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萨默斯（LawrenceSummers）提出了“金融恐怖平衡”的概念。一方面，美国巨额的资本输出和双赤字成就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地位；另一方面，庞大的商品出口使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急剧增大。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这些外汇储备又被迫流回美国回购美元资产，弥补了美国财政与经常项目赤字，支持着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在这种格局下，美国和中国等新兴国家相互需要、相互牵连和相互制约，称为“金融恐怖平衡”。
美国是一个消费占主体的国家，必须有强大的消费需求，才有稳健的经济增长。要想保持较高的消费水平，就必须走民富路线。道理非常简单，民众手里有钱才能消费！那么，如何让老百姓手里有钱？有趣的是，美国政府试图解决钱的问题时，也恰是中美恐怖平衡建立之时。
小布什民富路线的第一步就是减税。
我们知道，给企业减税，把更多的利润留给企业，企业就有更多的资金做研发，有更多的资金提高职工的待遇，有更多的资产扩大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对个人减税，把更多的利润留给个人，民众就更有能力去消费。
因此，小布什就职之后就立即大规模地减税。
美国的减税规模是非常庞大而且慷慨的。
2001年1月，刚刚就职的小布什总统马上力主大力减税。2003年8月到2006年初，减税共创造了520万个就业机会。减税法案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使得纳税人的口袋里在过去5年间至少多了8800亿美元。
2006年5月17日，小布什再次签署新减税法案，决定此后5年内减税700亿美元。2008年1月18日，小布什要求实施金额达145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以刺激经济增长，避免发生经济衰退。2008年10月4日，小布什签署了7000亿美元的经过修改的新版金融救助计划，新法案加进了为期10年、总规模1520亿美元的个人和企业一系列减税计划。
小布什的思路非常明确，把财政结余还到纳税人的手中。美国公司的确从减税中得到了很大好处。小布什政府第一个四年任期，公司税后利润从2000年的5527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8903亿美元，年均增长12.8%；未分配利润（连同库存价值和资本折旧调整）从1748亿美元上升到3765亿美元，年均增长21.3%。
问题是，如果实行规模较大的减税，政府财政赤字必然会在短期内加大，如何弥补这个庞大的资金缺口？
从图中不难看出，2000财年时，美国政府的财政盈余高达2360多亿美元，小布什接任的当年（2001年）财政盈余大幅缩小，2002年开始变成赤字。
美国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美联储加大货币发行量，另一个就是向其他国家举债！而中国成为美国举债的最主要目标之一。
举债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掠夺的有效方式。之所以称其为“有效方式”，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财富分配等方面存在着缺陷，这种缺陷使得宝贵的资本不是在本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创造效益、创造社会价值，而是为发达国家所用。
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较快而相对贫困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为美国、英国等富裕国家提供融资的奇怪的经济系统。[注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的表述是：“最富裕的国家攫取了较为贫困的国家可能用于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国际资本。”
这意味着什么？
从本质上讲，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而资本本身的起点则是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科学技术本身也被纳入资本范畴，尤其是在20世纪中叶，由于资本的推动，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果超过了以往人类发展史上的总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制约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物品的短缺，因此才把引进外国资本，尤其是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作为经济起飞的重要国策。
美国举债能够如愿以偿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性的储蓄膨胀已经把许多发展中国家从净借款国转变为净贷款国，从而改变了资金的国际流向。
中国一方面以各种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一方面又把宝贵的资本通过购买美国等国的债券廉价地交给外国政府使用，帮助它们提升技术研发水平、国民福利待遇，也帮助它们创造更多的财富。
这样的好事，美国等国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而且，在现代金融体系内，中国等新兴国家投资美国，导致了美元需求量大幅增加，避免了美元的大幅度贬值。
自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政要一直积极地向中国推销美国国债。
单纯购买美国国债是美国政府最为欢迎的融资模式，同时也是对债权国收益最小的模式。因为购买美国国债所形成的仅仅是债权关系，即对其内部资金运作与收益无干预权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主要危机国家提供贷款时曾附加苛刻的政治经济条款，相较之下，中国的做法似乎“过于仁慈”。
