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2013年那样，面临着如此棘手的选择：天量的货币投放，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通过货币投放来刺激经济、维持高速增长的模式风险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是保增长还是调结构？
这是非常艰难的选择。保增长就意味着继续超发货币，调结构就意味着接受较低的增长率，勇敢地面对必然的阵痛。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一直处于透支状态，在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发挥市场的天然调节作用，把货币“堰塞湖”慢慢消化掉，整个经济体随时可能被突然而至的洪流给摧垮。
有专家提出：在保增长的情况下调结构。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却是出于对现实的了解不深。中国经济结构畸形的问题，正是由于质量不足、含着水分、大量损耗资源和财富的高速增长所致。这些说话总是追求完美的专家其实一直在起着误导作用。
在大转折条件已经具备、风险日益加大的情况下，能否抓住宝贵的过渡期，尽快化解矛盾，从国际大棋局的角度来看，不仅关乎经济发展，也直接关乎中国未来的命运。
每一位能够看清形势的人，都会有这种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因此，我们特别需要了解新一届政府基本的经济发展思路。
新一届领导人一开始就提出了没有水分的增长。
习近平指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李克强指出：“我们的经济发展应当实现一种‘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提高。如果我们的GDP无法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那么GDP增速再高，也是‘自拉自唱’，并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稳定。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刻不容缓，明年（2013年）经济工作的重点、着力点，首先要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
2013年12月10日到13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抓住机遇保持GDP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达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GDP增长的质量甚至还不如印度。1995～2005年，印度的GDP年均增长率是6%，中国仅比印度高出1.3%多一点，而中国的FDI（外商直接投资）是印度的7倍多，出口是印度的8倍多。这说明中国的资本利用能力比不上印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应该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转变为对经济增长质量和民众幸福感提升的追求——人们不仅需要钱，还需要教育、健康、良好的环境等其他设施。
应该认识到，在中国的货币供应总量已经迅速膨胀到全球第一，远超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情况下，原本就已经充满巨大隐患，再继续做下去，风险之大可想而知。关键是怎么做，以及这样做能否形成根本性的变革，去除顽疾，迎来新生。
新一届领导的思路是：从充分利用存量资金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质量着手，对中国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革新。从李克强接任后的会议决议，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383”改革方案，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三次提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无不贯穿着这种思想。
我们对这种思路做一个梳理，这对于我们了解未来的趋势演变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第一，部分权力下放，让位于市场。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潜能，首先要看这个国家有代表性的知名企业的状况；看一个国家的活力和前景，首先要看这个国家是否不断涌现出新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
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斯·奥特在评论欧洲的现状时说：“过去，欧洲一直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可是现在，我们在经济上的地位也下降了。欧洲没有计算机产业，没有值得一提的娱乐电子产品，也几乎没有什么纺织品或玩具生产商。在其他很多领域，欧洲国家也正在逐步衰退。”
他正是从企业、产品角度来看欧洲经济的。
从经济层面来看，国家间的竞争，归根结底体现于企业层面的竞争。政府主要是提供好公共服务，包括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大的军事力量、公平公正的法制体系、高效率低成本的经营环境等，给企业提供更大的方便和更全面的保障。
国与国之间竞争的是效率，企业也一样。当企业家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用在与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关系上，他就无法集中全部精力在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上——在即使全部精力都集中到管理和经营上仍与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有着相当差距的情况下，企业在“协调”关系上无节制消耗的局面如果长久维持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国内的不少企业只能通过利用权力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来弥补自身其他方面的不足，从长远来看，这种带有明显的依附性、投机性的做法，是不利于中国企业成长壮大的。
曾任世界银行副总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问题。中国当前很多问题都是由于政府做了一些它不应该做的事，而一些本应该由它做的事却没有做。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反腐败，扫除障碍。二是权力下放——也有利于减少腐败的机会。
