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的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

上海自贸区被定位于“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实际上，这一点也正是自贸区的意义所在。

让我们从头说起。

2013年3月27～29日，李克强总理在江苏、上海调研时称，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的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机制。

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8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称，为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注释]，创新对外开放模式，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务院决定的试验区域内暂停实施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等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

从上海自贸区意向被提出来到原则上通过，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如此雷厉风行的飞速推进，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决心和紧迫感。这意味着政策将以强大的引领力量，动用、凝聚各种资源来完成上海自贸区的试验。当时，外汇占款连续几个月减少，显露出外资撤离信号。上海自贸区的推出，意在打造出一个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样板，这个信号会重塑、增强世界对中国坚持改革的信心。而改革会产生红利，这种红利就会继续留住外资，留住人们的信心。

当然，这种信息对于非常敏感的投资者而言，是更有价值的。敏感的投资者在疯涨的自贸区概念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在中国做投资，找寻发展方向，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跟着政策走。

那么，上海自贸区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为何被看得如此重要？

在中国的大布局中，上海自贸区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第一，树立起新的改革大旗。

与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相比，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则是一个更大胆的试验：中国需要通过一个试验，找到下一步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改革的方向，找到从制度层面将市场化改革向前推进的更稳妥的方式。

从这一点来看，上海自贸区之于中国就如同20世纪的深圳之于中国。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样板和起点，而上海自贸区则在事实上被作为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样板和起点。

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指出：“上海建设自贸区是以开放倒逼改革，因为现有体制中最难改革的就是审批制度，而上海建设自贸区就要按照国际规范来突破这一难点。”上海自由贸易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也指出：“中央政府在上海建立自贸区的意图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

应该认识到，市场经济是目前为止人类社会能够看到的效率最高、成本最低、腐败最小，最能体现公平竞争等优势的经济形态。通过市场化改革逐渐压缩权力主导、影响经济运行的空间，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乃是大势所趋。

关键问题在于，中国需要时间，需要在日益宝贵和紧迫的时间里，尽快促使中国经济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我们将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这种紧迫性！

第二，让外资对中国的改革更有信心。

中国拿出自贸区这种新的改革措施，来向世界表明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的决心，继续保持对外部资源尤其是资本的吸纳力，让外资继续看好中国——保持外资对中国的信心对于中国借助外力稳定的发展意义重大。

自贸区建设为什么从提出到批准通过那么迅捷？对比一下，那段时间正是中国外汇占款增速下降的时候，2013年的6月和7月甚至是负增长，表明资本在流出中国。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令决策层担忧的信号。

该信号意味着资金双重压力下的紧张。一方面，资金外流。另一方面，中国的货币供给具有鲜明的内生性特征，即货币供应量不是简单地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商业银行等微观主体的行为以及外汇流入因素显著地影响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变化，从而使得货币供应在很大程度上从属或适应于货币需求。从基础货币的结构变化来看，近年来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占比呈不断下降趋势，外汇占款已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何外汇占款快速下降的时候，国内资金也往往容易出现紧张的原因了。

2013年前7个月的新增外汇占款分别为：6836.6亿元、2954.3亿元、2363亿元、2943.5亿元、668.62亿元、-412.05亿元、-244.74亿元。而到了上海自贸区建设获批后的8月，新增外汇占款才停止负增长。

下图为2013年1～8月我国新增外汇占款数据。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吸引外资是为了尽快实现高增长的话，那么，在这个阶段重新强化对海外资本的吸引力，更多的是基于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方面的考虑。随着美国逐步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如何能够保持对外资的持续吸引力，将是一项日趋艰巨的任务。对外资而言，最大的吸引力源于制度的完善和公平、公正、透明的有规则可循的法制化的环境，中国只有在这方面有大的突破，才能避免将来因外资的抽离而陷入困境。

2013年9月27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国际化贸易普遍化、常态化，培育贸易新型业态和功能，鼓励跨国公司建立亚太地区总部和探索设立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和资源配置平台。同时，加快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推动生物医药、软件信息、管理咨询、数据服务等外包业务发展，允许和支持各类融资租赁公司在试验区内设立项目子公司并开展境内外租赁服务。

