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经常听到经济结构失衡、调整经济结构这样的字眼。经济失衡与我们的关系有多重要？

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的大学生找工作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苦读十几年，毕业后却被社会冷落？为什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工资却比农民工还低？

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近年来维持在72%左右。截至2008年底，我国有100多万大学生不能顺利实现就业。在求职过程中，相当多的待业大学生身心疲倦，情绪低落。57.1%的人感到很累，40.1%的人感觉找不到目标，22.6%的人对生活感到失望。在薪酬问题上，有48.5%的人愿意接受1001～2000元的工资收入，这远低于上海市发布的2009年毕业生指导工资。

“啃老族”是待业大学生最怕听到的称呼，他们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家庭支持，但他们绝非有意“啃老”，而是普遍对“啃老”表现出了强烈的愧疚感。“父母都老了，可能会生病或者怎么样，我毕业了但没能赚钱，还要靠他们养，想想真是难过，欠父母的太多了……”这种愧疚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许多高校为了保证就业率，采取扣押毕业证等措施逼迫学生造假。早在2006年，安徽省教育厅就曾公开批评“一些高校采取扣押毕业证等方式，要求没就业的学生提供就业协议书，结果逼得学生造假，甚至跑到学校附近的小店盖个章冒充接收单位”。

为什么曾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沦落到如此地步？

有人说是高校扩招所致，大学生太多了。但是，查阅世界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可以知道，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0年创新持续竞争力世界排名前100名的国家中，位居第70位，不仅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也远低于巴西（第57位）等发展中国家。

问题出在哪里？

从经济角度来看，大学生就业难乃是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必然结果。畸形的经济结构导致社会需要更多的农民工，而不是高学历的大学生！

那么，中国经济是怎么走向失衡甚至严重失衡的？

经济结构的失衡，乃是资源流向所致，再进一步说，是政策的不当引领所致。

我们回想一下，在2002年以前，大学生找工作比今天要容易得多。如果再往前推几年，莫说大学生，连大专生、中专生都很抢手。

为什么？

一方面，因为那个时期，中国发展最快的是制造业，是生产型企业，需要大量知识型、专业性人才，像企业管理、人力资源、会计、出纳、研发、设计、包装、营销、策划、公关、翻译、仓储、质检、维修等，还有种类繁多的行业的专业人员，需求量都非常大。而在2003年，房地产业的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被确立后，房地产业成了主角。这个领域远不像制造业那样渴求知识型人才，它更需要的是建筑施工工人等不需要高知识素养的劳动力。这使得大学生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而建筑工人越来越抢手，并且，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的工资收入水平甚至比不上一般的农民工。

另一方面，房地产热吸引了大量资源，房地产的暴利诱惑导致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在制造业领域进行大的投资，更不愿意再脚踏实地做技术研发（少数埋头苦干的优秀企业家永远值得我们尊敬）；而低端制造业需要的同样是农民工，而不是有知识的大学生。

必须指出的是，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而根据国际失业与就业委员会和中国国际人才发展交流协会的一项调查测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每年可增加1200万个就业机会。[注释]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就业依然变得日益紧张，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

显然，从就业的角度来看，2003年其实也是一个分水岭。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自2003年房地产被赋予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地位以后，各个行业的资源都在向房地产领域流动、聚集。而房地产业令人瞠目结舌的暴利，又散发着巨大的吸引力。这实际上等于在诱导企业把精力和资金不断投向房地产。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一位浙江的制造业民企老板，在2006年时被朋友反复动员投资房地产，结果房子才卖到一半就盈利了。这位老板吃惊地说：“一开始抱着帮朋友解决资金问题的心态进入这个行业。一个不大的楼盘开发下来，我才发现利润太惊人了，投入不到1亿元，两年后利润有1亿多元！制造企业再努力，再怎么辛苦经营都达不到这样的利润率。”

于是，很多制造企业由于觉得赚钱太慢，便转向收益率更高的房地产企业，有的干脆关厂去做房地产，或者加入炒房炒楼大军。由此导致“实体经济被冷落，大量资金流到了房地产等虚拟经济中”，抬高了房价、地价。

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更容易带来暴富的机会，虚拟经济的赚钱效应一旦形成，就会像一个巨大的吸铁石那样，把资源源源不断地吸纳进去。

资源是有限的。当资源向一个领域并且是容纳能力非常强大的领域高度集中时，势必对制造业等构成抽血效应，从而导致实体经济萎缩，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2003～2009年的7年里，中国城镇新增的固定资产中，有53%是第三产业新增的：房地产业新增的、大学校园里建筑物新增的、政府部门楼堂馆所新增的。而工业的新增固定资产只占到45%，上海在1999～2008年间，39%的新增固定资产是房地产业在提供，工业的新增固定资产只提供了35%！别忘了，上海是百年来远东最大、最有名的工业城市。

