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国人，都常常会关注下面的一系列问题：
是什么导致了货币的持续超发？是什么导致了股市在经济增长时还持续下跌（遑论经济不景气之时）？是什么导致了中国房价连续数年的暴涨？房价会暴跌吗？转折点在哪一年？是什么导致了连续数年人民币对外升值而对内贬值，这种现象何时会发生改变？人民币会暴跌吗？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制造业升级失败，沦为低附加值代名词的缺乏强大竞争力的初级阶段的加工厂？是什么导致了当代大学生群体找工作的艰难？是什么导致了不劳而获投机思想的蔓延？是什么导致了现在经济决策的进退两难？当下与未来的风险和机会在哪里？中国经济未来的大趋势将如何演变？面对未来的大趋势，投资者该如何做选择？企业家应该如何应对？
……
除了中国国内的问题，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普京为何一定要拿下克里米亚？美国将使用何种方法反击俄罗斯？美元未来的趋势如何演变，转折点在哪里？中美在中亚、非洲、拉美的石油博弈对全球趋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日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中印博弈将走向何方？欧元区最终将走向“统一”还是解体？中东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对于投资者而言，大家更关心大宗商品、汇率等的未来运行趋势。从全球来看，投资机会在哪里？值得关注的行业在哪里？
太多的疑问，太多的问题，我们都将在这本书中通过梳理逐一找出答案。
“硬着陆”与“软着陆”之谬
经济学理论如何运用，远比经济学本身要复杂得多，而且一些被视为“真理”的东西，往往是建立在错误基础之上的，或者其本身就是错误的。
比如，人们往往更容易恐惧“硬着陆”，而把实现“软着陆”作为目标之一。“软着陆”一定比“硬着陆”好吗？
美国从来不回避大的经济调整，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硬着陆”。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Maddison）指出：1820～1952年，欧洲人的人均财富增长了4倍，而美国人的人均财富增长则高达8倍。值得注意的是，1945～2007年，美国先后经历了10次衰退（“硬着陆”），但其经济增量却增长了6倍，人均财富增长了3倍。相比之下，日本经济从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飞速增长。当日本的技术应用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后，日本却开始犹豫不决：如果继续推动技术发展就需要淘汰旧产业，将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新的产业，由此必然导致公司破产和裁员。日本逃避经济大调整的阵痛，却换来了漫长的经济衰退。而美国成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一轮技术进步的引领者，并在20世纪90年代扩大了对日本经济的领先优势。
日本选择“软着陆”的结果，虽然避免了短痛，却迎来了长达20年（还将更长）的长痛。美国没有回避“硬着陆”，却总能在短痛中焕然一新，找到革新除旧的契机，为美国的发展找到更为强大的动力和更多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主动捅破海南房地产泡沫，以前所未有的勇气面对“硬着陆”，付出了千亿资金的代价（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却把资源从投机热潮中重新引向了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从而为中国制造业的振兴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回想一下，中国现在家喻户晓的制造业品牌，不都是在那个时期迅速成长起来的吗？
再回想一下，2008年底，中国通过庞大的救市计划阻止了房地产的“硬着陆”，以至于产能过剩等问题不仅未得到解决，反而由于以新的过剩消化旧的过剩而使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叠加，导致相关问题变得越来越棘手，解决难度也越来越大：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产能过剩问题不解决，就无法恢复投资；而要通过投放货币等方式强行恢复投资，又会稀释民众的购买力、抑制消费，这又会导致库存增加，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
这样看来，我们是否还应该恐惧“硬着陆”而竭尽全力地去追求“软着陆”？
因此，要看透一个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看，综合分析和评估，当然，更需要找到源头——顺着源头往下看，才能找到登顶望岳、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在《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中，笔者是从货币的角度入手逐步进行剖析的。但从根源上来看，货币还不是最终的源头，仍然只是一个表象而已。
只有找到了源头，才能更彻底地看懂中国经济问题所在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懂中国在世界大棋局中所处的位置；洞悉即将到来的大风险、大机会；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的财富不被正在到来的危机洗劫一空。
在本章中，我们首先要明白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及上述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政策决定中国的经济周期
我们知道，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往往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大棋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出台政策就好比参加象棋大赛，走出的棋是不能反悔的，有时候一步走错，全盘皆输。
精通中国经济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教授指出，中国宏观经济清晰地呈现出一种宽泛的“政治—经济”周期特点。简言之，在宽松阶段，政府会放松对工业和金融体制的监管，扩张政策随之带来通货膨胀和其他宏观经济失衡的问题。这时候，体制改革会放缓，政府的经济政策会变得非常谨慎，通过实行紧缩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当经济增长突然下降后，政策环境又会向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和促进增长的方式转变。政策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摆，它推动着经济发展，又反过来受经济发展的影响。
也就是说，政策直接决定着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
经济政策为什么有如此重大的影响？
因为它直接左右着资源的配置，对资源的流向起到决定性的引领作用——对于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还不够成熟、制度还不够完善的国家而言，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而资源的流向又直接决定着具体行业、区域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对房价、股市、大宗商品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要准确把握投资的机会，规避潜在的风险，了解这些方面的知识，是极其重要和关键的。
