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对于一些读者而言，可能稍微显得有点枯燥，但要透彻地了解中国，这些知识是必须要知道的。历史的脉络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未来，因为历史的演进是有惯性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就是1978～2002年的工农业尤其是工业高速发展的时期；第二阶段是2003年至今的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虚拟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
其实，不用看数据，大家就能很清楚地感受到，从改革开放到2002年，资金、人才等都在涌向实体企业，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很多现在非常知名的企业就是在这个阶段从无到有，迅速成长、崛起、成名的。
为了更清楚地看清这个发展脉络，我们把这个大的阶段划分为几个小的阶段。
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的农村改革
“阶级斗争”的狂热和激情除了让整个民族蒙受屈辱和苦难，不能创造任何财富。
经过沉痛的反思和反省，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的战略决策，把注意力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关于经济工作，全会提出，要实行三个转变，即从上到下都把注意力转到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从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转到按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与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从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外资、大胆进入国际市场。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即把全社会的资源向经济领域集中，而不是做无谓的消耗。
问题是，要实现这个转变，首先必须把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给解放出来，或者说，把它激活。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劳动力！
首先要把广大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给释放出来——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最重要的一步。只有把农村丰富的劳动力释放出来，才能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得到人口红利的支持，也才能使城市工业的发展、外资企业的发展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要素实现对接，对外资形成足够的吸引力，鼓励他们到中国投资。
那么，如何激活农村的劳动力呢？
根据“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5，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所导致的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
中国要想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效率。
1978年秋，安徽、四川等省的部分地区因遭受自然灾害，农民自发恢复了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调整时期曾经出现过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这一现象启发了当时的决策者，他们便采取了从实际出发、尊重民众意愿的方针，因势利导，使农业生产责任制很快发展起来。
到1979年底，全国有一半以上的生产队实行包工到组，1/4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到1982年底，已有92%的生产队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制度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原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1979～1984年，中国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见下图），其中粮食、棉花产量分别增长了1.9倍和1.3倍。农民年均消费水平在此期间增长了1倍多。
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迅速上升到4.07亿吨，这是中国第一次获取了足够用于流通的粮食。1985年，中国第一次成为自“大跃进”（1958～1960年）结束后的粮食净出口国。
农业的较快增长，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乡镇工业部门成为可能。统计表明，乡镇企业吸收农业劳动力的程度与农业增长是密切相关的。如1984年以前，乡镇企业每年只吸收140多万人，而由于1984年农产品产量空前增长，使得1984年和1985年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年均增长近2000万人。
农村承包制改革，造就了千千万万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快速增长，工业总产值在1982～1984年间分别比上年增长7.8%、11.2%、16.3%，GDP的增长速度从1981年的4.6%上升到1984年的14.7%。
更重要的是，这个阶段的发展和收入分配最大限度地向农民倾斜，在释放出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农村的购买力，为下一步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截至1985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51.2元，比改革开放初期翻了一番，农村人均纯收入则达到397.2元，是1979年133.6元的3倍。
这个阶段的农村改革为什么如此成功呢？
从推动者的角度划分，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致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弱权力者所推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比如光绪变法，由于改革首先是削弱实权者的权力，因而无法得到实际掌权者慈禧的支持，阻力重重，最终走向失败。
一种是权力主导者所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比如齐桓公全力支持的管仲改革、秦孝公全力支持的商鞅变法，摧毁一切阻力，改革较为彻底，而且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从中国历史来看，权力向改革主导者手中集中，几乎是确保改革顺利进行的最重要的基础。
1978年的农村改革，是在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地位确立以后展开的，许多经济学家把邓小平主导的改革称为“20世纪一系列历史转折点”之一。[注释]这场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得到了元老们的鼎力支持，改革遇到的阻力本来就小，更何况又是从农村开始。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农村的改革相对是单纯的，很少受到强势利益集团的干扰，而且农村改革是中国推动全面经济改革的试点，不敢有差错。因此，这种改革被确定为以农村居民的富裕为目标，政策保驾护航，资源向其倾斜，改革进展得非常顺利。
这是农村改革迅速取得成效的关键。
农村改革的成功，给决策层极大的鼓舞，决定把改革推向城市。
1984年10月到1992年1月的城市改革
1984年10月到1992年1月这个阶段，最明显的特征是，各种资源都向城市和企业集中，出现了农民工大量集中涌入城市、涌向工厂的现象。政策的引领作用再次把中国经济送上了一个新的发展轨道。
农村改革激活了农村的生产要素，但经济发展是一个整体，还必须做好两大块：城市和外资。
首先就是把城市里的生产要素激活，形成更为强劲的发展力量。其基本思路是：先发展农业，解决好温饱问题；再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一个过渡，更好地实现农村经济改革与城市经济改革的对接；最后再走到核心改革层面——以城市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和发展。
