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通过超发货币来支撑风险越来越大的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是通过盘活存量资金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决策层非常期待的改革。

所谓“盘活存量资金”，就是把此前已经超发出来的货币，从虚拟经济中、从闲置状态下吸引到实体经济中，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血液，助推实体经济的发展。再通过实体经济的成长，做大蛋糕，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化解债务飞速累积的危机。

那么，应该如何盘活存量资金呢？

我们首先必须弄明白资金不愿意到实体经济中的原因。以房地产这一虚拟经济中最核心的主体之一来看，中国房价这些年来除了2008年的短暂调整，绝大部分时间是快速上涨的。房地产的持续、稳定、安全的赚钱效应，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根本无法相比的，这正是一些原本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在2007年前后密集向房地产领域进军的根源。

随着2012年大转折点的到来，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企业越发感受到生存的艰难。由于在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总裁班授课，笔者经常和国内的企业家们交流，他们带给笔者的最直观信息是：2012年以后，实业越来越难做了。于是，一些企业削减规模，关停厂矿去买房，希望搭上房地产的末班车，从上涨的房价中赚一笔钱。

这是非常悲哀的现实。

且不说这些人很可能成为房价逆转的牺牲品，单就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永远是基础，一个个企业就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细胞。企业家们代表着一个经济体的未来，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的创造者。当从事实业、创造财富、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家们，在悲凉的现实面前放弃自己的理想，对一个国家而言，是何等危险的事情！

因此，要盘活存量资金，就必须让从事实业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这是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鼓励他们继续在实业中坚定走下去的最重要的前提。

那么如何让做实业的人能够踏踏实实做下去呢？首先就是减税，并且是幅度较大的减税。在做实业越来越难的情况下，对企业减税，可以把更多的利润留给企业，企业就可以维持生产，或者扩大生产，或者提高研发投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这样，企业将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对企业减税，也可以使企业有能力拿出更多的资金发给职工，提高职工的收入。当然，也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这既能解决我国财富分配不公的顽疾，也能有效化解内需不足的难题，可谓一举两得。

问题在于：如果大面积减税，那些已经铺开的投资项目如何维持呢？会不会因此出现大面积的烂尾工程？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而恰是这些看起来非常现实的问题，正在成为调整经济结构的最大障碍。

2013年7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当年的8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并抓紧研究相关长效机制。这将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享受与个体工商户同样的税收政策，为超过600万户小微企业带来实惠，直接关系几千万人的就业和收入”。[注释]

月销售额2万元，即使按照20%的利润来算，也才区区4000元的利润，像这样的小微企业一旦关门，直接就是失业问题、生活无保障问题。因此，这种减税力度和覆盖范围，更多是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而非促进经济增长的考虑，距离盘活存量资金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而在2013年11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关“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表述，与人们对减税的期待也有一定距离。

这其实透露出了一种无奈和矛盾。既想调整结构，又不想面对伴随而来的阵痛！

政府所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事实上，为下一步的改革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当这一问题与“钱荒”现象联系起来，就变得更为棘手。这正是2012年大转折节点之后的现实困境所在。

我们知道，2012年之后，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关键问题在于——中国缺少一个可以为进一步改革保驾护航的缓冲带。

这个缓冲带是什么？

首先就是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现在这个时间段的改革，说白了，就是削弱政府所主导的投资规模，让位于市场。问题是，这个领域的改革，或者是结构调整，一定面临着转型中所必然出现的失业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失业保障非常健全，即使在失业率高得惊人的情况下，社会依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

2013年5月，欧元区失业率达到12.1%，是欧盟统计局自1995年开始发布这一数据以来的最高值。其中，失业状况最严重的是西班牙和希腊，失业率分别高达26.9%和26.8%。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依然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欧元区为23.8%，欧盟为23%，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年轻人的失业率分别高达59.2%、56.5%和42.1%。只有德国较低，仅为7.6%。为解决不断高企的年轻人失业率，欧盟领导人一致通过了总额高达80亿欧元的《促进年轻人就业方案》。

年轻人是所有失业者中最不安分的群体，最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很难想象，在年轻人失业率超过50%的情况下，社会还能正常运转而不被动荡打破。

不能不承认，保障体系所起的缓冲作用，为执政者调整政策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在前面笔者已经谈到，当进入2003年开始的周期之后，应当大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民众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方面的负担，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激活消费，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样，经济就能够步入良性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李克强也撰文指出：“社会保障是一张‘安全网’。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可以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消费意愿。”

遗憾的是，2003年开启的更大的投资规模，尽管也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上做了努力，但无论是相对于庞大的投资还是相对于民众的实际需求而言，都没有真正把问题解决好。不仅如此，由于政府主导的投资规模的扩大需要以货币的海量供应为基础，民众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被通货膨胀稀释了。

《求是》杂志指出，自1990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意愿增加，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这既缘于收入水平的变化与分配差距的扩大，也和转型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相关。比如，人们在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预期支出压力较大，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特别是房地产价格高企，使得人们不得不抑制即期消费以满足居住需求。

国外学者也持这种看法。笔者2009年访问美国时，与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中国经济问题教授巴里·诺顿进行过交流。他认为中国居民储蓄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在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后，子孙后代的人数减少，在职居民对未来的老年生活缺乏安全感。

