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仔细对比了一下最近几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的表述。
2012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
2013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
201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
从2013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后面多了两个字——“左右”。
而国外最困惑的也恰恰是这个“左右”，他们纠结于“这个目标的具体数字到底是多少”。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速跌破2013年第四季度的7.7%，政策制定者就“很可能实行宽松的政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7.5%左右”的表述也许流露出中国政府对限制信贷和治理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的严肃性。为此，他们也许愿意接受低至7%左右的GDP增速。[注释]
一个“左右”道尽无尽的纠结。
走过2012年的转折点后，在2013～2015年这个时期的初始阶段，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或个人感到纠结，既对当下的形势感到困惑和纠结，也为未来的计划感到纠结。更大的纠结则体现在行动上：走完第一步后，往往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从趋势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毫不奇怪。在2012年之前，中国经济常年保持高速运行的态势，只要跟着时代的节奏向前走就是了。一切都那么明了，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2012年大转折之后，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级政府开始面临着全新的环境：接下来，是调整还是转势，是调整后延续未来的辉煌还是应对已近在咫尺的危机？
这样的纠结，政府也一样无法避免。
当感受到调整的痛苦和危险时，政府有关部门会想出台措施刺激经济，刺激经济又担心天量货币累积的后果，这就要求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或曰“微刺激”。而当经济状况隐约向好时，政府有关部门又会觉得调结构非常迫切和重要。
判断上的纠结和行动上的纠结，不断地交织、摇摆。
政府纠结，企业纠结，民众也纠结。
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固化，许多人沉浸在过去的阳光中以明媚的态度看待危机与忧患，而日渐清晰的危机又常常让这种明媚的心态像掉进雾霾中一样，迅速地回到茫然无措的状态。
所以，纠结是这个时期初始阶段的典型特征。
从趋势的角度看，这种纠结是正常的。在这个纠结阶段过后，大趋势又会重新变得明了，变得顺理成章，纠结的情绪也将一扫而光——因为那个时候日渐清晰的各种危机迹象已经慢慢浮出水面。尤其是2014年以后，逐步步入经济调整和债务问题叠加的高风险期——越来越多的人会感受到这种危机前的寒意，且风险度逐年增加，直到步入下一个周期，呈现出下一个周期的典型特征。
我们知道，一个经济周期一般要经过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
从全球角度来看，经济周期的波动与主导国家息息相关。
尽管国家之间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从资源和能力的角度来看，又是极不平等的。霸权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资源，能够将其意愿强加于一个地区（区域霸权）或世界（全球霸权），霸权提供了理解现代政治的关键。
总体而言，从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到目前为止，真正能够在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首先完成工业化的英国（19世纪属于英国），第二个就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20世纪至今属于美国）。
研究者发现，每轮世界经济周期波动都有如下特征：先在一个国家内发生，然后通过各种传导机制向国外扩散，并通过各国的相互影响最终达到一个共同的经济周期波动，也就是世界经济周期波动。
那么，谁能主导世界经济的周期？或者，谁能成为世界经济周期的主导国？
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问题地区研究所所长莫德尔斯基指出，世界大国首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国，即经济规模大、富裕程度高，而且在技术革新条件下主导性产业部门旺盛，并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其次是世界经济的霸权国，不仅规模大、生产力水平高，而且是世界经济不断发展创新的源泉，是世界经济运行规范的制定者与世界体系的协调者。
世界经济周期的主导国还要有完善畅通的贸易等传导机制，即相应的汇率、利率等国际金融市场，并且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要达到一定水平，能自由地进行进出口贸易。通过完善的贸易等传导机制，世界经济周期的主导国就可以将本国的经济周期传导出去，并推动形成世界性的经济周期。
对照这些条件，当今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主导国非美国莫属。
日本学者也指出，现代全球化是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后美国单极霸权确立的背景下，以IT革命为起点，以金融全球化为先锋展开的。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美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独占鳌头的时期，全球化几乎就等同于美国化。
这也正是本书把美国作为全球视野的主导力量与中国内在的发展并列进行分析，以找寻未来趋势的重要原因——缺少了任何一面，看到的都将是残缺的而非完整的趋势。