实证研究说明，没有一个被权力左右的市场最终能够做大做强的，权力让位于市场是一个国家走向强大的前提和基础。
为什么马尔萨斯当初的悲观预期没有变成现实，当今世界的物质产品反而更加丰富？这并非政府作为的结果，恰恰相反，是全球的政府为自由经济让出了一条道，它们解除了对经济的约束，让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自由。这种自由让才华横溢的人和优秀的企业得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经济的自由能带来更高的效率。
国与国、企业和企业，甚至个体之间的竞争，靠什么脱颖而出？首先就是效率！2009年，笔者应华尔街投资家和上海交通大学美洲基金会的邀请去美国访问，看到飞驰而过的汽车，耳边是嗖嗖的响声，感受到的是一种紧张高效的快节奏。对比之下，我们这种道路拥堵的状况，要把多少时间浪费在路上！不仅浪费能源、浪费时间、浪费精力、降低社会运行的效率和人们工作的效率，也大大影响人们的心态，容易让人心生暴戾之气。
这种无端浪费在路上的现象，在制度层面亦有明显的反映。
在层层审批制度下，企业、个人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财力去打通各个关节。因为每一个关口，都有部门利益藏在其中。“办个事、创个业要盖几十个公章，群众说恼火得很。这既影响了效率，也容易有腐败或者寻租行为，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注释]
这个盖章的过程，就是对效率的吞噬！
2013年年初，《广州日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目前，在广州投资一个项目，需经历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中心、站，100个审批环节，盖108个章，全流程共需要799个审批工作日，另还需办理36项缴费手续和缴费。这么长的审批时间，提高了投资风险和成本，有时候会导致一些优秀项目流失、转移，甚至导致一些违规建设现象出现。
不要以为这是极端的例子。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永平举例说，他熟悉的广州某公司本来打算建一个五星级酒店，可是算了一下，竟然要盖1000个公章，最后干脆决定不建了。他说：“广州市委党校也遇到类似问题，以前学校想要把校内的一栋‘准文物’建筑修葺一下，资金已经筹集到位，可是报批3年了居然还没有批下来。在目前的行政体制下，办事实在是非常啰唆、拖沓，盖章多、程序多。”
在改革开放较早、效率相对较高的广州，如果都存在如此严重的制约效率的障碍，其他地方的情况可想而知。为什么那么多关卡都“死咬”着不松开？因为有部门利益在。每盖一个章，都要拜庙烧香，而相关部门常年靠这个增加自己的福利。
在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广州进行了改革。2013年2月11日，广州市推出方案：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审批环节、审批时间。其中，审批事项将从现行的93项减到33项，审批环节也由现行的93个减为5个，审批时间由现行的799个工作日减为37个工作日。
新一届中央政府着力进行简政放权。
2013年3月18日举行的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就重点研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事项，减少和下放了一批投资审批事项。4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第一批先行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重点是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项目。提出“下一步，各部门要加大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工作力度，加快进度，科学评估，成熟一批推出一批”。5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两批共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6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等事项。
2014年3月5日，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国务院机构改革有序实施，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今年（2014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强力主下放的权力，主要是属于发改委的权力。我们知道，即使在国家三天两头强调控制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发改委依然在审批新的投资项目。
可见，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注释]下放权力，也有更好地落实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的考虑。
但接下来要注意的问题是：行政审批事项的下放，是否给地方政府进一步扩大投资、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更大的便利？经验告诉我们，一些原本目的明确、定位积极的改革，很容易被地方政府在片面追求高增长、大政绩的背景下所扭曲。
在对待改革问题上，地方政府往往会更功利一些，一谈及改革首先提改革红利。改革绝不可太功利，不能总盯着眼前能看得见的红利，必须重视长远利益。制度改顺畅了，红利自然会来，一直盯着红利的改革是很难彻底的。
政治家应该以远见卓识、博大胸襟和敢于担当的大勇气、大智慧去主导改革，而不应该以生意人精打细算的所谓精明和斤斤计较去实施改革。
我们经常讲制度创新，其实，制度首先需要的是遵循，而不是创新。在制度、管理等方面，发达国家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这样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少付出很多成本。另外，经济转型绝不是按照人们给它规定的路线、模式、目标转型，而是打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促使经济自然转型。
这正是向市场放权、充分发挥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意义所在。
第二，逐步化解过剩产能，调整经济结构。
GDP出政绩，政绩出官，是一种强大的激励力量。这种力量进一步强化了以投资为主导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跟房地产调控一样，产能过剩的治理也是越治理过剩得越严重，为什么？因为经济增长的模式没有改变！