很显然，这是一条求稳的改革路线。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思路是追求平衡与稳妥的选择。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经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1987年又确立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经济运行机制，从理论上确立了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中枢地位。
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一年成了私营经济的黄金起步之年。我国乡镇企业单位数从1985年的1223万个增长到1992年的2092万个，营业收入从2566亿元增长到16390亿元，保持了持续增长。
但是，这个阶段政策的扶持重点从农村向城市转换得太快！
一方面，是决策层对城市改革的自信心不足。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牺牲农村来补贴城市的发展，即通过农业剩余向城市转移以促进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在国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基础上实现了相对比较高的工业化水平。这导致“剪刀差”现象持续多年，伤及农民的利益。
江苏省农调队课题组研究认为，1987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剩余中每年剪去上千亿元。
李克强总理也在其论文中指出：“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是在农业生产率很低的条件下发动的，可以说，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是用牺牲农业来实现的，或者说，采用了农业向工业增长支付费用的方式。在这段时间里，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和税收等形式，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在以农业支付工业增长方式的作用下，在高速度地建立和发展重工业方针的指引下，农业的负担必然更为沉重。这种以农业支付工业增长的方式使得农民的负担过重。结果是，农业生产率的
增长极为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
除了“剪刀差”，对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情况也非常严重。在收费方面，搭车收费比较严重。在集资方面，地方政府向农民集资修建道路、兴修水利、电力等。地方政府还高估虚报农民人均纯收入，多提村提留和乡统筹等费用，变相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摊派非常严重，一些地方采取高估平摊的方法，按人头、田亩数向农民征收农业特产税等。
另一方面，此时的改革重点已经转向城市，而城市改革最需要农村支持的不是消费（中国近年来走的不是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农村的消费能力更不会受到特别的重视），而是廉价劳动力！如果农村取得快速而持久的发展，在小富即安这种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影响下，就不可能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也就不能对城市制造业的发展形成强大的低成本劳动力的支持，当然也就没有后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这注定了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过渡的步伐非常迅速，也注定了农民收入增长的短暂和未来生活状态的艰辛。
1979～1984年，中国连续6年粮食丰收，各地陆续出现了卖粮难，政府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但销售价格并未相应提高，政府补贴越来越重。中央决定：从1985年4月1日起，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订购，并辅之以市场收购，粮食统销措施不变。
1986～2001年，国内粮食实际价格呈下降趋势。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农村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单边恶化倾向，甚至出现了“既不增产也不增收”的双向恶化趋势。在农村补贴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只能进城打工。1986～2003年，劳动力从粮食种植领域中流出的人数，从1986年的7521.9万上升到2003年的17712万。
假如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是为城市带来丰富劳动力的源泉，那么，这其中包含着无以言状的悲凉。此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不是源于农村本身，而是靠农民进城打工的收入支撑的。也就是说，农村的发展乃是城市工业化道路或者城市改革延展的结果。
必须指出的是，农村的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的公共产品，因财政投入过少，在长时期内处于非常落后、匮乏的状态，导致农民不得不自己出资弥补这些缺口。在后来工业发展逐渐成熟的情况下，决策应该转向，即走工业补贴农业的道路——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必然历程。
研究表明，绝大部分国家在工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了相应的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后，为协调产业发展速度，稳定国家的发展基础，政府都推出了补贴农业的政策。
但中国在反哺农村方面，做得远远不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市场巨大，但很难拉动起来的根源所在。由此埋下的隐患是，中国经济无法实现农村和城市的协调发展。其中透射出来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中国经济结构没有改变！无论是房地产业还是低端制造业，需要的都是廉价劳动力！
城市改革的第二大块是强化外商投资企业的带动作用。
在激活了劳动力因素之后，决策层认识到，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中国最缺少的便是技术和资金，如果通过开放我们的市场来吸引外资，把它们先进的技术与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人口庞大的消费市场等因素嫁接起来，将能更大地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1979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标志着我国开始积极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中国。随后，中央决定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增加汕头和厦门两个经济特区。1984年，中央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国务院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开放区。1988年，国务院决定将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地区。1988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1990年，中国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
中国通过农村的率先改革，释放出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加之地方政府提供廉价甚至免费的土地供应[注释]，廉价的自然资源供应，以及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可以“灵活”的规则，对外商形成了一定的吸引力。许多外资企业来到中国投资，从而形成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对接。
这种对接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1985～1992年，中国签订利用外资项目8.8万个，实际利用外资816.87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12.95亿美元。
