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新一届领导层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而且领导层在城镇化问题上表现出很大的紧迫感。

一方面，严重的城乡失衡已经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被房地产泡沫等因素困扰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激活新的增长点来化解经济增长停滞的难题。同时，通过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广大农民的购买力，以及消解日趋严重的产能过剩等难题，为工业经济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另一方面，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海绵来吸纳超发的货币，化解货币超发等风险，为调结构争取时间。

问题在于：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呢？

这是一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问题。

2013年6月30日，新华社发了题为《人大常委会委员痛批城镇化建设报告“贪大求快”》的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6月29日上午分组审议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时，不少委员认为，城镇化总体势头良好，但也存在一些盲目性：“现在一些地方已开始把城镇化的指标层层下达、层层加码。有的地方把重点放在扩大城市规模、新增城市人口方面，认为城市的规模扩大了，开发强度增加了，大广场搞起来了，道路搞宽了就是城镇化。”

有委员提出，推进城镇化建设，要防范五大误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避免缺乏产业支撑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一哄而上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大量农民“被迫上楼”，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只重视“物的城镇化”而轻视“人的城镇化”。

很显然，一些地方正在强力推进的城镇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而是大城市化。那么，决策者心中的城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李克强总理在他的论文中，曾非常详细地论述过这个问题。

他在《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和《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指出：农村问题并不能简单地靠“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来解决，因为这会使城市传统部门恶性膨胀，“城市病”特征更加显著；也不能“依靠在城市中扩张工业部门”来解决，这“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

而乡镇企业在我国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蓬勃兴起。乡镇企业自然地向原有的和近年来形成的以农村贸易为主的集镇集中，而这种集中又促进了集镇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

“已有的经验表明，基于主要依靠在农村就地转移劳动力、推动农村城市化的给定条件，只能通过进入农村工业部门来实现。因此，三元结构的形成是我国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的唯一选择。”无论是从当前还是从长远看，城市工业部门显然是无力大规模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因此，只能走发展农村工业部门的道路。“只有推进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我国工业化的实现才是可能的。”而“结构转换的最根本问题之一，在于占我国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如果没有人口不断较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村工业部门效率低下、技术落后、信息闭塞的特征就不可能根本改变”。

结论是：这就需要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于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应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逐步发展为中小城市。与此同时，农村工业部门的扩张必然会推动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包括劳务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的发育，从而使以产业进入农村工业部门的农村人口继续向现存的城市转移。我国中小城市发展不够，尤其在小城镇有了较大发展以后，这个问题更为突出。中小城市的发展，无疑给农村人口的转移提供了机遇。

这种城镇化的发展思路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路线图：

乡镇企业发展→人口向小城镇集中→促进交通运输等设施建设→逐步发展为中小城市→继续向现存的城市转移。

应该说，这种城镇化发展路线图，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

在新一代领导层提出城镇化观点后，有关部门提出的却是“正在准备打造10个城市群，将我国区域性城市群的数量提升至17个”；“在城镇化规划出台前期，有关城市群的角逐也显得日益白热化……城市群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同时，城市群还会带来很多问题，例如人口过度集中、交通拥堵等问题。”

这种思路是继续发展大城市，通过大城市的进一步扩张带动城镇化的发展。这与领导层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

而且，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中国过去的城镇化其实一直走的是“精英流动”路线，即农村或小城镇、小城市中的佼佼者、富人或人才精英等向大城市转移。普通的农民工变成市民，看上去很美，但仅仅住房一项，就把这些人拒之门外了。中国的高房价成为城市化道路上最高、最冷酷的一个门槛。大城市的房价更高，城镇化进行这样的定位是与现实相悖逆的。

而且，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土地私有化比例高，拥有土地的民众成为城镇化的最直接受益者。也就是说，城镇化伴随着民富，而中国的土地性质和土地政策决定着，城镇化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无法形成良性循环。

既然城市病[注释]问题已经充分暴露，为什么有关部门依然喜欢把城镇化带回到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化的老路上？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下图为中国2000～2012年的城镇化率。

综观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现状，均是以损害自身的环境质量和社会效益为代价的。城市经济发展引起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属于城市化后发国家，原本有机会借鉴各国的历史经验以避免城市病的发生，遗憾的是，我们非但未能如此，很多时候反而变本加厉。

以普遍拥挤的城市交通为例。在一些大城市中心地区，在2006年前后，机动车平均时速就已下降到每小时8～10公里。全国31座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大部分交通流量负荷接近饱和，有的城市中心地区交通已接近半瘫痪状态。一些城市不得不采取小汽车分单双号行驶的措施。因城市交通不畅，运输效率下降，每年造成经济损失达数百亿元。

研究者依据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做出的分析显示，交通拥堵让北京市每年损失1056亿元，相当于北京GDP的7.5%。

