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大棋局中，美国一直占据着强势主导地位。
这种主导地位不仅源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的国际货币掌控权、遥遥领先的创新能力和高科技优势，还源于其超前的战略布局，所谓“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
笔者用这种表述不是什么媚外，而是努力树立一种理性的认识：只有清楚地看到对手强大的地方，才能洞悉其弱点所在。只有学习其长处，才能看透棋局的走向，找到应对的策略。国人习惯于贬低对手，就如同抗战影视剧中对日军的丑化。如果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军人是那样愚蠢和不堪一击的话，我们如何去审视那段苦难而悲壮的历史和那些为抗战英勇献身的先烈？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未来的危机与风险？
近年来，有关美国衰退的说法甚嚣尘上。美国在衰退吗？
即使认为欧洲的挑战正在使美国全球主导地位逐渐丧失的查尔斯·库普乾博士，在其著作中，也做了如此表述：
全球体系的唯一界定因素是实力的分配，不是民主、文化、全球化或者任何其他东西。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单极世界，一个只有一个权力之极的世界，它是美国的单极世界。
今天的美国拥有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强大的能力来塑造国际政治的未来。美国享有压倒性的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主导地位。美国军事对所有潜在挑战者都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势。美元的实力和美国经济的规模使美国的跨国公司事实上可以渗透到所有市场。信息革命在美国硅谷地区以及其他高科技中心孕育生长，使美国公司、媒体和文化得以在史无前例的范围内发挥影响。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政府还有普通市民，都依赖于华盛顿做出的各种决策。
在单极条件下，由于受霸权威胁的国家即使结盟也构不成有效抗衡霸权的能力，就会出现只与霸权结盟而无反霸权结盟的现象。[注释]这就是所谓的“强者恒强”。
但是，美国也有陷入迷茫、步入调整的时候，只不过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强大的实力依然令人望而生畏。
下图为2012年世界GDP前10名国家。
从图中不难看出，美国的GDP依然以绝对优势位居世界第一，超过排名第二、第三的中国和日本的总和。而且，美国的GDP很大一部分是高科技推动的，含金量非常之高。更重要的是，美国的GNP远大于GDP，其财富创造能力依然是世界最强大的。
必须认识到，当美国公布的一个数据，或者美联储主席有关货币政策的一句话，就足以在全球资本市场掀起轩然大波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强大的国家依然是全球无可替代的主导者。
2012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之后，就是3年大布局，是布什么样的局？为什么是那样的布局？我们接下来会做详细解读。
笔者此前反复强调：债务是一条带血的主线！
全球大的经济体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推迟债务危机的爆发，谁就跑赢了债务危机。推迟债务危机的爆发，在全球化时代就意味着变得安全了，而不计其数的资金总是向安全、收益稳定的地方流动，充沛的资金反过来又会成为化解债务危机的帮手。而那些较早爆发债务危机的国家，则成为资金大量抽逃的受害者，甚至可能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
那么，如何跑赢债务危机，并在这场你死我活的角逐中取胜？
一个家庭的债务是否成为问题，关键在于它创造新财富的能力，只要创造的财富能够逐渐超越债务，负债问题便迎刃而解。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如此。
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源于企业、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这种创造财富的能力分为两块：一块是实体经济领域的财富创造能力——实体经济始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另一块是虚拟经济领域的财富创造能力，它必须以前者为基础，否则，即使达到某种程度的繁荣也难以持续，典型的例子如冰岛。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也开始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反思的结论之一，就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繁荣所导致的经济基础的脆弱性。
2009年4月14日，奥巴马在华盛顿乔治敦大学演讲时引述《圣经》中的比喻说，“建在沙上的房子会倒掉，建在岩石上的却依然屹立”，因此，“我们不能在沙上重建经济，我们必须在岩石上重建房屋”。
这里所说的“岩石”，实际就是实体经济。
英国研究者指出，从历史上看，帝国扩张权力的时候，都是以其在工业生产领域的领先地位为基础的，单靠金融化不能有效恢复帝国的全球领先地位。
美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和强国，强大的制造业使美国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保持了经济的繁荣。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一度把制造业视为“夕阳工业”，力图将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制造业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结果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严重削弱，在汽车、半导体等重要领域迅速被日本超过，甚至连美国武器系统的核心部分也不得不用日本的关键零部件或半导体芯片。