“自贸区意味着更优惠的政策、更大的开放度。”

第三，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目标瞄准新加坡。

现代航运业既是经济交往的条件，也是重要的经济部门，在全球化的今天，其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港口是航运的起点和归结点，也是航运业的枢纽，航运业的发展促成了港口经济的发展。

港口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世界所认识，而港口经济的发展，正是海权思想在贸易上的拓展。美国战略家、海权论奠基人马汉提出：海洋对濒海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对外贸易的主要交通线上控制海洋，是国家强大和繁荣的纯物质性因素中的首要因素。

综观世界历史，许多国家都曾走过因海而兴、依海而强的道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崛起就是如此。[注释]在全球化逐渐深入、国际贸易迅速增长的今天，港口已成为军事争夺之外的另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竞争焦点。尤其是集装箱的出现，大大降低了货物运输的成本，从而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形态，建立起了新的经济形态[注释]，港口经济得到了更迅猛的发展。

二战后，为什么东亚的发展最引人瞩目？因为从日本，经由中国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由北向南发展了一系列的港口和城市，首先从东京、横滨、神户、大阪，经仁川、台北、高雄，到香港、新加坡，然后到曼谷、吉隆坡、马尼拉等地。这些港口不仅带动了城市，而且辐射到更广的地区，使东亚东南亚很快兴旺起来。

据统计，世界上约80%的贸易都靠海运完成，而中国的外贸产品90%以上依靠海运。海运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最成功的典型当属新加坡，总面积虽然只有647.5平方公里[注释]，且资源匮乏，但它依托港口优势迅速崛起，其城市人口90%以上的就业与港口有关。新加坡的自由港、自由贸易区、仓储加工区、旅游区、金融街等，都是依托港口建立起来的经济产业链。新加坡港作为一个世界大港，得益于地处国际航运战略要道——马六甲海峡一端，并且它还是一个天然的深水避风良港。

中国在过去一直忽略海洋，直到近年来才恍然醒悟过来——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

中国如果能够充分发挥沿海的港口优势，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复制20世纪东亚成功的经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打开一个新的空间。而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瞄准的正是新加坡这样的港口经济强国。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积极发挥外高桥港、洋山深水港、浦东空港国际枢纽港的联动作用，探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积极发展航运金融、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管理、国际航运经纪等产业。

中国的目标，是依托上海洋山深水港的强大基础，以上海为中心，逐步建立起中国的港口经济链条。2005年12月10日，经过三年半的建设，中国最大的集装箱港——洋山深水港建成投产，这是国际上超一流的港口。国际港口协会会长皮特·斯特鲁伊斯先后3次来到洋山深水港，他感叹：“我走过世界上所有的大港，也见过一些建在海岛的港口，但像依托洋山这样的孤岛，在离大陆如此远的地方，建规模如此大的现代化港口，殊为罕见。”

由于洋山深水港的“加入”，上海港2007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615万标准箱（TEUs），首次跃居世界第二，超过中国香港，仅次于新加坡。[注释]2010年，上海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907万标准箱，这一数据比新加坡多出大约50万标准箱，首次超越新加坡成为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

下图为2012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码头吞吐量。

从上图不难看出，全世界吞吐量前十大集装箱码头中，中国内地已经占了6个，加上香港，中国占了7个，这无疑为中国发展港口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也应该认识到，港口经济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鹿特丹在1986年以前还是世界第一大港，并且雄踞世界第一大港近30年[注释]，而今已快滑出前十。

与新加坡相比，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内地城市，在软实力方面仍不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包括制度环境、服务效率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而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正是为了在这些方面追赶上来，通过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更为大胆的改革，促进上海港的发展，这不仅会对城市经济产生推动作用，还对城市所辐射的内陆腹地产生间接作用。

当然，新加坡也不会坐等上海赶超。

2012年11月，新加坡交通部长吕德耀表示，为了保持新加坡在海运事业方面的领先地位，新加坡政府将继续投资以增加港口的容量。与此同时，进一步提高港口的生产力，以满足港口在安全、安保以及环保方面的需求。

