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重新确立了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石油美元体系得到了强化——这一点对于石油色彩浓郁的小布什内阁而言意义重大。
诚如前面所总结的：美国可以印美元换石油和其他商品，而不用担心美元的地位被欧元取代；美国可以制定国际石油贸易的条件；石油美元体系制造了对美元的需求，油价越高，对美元的需求越多！
铁矿石、铜等大宗商品也一样，因为国际大宗商品基本上都是以美元计价的。
对于小布什内阁而言，不仅美国的国家利益同其内阁的私利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其国家大战略与中国的政策转换也完美对接在了一起。正因为借助了中国这一新生力量，美国重新从“9·11”的阴影中走到阳光下。
伊拉克战争开打的同时，也开启了石油长达5年多的大牛市。而2003年恰好是中国投资拉动经济进一步扩大的时间点，两大周期融合在了一起。这正是2003年以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汹涌上涨的根源。
而且，为了推波助澜，为了更好地与中国向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虚拟经济转型同步，美国通过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推升大宗商品价格，制造大泡沫，转移中国人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同时，美国也强化了对自身虚拟经济前所未有的支持。
从2001年起，格林斯潘领衔的美联储连续降息，使利率降至超低水平。低利率刺激了抵押贷款和过度消费，造成了美国股市的繁荣和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这不仅让美国人有能力应对通货膨胀，而且还有充足的资本消费来自全球物美价廉的商品。
格林斯潘说话时总是喜欢使用谨慎、空洞而且模棱两可的句子，就像是一位极其聪明的语言杂技演员。但格林斯潘推出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后果，慢慢就被人看懂了。
超低利率延续到2004年6月，一些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出来。外国投资者在他们的投资组合中进一步增加美元资产比例的意愿降低，甚至不能完全排除外国投资者的态度突然逆转，导致美元汇率有快速下跌的风险，美元崩溃的可能性很容易被夸大。
于是，从2004年6月开始，美联储又开始了加息，但加息进程犹如蜗牛爬一样缓慢，实际上使超低利率继续维持，直到后期才加速。不少研究者认为，正是格林斯潘的超低利率，成为引发次贷危机的巨大隐患。如果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毫不奇怪。
下图为美国新建房屋数量。
美联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了美国新建房屋的增长，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了2006年，并在当年的1月达到高点，而后才慢慢下降。
下图为标准普尔公司发布的标普/凯斯-希勒（S&P/CS）20城市房价指数。
从上图可以看出，2001年以后，美国房价持续上涨，直到2006年7月见顶。面对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研究房地产周期的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Shiller）认为，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不动产泡沫已经形成。
比房地产泡沫更大的是次级债泡沫。
华尔街以住房为基础，构筑起包括次级债券在内的庞大的衍生品体系，吸引全球的资金涌入美国，进入到这个巨大的骗局当中。但格林斯潘对次贷领域中的掠夺性行为根本就视若无睹。最终，意料之内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不计其数的财富灰飞烟灭。
重回主题。
不难看出，美国的政策路线非常清晰：制造泡沫，而又通过给民众减税并推动股市、房价上涨等途径，帮助美国人实现财富增长，使得美国成为泡沫的受益者。
美国国会议员罗恩·保罗（RonPaul）博士曾经当面与格林斯潘辩论，他抱怨美国的储蓄率为负值。但格林斯潘却不以为然，回答说：“是的，不过房价在上涨，这样人们就会有储蓄了。”保罗反驳说，格林斯潘混淆了储蓄与通货膨胀的概念，尽管名义上房价在涨，但它并非储蓄，房价也有跌的时候。
格林斯潘近乎荒唐的回答，却把美联储的意图淋漓尽致地表述出来了。
因此，在这个时期，美国完全不用担心油价上涨会导致石油的消费需求下降。
而当奥巴马在2009年1月从小布什手中接过权力魔棒的时候，中国刚刚推出的4万亿救市计划，再次为美国走出次贷危机阴影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契机。美国再次借助中国的力量，找回昔日的辉煌。
笔者此前曾撰文预言，从2011年9月开始，美国房价步入上涨轨道。
因为，当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提高移民门槛的时候，美国却延续降低门槛的政策。2009年10月29日，奥巴马签署通过“EB-5经济特区项目延长3年”议案，吸引投资移民。这不仅为美国带去了大量投资资金，创造出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消费拉动经济发展型国家，有消费实力的富人大量移民美国，将重启美国消费时代的辉煌，让美国从危机的阴霾中走出来，重新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至于美国的房地产，也将慢慢走向良性复苏。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房价的上涨，也与中国富人移民美国后习惯性的炒房行为有关。也难怪北美媒体不断爆炒中国人炒房推高其房价的新闻了。
