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房地产领域既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又成为推手，而民生的关注度相对处于弱势地位。

在2004年和2005年，“民生”二字还未被单独提出，民生类议题主要以“改善人民生活”等文字形式出现。到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该年主要任务时开始明确提出“统筹兼顾，关注民生”，至2007年提出“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以及“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颇具标志意义，民生问题首次单独成章。“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该年度政府着重抓好的九项工作里的第六项，论述篇幅超过3000字，教育、医疗、社保、就业、收入、住房等问题全部被归到民生议题之下。据介绍，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议题中涉及民生的有100多个，涵盖了从住房、医疗、教育到就业、社保等诸多方面。

如果此时进行修正，及时转向民生，还不算太晚。不巧的是，次贷危机的恶化使中国再次竭尽全力保增长，全面解决民生问题的时机再次被推后了。

飞涨的房价只是有利于少数既得利益者，从宏观层面来看，它恶化了民生。

房价飞涨不仅带动了房租上涨，还带动了物价的整体上涨。

从上图不难看出，1997～2002年，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从2003年开始明显上行。

其实，用任何图表来说明物价的上涨情况都纯属多余——因为没有任何图表能够比老百姓自己的感受更明确、更直观。尽管总有些专家试图用老百姓看不懂的专业数据误导、改变老百姓的感受，但结果只能是徒劳的。

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曾撰文指出：

“2000～2012年，中国物价累计涨31%左右，而美国物价同期累计涨36%。按照这些数据，应该是这些年美元的贬值程度比人民币更高，美元购买力应该下降更多才对。可是经常来往于两国之间的人都知道，你感觉不到美元的购买力在过去12年里下降了多少，但今天100元人民币能买的东西却远低于12年前，老百姓感受到的人民币通胀率不仅要远高于美国通胀率，而且也远高于官方公布的中国通胀率。

“1986年，我刚到美国留学时，在耶鲁大学周围吃一顿普通午餐要六七美元，一件像样的衬衣要20美元左右。26年后的今天，同样的餐馆里同样的午餐可能要花七八美元，衬衣还是20美元左右。这二十几年里，美国物价是有些上涨，但跟中国的实际物价涨幅没法比，是数量级上的差别，100元人民币今天能买的东西只是1986年时的零头。这些经历告诉我们：中国的官方通胀数据值得怀疑。”

物价的上涨乃是货币超发最直接的反映。我们知道，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在很长的时间里，在中国，房子具有金融产品的明显特征。伴随着房地产热，货币的投放量也一路猛增。

2010年11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煜辉撰文指出：2003年以来，中国进入了历史上货币最宽松的时期。2002～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资产从5万亿元涨到24万亿元，广义货币从18万亿元涨到68万亿元（超过美国的8.8万亿美元，而中国当时的GDP只有美国的1/3），银行资产从23万亿元涨到88万亿元，而同期名义GDP只涨了1.83倍……尽管通胀压力的累积已经愈加严重，但“宽松货币政策”依然需要维持，这是因为宏观决策者不希望看到资产泡沫刚性破裂。

金融数据更一目了然。

下图为1990～2013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

从上图不难看出，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1990年为1.529万亿元。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广义货币开始快速加大，当年的M2为22.12万亿元。5年后的2008年，在2003年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多，达到47.52万亿元。仅仅过了一年时间，到了2009年迅速达到60.62万亿元，2010年达到72.59万亿元，到2011年又攀升到85.16万亿元，2013年，达到110.65万亿元，相当于2003年时的5倍。

中国的广义货币增速，即使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非常罕见的。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不仅增速远远超过了美国，在总量上也远远超过了美国。下表是笔者把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后的比较：

用图对比更直观一些：

截至2013年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110.65万亿元（折合18.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3.6%。美联储2014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末，美国的M2为10.99万亿美元，中国的M2是美国的166.4%，或者说，超过美国66.4%。而中国的经济规模远小于美国。以2012年为例，中国当年的GDP只相当于美国名义GDP的52.76%、美国实际GDP的61.42%。

显然，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远远快于美国。

当然，尽管中国货币供应量的三个层次，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划分的，但中国与美国在M2上的划分仍是有所区别的。下图为中国M2与美国的比较：

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对于M2的界定，最明显的一点区别是，中国M2中的定期存款没有区分金额，而美国则区分为小额定期存款（金额10万美元以下的，计入M2）和大额定期存款（金额10万美元以上的，列入M3）。122但是，也别忘了：

第一，美国人不喜欢储蓄，存款本来就比较少，定期存款更少，尤其在股价上涨的时候，美国的投资者会认为“储蓄已经失去意义”。他们所谓的储蓄方式，就是“连续投资，持有股票”，这也是大多数“市场中的专家所建议的储蓄方法”。