进入21世纪，美国由于过度依赖以金融业、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实行“去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制造业继续走下坡路。制造业的就业岗位，从1998年的1760万个下降到了2010年底的1160万个，其占美国总就业的比例下降到1/10。[注释]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给出的数据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制造业产出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创造的就业份额为24%；到2004年，这两个份额分别下降到13.8%和10.1%。
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起因调查委员会发布的最终报告指出：金融业的发展过头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大约20年的时间里，金融部门远比其他经济部门增长得快——从占GDP约5%增长到21世纪初的约8%。1980年，金融部门的利润约占企业利润的15%，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33%！在2006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这一比例仍位居27%的高位。
大型金融机构的规模飞速扩张。1998～2007年，美国银行、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美联银行和富国银行五大美国银行的总资产从2.02万亿美元上升到6.8万亿美元，增长了3倍多。
房地产热得烫手，是虚拟经济过度繁荣的另一表现。从2001年1月3日开始，美联储为了刺激借贷消费，将联邦基准利率（即商业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下调了0.5%。随着联邦基准利率下调到40年来的最低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贷款买房，次级贷款飞速增长，房价持续上涨，房地产市场迅速繁荣起来。住房自有率稳步上升，在2004年达到69.2%的顶点。由于很多家庭都从升值的房产中获益，家庭财富达到其收入的6倍。美国前副财长约翰·泰勒指出：房地产的发展本来不该如此火爆，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也本不该如此惨烈。
下图为1996～2008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在贷款市场中所占比例。
世界上没有不破灭的泡沫——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经济强国也不例外。
次贷危机的爆发，完成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买入大量次级债券国家的一次洗劫。
但这次危机，也让美国认识到了自身所存在的缺陷：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的辉煌无法持久。
美国随即便启动纠错机制，重振制造业的发展，通过实体经济的增长，为美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打好基础。
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是与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对而言的。只是相对于虚拟经济的迅猛发展，制造业的发展显得落后了。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美国制造业对于GDP的贡献只有10%，而与此相比，美国金融业对于GDP贡献度超过了30%，房地产业超过了13%。
但从整个国际层面来看，美国在制造业上依然占据着技术优势。
劳动生产率决定着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73～1996年，如果以1973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100%来算，则日本相当于它的55%，德国为73%，法国为66%，英国为52%，荷兰为77%，瑞典为66%。到1996年，仍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为100%来算，则日本是其74%，德国为82%，法国为84%，英国为67%，荷兰为97%，瑞典为90%。
这说明，美国同其他主要竞争对手的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仍然处于领先地位。1995～2008年间，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2.1%，领先优势依然明显。
此外，美国研究与开发支出的总额占世界的40%；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美国受聘；在全球引用最多的出版物中，美国占63%。
从这些显得枯燥的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被表面危机所遮掩的超级科技强国的形象。
事实上，即使在制造业较受“冷遇”的时期，美国制造业依然在前行。我们通常所说的美国制造业的衰退，主要是与美国虚拟经济的高速发展相比较而言的。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来看，美国制造业的基础依然非常雄厚。这是因为，美国一直是全球科技进步的引领者，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美国制造业的起点就令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自叹不如。
2008年是美国次贷危机最严重的一年。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布的数据，当年美国企业投入的研发经费依然高达3330亿美元，其中，制造业的研发经费为2330亿美元，占全部研发经费的71%。
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排名一直位列前四名之内。这里所谓的“重振美国制造业”，确切地说，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促进美国制造业更快地发展，追赶上虚拟经济的发展步伐；