只有构筑起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消除民众的这些后顾之忧。

但是，这一块依然是中国的短板。

在从2013年开始的这个阶段，我们痛苦地发现，如果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缺少一个重要的缓冲带——完善由社会保障构建起来的缓冲带。这意味着，中国无法承受经济慢速增长所带来的诸如失业率增加等问题。一旦失业率上升，就会立即转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中国所缺少的另一个缓冲带，是以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换过程中的一个能够安稳“转身”的空间。

因为投资规模过大，并且摊子已经铺开，必须依靠源源不断的资金供应才不至于形成烂尾工程。资金供应稍微跟不上步伐，一些投资项目就难以做下去。而且，产能过剩的状况原本就已经非常严重，正是依靠这些庞大的投资项目，才消化掉了部分过剩产能，不至于引发严重问题。一旦投资项目由于资金供应等因素出现问题，产能过剩的隐患也会立即浮出水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也很难承担经济慢速增长的后果。

我们都有这样的基本常识：在狭小的空间里，人们想转身的难度就会变大。

理想和现实的距离，看起来很远，其实真的很远。

2013年3～6月，以盘活存量资金、强化市场作用为主基调的改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2013年7月8日～10日，李克强总理在广西调研，并于9日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李克强指出：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与此相适应，要形成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针对经济走势的不同情况，把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保就业或控通胀、防风险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采取的措施要一举多得，既稳增长又调结构，既利当前又利长远，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这是新一届领导人第一次提出上下限，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意味深长，因此备受关注。

根据2013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2013年GDP增速不低于7.5%，居CPI不高于3.5%，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4.6%。也就是说，李克强再次明确，2013年的GDP增速不低于7.5%，CPI不高于3.5%。有研究者大胆预测：温和财政刺激可期。

从当年二季度的数据（如206页上图所示）来看，GDP增速稳定在7.5%附近，在这个位置把调结构与稳增长同时提出，意味着，政府在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并不能接受低于7.5%的增长速度，此为经济增长的下限是没有疑问的。

中国各级政府在GDP态度上，有着一个潜规则：中央规定的数字，被各级地方政府逐一增加，越往下增加越多。因此，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把五年GDP预期增长目标定为年均增长7%，而“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速为11.2%。

2003年至今，每年的GDP预期增长目标都超额完成，在经济增速最高的年份，实际增速甚至高出了预期增速6个百分点还要多。

下图为2003～2013年，中国GDP预定增长目标与实际增长的比较。不难看出，实际增长全部超过预定计划。

更离奇的是，中国地方上报的GDP数据总是比全国的GDP数据高。如果将一个国家看作一列正在疾驰的列车，那么经济数据就是显示列车运行状态的仪表盘。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自然在这个仪表盘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但在中国，自1985年开始，中央和地方在这个数据上的“不同步”已是常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地方GDP之和与全国GDP总额2004年相差3万亿元，达19.3%；2006年相差0.8万亿元，达3.84%；2007年相差1.2万亿元，达5.1%；2008年相差2.6万亿元，达8.8%。2009年上半年，各省GDP之和超出全国1.4万亿元，全年相差2.68万亿元；2010年上半年，各省GDP之和超出全国1.45万亿元，全年相差3.2万亿元；2011年上半年，各省GDP之和超出全国约2万亿元，全年相差4.6万亿元。[注释]2012年全国各省（区、市）核算出的GDP相加总量达到57.69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高出5.76万亿元，相当于多出了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的经济总量。“1加1大于2”的怪现状又一次出现。

地方GDP之和超过全国数据的对比情况，从下图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来。

从技术层面来看，重复统计、统计资料来源和系数不一致等因素，的确会造成统计结果出现一定的出入，但相差到如此离谱的地步，透露出来的是天下人尽皆知的一个秘密：地方政府为了做大自己的政绩，不惜在统计数据上造假！

国外研究者也指出，由于GDP是被用来衡量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指标，他们有足够的动力扩大或歪曲这些数字。数据收集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减小了统计数字的准确性。

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央政府把GDP下限定为7.5%的时候，地方层层加码，到县一级，有的地方已经超过了10%。地方政府在强烈追求政绩的鼓舞下，必然将调结构的努力废弃，地方政府只关心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关心经济结构是否健康，由地方政府承担调结构的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意味着，在改革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理想面前，遭遇到了现实的瓶颈。尽管201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政绩考核要突出科学发展导向，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注释]，但在惯性思维之下，地方官员追求政绩的冲动在短期内是很难扭转的。

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把城市交通、机场扩建等审批权下放，被地方政府抓住，变成继续猛烈扩大投资的工具，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因此，GDP增长下限的确定，实际意味着保增长的重要性重新被强化。这一点，通过货币的投放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

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3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经达到了116.07万亿元。

当理想遭遇现实，在大棋局中显得极其迫切和重要的调结构之路，又变得日趋遥远和漫长。看着再次擦肩而过的机会，看着隐患继续悄然无息地成长，有几人能感受到下一步棋局的阴冷和凄凉？

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最终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归宿。这一增长模式还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