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极限和消费极限反映的问题不同，但都具有趋势性的指标意义。

投资极限代表着政府主导经济的行为高度扩张所能达到的临界点，而消费极限则代表着民众消费能力和消费动力持续萎缩后所达到的临界点。

这两个极限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形成的隐患是巨大的。

要激活消费，首先必须让民众有钱。西方国家通过增加就业、减税、红火的股市等渠道，给民众带来稳定的收益，但中国人增加收入的渠道相对有限。

很多人把钱存进银行，能够获得的利息收入远不足以弥补物价的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自2004年以来，中央银行确定的一年期储蓄存款的利率平均为2.75%，而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平均为3.25%，民众的储蓄一直在被不断上涨的物价所吞噬。[注释]

投资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供应，而供应必须针对实际的消费需求。

投资的扩张意味着供给的持续增长，如果消费也以同样的速度扩张，就不至于导致很严重的问题。最怕的就是投资持续扩张的同时，而消费却持续萎缩，这意味着持续增加的供给并不能被消费所吸收和消化。更何况，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相当一部分都偏离民众的实际需求，是为政绩而投资，为GDP数据的动人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产能过剩的危险性就逐渐增大，从而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应该认识到，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不断创新、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只有保持一定的消费率，增加居民的最终消费，才能刺激投资增加，推动经济增长。换句话说，消费需求带动的投资增长才是最健康的、可持续的。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常年内需不振，需要压缩投资，走民富路线，把消费激活，促使中国经济慢慢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但2003年后，走的却是更加依赖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路线。

如果说中国经济过去一直是投资唱主角的话，那么，到2003年后，几乎是由投资唱独角戏了。为了投资而投资，就是为了GDP数据的累积而投资，这样的投资必然与实际需求脱节，会造成大量的无效投入，造成社会资源的畸形配置，产生大量的浪费。

根据经济的发展规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投资率会逐步下降，消费率逐步上升，而经济增长也逐渐由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以消费拉动为主，消费率的提高同时又可以刺激生产的扩大，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

这实际上意味着经济主导角色的转换。在初始阶段，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政府需要加大这方面的投资。等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以后，政府逐渐收缩对经济的干预，而把主角让给市场，通过市场把投资、生产和消费等有机地连接起来，在市场内在力量的影响下，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要提高消费，就必须在财富分配过程中逐渐向民众倾斜，让民众有财富积累，唯有如此，他们才有能力消费。但在我国，政府投资的主导作用原本在2003年就应该调整，结果一直高速运转到现在！投资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意味着消费被挤压。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在1981年的时候还在67.1%，然后慢慢下降，1995～2000年又逐步从58.1%上升到62.3%，从2000年开始下降，2003年以后加速下降，到2008年以后基本都在49%以下。

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美国在1951～1999年的49年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都在80%以上。近年来，发达国家消费率平均保持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为74%。

工信部研究员指出，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长期停留在50%以下，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2011年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5%[注释]，不仅降速快，降幅也很大。

从消费的经济贡献看，“短板效应”日益显著。2000～2011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5.5%，而投资对GDP的贡献率由22.4%提高至48.8%。

消费低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超发的货币在大量投入到投资项目的同时，也稀释了民众的购买力。

超发的货币是流淌着的滚烫的开水，流到哪里哪里发烫、哪里起泡。

下图为2012年主要国家和地区新增广义货币量的分布情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是“中国货币超发严重”观点的支持者。李稻葵介绍，从纵向历史数据比较，中国M2从2002年初的约2.28万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5.85万亿美元，10多年里增长近7倍；从横向比较来看，目前中国M2位居世界第一，排名第二的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为9万多亿美元。

而中国M2余额是在2009年底才超越美国的，当时，正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时期。中国M2在短短四五年内如此快速地增长，是超发的结果。即使在2012年，中国适度收紧货币的年份，货币增长依然很大，新增M2高达1.95万亿美元，在全球新增M2中占比达46.7%。“中国拥有如此大的货币存量，就如同头上顶着一个“堰塞湖”。规模过大的货币存量会带来相应的风险，比如高通胀、资产价格泡沫或资金外流。”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表示，中国M2与GDP的比值常年增长，无论与同期国际上其他国家比较，还是和本国历史数据比较，都显示出中国的货币的确在大量增发。货币超发使得中国在经济增长中付出的代价太大，特别是普通百姓付出的代价太高：高物价和高房价使得民众从经济较快增长中享受到的红利被吞噬殆尽。

面对消费下降的严峻现实，一些研究者不正视问题，反而提出掩耳盗铃的建议，要改变现有的统计方法，把购房纳入消费，这样消费就上来了，并且举例说，美国就是把购房纳入消费的。这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无知和自欺欺人。

事实上，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是把购房列入投资中的。

联合国制定的《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各国遵循的统计国际标准，其中明确规定：“包括用作住户主要住所的船舶、驳船、活动房屋和大篷车在内的一切住宅以及汽车库等任何与住宅有关的构筑物都是固定资产。自有住房者作为从事他们自己最终消费的住房服务生产的企业主处理，所以住房不是耐用消费品。”显然，居民购房支出就属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这样规定的理由主要有两点：

第一，住房属于固定资产。

第二，居民购房是对房地产业的投资。联合国制定的《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居民住房核算的规定得到了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普遍执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规定：在支出法GDP核算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民用建筑物，其中包含住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规定：成员国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将居民购买的住房作为固定资本形成处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主要国家均执行这一标准。

