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北海的教训如此惨烈，以至于其他地方政府再也不敢在这方面动脑筋，而是老老实实地鼓励实体经济的发展。由此，给中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换取了一个稳定、持续的空间，这才有了后来的“世界工厂”“中国创造”“中国模式”等名词出现。
政策的主导思想和巨大的引领作用，为这个阶段制造业的腾飞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这个时期，中国的各种资源在政策的引领下流入制造业，而人民币对美元一路贬值（从1980年的1美元兑换1.4984元人民币，一直贬值到1994年的1美元兑换8.6187元人民币，见23页上图），大大提高了中国产品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力，促进了中国的出口。
这个时期，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成长最迅速的时期，主要表现就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1991～2001年，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都在50%以上，最高年份达到62.6%，大大超过第一、第三产业。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令世界刮目相看。
而且，经过中央对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开发热的抑制，使两者逐渐回归到理性的水平。这一点对于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从上图中不难看出，房地产投资在最鼎盛的1993年，增速高达16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高达53.2%，经过严厉调控，二者都逐步回归到正常的水平。这意味着，在打击投机热之后，资源被重新引领到实体经济中，经济回归健康发展的状态。而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鼓励人们通过辛勤劳动致富，也有利于物价的稳定。在这个时期，民众的财富有了比较快的累积。
前面已经讲过，中国1992～2002年的经济发展逐步走向成型，核心是投资和出口，但离开消费，很难稳健地前行，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怎么突破它？
从1992年起，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改革措施纷纷出台。其间，一些公共福利事业在产业化的过程中，淡化了其福利属性，增添了商业属性。简单来说，就是原本应由政府财政提供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通过产业化让民众购买。这样既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使政府可以把资金更集中地用于经济发展，也刺激了消费增长——这种消费其实是通过公共福利的商业化角色转换所激活或者逼出来的，属于“恫吓式”消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同样形成了一种经验，一种特殊的促进消费增长的方式。这种经验的另一种常见表现，就是通过货币超发的方式逼迫消费，只是有时候掌握不好尺度，容易导致抢购风、挤兑潮等。
必须清醒地看到，与民生有关的领域假如向市场化转变，当然能够刺激消费——与民生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都是民众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但是，这种市场化的危险性也在于此，它会进一步降低民众的购买力，抑制民众的购买欲望，从而为下一步发展埋下隐患。
并且，即使从政府原定的改革方向来看，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变了味。
比如教育产业化。什么是教育产业化呢？国内的做法，就是加大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学费标准，把民众享受教育的权利部分变成购买教育的冰冷交易行为。教育产业化变成了教育商业化。
而在国外，教育产业化的实质是“科研生产一体化”。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辟了学校工业园，使教学活动、科研成果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彼此推进，最终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园区——“硅谷”。针对这一成功案例，有人提出了教育产业化的概念。之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英国的剑桥大学等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教育产业化的尝试，开辟了一些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研究项目，如新型材料的运用、制造业的技术革新、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生物化学的广泛应用等。从中可以看出，教育产业化是指教学科研成果与生产相结合，从而尽快转化为生产力的研发模式，确切地说，教育产业化应该叫作“科研生产一体化”。
而中国的教育产业化只是提高收费标准和向商业化迈进，这与国际上所讲的教育产业化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1999年夏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要尽快改变我国现有的不合理的教育结构，通过加快教育产业的发展，扩大内需，低成本、高效率地扩大办学规模，使我国6万亿元居民储蓄中10%的教育投资得以实现。
但随着教育产业化滋生出来一系列问题，有关部门慢慢改变了态度。
2004年1月6日，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他指出，不能把教育同其他产业、教育同企业等同起来；如果政府提倡教育产业化，就会导致追求教育投资利润的最大化，会对教育社会功能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削弱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保证社会公平的作用。
很显然，即便政府澄清反对教育产业化，提出的理由也跟国际上所说的教育产业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教育产业化自始至终，都像一个闹剧，因为有关部门始终没有弄明白所谓“教育产业化”的真正含义。
除了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方面的改革，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加重了民众的负担。2009年，当笔者到贵州贫困山区调研，了解到很多家庭因病变穷，或因家但随着教育产业化滋生出来一系列问题，有关部门慢慢改变了态度。
2004年1月6日，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他指出，不能把教育同其他产业、教育同企业等同起来；如果政府提倡教育产业化，就会导致追求教育投资利润的最大化，会对教育社会功能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削弱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保证社会公平的作用。
很显然，即便政府澄清反对教育产业化，提出的理由也跟国际上所说的教育产业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教育产业化自始至终，都像一个闹剧，因为有关部门始终没有弄明白所谓“教育产业化”的真正含义。
除了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方面的改革，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加重了民众的负担。2009年，当笔者到贵州贫困山区调研，了解到很多家庭因病变穷，或因家里供养学生变穷，而一些在高中读书的孩子每天只吃一顿饭时，忍不住落泪。从那时起，笔者开始与学生、朋友一起，资助贫困的孩子读书，但这种资助力量毕竟有限，更需要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加大投入。
事实上，社会保障缺位一直是导致改革缺少缓冲带的重要因素——至今依然存在这个缺陷。这使得那些在改革中失去工作的人，因无法与救助机制对接，而陷入无望的困境之中。这成为此后的改革变得越来越谨慎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民众对改革的期盼越来越强烈，成为改革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所建立起来的缓冲带是如此脆弱，以至于某些领域的改革变得瞻前顾后、顾虑重重。
从1992年“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开始的国企改革，由于步伐迈得太快，失业保障等措施未能同步到位，大量下岗、离岗职工的生活难以得到保障。而另一些人则钻了改革的空子，通过权力寻租等方式，以低廉的价格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
由于涉及民生方面的改革走得过于激进，普通职工承受了太多、太重的悲苦。笔者曾经亲身做过调查，含泪写成《串在豆腐串上的希望——与下岗职工一起生活的日子》[注释]和《他们在生活的底线上拼搏——下岗职工生存状况调查实录》等报道，呼唤社会对他们不幸命运的重视、关爱。
但我们不能据此否定改革的意义。这个阶段的改革思路是：通过先让民众承担改革成本的方式，提升企业的效率，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以此带动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逐渐使民众从承担改革成本慢慢过渡到分享改革的成果。
事实上，正是这个阶段看起来显得激进的改革，奠定了此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激进”其实代表着推动改革者的决心，一种不达到改革目标绝不放弃的决心。在中国，往往只有看起来略显激进的改革才能真正产生改革的效果，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对部分改革规划、政策的抵触和化解，使得激进的改革往往变成“正常”的改革。而“正常”的改革，在被抵制它的力量削弱后，往往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因此，有时候，我们需要站在大历史的角度看待一个时期、一个人，只有当我们读懂了一个时期，才能理解那个时期的困境和艰难；只有读懂了一个人，才能理解他的智慧、果敢、勇气和忧伤。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上述所提及的一系列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亟须解决，因为，任何改革都只能在惠及民众的路线上顺利进行，而不能一直沿着眼泪前行。
对于解决方式的选择：一种是尽快改革财富分配制度，并尽快建立起社会保障机制；另一种是以更快的发展提供就业、增加收入，通过做大蛋糕把上述问题处理掉。
任何一种选择都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随后，中国经济进入了第二大发展阶段，即2003～2011年的高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演绎辉煌而又在辉煌中滋生着隐患，制造奇迹而又在奇迹中痛苦地面对调结构的转型之路。2012年后，展现在新一届领导人面前的，是更加复杂和棘手的局面，是史无前例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