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盲目扩大的结果对内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对外则是受制于人，被人牵着鼻子走，使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以光伏产业为例——这个原本最不应该过剩的行业。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是利用半导体材料的光生伏特效应将光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技术。多晶硅制备位于整条产业链的上游，受技术和成本的限制，对光伏产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对于光伏发电产业属于后知后觉者。

全球光伏市场的转移存在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6年之前）：美国光伏市场占全球市场的份额高达32.1%，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光伏市场的中心。

第二阶段（1996～2002年）：日本光伏市场保持了35%的平均增长，一跃成为光伏市场最大的消费国。

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欧盟成为绝对的市场主力。这得益于德国和西班牙国内的光伏补贴政策，它快速刺激了欧盟市场中心的形成。我国近85%的光伏产品出口到欧盟地区。

随着光伏产业的高速发展，多晶硅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价格最高时曾一度占到太阳能电池总成本的60%，多晶硅制备行业的毛利率也一度高达70%～90%。多晶硅的产量和价格直接决定了整个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

外部需求和高额利润，对中国产业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但可惜的是，人们看到的不是针对中国传统能源不足和对传统能源依赖性过大的缺陷来发展光伏发电，成为新能源的推广、普及者，而是只看到了外部需求所带来的高额利润的巨大诱惑。于是，在自己的需求市场没有启动的情况下，中国企业选择了能够短期获利的低端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多晶硅的生产！

而且，企业的这种急功近利只注重短期利益的选择得到了政策的大力扶持。这种扶持所起到的巨大引领作用又迅速引来更多的追随者，从而导致中国在光伏的低端生产环节进入最晚却成长最快，以至于中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产品严重过剩和多晶硅价格暴跌的事实就已经血淋淋地展现出来。

下表为2009年和2012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对新能源的政策变化。

仅仅隔了两年，就从“积极发展”变为“制止”，这种急剧变化说明宏观政策在对微观层面的把握上缺乏更长远的认识。换一个角度来看，也说明政策从宏观层面的鼓励对资源的配置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从而使相关行业迅速发展到过剩的阶段。从这一点来看，宏观政策在发挥引领作用时，也应当慎之又慎。

全国很多地方政府都一拥而上，鼓励、扶持本地光伏生产企业的发展。无锡尚德曾是中国最大的光伏电池生产商，这家企业从成立之初就得到了无锡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位于江西省新余市的赛维，其崛起也同样出于地方政府之手：在赛维面临融资困境时，财政年收入仅为18亿元的新余市就给彭小峰提供了2亿元贷款作为项目启动资金。

这些企业很快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尚德一度成为无锡这座老工业城市转型新能源的标志，而赛维也曾一度占据江西省出口总额的1/6。尚德与赛维的成功，让地方政府看到了光伏造富的机会与美好的前景，各地开始纷纷仿效，上马光伏产业。江苏、河北、浙江、河南、安徽等多地政府都在力推光伏，全国建立了几十个光伏产业园。在政府的推动下，一些地方老牌企业和上市公司也开始纷纷转型为光伏制造，整个行业一片热浪滚滚。

地方政府都在简单地复制尚德模式，同质化竞争严重，一味求大，不求销量，只为规模，进一步催生了光伏产业的泡沫，成为光伏产业过剩的根源。

在政府的扶持下，国内一些主营业务为汽车、饲料等的上市企业纷纷跨行进入光伏领域，导致产能迅速扩张。2007年，我国太阳能光伏产量跃居全球第一后，至2011年的5年间继续翻倍增长。[注释]2006～2010年，我国光伏组件产量增加了1593%。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光伏总安装量为27GW，而国内已经量产，加上在建的光伏产能却达到了50GW！产能的过剩程度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但中国决策者显然低估了政策引领信号发出后的扩大效应，2009年还鼓励发展的项目，在2012年不得不“制止”，但为时已晚。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都非常清楚，中国庞大的光伏产品在国内的需求量很小——2010年我国太阳能光伏系统新增装机仅为0.5GW，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中国光伏产业95%的市场都在国外。于是，欧美就联手对中国进行压榨，不断提起反补贴、反倾销的贸易诉讼，一直把中国相关产品的价格压低到成本以内！

“海量的中国政府支持生产的太阳能电池和电池板”大量涌入，最终导致美国市场价格崩溃。[注释]当然，这也意味着全球市场价格的崩溃。

2008年9月，多晶硅的价格是每公斤接近500美元，到2012年12月初，已经跌到了每公斤110元人民币（以当时的汇率计算折合仅17.7美元）！而国内生产企业的成本就高达每公斤200～300元，这意味着每卖出一公斤多晶硅就得亏损100元。

这等于是让外国人白用中国的产品发展自己的光伏发电！欧美国家在改善自己的能源结构、使环境更清洁的同时，把污染和痛苦都留给了中国。

更可悲的一点是，相关地方政府不愿意看到自己扶持的光伏企业倒闭，继续通过补贴等方式帮助企业苟延残喘，这种做法等于严重破坏了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而财政补贴的成本无疑都将由纳税人来分担！在总是由纳税人为政府错误决策埋单的情况下，政府又怎么可能汲取教训呢？