至于雾霾对人体的危害，就更不用说了。

在北京，机动车排放的废气一氧化氮的水平，高出世界卫生组织空气清洁标准78%。同时，每天还有1000辆新车上路。

2013年1月12日，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官网和官方微博公布的PM2.5浓度数值，很多地区达到700微克/立方米以上。受大雾影响，当天下午，北京南苑机场关闭，所有航班取消。大雾也影响了行车安全，追尾等事故明显增加。北京空气质量持续重度污染，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疾病患者有所增加。医生表示，这种天气主要对患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病人有相当的影响，另外还包括感冒、发烧、咳嗽等患者。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显示，2010年，污染在中国造成了120万人过早死亡。

一项比较研究显示，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对空气污染设置的上限，甚至比“9·11”刚发生后的纽约空气污染更为严重。

对于这样的报道，很多人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可是，如果对比一下欧美很多城市的PM2.5，它们的PM2.5数值很多都在15微克/立方米以下，这是否会让我们的内心隐隐作痛？

下表为纽约、伦敦、东京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对比。

下图为美国首都华盛顿2000～2012年PM2.5指数（加权平均数）。从2011年起，已经降到了10以下，对比一下北京动辄300以上的数据，不是太“销魂”了吗？

国际上普遍采用环绕城市的绿带、嵌入城市内部的“绿楔”等措施美化城市，防止城市的无节制扩张。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就在其著作《明天——一条引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提出建设田园城市，强调在城市周围保留一定的绿带。1955年，英国剑桥城地方政府就考虑用绿带控制大面积建设用地的增长，保护城镇的特殊品质。英国在各地建成多个绿带。这些绿带对提升城市的宜居性无疑是有巨大帮助的，而且，绿带也能作为城市居民紧急避险的安全地带。但在中国寸土寸金、日益功利化的今天，绿带少之又少，生态环境日趋严峻。

城市决策者所处的位置，决定着他的思维方式。无论是有关部门，还是在有关部门工作的人，都居住在城市，无形中，就会形成城市利益先导的思维。某种程度上，农民的利益诉求在这种决策过程中往往被忽略。我们知道，政策对资源具有强大的引领、配置作用。

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为什么大城市越来越拥堵？为什么人们都在涌向大城市？因为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无论是好的学校、好的医院，还是便利的公共交通、相对完善和优质的社会保障体系，都集中在大城市。人们如果不向这些大城市集中，就无法享受这些资源，无法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回报。

因此，大城市的人越来越多。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2年末，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069万人，比2011年增加51万人左右。而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数量将达到2300万人。到2020年，这一数据最高将达到2770.3万人。

这直接导致中国人才等资源配置的严重畸形。由于北京等一线城市不断整合、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资源，并且是最优质资源，所以也吸引人才向这里汇集。其他地方如果想吸纳人才，就必须给出更好的条件和更高的待遇，以弥补该地方与北京等一线城市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其实代表着一种福利。

资源的畸形配置也是导致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价持续上涨的根源。道理很简单，全国的人都在涌入北京，哪怕是雾霾都吓不退。这就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独特现象。

不仅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同样集中了全省的优质资源，成为一省之中人口蜂拥而至的地方。这在导致中国的城市病越来越严重的同时，也造成了小城镇发展过程中的空心化问题。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就像一条长长的食物链，处在最低端的扮演着输出资源的角色，这直接导致了城镇化过程中的空心化现象。

中国的房价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一直往下，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正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资源配置过于畸形造成的。同样具有这种阶梯状特点的还有拉美等地，由于“这些国家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上层统治者总是倾向于把政治中心同时打造成为经济中心”，而导致“大城市化”“超大城市化”特点非常明显。[注释]

而美国则没有如此明显的界线。比如，美国首都华盛顿无论是其经济发展水平、民众收入相对水平，还是其房价水平，在美国的地位都比不上类似我国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在全国的地位。道理非常简单，美国联邦政府无权把全国的优质资源向首都汇集。

因此，房价由资源配置所形成的阶梯状，其实质是权力布局的阶梯状特征在房价上的投射。

问题是，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吗？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吗？

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人，2012年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就已经达到2069万。

由于人口剧增，全北京市每天要消耗2.4亿度电、2400万立方米天然气、6.5万吨煤、2万吨汽柴油、1000万立方米水、9000吨口粮、1700吨猪肉、1000吨食用油、2.6万吨蔬菜；每天产生1.7万吨垃圾，排放400多万立方米污水。

在这样的人口与环境承受力的扭曲关系下，不出现城市病是不可能的。仅以水资源为例，目前，北京市98%的水源靠外地调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

事实上，早在2005年，北京市水务局副总工程师刘培斌就明确指出：“南水北调每年调水入京10亿吨，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北京的用水需求。而按照发展规划，北京市2020年人口将增加到1800万以上，从人均的水资源占有量来说，增加了300多万人口。引入南水北调外来水后，人均占有量仍不足300立方米，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30。北京还是处于缺水的状态。”[注释]而2013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114.8万人，远远超过了2020年人口1800万的目标！缺水问题，将成为北京市未来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

下图为北京市2000～2013年常住人口增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