有限的资源引向哪里，哪里就会因这种支持而得到更快的发展。
中国走的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政府主导的投资需要以大量基础货币的投放为前提，而基础货币的投放很容易引起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在投资渠道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买房抗通胀便成为人们的本能，而房价的持续上涨又不断证明了这种选择的有效性——民众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又引领新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楼市，从而导致中国大部分地方（鄂尔多斯、温州等少数地方除外），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只有2008年出现过短期的调整，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涨。
由此，中国的房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呈现出持续上行的独有态势，而非发达国家常见的较为清晰的周期性特征。所谓中国房价只涨不跌“神话”的形成，乃是政府所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产物。
为什么那么多次调控房价都无功而返，甚至越调控涨得越厉害？
这是因为，一方面，以投资拉动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改变，通过海量货币维持庞大投资项目的现状没有改变——超发货币溢出涌向房地产领域，形成中国房价持续上涨的推动力。在调控房价的过程中，这个根源没有改变，房价上涨的轨迹也就没有改变。
另一方面，房地产是资本密集型行业，与银行联系极为紧密。一旦房价下跌，与房地产相关的收入大幅减少，银行就容易爆发系统性风险，而政府依赖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也难以为继。
因此，房地产调控一直都在强调“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而不是促使房价下跌。虽然仅仅几个字的差别，但其设定的目标和导致的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
要洞悉中国的房价趋势，就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投资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变，则房价变，这是判断中国房价趋势转换的要点。
当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的时候，房价也就涨到了尽头。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粉碎这个“神话”的也将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随着泡沫的累积，房地产将不再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而是高悬在中国经济上空的巨大“堰塞湖”。
对读者而言，最关键的是找到这个转折点——后面的章节我们会做专题分析。
人民币外升内贬
那么，人民币多年来对外升值而对内贬值的奇特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知道，一方面，政府主导的投资是中国经济的引擎，需要庞大的货币供应来支撑，货币超发就会贬值。
另一方面，由于投资产生的供应无法与中国的实际需求形成对接（很多企业生产的产品本身就是专门供应国外市场的），就需要依赖国际市场，而资源型加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所形成的价格竞争优势是其他很多国家所不具备的，由此形成的顺差往往是导致贸易壁垒的根源。西方国家由此逼迫人民币升值，以舒缓由于中国廉价商品大量涌入而对其制造业构成的威胁。
并且，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人民币的稳定升值有利于增强人民币对于相关国家的吸引力，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全球化逐渐深入的时代，为了确保经济的平稳运行，政府也需要确保外资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显然，币值的稳定，或者稳步升值而不是快速贬值，更有利于做到这一点。
此外，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靠基础货币投放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越大，基础货币投放越大，其结果必然是本币购买力的下降。
在人民币汇率尚未市场化的情况下，由此便形成了人民币对外升值而对内贬值的独特现象：一面是人民币在过去几年对美元等货币持续升值，一面是国内物价的持续上涨。只有走出国门消费的时候，人们才能享受到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带来的好处——但这样的“福利”大多数人无缘分享。
中国股市为何回报低
为什么中国股市最近几年的投资回报率整体而言不如次贷危机后的美国和欧债危机后的欧洲呢？
其中一个因素是，欧美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这种模式首先是要把资源集中到民众手中，简单说就是要让民众手里先有钱，包括通过证券市场赚钱——这是发达国家的股市能给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的根源之一，因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对应的是民富路线。
而政府所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的前提是，资源要尽可能多地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手里先要有钱，包括通过股市融资（圈钱）。这种增长模式下，只有当货币持续海量供应溢出到股市的时候，股市才能走好（比如2006年到2007年，2008年11月到2009年7月的股市），给投资者带来好的回报。所以，在中国股市投资，必须弄清楚股市在经济增长模式中所处的阶段；否则，就可能血本无归。
也就是说，在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下，股市具有天然的藏富于民的功能；而在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下，股市更多地体现出“输血”的功能。
而且，由于政府主要的投资需要以货币的超发为前提，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下，物价比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更容易上涨。在这种情况下，股市在无形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功能，即通过吸纳货币和股市下跌“蒸发”财富的方式来平抑物价。
这也正是中国股市在过去的20多年中，每当CPI低于1%甚至为负数的时候更容易上涨，而每当CPI接近或高于7%时就容易暴跌的根本原因。
当然，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中国深邃的体制和复杂的经济体系所决定的。这需要我们从源头上一点点地剖析，展现出一个被遮掩的世界和未来的大趋势。
政策引领资源配置
要了解中国经济，首先必须明白的一点是：政策对资源的配置、引领作用巨大，无可替代。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是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区域，经济发展最快，而西部在很长时期内经济发展缓慢，就与宏观政策布局的差异息息相关。