2013年8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提出，在未来若干年将该国港口年吞吐量提高两倍。根据李显龙的计划，新加坡政府打算在2027年将目前的转运港搬迁至西部的大士。大士靠近新加坡的工业中心，港口年吞吐量高达6500万标准箱，几乎是现有的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吞吐能力的两倍。一些泊位在2022年就有望建成。除了港口建设，新加坡政府将扩建樟宜机场现有规模，并将在2030年把目前位于市中心地区的一座军事基地搬迁至樟宜地区，用于写字楼及商用住宅建设。

新加坡所依靠的马六甲海峡这个咽喉要道的独特地理位置是中国不能相比的，新加坡作为全球最大供油枢纽的地位仍然非常稳固，并且，新加坡的创新能力、制度环境、法制化程度、市场化水平、开放自由度等方面一直排名世界前列。中国要在这些方面超越过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服务为例。新加坡被业内公认的优势是：新加坡港集装箱码头的客户服务质量举世无双，信誉度很高，除非恶劣天气原因，几乎很少发生船期耽搁现象，码头装卸效率高，集装箱船舶在港口码头的周转时间非常紧凑，可谓“短平快”。

由于服务出色，新加坡港务集团被公认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综合性海港与物流服务公司，是“亚洲最佳集装箱码头经营者”“亚洲最佳海港”等大奖的常年获得者。新加坡邮轮中心已经成为世界各大邮轮公司在东南亚的枢纽港，年均接待约7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多次被英国的《梦幻世界邮轮观光地》杂志评为“最有效率码头经营者”，多次蝉联“最佳国际客运周转港口”。

新加坡港务集团还积极向海外拓展，截至2007年，它就已经在全球8个国家参与了13个港口的发展项目。

再以金融为例。从国际经验来看，港口带动金融的发展，港口的发展也需要金融的支持。世界上大部分著名港口都是以发达的金融业作为支撑的，纽约、新加坡同时也是世界金融中心。要发展港口经济，缺少金融改革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要在金融等领域进行“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面临着重重阻力。

比如，关于利率市场化试点，就有央行资深官员表示担心，不同意在上海自贸区内优先实施利率市场化，认为这应是全国统一的计划。他们认为，“若率先在上海自贸区内实施利率市场化，恐怕全国存款都会被吸到自贸区去”。[注释]而倘若没有利率市场化，就不可能有一个功能完备的债券市场。而债券市场的落后制造了新的风险。这是因为银行最终只能增加贷款，从而加大了信用风险。

如何突破阻力，找到更妥善的方案，推动金融等领域的改革，直接关系着上海自贸区的发展。

新加坡属于市场经济非常成熟的国家，它同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中东等。新加坡实行的自由港政策，具体体现在实行自由通航、自由贸易，允许境外货物、资金自由进出，对大部分货物免征关税等。新加坡港极为重视国外一些重要港口的动向，及时采取各项对策应对其他国家港口出台的收费下调措施，避免老客户被他人拉走。新加坡港还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如对中转货物减免仓储费、装卸搬运费和货物管理费等，以吸引世界各国船运公司，进一步巩固其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注释]简单说，一年之内相当于世界现有货船都在新加坡停泊了一次，所以新加坡港被冠以“世界利用率最高的港口”。[注释]

新加坡依托的是国际航运枢纽的天然优势，依托的是国际市场资源，上海港依托的基础则是中国内地，而内地运输成本的高昂是一个潜在的隐患。早在2002年，世界银行就在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境内把一个集装箱从一个中心城市运到一个港口所花费的费用，是把这个集装箱从该港口运到美国的三倍。[注释]中国的这种体制性弊病显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对自身的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

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关乎上海在港口上的竞争力。

从2010年，上海虽然超过了新加坡，但双方吞吐量非常接近，始终没有拉开距离。2011年，上海港的集装箱吞吐量是3170万标准箱，新加坡是2994万标准箱；2012年，上海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为3250万标准箱，新加坡是3160万标准箱。双方数据一直咬得很死。

上海要保持对新加坡的领先优势，并不容易。

第四，打造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目标瞄准伦敦。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有这样几句话：“探索在试验区内设立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和资源配置平台，开展能源产品、基本工业原料和大宗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扩大完善期货保税交割试点，拓展仓单质押融资等功能。”