房地产热，使得正处于技术升级阶段的中国制造业慢慢停下了脚步。

有人曾经发出感叹：“七匹狼做地产、美的做地产、海尔做地产、雅戈尔做地产、苏宁做地产、国美做地产、苏泊尔做地产、格力做地产、格兰仕做地产、奥康做地产、娃哈哈做地产、喜之郎做地产、奥克斯做地产、长城床垫做地产、长虹电器做地产，五粮液、郎酒、水井坊、阿里巴巴都在做地产，神奇的地产啊！”

这是房地产业亘古未有的辉煌时期。

我们知道，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中国只是做资源整合的企业，在事实上扮演着皮包商的角色，准入门槛（尤其早期）其实是非常低的。因此，即使完全没有干过房地产业，或者对这个行业一窍不通的企业，也能很快进入角色，获取暴利。有趣的是，这些专业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做起房地产开发来，所能达到的利润率甚至远远超过专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在2010年的年报中，共有200多家非地产主业的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中包含房地产相关业务收入。虽然这些非专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处的行业不同，但都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超过半数企业的房地产业务方面的毛利率超过40%，有10家企业的毛利率甚至达到或超过了100%。

笔者曾经就此现象专门咨询了地产界的朋友，答案是：这些非专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隐藏利润方面不够专业。

既然做房地产能够轻易获取暴利，哪个制造企业还愿意在投入大、见效慢，并且面临着不确定性风险的技术研发领域踏踏实实地努力？所谓“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说法，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奢望。因为任何一个领域的发展、提升，都需要资源的支持，都需要人们纯粹的敬业精神和热情而专注的全身心投入！

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动力在于三个基本要素：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劳动力增长和资本积累。

房地产热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

事实上，中国制造之所以引起世界关注，主要在于它的规模大、价格低廉，而不是技术。2003年以后，由于资源大量向房地产领域倾注，中国的制造业只能拼规模、在量上取胜，而不是在质上占据主动。

以中国的机械工业为例（如下图所示）。1990年，中国机械工业的国际占有率仅为0.48%，2009年已经达到了14.07%，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一。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机械产品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但在产业内国际分工中处于生产和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的地位。中国机械工业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中处于加工组装环节，即进口零部件、出口产成品。所以，2006年以后，中国机械产品进口额中，零部件所占比重从1995年的35%上升到60%以上。中国机械产品的零部件贸易同样是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

换句话说，在全球机械行业的产业链分工中，中国进口了大量的中高端机械装备和中高端零部件，同时出口了更多的低端机械装备和金额相对较小的低端零部件。

由于技术含量低，中国产品只能走低价路线。下图为2011年相关国家出口的车床平均价格对比。

为什么会这样？除了资源向房地产领域过分倾斜、集中所致外，跟房地产业的需求也有关系。低端的产品就已经能够跟房地产业配套，满足房地产业的需求了！房地产业的标志性意义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运行的路线。

对于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人口大国而言，提供粮食安全保障的农业和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经济，是保持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核心和灵魂。提升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工业化程度，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先行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若非土地或资源极度富余的国家，就不可能不通过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工业化程度来实现成功发展。

没有制造业的强大，就不可能有第三产业102的兴旺。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表明：在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的时候，三次产业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就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如下表所示）。

中国人均GDP在2001年超过1000美元，2006年超过2000美元，2008年超过3000美元，2010年达到4410美元，2011年达到5432美元。从劳动力结构来看，虽然中国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但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如下表所示）[注释]。经济结构仍然不合理，需要调整。

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国第三产业在劳动力结构中的占比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3年以后，上升势头趋于平缓。

为什么国际上在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的时候，第三产业在劳动力结构中的占比已经达到34.6%，而中国在2010年人均GDP达到4410美元的情况下，第三产

业在劳动力结构中的占比才达到这一国际平均标准？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产业结构依然是第二产业占据主导，而第二产业的发展尤其增量部分主要是围绕房地产展开的，其结构因被房地产过度引领而走向畸形，无法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构成强有力的支持。

不仅如此，在第三产业中，金融服务业等行业的发展与房地产紧密相连，一旦房地产泡沫出现破裂，房价下行，那么中国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有可能下降而不是上升！

因此，所谓“房地产的发展增加了多少就业”的说法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它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所减少的就业岗位远比它提供的就业岗位多得多！