2005年，美国个人储蓄率甚至是-0.5%，创下自1933年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新纪录。美国商务部报告说，美国人当年花光净收入不算，还借钱消费。一直到2014年初，美国储蓄率低的状况也未有大的改变。

第二，这些本来就少的存款中，大额定期存款更少。因为有钱人更喜欢把钱拿去投资债券、股票，而不是浪费在银行——美国存款的利率非常低，甚至很多年维持在接近0的水平。这也就意味着，单纯M2划分上的差异，并没有太大意义。

中国M2数据比较大，真正应该重视的是与美国的下列差异：中国储蓄率高、间接融资比例高、货币的外生性125强等。加之中国处于货币化进程中，货币需求量大等原因，使得统计出的M2数据要偏大一些。

但是，即使考虑到上述因素，中国货币超发问题依然算是严重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认为，只要货币供应的增速超过真实经济的增速，物价就会上涨。

货币超发不超发，一个最简单的标尺是看它的购买力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尽管有专家根据CPI（消费物价指数）指标，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处于很低的水平，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近年来，人民币对内一直在快速贬值，购买力一直在快速下降。民众的感受永远比数据更直接、更真实、更客观！因为数据可以造假，而民众的直接感受则是难以欺骗的。

事实上，许多知名学者对货币超发问题的公开批评一直不绝于耳。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现在通货膨胀，是货币超发的效应正在物价上表现出来。”[注释]《人民日报》曾刊发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的观点：通胀是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生产供给增长过多。货币超发才是通胀根源。高物价背后总有钱多的影子。无论如何，离开了钱多的推动，不可能有高物价。钱多为源，才生出高价之水；钱多为本，才长出通胀之木。因此，如果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取得好效果。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也指出：“过去那么多年出现货币超发的情况，存在央行调控不到位的问题。”

而早在2010年，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就指出：“改革开放的30年里，大型的通货膨胀出现了两次，其共同特点就是货币的超量发行、经济过热和农业减产。”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也强调：“我国货币存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居全球首位，货币存量与GDP的比重达到200%。货币供应量超速势必会带来潜在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应对超发货币，周其仁教授给出的对策是：应当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如增加供不应求的优质的教育与医疗服务的供给），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这两个对策都有可取之处，而最糟糕的组合则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遗憾的是，海量投放的货币，大部分并未流入实体经济。

2008年10月，随着次贷危机向全球蔓延，中国央行骤然加大了货币投放力度。这是继2003年之后，信贷大投放的第二个阶段，而且比第一阶段更为凶猛。

下图（见59页）为2008年10月到2009年6月新增信贷与同比增长。

中国社科院研究报告称：许多货币和信贷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向楼市、股市以及其他资本市场。这是2009年房价出人意料高涨的原因。进入实体经济的货币供应大概只有1/3，并表现为经济增长，而其余的大部分货币与贷款在实体经济外寻找投资机会，房地产市场和股市恰恰是这些“游资”的最佳去处。在中国股市存在制度性设计缺陷、世界经济处于衰退大周期、美国率先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多重背景下，人民币的流动性被锁定在了较为安全的房地产领域，这就是2010年伊始，中国房价涨势难以遏制的原因。

在中国房价持续上涨的同时，中国的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西南财经大学2010年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当年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61，而国际警戒水平是0.4。低迷经济周期中的全球平均水平是0.44，美国是0.37，欧盟国家普遍在0.3～0.35之间。

从收入分布来看，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的平均收入相比较，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1996年前者是后者的3.91倍，2005年前者是后者的9.18倍。

政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从2009年开始加大保障房建设。保障房面积的增长应该拉动市场对建筑材料的持续旺盛，然而，A股中的保障房概念的股票，尤其建材类股票，不仅没有跑赢大盘，反而被大盘击败。[注释]研究者认为，建筑材料的质量存在问题。但笔者认为，仅仅建筑材料的质量问题，不足以形成如此之大的反差，更大的可能性是，保障房的资金并没有完全用到保障房建设上，或者说，保障房的投入与中央的要求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房价的连年上涨成为通货膨胀的推手。伴随着房价的上涨，物价也持续走高。

从2003年开始，尽管政府开始不断加大社会保障的投入，但这种投入与需求相比依然相差太远，又不断被上涨的物价所冲抵，民众感觉到的依然是生活压力不断增大。

房地产热也成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一大因素。

我们知道，在2003～2011年的这个周期内，最亟须解决的就是经济增长对投资过于依赖的问题，社会保障不完善的问题，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

但在这个周期内，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更大，社会保障的问题反而变得更加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