尽管流动性和安全性比较好，但与其他投资方式相比，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并不高。
除了美国国债，中国还持有机构债、企业债和股权。加上这些数据，中国为美国输入的资金还要多（如88页两图所示）。
但是，这并非全部。[注释]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指出：“美国财政部采取的统计方法，是只根据交易发生地来判断购买者的国别。中国看似对美国国债失去兴趣的同时，来自英国和中国香港的交易却在翻番。来自这两地如此大幅度的交易增额，从投资角度而言，说不通。2009年12月份，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额一下增加了1400亿美元，大部分来自英国，原先算在英国名下的部分现在被划归到中国账上了。我认为目前中国香港持有的美国国债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内地，之所以只调整了英国的部分，是因为英国的数据显然比中国香港更方便查证。”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约翰逊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也可能通过英国这条路线来购买美国债券，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几乎可以肯定是低估了中国持有的政府债券。
显然，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如果加上通过其他渠道购买的美国国债，中国持有美债的数额还要大。那么，美国缺钱，中国就一定有必要“借给”美国吗？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是基于维护中美关系的考虑。国际社会学派第一代领军人物马丁·怀特指出，大国之间的关系能否超越势力政治，主要是看大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具有共同利益。
而中国和美国在价值观、国家利益等方面，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如何让两者“具有共同利益”？
投其所好便成为选择之一。因此，每当中美在汇率、贸易等方面发生摩擦，中国总会通过到美国大批量采购的方式（比如批量购买波音客机），予以化解。对于美国而言，还有什么比购买其国债更让它兴奋的事情呢？因此，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有政治上的考虑。同样有这种考虑的还有日本。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又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与中国经济结构畸形、内需不振有直接关系。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消费低迷，过于依赖美国这个大市场，要保持对美国的出口，就要拼命防止自己的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购进了数十亿美元以及美国国债，以支撑美元，并让自己货币的汇率钉住美元。205“这些行为附带的补偿是，亚洲国家能够继续以极富竞争力的汇率卖给美国人货物，而美国则可以借越来越多的债为这些货物付款——亚洲各国的中央银行助人为乐地为之埋单。”
中国虽然认识到了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变的必要性，但这个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中国将继续积累大量外汇储备。虽然，原则上看，可以把美元兑换成其他可兑换货币，比如欧元或是瑞士法郎，但是，任何大规模抛售美元的举动，都可能会加速美元贬值，进而导致中国央行持有的美债贬值。这实际上导致中国与美元捆绑在了一起，中国被迫继续投资美债。
好不容易赚的外汇，并没有在中国转化成财富和力量，反而重新回到了美国，在美国人手中发挥更大的财富创造力，给美国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的途径——美国是用钱生钱，把资本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的国家。这等于加大了中国内需不振的畸形状态，这种状态又进一步增加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奇怪的是，为什么不深入反思，而一直在被绑架的路上兴致勃勃地走着，不知疲倦，不知停息？
其二，与中美贸易的畸形接轨有关。美国可以从中国进口它所需要的商品，而中国则不可以，这使得中美贸易存在着结构上的不平衡和机会上的不平等。
哈佛大学商学研究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指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每个产业中都能保持领先优势，每个国家的人力与资源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理想的状态是把资源应用在最有生产力的领域，让有竞争力的产业在出口中获益。
中国由于科技落后，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美国的优势是高科技产品，但美国恰恰在高科技产品上对中国进行封杀。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利用中国廉价的商品压低其物价水平，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拓展出更大的空间，而中国则无法通过国际贸易从美国得到自己亟须的商品或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量的贸易顺差沉淀下来，成为外汇储备，其中相当一部分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这就等于出口的商品和出口商品获取的收益，双双掌控在美国手中。
