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民众手中逐步有了一定的积累，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基础已经比较稳固。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有三个遗留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一是投资在经济发展中占比过大的问题，或者说，是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的问题；

二是社会保障不完善的问题；

三是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

显然，中国经济不仅到了要求走民富路线的阶段，也到了有基础和条件走民富路线的阶段。应该通过走民富路线，促进消费的增长，改善经济结构，大力治理环境，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那么，这三大问题解决了吗？

2006年3月5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宣布全国全面彻底取消农业税。这标志着，在中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取消农业税与征税的成本过高有关。2011年6月，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原来有些税种设计时就不计成本，比如屠宰税、农业税等。哪怕收1元钱的税，5毛钱甚至是8毛钱的成本也无所谓。最典型的例子是农业税。北京在废除农业税前，能收约8000万元农业税，征收直接成本就有6000万元，早就没有什么征收的价值了。”

取消农业税针对的是三大遗留问题中农业发展滞后问题，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农业税取消以前，中央每年从农民手里收取大约300亿元农业税，而嫁接在农业税上的乱收费、乱摊派的总额数倍于农业税。

问题在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从2003年起开始飞速上涨，不断加大农民的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吞噬”了种粮直接补贴、降低农业税等国家优惠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注释]，农业补贴工业的状态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而另外两大遗留经济问题——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的问题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的问题，在这个时期都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经济增长对投资过于依赖的问题反而加重了。

那么，在当时，决策者是如何看待、总结这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的呢？

首先，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万能功效已经深入人心，投资的惯性越来越强大。同时，一调控就灵、一调控就迅速收效的印象已经被作为经验。中国经济2003年以前在过热和调控的起伏中最终之所以能够找到平衡，根本原因在于领导人的调控力度空前强大，而非来自制度本身的保障。

而且，随着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利益集团的崛起，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民众手中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也产生了一些暴富的群体。众所周知，中国人的投资选择很少，缺乏稳定的投资渠道，这就意味着，一旦某一领域出现赚钱效应，投机热将被迅速点燃，资源很容易迅速向投机领域流动，非常容易失控。

其次，招商引资可以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这又是一条被视为经典的经验。随着招商引资的深入，随着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

下图（见32页）为1988～2002年中国进出口总值在GDP中所占比例。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上升。

这迫切需要走民富路线，激活国内市场的需求，减轻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更重要的是：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激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水平，提升中国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这就要求继续严厉地抑制投机，建立起正确的激励机制，把有限的资源引向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

但是，这个时候，始于2002年末的SARS在2003年3月以后突然恶化，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相比，这次危机来得更迅速、更令人措手不及。

遇危机必扩大投资、刺激经济的思维，在中国已经逐渐形成并被认为是比较成熟的经验。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4》。

这时，一项重大的影响乃至改变了中国未来趋势和无数人命运的政策问世。

2003年8月12日，由当时的建设部起草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简称“18号文”）获准通过。该通知第一条即对房地产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定位：“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实现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是中国经济史上第一次明确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意味着中国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引领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从实体经济（以制造业为代表）为核心向虚拟经济（以房地产业、金融业为代表）为核心过渡，房地产热从此拉开序幕。

《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把经济适用房由1998年确定的“住房供应主体”换成了“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落脚点在于“政策性商品住房”，意味着保障性住房被换成了市场化的商品房。商人的本性是逐利，把住房保障寄托在商人身上是一种严重的错位，以至于18号文公布后的几年中，保障房的身影几乎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决策者认识到这一问题，才采取措施进行修正。

房地产商们听闻18号文内容后欣喜若狂、弹冠相庆。某房地产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喜形于色地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都是利好消息，只要读懂了这个通知，房地产开发商都会很高兴的。”

正是从18号文起，住房的公共产品特性被削弱，房价开始飞速上涨。根据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报告，1998～2003年全国商品住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了343元；而到了全面实施“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18号文的第一年——2004年，每平方米的房价就比上年暴涨了352元。

早在2002年，朱镕基就指出：“房地产业里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里面的门道可多了……现在房地产有点热，不敢说过热，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

2003年，中国的房地产却唱起了主角，变得更热了，而且热得发烫。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而非削弱。

