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政策对资源的引领、配置发挥着主导作用。改革开放至今，政策对资源的配置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资源配置从农村引入城市（比如，资金供给紧张的农村、储蓄基本上被用于城市的发展等）；二是资源配置（包括矿产资源、人力资源等）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

这就使得中国经济面临着两大不平衡难题：一是西部经济落后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不平衡（催生出了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构想）；二是广大农村落后地区与城市发达地区的不平衡（催生出了后来的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战略构想）。

在初始阶段，这种不平衡迫使很多劳动力从落后地区涌向东部地区、从农村涌入城市，低廉的劳动力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笔者做这种冷静表述的时候，忍不住要对那些流血流汗的劳动者送上敬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何尝不是牺牲者？他们的收入与他们的奉献相比，太少太少了。这个时代应该为这种亏欠感受到道义上的羞愧。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平衡的加剧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大多数个体宁肯接受一种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的低效率的结果，也不愿意接受一种不公平的结果。”

在一个被称为“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中，第二位参与者有权否决第一位参与者制定的分配方式。如果第二位参与者行使了否决权，那么，双方都将一无所获。传统经济理论提出的标准策略是：第一位参与者给自己留下99美元，只给第二位参与者1美元；而后者会接受这种分配，因为1美元总比一分钱不得要好。

然而，事实上，第一位参与者分给第二位参与者一般平均是30～40美元，如果第二位参与者分到的钱少于20美元的话，他宁愿得不到一分钱，也不愿意只得到20美元，因为4:1的分配不公平。

这种不平等的代价，对于人如此，对于地区发展同样如此。尤其当资源稀缺的东部沿海地区，借助西部的资源和劳动力迅速发展起来时，资源所在地的西部依然贫穷，这种区域失衡问题就会加剧。当不平衡的发展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滋生出一种情绪，从而影响到地区稳定。对于西部民族问题较为复杂的情况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从经济层面来看，根据美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者胡佛的论述，自然资源优势、集中经济和运输成本是构成复杂的经济活动区位结构的三个基础因素。我们对比进行分析：

西部矿产等资源丰富，而制造企业一般都在东部发达地区，西部的资源向东部输送，物流成本高，时间成本高。如果直接在西部开发、利用资源，就能节省大量成本，提高效率。

而且东部的产业越发密集，环境污染严重，无法再容纳新的工业企业的扩张，东部更需要产业升级，提升技术含量，这使得东部产业有向西部转移的内在动力。

从消费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一直在走投资拉动经济的路线，民众收入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尤其西部较为贫困，需要通过西部大开发，增加西部地区的民众收入，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提高整个西部地区的消费水平，解决投资畸高而消费畸低的顽疾。

另外，房价和其他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价持续上涨，导致城市的居住、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农民工工资虽然也在上涨，但其工资涨速远跟不上物价涨速和生活成本涨速，导致农民工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也需要产业西进。

因此，西部大开发乃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说，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问题逐渐暴露后必须走的战略布局，并且这种战略布局不会因为领导换届而受到影响。当我们对照今天的现实情况来看，中国从2000年着手做的西部大开发规划，是具有相当超前战略眼光的。

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地区特指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广西、内蒙古这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

2001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了具体部署。

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西部大开发总的战略目标是：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西部。[注释]

西部大开发使得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速度加快。2013年8月26日，国家发改委在其发布的《关于印发2012年西部大开发工作进展情况和2013年工作安排的通知》中说：“自2007年起，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已连续6年超过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扭转了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势头，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区域。”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西部大开发的成就，仍然主要是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2000～2012年，西部大开发累计新开工重点工程187项，投资总规模3.68万亿元。到2012年末，西部地区人民币贷款余额12.1万亿元，增速比全国高2.7个百分点。发改委表示，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加强对西部地区发展形势的预判、政策措施预研和重大项目储备，包括研究提出2013年西部大开发新开工重点工程等。西部大开发等于是延续政府投资拉动的固有思路，这就意味着，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延续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顽疾。

我们知道，资源是有限的。当20世纪80年代深圳等沿海城市开放的时候，那里集中了全国的资源，所以发展非常迅速。而西部大开发的时候，资源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惯性已经形成，基础差、底子薄的西部作为后起者，很难在短期内打造出自己的优势。更何况，西部大开发涵盖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地域广阔。因此，西部大开发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如果延续固有的投资拉动思维去做，就无法使西部得到更有效率和更高质量的发展。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三位学者的研究表明：西部大开发除了使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本存量相对东部地区来说有所改善之外，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没有得到改善。