我们都知道，美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按照很多学者的观点，美国会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来稀释债务。但是，如果美国持续这样做，必然导致美元被废，而美元是美国最核心的利益！
因此，笔者在做各种推导、棋局的模拟布局之后，认为美国将通过引爆世界经济危机的办法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债务问题。
美国独立的金融和经济分析专家迈克尔·赫德森指出，美国通过将资源出口国的资源以美元计价，推动世界经济的金融化和资源的私有化，使美国可以用自己不断投放的贬值的美元直接收购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行业。
具体步骤是：
收紧货币政策—美元升值—全球资金回流美国—全球经济大萧条—资产价格暴跌—美国廉价收购资源—美元贬值—资产价格上涨。
简言之，就是通过廉价抄底、尽可能多地控制财富的方式来最终化解掉自己的债务。同时，不仅不损害美元的国际地位，还会使美元由于获得更为强大的财富支撑而变得更加强大——即使它在故意走贬值路线，也不至于损害到其坚实的地位。
因此，笔者2013年5月14日，撰写了一篇《假如美国退出刺激计划》的博文[注释]，分析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巨大影响，认为这将导致一些经济体出现“物价上涨和经济停滞共存的局面，即Stagflation（停滞性通货膨胀，简称“滞胀”）。相关国家将由此步入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共存的困境”。
2013年12月1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鉴于就业市场改善，将从2014年1月起削减长期债券购买计划，将每月850亿美元的债券购买额调整为750亿美元。
这意味着，美国在大棋局中，走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而下一步更为关键的棋，则是加息。美国一收紧货币政策，中国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立即暴涨，股市立即下跌。面对扑面而来的寒意，笔者只能说，这才刚刚开始。
美国的棋局正在悄然但迅速地发生变化。
中国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下滑，将导致“中美恐怖平衡”存在的基础发生动摇。最直接的，中国将无法再通过出口维持此前亮丽的贸易顺差，也很难再有足够的力量继续去购买美国的国债。对于美国而言，如何锁住中国已经购买的债券才是最重要的。
这使得美国可以更大胆、更义无反顾地调整它的政策，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也许，只有等到节点到来，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巨变的含义。
从中国自身的情况来看，也面临着内在的调整需要。
在从繁荣、衰退、萧条到复苏这四个阶段构成的经济周期中，对于中国经济而言，1978～1997年是复苏阶段，1998～2011年为繁荣阶段，2012年是从繁荣到衰退的转折点，而2013～2015年的这个时间段，则是从衰退向下一个阶段演变的阶段。
由于此前中国经济无论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最终都挺过来了，并且看上去更好，让许多人彻底忘记了冬天的存在，但寒冬尤其极寒的冬天必然到来。此前所有的因汇聚成的巨大的果，正在逐渐变成现实。
时间进入2013年，中国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就开始感受到日渐增加的压力。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产生的矛盾累加在了一起，尤其债务问题日趋严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到了一个“还债期”（还养老欠债、环境欠债等）。
这就使得所有的矛盾撞到了一起，由此产生的叠加效应是令人忧虑的。中央也慢慢认识到：中国步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有研究者指出，所谓“增长速度换挡期”，就是我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所谓“结构调整阵痛期”，就是说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不调就不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所谓“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指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我们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现在这些政策还处于消化期。
无论是对于国家而言，还是对于企业、个人而言，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上述因素叠加在一起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以及近在咫尺的债务危机带来的紧张感、疼痛感。
对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而言，2013～2015年这3年，艰难的感觉一年胜过一年。这种艰难的感觉最终把人们从幻想拉回现实中，不再纠结，而是理性地面对未来。对于绝大部分行业而言，在这个阶段内，应该以收缩阵地、提高盈利能力自保为主要策略，应该非常谨慎地扩大规模。否则，“希望”可能很快像海市蜃楼那样消失。
很多人强调，在倒逼之下，中国的企业会走升级之路。我们回顾一下世界历史，看看哪个国家的产业升级是被逼出来的？
不，都是激励出来的！
在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之下，在权力不过多干预资源配置的情况下，在公平而透明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愿意做研发投入，愿意通过升级获取更高的利润、丰厚的收益。
