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增强国民的消费能力，增加民众的幸福感。但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内需不振的问题。
为什么？
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经济飞速增长的背后，隐含着粗放式、损耗式、浪费式、收入分配不够合理的经济发展，未能带来国民收入相应的飞速增长。中国1990年时的GDP位居全球第11位，2000年位居全球第6位，到2010年时已经位居第2位。但是，人均国民总收入，中国1990年的时候位居全球178位，2000年的时候位居141位，2010年的时候位居114位，排名依然在100名之外。
消费不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挤压消费。最终，在产能过剩的重压之下，中国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我们知道，政府所主导的投资，一定要有充沛的资金来源，这种资金主要是靠发行货币、税收、发债、卖地等筹集。发行货币如果过多，会稀释民众的购买力，进一步抑制消费。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截至2013年末，就已经高达110.65万亿元，折合18.29万亿美元，是美国（10.99万亿美元）的166.4%，或者说，超过美国66.4%。
货币工具已经被严重透支，无法维持！
从税收、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在这个阶段内，二者的增速都非常快。
从税收来看，2012年的税收是2003年的502.57%；从财政收入情况来看，2012年的财政收入是2003年的539.76%，而且还在加速增长。同期的GDP，2012年是2003年的384.75%；人均GDP，2012年是2003年的363.82%。
很显然，我国财政收入和税收的增速，都远远快于GDP的增速，更快于人均GDP的增速。即使在次贷危机恶化的2008年，税收的增长速度也没有停下来。这是一种充满危险的增长，因为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做到税收增速持续高于GDP的增速。
最直观的比较，还应该是把财政收入的增速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进行比较。
从上图不难看出，从2003年起，中国的财政收入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07年财政收入增速甚至高达32.4%，而同期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除了2006年和2007年，基本都是以一位数的速度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2007年达到高峰的12.2%，但同期的财政收入增速高达32.4%，后者是前者的2.66倍！这意味着，在财富分配过程中，依然在十分明显地向政府倾斜。
必须要强调的是，除了财政收入，在2011年以前，还有数额巨大的预算外收入，这同样来源于民众。
从下图不难看出，中国预算外资金收入，从1993年开始稳步上升，2007年达到顶峰。别小看了这些预算外资金收入，如果加总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1993～2010年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加起来高达7.84万亿元！
按照经济学基本原理，税收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经济增长减慢则税收增长会减慢，相应地，国家财政收入增速也会放缓。但是我国却存在税收指标问题，即每年初，由上级向下级下达税收指标，一般分为政府和系统内两个指标，而且全部是增长性指标，一层层往下追加任务。
作为衡量税收征管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税收综合征收率已经由1994年的50%左右提升至2003年的70%以上。在10年间，提升了20个百分点。具体到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其征收率则已由1994年的57.45%提升到了2004年的85.73%。随着金税工程以及税收信息化的全面推进，这项征管指标在最近几年中，又得到进一步提高。税收综合征收率的大幅度提升，不仅表明税务机关征管空间的潜力巨大，更意味着国家财政获得了持续增长的原动力。
国家财政如此高速增长是很难持续的。
从上图不难看出，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1995年的时候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为10.27%，到2012年时就已经占到GDP的22.57%。如此高速的增长，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绝无仅有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2008年的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促使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通过外部的推动，加速挤压房地产泡沫，促使资源转而向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以技术升级为导向的实体经济流动。
这种调整虽然要经过阵痛，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但在当时，笔者与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这一观点的时候，并没有被接受。
经济周期的典型特征就是：在经济活动的繁荣时期之后，紧跟着就是经济活动减少的衰退时期。一个繁荣周期一旦开始，通常就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繁荣的力量会自我强化。同样，一旦衰退到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就会滋生出进一步衰退的力量。
假如我们能够尊重经济规律，就不会把房价重新从调整的轨道中拯救出来，继续把泡沫维持下去，甚至鼓励泡沫进一步膨胀。
在危机重压之下，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减税，因为减税更有利于经济复苏。对企业减税，把更多利润留在企业，企业才有扩大投入的资本，这样可以增加更多就业；企业利润增加，可以给职工发放更多工资和奖金，有利于增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对个人减税，同样可以更好地藏富于民，鼓励消费。
2009年2月，笔者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是民穷，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它缘于中国的财富分配机制没有能够像西方国家那样，大规模地向个人和企业倾斜。中国应该做出调整，走民富路线，尽快让人民富裕起来，培养起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这是消除经济危机隐患唯一有效的选择。同时，政府必须裁员、节俭，压缩开支，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民富方面。中国应该在这个方向上多努力。
笔者在2009年1月出版的《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提出了减税和加大社会保障投入的建议。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建议前后矛盾：如果减税，就不能加大社会保障投入；要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就必须增税。
我们只要简单想一下，就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如果税率很高，很多企业因为承受不了而倒闭，政府能够收上的税是会增加还是减少？假如降低税率，更多的企业发展起来，做大做强，政府收的税是增加还是减少？
这是因为税收不仅跟税率有关，还跟税源[注释]密切相关。其基本原理是：税源越丰裕，税收收入量越大。
显然，减税未必就一定导致税收总量的减少，反而可能由于增加了税源，导致政府的税收收入提高。因此，我们需要找到最优税率点。
有经济学家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1974年，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Laffer）认为，税率越高，不一定意味着税收会越多；相反，还将使可能征取的税收数量下降。具体来说，他认为，在一定范围内对征税对象多赚到的收入提高税率，国家的确可以多征到税。但税率提高一旦突破某个限度，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会下降，主动纳税的热情不高，偷税漏税动机会增强，由此导致税基下降，国家能征到的税反而减少。如果国家将税率提高到更高的程度，企业将因为利润下降而出现投资积极性下降，甚至可能因为不堪重负而倒闭，税基进一步下降，从而国家能征到的税也进一步下降。如果税率达到100%，即将经济人所得全部征为税收，国家总税收收入将降为零：此时人都活不下去，还交得起税吗？
拉弗的思想启发了罗纳德·里根，他一主政，就大力推行减税政策。
在任期的第一年里，里根开始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在3年里，减税额占税收总额的25%，个人所得税税率的最高点从70%降至28%。
这导致了赤字的增加。
里根的前经济顾问威廉·尼斯坎南认为：“（里根政府）国防开支的剧增和美联储的货币紧缩政策是导致赤字的主要原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大量的国防开支将苏联拉入军备竞赛的旋涡，拖垮了苏联的经济，从而使得冷战结束。
里根减税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以莫大的勇气承受着改革的巨大代价，而为后来的经济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里根的政策释放了美国的经济潜能，给之后的美国带来了20年的相对繁荣时期。
中国实施减税政策的难度会更大，因为中国的投资规模过大，而投资需要得到税收的支持，很难给中国一个能够安然承受的阵痛期！因此，中国经济要想对畸形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要想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压低投资规模，给未来的经济调整留下空间。否则，中国要面对的不是阵痛，而是更猛烈和持久、更难以承受的长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