中国的很多问题，如果追根溯源，就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经济增长模式。因此，李克强再三强调“不调整经济结构，就难以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就难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刺激了许多行业的大规模投资扩张。技术层面的因素为产能过剩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据统计，国内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自2004年开始显现，2005年以后一直呈现日益凸显、加剧的状况。截至2008年，中国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已有210种。在我国工业39个大类行业中，不少行业存在着因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而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
并且，产能过剩呈现出“越治理越过剩”的趋势。产能过剩在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等传统产业“尤为突出”。对这些行业，国际上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80%～85%比较合理，但在中国，这些行业产能利用率目前大体在70%～7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发布的研究报告甚至认为，中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仅为60%。
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迫在眉睫。
2013年5月13日，国务院强调，坚决完成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等硬任务，严禁核准水泥、电解铝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坚决停建违规在建项目。
这次，能否走出一边抑制一边继续扩张的怪圈呢？我们接下来将做进一步分析。
第三，盘活存量资金。
我们已经知道，超量货币投放所支撑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是导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位居全球第一的根源。截至2012年底，中国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美国的1.5倍，位居全球第一！截至2013年底，中国广义货币余额更是达到了美国的1.66倍。
下图为2012年主要经济体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
巨量货币犹如一个巨大的“堰塞湖”，一旦爆裂，其引发的灾难性后果无异于数个原子弹的集体爆炸——这种巨大的破坏性是任何经济体都无法承受的，更何况对于一个结构畸形、基础脆弱的经济体而言？
怎么办？
笔者在《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中提到，要为超发的货币找到“海绵”。中国一直用的吸纳货币的两大“海绵”分别是楼市和股市。但是，房价已经处于令人望而生畏的高位，而股市由于其高风险、低回报的特点已经伤害了无数投资者，新股发行一度被暂停，其吸纳超发货币的能力也变得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找到新的“海绵”。在城市对超发货币的吸纳能力几乎透支殆尽的情况下，这个新的海绵就是农村这个庞大的市场，这正是城镇化的推出变得如此紧迫的原因之一。
2013年11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慎重稳妥地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这种规定归根结底都需要通过货币这个媒介来完成，相关“流转交易”过程就是货币化的过程，这就能够慢慢地把农村这个市场的货币吸纳能力给激活、放大。
除了“海绵”，用好存量资金，让存量资金发挥积极作用，无疑是最完美的选择——既有利于化解风险，也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
2013年5月13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指出，在存量货币较大的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较高。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6月8日，李克强再度要求“要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6月19日，国务院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推出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推动民间资本进入等八项金融新政。
我们知道，要调整经济结构，就必须接受低增长的现实。从某种程度来看，也可以把放低增长速度当作调整经济结构的前提。
早在国务院2012年11月21日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就明确地说：“我们不片面追求GDP，将来的发展可能会经历一个中速增长期，很难长久保持两位数，但是只要保持住7%的增长，到2020年实现小康就完全有可能。”
2013年3月17日，答中外记者问时，李克强说：“要努力实现2020年的目标，测算一下，这需要年均增长7%左右的速度，这不容易。”
同样是对经济增长7%的表述，态度却略有不同。前者显得轻松，而后者则显出压力。
2013年5月24日，李克强在瑞士金融界人士午餐会上演讲时指出：“我要说的是，中国一季度以来经济发展稳定，因为我们预定的今年实现GDP增长目标是7.5%，7.7%超过7.5%，这在合理的运行区间。与此同时，城镇的就业人数增长了470万，其水平和过去大体相当，而且还有所增长。”李克强说，在国际经济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在中国经济增长基数已经很高，而又存在着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状况下，有这样的增长和就业是来之不易的。按照中国对未来的规划，要实现2020年比2001年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未来的7年中，经济增长只要6.9%就够了。
从保8到7.5%的计划，再到6.9%的表述，在新一届开局的几个月中，展现出来的是与过去不同的看待经济发展的思路。那么，这种构想能够顺利推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