对外开放也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和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
从出口商品结构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1978年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53.5%，工业制成品出口占46.5%。到1985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已近乎平分秋色，分别为50.5%和49.5%。到1986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大大超过初级产品，达到63.6%，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下降到36.4%。
但是，1992年以前，我国利用外资主要是对外借款特别是政府贷款，外商直接投资一直偏小。1979～1991年，每年都是对外借款大于外商直接投资，13年间累计对外借款高达526亿美元，而外商直接投资仅为251亿美元。直到1992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对外借款后，外商直接投资才逐年大幅度增长，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最主要形式。
这个阶段最大的教训是，由于决策者没有充分认识到政策的巨大引领作用，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过猛。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基础设施落后，的确需要大量投资予以改善。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与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最为密切和直接，这种因素无疑会进一步推动投资的扩大。
198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1984年增长了38.7%，达到2543.19亿元，而1988年更是急剧增加到4496.54亿元。伴随着高速投资的，是货币和信贷的凶猛投放。1985～1988年，银行各项贷款平均每年增长24.3%。投资的膨胀和货币的过多投放，引起消费品和生产原材料供应紧张，导致物价快速上涨（当时缺少股市等吸纳超发货币的领域），并一度造成了抢购和挤兑潮。在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决策者迅速做了调整，压缩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控制消费需求过快增长，提高利率，实行财政金融双紧的政策，遏制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笔者对这个阶段的评价是：全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都在涌向实体经济，虽然有起落，但整体看依然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发展较为稳健的时期，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处于合理的位置（我国外贸依存度从1985年的24.2%提高到1992年的38%[注释]），经济结构相对也比较健康。
1992～2002年，实体经济发展逐步走向成型
从农村逐步发展到城市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大大提升了决策者的信心，但有关改革的各种争议也开始产生。决策者最终采取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结束争论：以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这种实用主义的逻辑，来化解来自理论上的质疑（这种做法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执政经验——以经济增长回答一切质疑，消除一切疑虑）。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大踏步地进行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国有企业、价格和投融资体制改革。
中国进一步拓宽了外商投资领域。过去明令禁止的商业、外贸、金融、保险、航空、律师、会计等行业，被允许开展试点投资。过去限制投资的土地开发、房地产、宾馆、饭店、信息咨询等行业被逐步放开。
为什么说这个阶段是经济发展逐步走向成型的阶段？因为经济发展的决策思路已经成型，这种思路和做法后来被总结为中国模式。其核心就是投资+出口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在中国当代经济史上，有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即每当决策者决定以更大的决心做好某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导致经济快速走向过热。因为政府最能做也最喜欢做的就是投资，而经济政策具有的天然引领和放大作用，在很多时候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导致经济总是阶段性出现过热的现象。
1992～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37.6%、50.6%和27.8%[注释]，货币投放速度也相应地快速增长。到1995年，政府就已经提前完成中共十三大确定的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货币投放、信贷扩张所推动的经济过快增长往往伴随着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这种扩张“将刺激消费，从而推高生产要素的价格，并带来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更高比例的上涨”。
从1993年下半年起，政府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治理通货膨胀。
但这种紧缩政策很快就被终止——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紧缩政策所持续的时间往往都非常短暂，这也是政府所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
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消费需求不振、固定资产投资放缓、价格总水平不断下降、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等新情况，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通货紧缩。
中国的经济政策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凡遇危机（无论源于内外）必扩大投资。
从1998年初开始，国家采取了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对策。当年，国民经济依然实现了较快增长。
这进一步强化了投资的万能性。投资被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其实也是实用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由此产生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经济层面——当实用主义在后来逐渐成为共识的时候，精神、价值观、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从而留下了一块盲区。盲区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盲区也被经济因素填充，使得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这种扭曲和精神的空虚形成共振，推动了炒房炒楼等不劳而获思想的蔓延。这种情况在2003年以后开始发生质变。
所幸的是，1992～2002年这个阶段，宏观政策的引领依然是较为理性的，因为它强化扶持和依托的重点依然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个阶段对房地产泡沫的抑制和打压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次打压对资源配置的引领作用，为中国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和实体经济的稳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