试想一下，假如中国不是把房地产业推到“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这一至高的地位，而是继续把资源引向制造业，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充足的信贷、科研等支持，全方位地鼓励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和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发展，中国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就会大大提升。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十几年寒窗之苦的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就不会如此严峻，他们的工资水平也不可能低于农民工。

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导致大学生就业难，那就是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而知识产权保护能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民族创新动力的提升，这会为知识型人才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

研究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促进资源在研发部门和生产部门更加有效、合理地分配，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加快创新产品和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有利于各国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越大。

任何一项发明创造，只有得到严格的知识产权体系保护，才能让踏踏实实做事的人获得应有的回报；否则，他们在付出艰辛的劳动和资金投入后，将变得更加贫困。知识经济时代首先就要保护知识，提升知识的价值。

但是，由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弱，中国在全球经济这个大的食物链中处于最底端，利润都被发达国家的企业拿走了，因为它们掌控着核心的专利技术等。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国企业更不愿意冒风险去做研发，而是去抢夺食物链底端的那一点利润。这样，使得知识型人才越来越缺少就业岗位，倒是为盗版行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就业机会——盗版产业吸纳的依然是农民工而非知识型人才，这也是导致中国知识型人才过剩而农民工显得“稀缺”的原因之一。

不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结果，是继续分享盗版带来的“福利”，而这点可怜的“福利”则让中国失去了培养自己的“微软”公司的机会。中国也只能游离于知识经济强国的边缘。

笔者在天津签名售书的时候，天津最大的新华书店负责人告诉我，他们每个星期卖出100本《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而当笔者返回上海，在浦东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道上，一个盗版书摊一周就卖了40多本笔者的书。一个大城市，这样的盗版书摊有多少！

出版社的朋友说，在中国，2005年的时候，销量10万册以上的书叫畅销书，到2008年，这个标准降到了5万册，2013年的时候，销量超过3万册的就算畅销书了。而美国、日本每年畅销书的平均销量曾分别达到600万册和500万册，中国台湾地区也达到70万册（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盗版泛滥时，畅销书销量仅为几万册）。[注释]

笔者2009年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吃一顿麦当劳套餐需要6美元，而买两本书花了近200美元。在中国，人们花费千元吃一顿饭兴致勃勃，买一本30多元钱的书却需要再三掂量。

读书的人也越来越少。我们经常看到老外在候机、休闲的时候拿着厚厚的一本书阅读，而国人基本上都在玩手机，读书的人寥寥无几。

这种巨大的差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当下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欠缺和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的对知识的轻视态度。试想，当一个公司投入巨大的财力和人力研究出来一个软件，人们在街上几元钱就可以买一张盗版碟使用，或者直接从网上下载使用，谁还愿意冒风险去做这样的投入？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位，实际上就是对知识创新能力的扼杀。

因此，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山寨”文化泛滥。成功的“山寨”和“山寨”的成功，不断激励后来者在“山寨”的路上坚定而执着地走着，那些尽管才华横溢却严格遵守游戏规则的人，却被无情地淘汰……

值得谴责的是，那些通过“山寨”起家的网站，在做大做强以后，仍继续利用网络平台干着剽窃他人知识产品和传播盗版的勾当，压制中国的创新精神，传播负能量。但这继续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让他们作为成功者的标尺，被人羡慕和追捧。

这样的环境只能鼓励人们通过盗窃的方式成为王者，却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激励创新的力量。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使得中国无法向知识型经济过渡，导致中国知识型人才找不到应有的工作岗位。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而没有太多知识储备的农民工却供不应求。

习近平指出：“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我国经济发展要突破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是要靠科技力量。”[注释]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的强国，有靠武力称霸的，有靠贸易富强的，有靠技术领先世界的，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是靠与民生有关的行业称雄世界的，更没有哪一个是靠房地产圆了富强之梦的。

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困难，但也给中国带来了一次调整经济结构的宝贵契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在2008年底的4万亿救市计划出台后，房地产业再次成为经济复苏的主力。这种下药猛、见效快的政策选择，在促进中国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加剧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并使以前固有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4万亿救市计划造成的直接影响是，再次强化了资源向虚拟经济的流通，进一步扭曲了生产要素的配置，阻止了整体生产率的恢复。

笔者当时就对这种拯救经济的方案提出质疑，但质疑的声音被淹没在热火朝天的大投资的号角声中。当今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2008年出台的庞大刺激经济计划的问题时，笔者在写这本书时对此只是一笔带过，因为中国经济的转折发生在2003年而不是2008年，2008年只是把投资拉动经济的思维做了一次更集中的展示而已。

理性地认识这一问题，是能否正确认识中国经济问题根源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