2003～2011年，中国与美国一直在一种紧密的联系中前行，而这种紧密联系是通过恐怖平衡来完成的。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恐怖平衡是这样形成的：
中国产能过剩，需要依托海外市场销售产品，低价卖给美国。而美国的制造业向外转移，本国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需要廉价的商品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同时压低自己的通货膨胀。
于是，美国印美元购买中国的产品。美国得到了产品，而中国得到了美元。
但同时，美国赤字严重，需要发行国债来填补财政缺口。
于是，中国把卖产品得到的美元，又换成了美国的国债。美国得到了发展所需的资金，或者说，美国发的货币又通过发债回到了美国手里。而中国把产品和卖产品的钱都重新交给了美国，得到的是迅速飙升的美元储备。中国以此维持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稳定，以及出口市场的稳定。
但中国也需要引进外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于是，中国各地政府出台非常优惠的政策，招商引资，吸引外资企业来中国。外资享受比内资高得多的优惠政策，当然也得到了更高的回报。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产生顺差，这笔账也算到中国头上，导致中国不得不再买美国的国债来平息美方的愤怒。
现在，我们具体看看这个恐怖平衡的形成原因、背景和过程。我们把这些了解清楚，未来的趋势脉络也将慢慢变得有迹可循。
我们知道，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社会市场体系帮助战后的德国创造了经济奇迹，而80年代属于日本——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让世界羡慕。到了90年代，美国创造了一种以“新经济计划”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发达国家迅速从非熟练的蓝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向服务业，在制造业以及经济生活其他方面都主要依靠有技术的劳动力。
在传统的制造业方面，发达国家的一些优势渐渐消失。正如同罗斯·佩罗特和帕特里克·布坎南提出的观点：一个美国工人每小时赚20美元以上，怎么可能与几十亿每小时工资低于0.2美元的中国人、印度人和孟加拉国人竞争！
由此，必然促进美国制造业的转移：生产和资本从传统的工业国和地区（美国、西欧和日本）流向亚太、拉美以及迅速发展工业化的相关国家。那么，美国需要的商品从哪里来？主要靠进口。美国进口商品额在1970年只占本国全部产品的5%，到1995年仅仅增加到13%而已。但随着制造业从美国本土向外转移，美国进口商品额所占比例也开始上升。
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大部分是物美价廉的日用消费品，这帮助美国缓解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有利于促进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据摩根士丹利统计，1996～2003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2291.8亿美元，而这些物美价廉的商品让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并使美国制造商降低成本，帮助美国控制通货膨胀。
下图为2000～2012年美国CPI走势。
从图中不难看出，美国CPI相对是比较低的，考虑到2001年起美国货币发行量的加大和美元贬值的因素，美国的CPI能保持这个状态已经非常难得。如果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更是难得。根据IMF统计，1995～2002年，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年均为12.8%。美国物价的稳定与中国向其出口的低廉商品有直接关系。
虽然中国对美国有很大的贸易顺差，但大部分利润却被美国企业获得。
苹果公司开发的iPad，每台售价是299美元。苹果公司没有生产线，在中国组装，美国获得的专利设计营销收入是163美元，中国企业一共拿4美元，其中加工费用是3美元，约占每台售价的1%。但是，根据原产地规则，中国向美国出口一台iPad，中国的贸易顺差就增加150美元。
值得说明的是，中国获得的利润也不完全属于中国，因为中国企业大部分属于再加工类型，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出口国的一个过渡性的组装“中心”或“渠道”，中国与美国、欧盟的经常账户盈余也反映了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的间接盈余。换句话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事实上也是美国与东亚的贸易赤字。
而且，中国一直在高价使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产权，这部分成本在整个产品定价中所占比例相当高。算上这一部分，中国的实际贸易顺差就更小了。
那么，美国人靠什么来购买商品呢？也就是说，他们的盈利渠道在哪里呢？美国又靠什么来发展呢？
2000年小布什竞选总统成功之时，正是美国经济发展降速之时：股市下挫、国际投资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赤字高企。小布什政府实施了减税政策，美联储实施了连续降息政策，试图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双扩张来推动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在技术创新和政府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美国经济从2003年第二季度开始呈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