其三，与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有关。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史剑道认为：“中国现行汇率制度决定了外汇储备不能兑换成本币用于国内支出，只能投资海外。正因为如此，投资回报率高低并不重要，打比方说，假如美国国债有20%的回报率，但那又怎么样呢？情况变成了中国有3万亿美元无法在国内使用的资金，然后变成4万亿、5万亿……一直持续下去。只要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不变，这些钱就一直无法在国内使用，谈投资回报率没有任何意义。”
史剑道所言的“中国现行汇率制度”，是指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结售汇制度取代了外汇留成制度。企业将外汇收入按当日汇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获得相应的人民币收入。当企业需要外汇时，只需凭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即可到外汇指定银行购汇。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央行通过在国内印钞票把外汇“购买”进来作为储备，这样一来，储备的外汇越大，在国内投放的基础货币量也就越大，货币的乘数效应也就越高。但这一结果对政府显然是有利的。
其四，为了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美国研究者在给国会写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央行之所以成为美国债券的主要购买者，主要是为了缓解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压力，这促使中国必须去购买美元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
除了上述原因，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另外的理由——尽管这些理由在笔者看来根本站不住脚，但它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决策。
比如，有研究者认为：“不购买美国国债将面临外汇储备存量的大幅度缩水。美国是中国商品的最大进口国，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可以维持中国的出口增长，中国可以维持美国的超前消费。我们停止购买或者抛售美国国债，会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增和价格暴跌，从而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账面损失。一旦我国减持美国国债，美国就会印刷更多的美元救市，于是美元贬值，将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缩水，我国就会进一步减持美国国债，如此下去便陷入了恶性循环。因此，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来维护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有助于减少我国外汇储备在金融危机中的损失。”
而且，该研究者进一步认为：“增持美国国债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历史表明，全球经济危机或是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会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次金融危机后，不论欧洲、中国，还是日本，都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取代美国的角色。我国增持美国国债，将从旁协助美国救市，有利于中美两国建立起良好的国际关系，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
这种观点是把中国放在美国救世主的位置上来看问题的。其实，中国外汇储备集中在有关部门手中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和风险。如果实行藏汇于民的政策，企业用外汇在国际市场上及时购买中国所需要的资源、技术，上述问题就能从根源上迎刃而解。中国的风险和问题就在于外汇储备过大，然后再通过加大外汇储备来防范外汇储备缩水的风险，其实是在进一步加大风险，让自己更加被动，这样还有尽头吗？
打一个不好听的比方，一个姑娘被歹徒强奸了，姑娘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让恶人加倍受到惩罚。而不是因为被强奸而嫁给这个歹徒，把自己一生都葬送在黑暗当中！
2013年10月，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Roach）说：“事实上，中国完全可以让储蓄转而支持本国经济发展，而不是投资到美国，支持美国的经济发展。”
尽管“中国及其稳定的美元汇率是维系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的关键”，但中国更应该实行藏汇于民的政策来化解给自身带来的日渐累积的风险。
外汇拿在国家手里跟藏汇于民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封堵对中国的高科技等方面的出口，限制得非常严格。美国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这样做，原因在于：一方面，压制中国的技术升级，让中国保持着低端、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为美国提供廉价商品，拉低其物价；另一方面，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的用途受到了严格限制，只能去购买美国国债、机构债、股权等。而中国相关部门一向青睐货币、债券储备而轻视实物储备，投资领域非常狭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投资有收益，也只能继续做这种机械的购买。这就成了史剑道所说的“机械运动”。
问题在于，假如外汇在民间手里，企业和居民总有办法将其换成有价值的资产——中国民间的外交智慧是令世界都不敢小觑的。事实上，外国政府对中国的限制，主要是针对中国央企、国企的，民间资本总有办法突破这些阻力，将金钱转化成宝贵的资源或者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