首先，2000年后，全国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加速增长，但是中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超过西部地区，说明西部大开发并没有给西部地区带来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

其次，众所周知，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FDI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综合投资环境。我国西部地区在对FDI的吸引能力上本来就比中东部地区差，而西部大开发后，FDI的增长率下降得比中东部地区更快。显然，西部大开发并没有显著地改善西部地区的软环境。

再次，产业结构升级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而中东部地区的服务业增速明显要高于西部地区。由此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并没有改善西部地区的生产率。

最后，从政府支出情况来看，西部地区在1987～1999年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每年增加5.4个百分点，而在2000～2007年平均每年增加8.4个百分点，增加率上升了3个百分点，而中东部地区同期每年只是增加了0.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就政府支出而言，西部地区的政府支出规模在西部大开发之后增加了。研究证明，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过多的政府支出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过多的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损害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和效率损失。

结论就是，西部大开发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实物资本和基础设施等有形资本的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尤其是软环境，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而软环境往往反映了一个地方经济增长的潜力，它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往往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不仅如此，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冒进——这是政府主导投资过程中很难避免的问题，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等问题。我们常说，西部大开发应该是建立在西部生态大保护基础之上的良性的可持续性的开发，而不是急功近利的开发。问题在于，西部地域广阔，政府很难有足够的财力投向西部，西部省份就会充分利用当地的矿产资源等优势，通过对资源更快、更多地开采等方式，为大的投资项目筹集足够的资金，这必然导致环境问题。

在西部大开发开始后的第二年（2001年），有研究者就撰文指出：甘肃省草场退化面积高达713万公顷，约占全省可利用草场面积的44.4%。还有些地区乱挖滥采甘草、发菜、锁阳等行为未得到有效制止，一些采金、采石等小矿点对植被的破坏和其造成的污染不容小觑。

该研究者不无忧虑地指出，随着大开发的进行，如果不予警惕或处置不当，也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会给生态环境造成若干负面影响，增加自然资源退化和环境污染的风险。

新疆、青海、宁夏、甘肃、西藏的森林覆盖率分别只有0.79%、0.35%、1.54%、4.33%、5.8%。植被面积的减少是导致水土流失的直接原因。在整个西部地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是陕西、甘肃、宁夏、青海4个省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制约着西部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从根本上来说也影响到全国，尤其是长江和黄河下游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在开发其落后的西部地区的时候，刚开始也遭遇过严重的掠夺式开发问题，草原过牧、森林过伐、土地滥用、洪水泛滥、水质污染，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但美国很快进行了严厉的纠错：先后制定了《泰勒放牧法》《土壤保护和国内配额法》《农业调整法》等多部法律，规定开矿必须复田、农牧业开发必须防止水土流失、砍伐森林必须扶植幼林、开办企业必须保护水源等，使生态环境损失得到补偿，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

而且，为了使其西部开发更有效率，美国一开始就大力从欧洲引进科学技术，使西部迅速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同时，在西部地区培育起了一个全新的产业：利用军事工业生产拉动经济发展，在西部发展了一批具有相当高技术水平和规模实力的军工企业；美国利用原有的军事高科技基础，再加上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以及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迅速发展了以航天、原子能、生物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极大地加快了美国西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步伐。

另外，靠货币投放支撑的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房价上涨等问题。事实也是如此。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西部许多中小城市房价开始了一轮悄然而快速的上涨。记者在甘肃、宁夏等西部省区调查发现，部分中小城市新建商品房价格比2005年同期猛涨30%～50%，中低收入人群也被迫成为“房奴”。整体上，小城市上涨幅度快于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上涨幅度快于大城市。在部分县级城市，房价甚至比中等城市还要高。

时间到了2011年6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上涨指数，同比价格涨幅超过5%的29个城市中，有23个位于中西部地区。

这其实非常容易理解。

在中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导致房价上涨的根源，投资越大的地区，货币向房地产领域的溢出越多，房价涨得就越猛烈，物价涨幅就越大，民众的住房压力、生活压力也就越大。

西部物价的上涨，再次证明了发展模式对于房价等的直接影响力。当然，这种模式的终结对于西部房价逆转的影响相应地也更直接。

应该认识到，西部大开发是解决中国经济区域不平衡的一个宏大战略，一旦这个战略在实施过程中走样，由此滋生的新问题和矛盾将为下一步的趋势演进埋下巨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