20世纪50年代，深圳一带的居民还靠捕鱼捞虾艰难度日，但2008年深圳人均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就已达13153美元，成为内地首个人均GDP过万美元的城市。
深圳为什么能够从“一个荒凉的小渔村”，发展成“车水马龙、汇聚四方的现代化大都市”？这同样是政策所发挥的巨大的资源配置、引领作用促成的。
深圳是邓小平亲自倡导设立的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一直被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率先按市场原则形成了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最终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文化产业这四大支柱产业为基础的内地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政策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主导作用，把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了现代化的大城市——在感慨市场经济魅力的同时，千万不能忽略这一关键点。
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不仅能把乌鸦变成凤凰，也能把凤凰变成乌鸦。产能过剩就是政府使资源扭曲配置的结果，而这一现象与债务等问题合在一起，将成为中国从辉煌中转身的推动力量。
那么，政府对资源的引领作用，在未来十多年里，将把中国经济引向何方？
在展开分析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家这样定义资源：资源即投入，是用来生产满足人们需求的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都是稀缺的，因为资源是稀缺的。资源主要可分为四类：劳动、资本、自然资源与企业家才能。
由于资源是稀缺的，就面临着选择和配置的问题。因此，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如何进行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是如何决定社会资源使用的。
这样，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同一个经济问题：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生产者的需求？而每种决策都会涉及采用何种方式来运用稀缺的资源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
有的经济体（比如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靠市场本身的力量来选择、配置有限的资源；而在有的国家，政府则是资源配置的主导者（主要靠政策干预来实现资源的配置）。但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政策干预会影响宏观经济的发展”。
不同资源配置导致不同结果
下面我们就对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对中国资源配置的巨大引领作用，以及中国和美国在通过经济政策引领资源配置方面的重大差异——这不仅是导致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走势截然不同的根源所在，也是导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与美国经济发展趋势在2012年后发生重大转折的根源，同时也是形成中国经济周期的决定性力量。
我们知道，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几乎是完全听任房价的下跌，没有出台刺激房地产发展的政策，也没有把金融业复兴作为他的施政重点，而是提出了重振制造业发展的宏大目标，以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为虚拟经济的复苏奠定基础。
2009年12月，美国公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10年初，奥巴马政府在“提振经济，重振制造业”这一目标下，首次提出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并于9月份正式发布。
2010年8月11日，奥巴马签署了《制造业促进法案》，旨在帮助制造业降低成本，恢复竞争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奥巴马政府坚持不懈地发展制造业，是因为奥巴马已经认识到，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是一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把有限的资源引向制造业，不仅可以增加就业岗位，也有利于促使经济结构重新回归健康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实体经济的复苏能够大大增强人们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促进美国以金融为核心的虚拟经济的复苏，因为虚拟经济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信心经济——信心是虚拟经济的灵魂。换句话说，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复苏对美国经济发展的意义远远超过制造业本身；或者说，制造业对美国经济信心的重塑比制造业本身所贡献的那些产值意义要大得多。这才是美国全力以赴拯救制造业的根本原因。
试想，假如奥巴马不重视实体经济的复苏，而是直接把有限的资源引向虚拟经济领域，重新吹大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就如同继续在沙滩上建造大厦，那么，美国经济还会有今天如此强劲和稳健的复苏吗？美国股市能够在次贷危机之后的2013年屡创历史新高吗？美联储还能够从2013年12月就开始削减购债规模吗？
重大政策的意义在于它的引领作用，即要把有限的资源引向哪里。
这种引领作用一定要稳健、理性、有远见；否则，就可能由于过于狂热的引领而迅速导致相关领域的过热，进而引发过剩等一系列恶果。因为市场本身就有一种天然的敏感性，即使没有政策的引导，也会发挥天然的调节作用。比如，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的时候，企业家就会本能地加大投入，积极生产，增加供给，随着商品供应的增加，价格会逐渐回归到合理的位置。
市场调节的力量是巨大的。
政策的引领作用一旦和市场本身的敏感性叠加，就会产生超乎想象的影响力——对市场自由度相对较差的经济体中，这一特征尤其鲜明。
因此，政策的积极意义要得到恰如其分的发挥，首先要有正确的引领，其次要有对尺度的准确把握，二者缺一不可。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等人，提出市场经济不受干预的强硬政策主张。这种看似激进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其实包含着其对市场规律深刻而清醒的认识。研究表明，经济自由度每增加一个单位，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就会增加1.5%。
现在，让我们把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的引领方向、资源的配置和经济发展的脉络梳理一下，把中国经济运行的周期特点显现出来。笔者尽可能用简略的语言把几十年的经济历程浓缩后做个总结——本书的重点毕竟是展望未来，以便大家看清这个脉络，更深入地看透问题的本质，看清未来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