二是促使制造业从海外向美国回归，让美国制造业的产业链更加完整，以帮助美国提高就业，使国民获得稳定的收入，提高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2009年1月，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把重点放在了重振制造业方面。奥巴马政府推出的7800亿美元的一揽子投资计划，特别强调制造业和出口。2009年11月2日，奥巴马在美国经济复苏咨询委员会上表示，要增加美国的出口，降低美国金融业的比例，发展包括中低端传统产业和制造业在内的各种经济类型，从而使美国经济建立在岩石上而不是在沙滩上。
奥巴马总统曾和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进行过一次对话，奥巴马希望苹果产品在全球的几十万个工作岗位能够回归美国。当时，乔布斯回答说：“如果您能够马上给我3万名工程师，还有几十万个能够接受高于中国工人工资水平一倍的美国人，那么我可以把几十万个就业岗位重新带回美国。”
但是，需要看到的是，美国重振制造业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
2010年5月出版的美国《财富》杂志英文版刊登了海尔美国工厂生产线的巨幅照片，并以“美国制造、中国拥有”为题，对海尔在美国投资建厂，以及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的情况进行了报道。报道称，按照中国的标准，海尔将工厂搬到美国会得到很多实惠。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些地区购买土地的价格仅为上海或东莞的1/4。同时，这里的电也更便宜：在中国，用电高峰时工厂用电每度价格为14美分，而在南卡罗莱纳州只要4美分，而且这里不会出现限制用电的情况。“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生产成本差距正在缩小。”
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日渐累积，尤其在错过2008年那次挤压泡沫的机会之后更快地膨胀，已经成为提高中国经济运行成本、加大经济风险的毒瘤。当海尔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成本优于国内时，它显露出来的信息实在太值得我们警醒了！
美国政府一直在全力以赴地推动制造业的复苏。
2009年1月2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的总额为819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方案中规定，但凡政府经济刺激方案下属工程，建筑所用钢铁必须为国内出产的“美国货”。提交参议院表决的方案则进一步加强了“买国货”条款，规定：除非一项工程“所用钢材和其他制成品全部来自美国制造”，否则不得使用经济刺激方案拨款。
2010年8月11日，奥巴马签署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希望通过暂时取消或削减美国制造业在进口原材料过程中需付的关税，来重振制造业竞争力并恢复在过去10年中失去的560万个就业岗位。在该法案签署之前，美国制造业已实现连续6个月的扩张。
2011年6月24日，奥巴马宣布了一项超过5亿美元的“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计划（AMP），以期通过政府、高校及企业的合作来强化美国制造业。“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计划主要包括四个子计划：一、提高美国国家安全相关行业的制造业水平；二、缩短先进材料的开发和应用周期；三、投资下一代机器人技术；四、开发创新的、能源高效利用的制造工艺。
由于美国制造业主要分布在美国东部和中西部五大湖区，这些地区不仅因人口稠密导致该地区众议院选区密集，而且，因为州的数量多，也使该地区在参议院占有众多席位。因产业地理的关系，使主要分布在该地区的制造业有望在国会中获得众多两院议员的支持。[注释]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将会越来越大。
不仅美国联邦政府大力鼓励、支持制造业的发展，美国地方政府同样在这样做。以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为例，该州出台了一系列的多重鼓励项目，包括贷款、资助、债券和减免税收，可按照各企业的特殊需要提供合适的优惠条件。州政府、地方政府和海外代表处通力合作，与新企业密切沟通，量身定做项目计划书，并由专人协调进行一站式审批，以确保项目如期在预算内交付使用。
密西西比州在由斯塔克维尔（Starkville）、哥伦布（Columbus）和西点（WestPoint）构成的金三角地带积聚了许多工作岗位并获得了大量投资。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的两家工厂、空中客车（Airbus）的母公司，以及俄罗斯钢铁生产商谢韦尔公司（Severstal）的一家工厂都在这个区域。密西西比州正在成为一个“大多由非工会企业所构成的制造业中心”。
显然，美国不仅在鼓励本土制造业企业回归，也开始采取务实的行动，以吸引各国在美国投资制造业。
除了这些因素，美国制造业在人工成本等方面与中国越来越接近。这意味着，中国的优势日益消退，而美国的优势日益上升；意味着，美国制造业正在重新找回昔日的辉煌与荣耀。当它重新拥抱这份自信，也意味着美国实体经济走向涅槃重生之路。
2011年8月25日，波士顿咨询公司在其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到2015年前后，面向北美消费者的大多数商品在美国部分地区生产将会变得与在中国生产一样划算。因为：
一、中国原有的低于美国低成本州劳动力的优势，将从现在的55%骤然下降到2015年的39%，而美国工人还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由此外包给中国的许多产品所节省的制造成本，将降至个位数。
二、对于许多商品而言，运输、关税、供应链风险、工业地产和其他相关费用如果都考虑进去，那么在未来的5年中，与美国的一些州相比，中国工厂制造成本的节约空间将会变得非常之小。
三、即使采用生产自动化和其他相关措施来改进生产率，也不足以继续维持中国的成本优势。事实上，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丧失，正在削弱客户同中国开展外包业务的吸引力。
四、鉴于中国和的亚洲其他发展中地区收入水平的提高，跨国公司有可能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大部分供应给中国国内和亚洲其他市场，因此，它们将会把部分制造业转移到美国，用于生产满足北美市场的商品。某些产品的生产将从中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如越南、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