2003年，全社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5万亿元，同比增长26.7%，远高于2001年12.1%和2002年16.1%的增长率，是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部分工业行业（尤其与房地产有关的行业）投资高速增长，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煤炭增长52.3%，汽车增长87.2%。房地产开发投资达到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9.7%，均达到了空前水平。2003年的投资率高达42.3%，成为改革开放26年来仅次于1993年的第二个高峰年。

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也撰文指出：自2003年以来，连续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率远远超过22.5%的上限。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消费需求增长乏力。从近年来消费品价格变化上看，消费需求并不活跃。消费品价格上升不到1%，消费品厂商存货在上升，资金周转速度降低，应收未收款在提高，偿债能力在下降，处于下游产品生产领域中的国营企业效益明显下降。

究其原因，一是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过程中，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聚集了绝大多数人的农村人均实际收入增长速度并不理想，有效的消费需求增长乏力；二是大城市居民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者，而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量中用于现期消费的比例恰恰相对较低（消费倾向低），从而又进一步限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张；三是由于体制改革正在深入，具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包括医疗服务、教育改革等方面，为尽可能减少未来体制变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低收入者不得不特别注重储蓄。

2003年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分水岭——从实体经济主导向虚拟经济主导过渡。美国在虚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借助货币、金融等构筑起来的资本力量对外掠夺，谋求利益最大化，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其实体经济相对衰弱的不足。而中国不仅缺少这种能力，还通过购债等方式成为对美国等国的资本输出者。

换句话说，美国虚拟经济是一种全球化良性循环体系，其结果是金融力量越来越强大。而中国的虚拟经济则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内循环体系，越来越依托房地产来维系，房地产泡沫当然也会越来越大。

2003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国的能源消耗也从此开始加快。数据显示，1980～2000年，中国的人均最终能源消耗量只有少量增长，而后人均能源消耗开始加速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6%。[注释]中国经济也从此快速走向失衡。

在中国经济走向失衡的情况下，却让嫁接在房地产上的群体迅速暴富。

开发商凭借对房地产市场商品房开发和建房土地使用权的双重垄断，迅速成为一个暴富的群体。与西方国家集设计、建筑、装修等为一体的房地产商不同，我国的许多开发商连自有资金都非常少，他们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人所扮演的往往只是一个“资源整合”的角色：规划由规划部门做，设计由设计单位负责，工程施工由建筑企业负责——就是这一不付出实质性劳动的群体，依靠双重垄断地位不断攫取财富，导致房价越来越成为民众不可承受之痛。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开发商是批量生产，且更具有专业性，他建造房屋的成本应该远低于个人建房和单位建房的成本。然而，开发商建造的住房在同品质下房价却远远高于个人和单位建的房，其根源在于住房供应过分集中于开发商手中，形成了行业垄断，市场竞争的作用失灵。

我们知道，政策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和流向具有鲜明而重大的指引意义。自此以后，全社会的各种资源都开始涌向房地产领域，中国房地产热被点燃，房地产泡沫从此开始膨胀。

问题迅速暴露出来以后，决策者开始进行房地产调控，但这种泡沫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调控所能控制了的，因为政策的示范和引领效应已经定格，而一般意义上的调控根本无法改变资源的流向，这正是此后屡次调控都以失败告终的根源。

当资源涌向房地产领域，赚钱效应很快就蔓延开来，炒房热急剧升温，辛辛苦苦做实业一辈子赚的钱甚至都没有炒房一年赚的钱多。这种指引信号一旦发出，一些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的企业家开始关掉企业，拿资金炒楼炒房炒地皮，谁还有耐心并且愿意脚踏实地地在技术研发方面做进一步的投入？

2013年1月，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陈炳才指出：“过去10年间，住房价格上涨了4～5倍，很多企业觉得辛苦做10年实业还不如做一年房地产，全社会的资金高度集中到房地产业，并推动其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现在看来，这种模式的负面作用正在显现。”

中国此后制造业的发展，基本都是在做大方面努力，而未能在做强方面更上一层楼。这导致中国企业开始在低附加值的产品上打价格战，自相残杀——通过价格战扼杀竞争对手，而不是通过技术、品质的提升超越对手。

中国的制造业从此错过了全面提升自己的历史机遇，中国的经济结构也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2003年以前，中国被热捧的人是制造业的领军人物。2003年以后，被社会热捧的是从事虚拟经济的房地产商。

2003年，注定要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分水岭。

时光回到当下，当我们对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名词耳熟能详，可曾想过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