这一改革目标曾引起巨大争议。

我们知道，中国的许多大宗商品都是净进口的，而这些商品的进口执行价都是依据国际市场不同交易所的价格确定的，假如中国能够直接参与进来，就能够在争夺定价权方面慢慢改变被动的局面。

以铜为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金属消费国，每年的铜需求量超过800万吨，占全球消费总量的约43%。中国铜需求量的一半源于进口，上海是最主要的进口口岸。2012年，通过上海综合保税区（含洋山保税港区）进口的电解铜超过100亿美元，占全国进口总量的1/3。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是全球三大金属交易所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家（拥有全球工业金属期货80%的交易量），其结算价是基本金属产品定价的基础。遗憾的是，LME一直未能在中国设立交割库。

目前，LME在全球14个国家的36个地区拥有700多家核准仓库，绝大多数位于美国和欧洲，其中，美国有11个核准仓库，欧洲则有15家。在亚洲，LME共有9个核准仓库，分别位于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这些仓库的很多客户来自中国，大陆企业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物流和仓储费用，这也造成了资源配置上的扭曲，因为在中国内地这个最大的商品市场，LME却没有仓库。

不同的仓库，交割价格也不同。供求关系和运输成本都是影响最终交割价格的因素，亚洲区对铜的需求量大，铜的买家很多也在亚洲，而亚洲仓库相对较少，部分导致亚洲的铜交割价一般高于欧洲。

是LME不想在中国设置交割库吗？

不是。事实上，早在2005年，时任LME首席执行官的Simon Heale就在上海表示，考虑在上海建立一个交割库，称“这将是该交易所在中国大陆建立的首个交割仓库”。[注释]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搁置。

2012年12月6日，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完成了对LME的13.88亿英镑的收购计划[注释]，为LME在中国大陆设立交割库扫清了很多障碍。

一旦LME在中国大陆设立交割库，将对中国的大宗商品消费提供更安全的保障。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属消费国，当全球范围内大宗商品供应过剩时，会尽可能地选择运往位于上海的LME仓库。而国内需求短缺时，也可就近从上海的LME仓库进货。如此一来，很多金属的交易成本会大大降低。

假如中国以此为契机，结合上海期货交易所等国内交易平台的发展，就能为中国在大宗商品定价权方面改变被动局面创造条件，并为建立中国在包括金属类大宗商品在内的交易中心地位打下基础，待羽翼丰满，对伦敦这样传统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地位发出挑战。

但是，这种改革同样面临阻力。

早在2008年，出于稳定国内期货交易发展的目的，中国证监会就规定，禁止任何境外期货交易所及其他机构在境内指定或设立商品期货交割仓库，以及从事其他与商品期货交割业务相关的活动。这正是阻碍LME在内地设立核准仓库的主要因素。

在讨论允许境外交易所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交割库问题时，中国证监会认为“设立LME期货交割库会影响国内期货市场定价权”。

这种反对理由令人匪夷所思，因为2012年，中国香港已经完成了对LME的收购。明明有利于中国改变定价权弱势地位的举措，怎么变成了负面的结果了呢？

我们知道，目前国内商品期货的交易价格都是含税价，而国际上主要商品期货的交易价格都不含税。以铜为例，LME铜期货价格是世界铜贸易的定价基准，铜现货价格以LME期货价格加上一定的升贴水进行定价。由于当前中国大陆并未设立LME铜交割库，国内铜贸易企业的外盘套期保值，不得不在境外交货，这使得国内贸易商在利用期货工具进行避险时存在一定的障碍。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提及的保税交割，即指在保持现有交易规则体系不变，保持完税货物进行实物交割不变的情况下，在交割环节新增保税货物进行实物交割。这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对国际大宗商品和期货价格的话语权。最为关键的是：如果未来包括LME在内的多家机构的仓库落户上海自贸区，那么以交割库为基础，大宗商品的现货交易、银行质押融资和保险配套服务都会发展起来，将有利于争夺国际定价权，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商品定价体系中的地位。