但是，在炒房一年盈利胜过制造业干10年的大环境之下，在知识产权保护缺位，研发成果肆意被盗版、仿冒的情况下，在权力对市场的影响依然非常密切的情况下，产业升级首先面对的是高风险而不是高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升级的动力在哪里？
这实际上意味着，一旦连食物链底端的微薄利润也消失，企业首先面临的是关停和倒闭，而不是升级！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首先是看一个国家的企业。比较一下美国，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全球知名的企业问世，而这些企业几乎清一色都是知识型企业。而中国到现在为止，知名的企业依然是在20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就是房地产被定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前出现的。
这难道仅仅是偶然吗？
一点都不偶然。因为当时的政策能够引领最优质的资源和最优秀的人才向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集中，而2003年后，政策在引领资源配置方面则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
伴随着漫长的资源配置的畸形，在2013年后的这个周期里，我们将看到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悲伤的眼泪。
当务之急是尽快给予企业幅度较大的减税，同时，对人民币的快速升值进行干预——将汇率稳定下来，给中国制造业的复苏创造条件。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在2013年开启的这个周期不尽快执行这些措施，到2015年后即使实行也晚了。
为什么？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它更看重房地产而不是制造业。制造业的衰退所带来的税收减少，地方政府此前并不太在意，因为土地财政在房价如火如荼上涨的过程中是非常充裕的。但是，当房价的巨大泡沫——中国经济中的另一个“堰塞湖”——遭遇雾霾等环境危机的时候，环境宜居性的下降和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紧，使得维持这个泡沫变得日益困难，或者，变成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同时面临着制造业税收下降和土地财政收入下降两大难题，财政失衡的问题就会充分暴露出来。减税就更不可能了。不仅不可能，甚至还可能因此让制造业背负更多的税收负担——其中的一部分将以费的形式体现出来。这种挤压又会导致制造业的进一步衰退，从而使得房地产业的支撑——创造财富的制造业部门受到进一步的打击。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对于整个国家而言，2013～2015年这3年，既紧随2012年大转折之后，又在下一轮全球惨烈的大洗牌、大危机之前。
货币、房地产与债务这三大“堰塞湖”，任何一个决堤，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
中国能否解决好经济结构畸形等矛盾，直接关系到经济趋势的走向乃至民族的命运。
笔者必须要强调的是：趋势转换的时间节点，除了像2012年这样清晰的转折点之外，过渡都不会非常分明。比如，2015年和2016年这相邻的两年，涉及两个阶段，但其过渡依然是自然的，某个阶段具体特征可能略微提前或略微延后，但这并不影响大趋势的判断。
鉴于中国经济形态的复杂性，笔者想从源头上谈起，让尽可能多的朋友能清晰地理解趋势发展的必然性，而不是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前者可以让人对自己的分析和选择更有信心。
趋势是由什么决定的？
首先就要看过去和现在种下的是什么因，什么因导致什么果。对于我们来说，按趋势的惯性，找到短期的趋势走向并不算太困难，但如果要做较远的前瞻性推导，就需要对一些影响趋势的因素进行更具体的分析。
因此，在这几章里，我们一点一滴地梳理、剖析，从中理出趋势的脉络。在这几章之后，再进一步明确地总结这个阶段的整体趋势，以让我们清晰地找到正确的应对思路。
尽管2012年的转折年，已经为趋势的演变指引了方向，但我们还是忍不住用美好的希望来安抚自己的心：事物发展到极致，并不意味着立即就发生转折，而是需要一个过渡；这个过渡期内，如果能够采取有力措施，力挽狂澜，或许能够改变趋势。
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期待奇迹！——尽管可能性并不大，但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放弃梦想与希望。
我们知道，欧美等经济体，由于特别强化市场的力量，其趋势的转折、周期的轮换更为清晰。中国经济则更多受到政策的影响，尤其一些大的政策，能够很快改变经济运行的方向。比如，在2008年经济下行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推出了令世界惊讶不已的庞大的救市计划，不仅很快把中国经济带出下行通道，而且在极短的时间里，又开始面对快速增长的泡沫问题。
微观层面也如此。比如房价，在中国，房价往往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副产品——政府主导的投资需要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基础货币的投放增加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民众蜂拥到房地产领域通过买房对抗通胀。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都使中国形成了独特的运行轨迹。
分析中国的趋势，必须有两个假设：其一，政策可以改变经济运行方向，在这种前提之下，推导出政府可能出台的政策及相关政策产生的影响，进而预测未来的经济趋势；其二，无论什么样的政策，都无法再改变经济运行方向——这就是所谓的极限点或转折点。这两个假设是展望、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很重要的基础。
因此，笔者对2013～2015年这个阶段的表述尽可能详细，当我们详尽地了解了这些问题和这些问题的演变，也就对未来的趋势一目了然了。这也是笔者所反复强调的：细致地了解当下，才能洞悉未来。
理性和智慧的人，会尽早做好过冬的准备，只有提前认识到趋势演进方向的意义所在，才可以提前规避风险；而只有规避掉风险，才能保护住自己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