2012年10月19日，有江西新余国资背景的江西恒瑞新能源有限公司购买赛维19.9%的股份，江西省政府还为赛维提供了20亿元的“赛维稳定发展基金”，但江西赛维依然难逃债务违约的命运。2013年4月，江西赛维宣布，由于公司现金流短缺，将无法向公司债权持有人全额支付2013年4月15日到期的高级可转债。这部分债券票面利率为4.75%，加上利息总额达到2379.3万美元。债务违约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2013年3月20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破产法》规定，正式裁定对中国光伏巨头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实施破产重整。

地方政府不得不吞下盲目扩张的苦果，而由此增加的负担，最终还将转嫁到纳税人身上。

笔者一直建议中国大力推广光伏发电，实现产能的自我消化，而不是用低于成本的价格为欧美发展新能源做嫁衣。

正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所说：“我们从太阳和风中获取的能量越多，价格就越低廉；我们从石油和煤炭中获取的能量越多，价格就越昂贵。”在德国，2012年的一段时间里，超过一半的电力是从可再生能源中获取的。到下一个10年的中期，全球新增发电量将会有一半来自光伏发电。

其实，中国比任何国家都需要发展可再生能源。在世界前十大能源消费国中（2004年数据），中国的煤炭和石油加总起来占能源总消费的91%，而其他能源消费大国在能源消费结构上则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下图（见117页）为1990～2011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和出口量。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煤炭消费量一直在持续攀升。

2012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居然超过了全球煤炭总消费量的50%[注释]，进口量更是在2008年后飞速增长。中国的煤炭消费量超过美国、欧洲、印度与俄罗斯的总和，而报告储量不到美国的一半，这样的速度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研究表明，到2020年，中国的煤炭需求量为32.5亿吨标准煤，相应的原煤需求量为45.5亿吨。

煤炭是最便宜的化石燃料，煤炭的价格很便宜，但使用它的代价却非常沉重：煤炭消费造成了普遍的空气和水污染、酸雨、呼吸道疾病、矿难死亡、碳排放等问题。

因此，美国一直在用天然气替代煤炭发电，以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2000年，美国16%的电力是天然气发电。到2016年末，美国的天然气发电量将超过煤炭的发电量。

关键之处在于，煤炭也不是取之不尽的。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全球大部分煤炭（煤炭产量的85%）都是在原产国消耗，仅有15%供出口。给全球经济提供动力的资源正在日渐枯竭。

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等煤炭大国，呼吁政府限制煤炭出口的声音从未停止。理由是，煤炭属于宝贵的公共财产，把受到补贴的煤炭运往亚洲国家，会帮助那里的工厂相对美国保持价格优势。而且，烧煤加剧气候变暖，给全球带来更大负担。

显然，中国的这种能源消费模式，无论是从环境污染还是从煤炭储量来看，都是不可持续的。国外研究者早已指出：“为了净化城市的空气，中国巨大的煤炭需求迟早要更换为天然气。”

再看看原油。

美国研究者预测，到2025年，中国汽车的石油消耗量将需要1～2个沙特的石油产量。如果中国努力把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那么，就需要快速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提升能源安全，避免陷入美国式的石油依赖。

中国早在2009年，石油对海外的依存度就超过了国际规定的50%的警戒线，预计到2020年，我国石油需求量就将超过5亿吨，对外依存度将达到70%左右。

但是，我国最重要的海外能源供应地海湾地区与非洲地区的局势动荡，我们无力掌控。同时，我国海外能源进口90%依赖海上运输，运输通道单一，80%以上的原油进口通过马六甲海峡。而对于印度洋航线和马六甲海峡，我们缺乏有效的军事保障。

英国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大国，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煤岛，充足而低廉的煤炭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随着煤炭时代让位给石油时代，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煤炭超级大国的英国，让位给世界上第一个石油超级大国的美国。没有充足的能源，就不可能有发展，更谈不上全面崛起。

中国也有储量丰富的页岩资源，但缺少开发的设备、经验和提取页岩油气资源必不可少的水。

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传统能源的日渐枯竭，未来的超级大国将站在新能源之上！

显然，中国更需要发展光伏发电！自己不大力推广使用，反而以极低的价格出口欧美，遭受反倾销报复，承受产能过剩之苦，何其悲哉？

产能过剩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痛苦，是难以承受之重，而从2012年步入新的周期后，这个难题依然是最棘手、最迫切需要化解的。

《2012年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报告》指出：

从实体经济20大行业的运行情况来看，受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萎缩等因素影响，包括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和化工在内的原材料工业生产形势低迷，产能过剩问题凸显，部分行业处在行业性整体亏损边缘；而受设备投资周期和出口萎缩等因素的影响，装备制造业经济运行进入前所未有的低迷状态，主要产品中有多达1/3的产品产量同比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上市公司的情况更具代表性。2012年，中国实体经济上市公司总体财务安全快速下降趋势明显，其下降量级和呈现的风险程度前所未见，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实体经济上市公司总体财务安全最差的一年。

2012年出现风险和高风险（ST和退市风险）的中国上市公司，占总体上市公司的28.12%，上市公司异常指标大量出现，总体财务安全状况非常严峻，也反映了我国实体经济总体财务安全状况下滑严重。

中国实体经济的困境，乃是经济结构畸形发展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愿意被动地接受这个转折点，而想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那么，2013年之后，尽快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调整经济结构就显得空前紧迫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