椅背后都有一个同你以上阅读到的相似的故事。然而，我们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有250多万人不具有行动能力。但是，根据我们的亲身经历，我们认为，确切地说，这个数字要达到全世界人口的3％，也就是1.9亿。给他们每人一辆轮椅将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工程，也将需要数以十亿计的美元。
但是，我感到我们别无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在帮助那些没有尊严、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人。然后，一瞬间，一辆轮椅就使他们感觉变成了人类的一部分，拥有了骄傲，拥有了希望。他们也许并不能做任何想做的事，但是，他们至少可以更为独立，或者开一家牛奶店，上学，在喷泉边玩耍或者只是坐在阳光下。
我们无法忘记，一辆轮椅还给残疾人的家人和照顾他们的人带来了多大的便利。父母再也不需要到处背着孩子，兄弟姐妹再也不需要背着一个甚至比他们还要重的哥哥或姐姐。在许多情况下，一辆轮椅还带给他们自由——寻找工作的自由，接受教育的自由，更多地走出屋子的自由，过上更完整的生活的自由。
但是，我们需要您的帮助。一辆轮椅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如此简单的一个办法，就给了你的人生一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