美国劳动生产率也处于高增长水平。2001～2006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3.1%，远高于1995～2000年年均增速2.5%，而劳动生产率高增长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家庭生活水平。
经济开放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也非常大，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不断开放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近年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每年为美国经济带来1.5万亿美元的回报，占其GDP的11.3%。贸易自由化对经济的贡献率年均达7500亿美元，使人均收入增加2500美元。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美国经济的增长也起了重要作用。据统计，美国对外投资每增加1美元，可促进美国国内投资增长3.5美元。
而且，小布什政府在确保美元的地位得到巩固后，促使美元贬值，以增加出口部门的就业，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创造了条件。
下图为2001年1月到2009年1月美元指数月K线图，美元指数从最高点121.02（2001年7月）下跌到最低点70.68（2008年3月）。
有研究者指出，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美国制造业向外转移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的衰落；恰恰相反，它是美国大战略的成功转换。美国为什么成为当今世界上在长期贸易赤字的同时，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仍然可以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唯一国家？为什么长期的贸易逆差反而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
这是因为，美国的战略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别的国家追求GDP数据的高增长时，美国在主导世界事务的方式上已经悄然完成转变：从农业+工业的主导，到商业主导，再到现在的金融主导。这样，一个国家支配其他国家经济生活的主要力量就表现在金融而不是工业生产领域，也不是在进出口贸易的数量或比例方面。这种权力优势，不仅可以实现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的相互转换，甚至还可以长时期打破经济规律，以提供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代替提供更多的产品，以金融工具代替传统经济掠夺的职能，维持强权的延续。
一些人认为，制造业的向外迁移导致了美国产业的空心化，使美国经济基础变得更加脆弱。这种观点是没有认清美国经济角色已经发生重大转换这一本质，而是沿着传统的观点静态地看待已经发生巨变的美国。
以外包企业为例。所谓“外包”就是人力资源比较缺乏的地区，把非核心的加工部分外包给人力资源比较富余的地区。美国苹果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只有自己的领导、管理、研发团队，没有自己独立的生产线，靠供应商来解决。苹果公司公布的2012年的供应商就多达156家，涵盖材料、生产、代工等领域。但苹果公司却获取了极其丰厚的利润。比如，苹果2012财年（截至9月30日）创造了超过410亿美元的净收益和500亿美元的运营现金流。
相比之下，2012年1～9月，我国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同比下降6.49%。亏损企业亏损额为267.26亿元，同比增长41.5倍，亏损面达45%。中国直接从事钢铁生产的就业人数超过350万，却还不如一个苹果公司创造的利润多。
这种情况一直到2014年都没有根本性改变。2014年第一季度，国内钢铁业整体亏损23亿元，其中钢铁主业亏损41亿元。业内人士表示，整体亏损意味着钢铁业进入真正的严冬，未来将有一批钢厂陆续退出这个行业。
这就是差距。企业产品不在于它在本国生产还是外包到国外生产，关键在于谁掌握着核心技术和品牌，谁得到利润的大头！
苹果公司之所以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持续获得超额利润，关键在于：它推出的产品通过在技术、性能和时尚方面的领先，保持一定的垄断能力，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等其他生产者竞相推出类似产品或者模仿推出自己的产品时，苹果新一代的产品又被推出，被模仿的苹果产品被更优秀的苹果产品替代，因此，苹果始终可以保持获得超额利润。
很显然，美国企业的外包行为导致的所谓“空心化现象”，并非美国走向衰弱的表现，反而恰恰是它由于创新的加快变得更加强大的表现，因为只有掌握着核心技术和品牌的企业才能够轻视生产环节的微薄利润，而获取更加丰厚的利润。而且，这种外包等于把环境污染、生产事故、劳资纠纷等风险全部转嫁了出去，却坐收暴利，美国企业何乐而不为呢？
最令人悲哀的是，我国制造业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在污染着我们的环境、耗费着我们的资源，并且依靠压低工人工资来保持竞争优势，过早地满足自己制造环节的利润，而不愿意在研发上做更大的投入，因为大投入做研发有失败的风险；而房地产热引发的资源畸形流动，又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让中国制造业实现腾飞的梦想仅仅停留在梦想本身的层面。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把中国和美国恐怖平衡的建立过程弄清楚了。由于这个恐怖平衡与中美两国的趋势息息相关，对它的建立过程和未来分离后的巨大影响，我们都要进行详细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