有媒体指出，中国的期货市场在不融入世界的情况下，常常脱离供需在投机的作用下独立运行，这种割裂境内外市场的状态，令风险对冲无法彻底进行。比如，“上海的铜价不受供需影响，投机因素的影响很大，因此价格会偏离LME价格”。[注释]这种情况在国内期货市场并不鲜见。比如，有的时候LME的铜价出现大跌，国内的一些投机商反而在国内期货市场拉抬铜价，掠夺那些认为国内期价会跟随外盘下跌的投资者。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铜需求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铜的买家而言，国内投机商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不惜损害民族利益来获取投机暴利。一个市场，只有走向规范，才能具有套期保值、发现价格等功能；否则，被投机左右，只能沦为赌徒的工具。

因此，“在内地是封闭市场的情况下，哪个价格能够代表真正的市场价格还是一个问题，如果能够打通海外通道，上海铜价和全球价格之间的差价空间就会缩小，对铜的生产商和原料需求厂家都很有利”。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中国的市场不能再偏于一隅，而应该在制度逐渐健全、法制化逐渐规范的道路上，慢慢融入世界，改变自己，也对世界产生影响力。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打造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

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在试验区内实现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建立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

增强金融服务功能。推动金融服务业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支持在试验区内设立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允许金融市场在试验区内建立面向国际的交易平台。逐步允许境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交易。鼓励金融市场产品创新。支持股权托管交易机构在试验区内建立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支持开展人民币跨境再保险业务，培育发展再保险市场。

尤其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对而言，仍是非常大胆的。但是，有限度开放资金管制和外资期待中的低税率未能达到预期，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会降低上海自贸区的吸引力。

对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我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中有清晰阐释，即在5年内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逐步实现。而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其中完全可兑换和基本可兑换的资本项目达到了2/3。如果区分主权货币，有80多项，其中1/3已开放。

下表为由新华社旗下的中经社控股有限公司联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共同发布的“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排名。

从上表不难看出，上海是中国唯一有可能挑战传统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促使世界金融中心东移的城市。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意在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便利，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建立奠定基础，从而对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构成正面的竞争。

但是，任何改革都是需要面对一定风险的。比如，自贸区内金融更大尺度的开放可能导致资金外流的风险。

东南亚等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尝试过汇率市场化，但由于经验、能力与经济实力不足，开放到一半，就积聚起巨大的债务与泡沫，短时间内泡沫崩溃。事实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后发国家成功地进行彻底的汇率市场化改革，甚至发达国家也风险重重。日本汇率彻底放开的结果是泡沫上升走向崩溃，欧元经不起次贷危机的轰炸……

人们最担心的是，人民币重蹈东南亚与日本货币泡沫的覆辙。不出意外的话，企业将排队在上海自贸区备案，境内外大规模的货币将涌向上海自贸区，形成庞大的货币“堰塞湖”。货币自由的原则就是：打开一道缝，就相当于开了一扇窗；开了一扇窗，就相当于开了一扇门。上海自贸区的货币水位必然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也会带来更多的资产泡沫。这是金融业监管者持保守态度、不积极支持的最大理由。汇率风险是上海自贸区面临的最大风险。

尤其是，2014年，随着美国逐步完成削减购债，货币政策将回归常态，从而在客观上对全球造成紧缩效应，而接下来势在必行的美联储加息，将进一步吹响资金回流美国的集结号，加速资金回流美国的步伐。假如这种情形与中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改革对接，将产生巨大的风险——这是绝不可以忽略的风险。

而且，金融属于虚拟经济范畴，中国最近10多年来，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远远滞后于虚拟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弊端。这一看法可能让很多人感到奇怪。事实上，世界上的金融中心，基本都是在坚实的有高科技支撑的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是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和出口基地，国内制成品的90%销往国外。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脑磁盘驱动器和硬盘的生产国和出口国，也是世界重要的半导体生产和出口国，同时还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

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贸易总额大于GDP的国家之一。1994年，新加坡对外贸易总额约是GDP的2.9倍，人均对外贸易总额高居全球之冠。1994年，新加坡的出口商品贸易额占世界出口商品贸易总额的2.3%，在世界出口商品贸易额中居第12位。同时，新加坡的出口服务贸易额占全球的2%，也居全球第12位。[注释]因此，新加坡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比较强。

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更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只有依托强大的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发展才能成为有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