下图为波士顿咨询公司所做的关于制造业成本的一项节省测算。
需要说明的是，图中最右边的2015年数据，是假定中国的生产率与美国相等，剔除供应链成本后的总成本节省。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总成本节省与美国相比只能节省15%。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生产率水平与美国的差距，中国的总成本节省还要小得多。这意味着，到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与美国相比，几乎不复存在。
报告认为：劳动力工资和运输成本的上升，地价的上涨和人民币持续的升值，正在快速蚕食掉中国制造业的优势；而美国工资仅仅小幅上涨甚至是微降，美元贬值，劳动者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强，生产效率越来越高，这使美国的制造成本变得越来越低廉。在未来的5年中，在中国沿海投资建厂生产销往北美市场的商品，只能比在美国部分地区生产降低10%～15%的总成本。这意味着，在美国投资建厂将是最佳选择。
在众多因素的带动之下，美国企业在最近一段时间纷纷踏上了“回家”之路。
2012年，通用电气在位于路易斯维尔市的工业园区新增数条生产电冰箱、热水器以及洗衣机的装配流水线，将以往外包至中国以及墨西哥等地的工作岗位回迁到美国本土。苹果公司宣布2013年投资1亿美元，把部分电脑生产线移回美国。惠而浦公司也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克里弗兰投资2亿美元开设了新的工厂。
此外，沃尔玛宣布加入“美国制造运动”，表示今后10年将采购约500亿美元的美国制造产品。卡特彼勒也宣布了更多在美国国内采购零部件的计划。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项调查显示，总部设在美国的制造业高管有超过1/3的人计划将生产从中国转回美国，或正在考虑这种做法。
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的“第二春”仰仗的不仅仅是美国本土的企业，海外企业也开始不断在美国建厂。西门子早在2011年就在美国新建了燃气涡轮工厂，三星电子计划斥资40亿美元扩建位于得克萨斯州的芯片厂，空中客车也在阿拉巴马州投资6亿美元兴建一座组装厂。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劳拉·泰森（LauraTyson）指出，经过2008～2009年周期性的放缓，制造业的工业产值自2010年1月起增长了逾10%。2007～2011年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美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其商品和服务总出口的60%，它支撑着68%的商业研究和开发，是创新的主要来源。美国制成品最终销售的每1美元，对其他产业的产出贡献值达到1.34美元，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
在奥巴马鼓励制造业回归的政策吸引下，相当多的总部在美国本土的跨国公司，开始将一部分制造业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回归到南部一些成本相对较低的州。2012年2月29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做报告时指出，由于汽车供应链的恢复和企业投资出口持续增加，制造业产值比经济衰退时的低谷增长了15%。2010年，美国的出口是1.48万亿美元，制造业出口了1.27亿美元，占整个货物贸易的86%。从2009年起，美国的制造业增加了30万～40万个就业岗位。
下图（见150页）为2007年12月到2012年12月美国ISM制造业指数。
从图中不难看出，美国ISM制造业指数在2008年逐步降低，2008年12月降到32.4的最低点，而后稳步回升；2009年8月起，开始稳步回升到50以上，现在已经稳定回升到美国次贷危机恶化前的上方水平。
从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来看，美国依然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2011年，美国出口增幅最大的部门集中在制造业部门，主要是高科技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原材料产品。2009年上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美国汽车出口增长了260亿美元（83%），发动机、仪器和通用机械的出口增长了250亿美元（35%），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了190亿美元（33%），塑料、有机化学产品和钢铁产品的出口增长率分别达到53%、57%和78%。
下表为1990～2010年美国与其他制造业大国劳动生产率变化比较（年均复合变化率%），可以看出美国的小时产出明显高于其他几个制造业大国。
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增长主要有几个原因。其一，制造商在技术，主要是自动化等技术方面上的大量投资，传统的流水线生产工作岗位因此大量消失。目前，在美国制造业企业中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所占比例不到40%，大约30%的雇员从事的是管理和专业工作。其二，美国制造业雇员教育水平迅速提高，目前约28%的制造业雇员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三，劳动生产率极高的某些制造业领域的快速增长。如仪器制造，其产出2000～2010年间增长了28%，航空制造产出同期增长了21%。
制造业的复苏，对美国而言，它在金融领域去杠杆化的过程中，逐渐找回了另一个确保经济稳健发展的基础。这意味着美国在经济安全层面自我保护能力的增强，也意味着它对外狙击能力的增强。
2012年，对美国注定是一个转折之年：页岩革命一方面大大加速了美国制造业复苏的步伐，另一方面也大大加快了美国能源独立的步伐。而这一切，都将对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和未来趋势的演变产生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