联合国制定的核算标准，我国同样遵循。

2006年6月28日，在有关购房属于投资还是消费的问题上，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明确回答：联合国制定的《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各国遵循的统计国际标准。对于住房来说，不论是建造还是购买，不论是用来自住还是出租都属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范围。把住房和所有房屋投资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是符合经济理论和国际通行做法的。尽管当前社会上对购置住房支出作为投资有不同意见，但在世界各国的统计工作中，购房支出作为投资统计是基本一致的。

从理论上讲，房地产开发商并不是最后的投资者，最后的投资者是住房资产的购买者，房地产开发商只是房屋建造阶段的投资者。

购房行为对消费的影响是多重的。

有研究者指出，从长期来看，居民购房投资会促进消费增长。居民大量购买住房，就意味着相应的住房服务随之增加。居民购房还会带动装饰、装修、家具、家电等方面的消费，这个影响力度不可低估。从住房投资率来看，我国居民住房投资的影响始终保持在8个百分点左右。这表明，我国近年来投资率持续上升与居民住房投资关系不大。

下图为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投资率和住房投资率的比较。

从上图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投资率和住房投资率都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注释]

但是，笔者并不赞同研究者的上述说法。房价高企对中国消费的影响，应该分为三部分来看才更客观。

第一部分是富人购房、炒房、囤房的行为。富人的资金庞大，这种炒房行为不会影响其消费，但他们用炒房赚来的钱继续炒房，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

第二部分是中等收入者的炒房行为。早期炒房者获取的暴利，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这部分人的消费。

真正影响消费的是第三部分，即人数最多的工薪阶层。他们拿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买房，买房后不得不压缩其他方面的消费来应对还债压力。而这部分人群才是中国消费的主体力量。

研究表明，2007年以后，房地产转移了城镇居民40%以上的可支配收入，如果考虑二手房交易，房地产对居民收入和财富的转移规模更大。在住房购买中，贷款只占一手房交易的20%，这说明，居民的存量金融资产也在源源不断地流入房地产领域。

显然，持续上涨的房价对消费是有抑制效应的，而对消费的抑制作用有多大，取决于贫富分化的程度有多大。

因此，中国应该反思消费降低的根本原因，而非简单地在统计方式上做文章。

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如此之低的最终消费中，还包括政府消费支出，而2006年以来，政府消费支出在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高达27%以上！

下图为2003～2012年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占比。

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消费、转移性支出和政府投资三个部分。政府消费和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都有直接影响，特别是与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府消费和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尤为明显。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不仅可以部分替代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接增加居民收入，而且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

因此，学界的共识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是促进的。因此，政府支出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结构、消费水平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在2002年以后，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有较快增长，但其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没有明显变化。2007年，我国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相比低13.5%，与人均GDP3000～6000美元的国家相比低24.8%。

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资不足，导致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不断上升，这是我国居民储蓄连年增长、消费倾向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注释]

其实，不需要用专业的数据进行分析，仅从直观的感受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理解这个问题。要走消费拉动经济之路，必须有两个前提：

其一，民众手中必须有钱，有钱才能去消费。这就要求：一国的政策出发点，必须以民富为核心，通过打造小政府，尽可能节约行政管理成本，提升行政服务效率；必须尽可能地减税，把财富留在民众和企业手中，既有利于刺激消费，也有利于鼓励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还必须为民众提供更多的能带来稳定收益的投资渠道。对照一下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情况，就不难发现其共性：减税、小政府、给民众带来回报的资本市场。

但中国的减税之路极其艰难。

我们知道，在美国，富人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以个人所得税为例。2008年，美国1%收入最高的人，所交个税占联邦政府所征收个税总额的38.02%。如果把高收入的范围扩大到50%，那么，他们所交个税占联邦所收个税的97.30%，而其余50%的人只负担了2.7%的个税。

应该说，这种税收结构是非常合理的，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也有利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在矫正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一直饱受质疑，因为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都远高于个税免征额。这意味着，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基本上都要缴纳个税。这使得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的纳税主体，占比高达60%以上。

尽管中国的个人免征额已经连续几次提高，但工薪阶层作为纳税主体的状况丝毫没有发生改变，因为免征额仍然比较低。我们可以对比一下：1981年，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个税免征额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如果比照1981年的比例，现行的个税免征额最起码应该在2.5万元以上。这样，富人才能成为个税的纳税主体。

富人多纳税，以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有利于低收入者通过创业摆脱贫困。[注释]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内需真正地启动起来，成为改善经济结构的重要力量。

其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民众的后顾之忧。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为什么消费一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甚至出现了过度消费的问题？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保障健全，民众没有后顾之忧。中国要想让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就必须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同时，严把商品质量关，让民众敢消费、放心消费。

英国研究者指出，中国能否最终取得成功，取决于中国能否扩大内需，摆脱对美国和欧洲消费者的依赖。

消费不足体现出来的是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这种矛盾包含着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隐患。正如马克思在分析危机的原因时所说：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民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

这句话正好点出了内需不足的两个要点：一是民众收入不足以激活消费；二是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民众的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指出，如果中国将更多的资源用来弥补医疗和教育领域投入的不足，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必将因此得到改善。在这些方面，政府应该扮演主导角色。

简而言之，此时，中国特别需要追求包容性增长，即每个人都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都能平等地分享增长的成果。包容性增长意味着参与和利益的分享。没有利益分享的参与会造成增长不公，而没有参与的利益分享则无法实现理想的福利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