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碰撞是难免的，尤其是两种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在利益方面的碰撞会变得更为激烈。
我们很清楚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通过未来全球性的大危机，制造廉价收购优质资产、掌控世界财富的机会，从而彻底化解自身的债务问题。美国经济的快速复苏，正在不断强化其力量。
有些研究者根据美国的就业率情况来判断“美国的复苏依然脆弱”，是非常错误的。虽然，美国的就业率还没有达到它理想的目标，但对于一个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国家而言，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在就业率缓慢上升的背后，是科技含量更高的自动化技术日益广泛的普及，这将大大提升美国的竞争力。
2014年1月中旬，美银美林分析师迈克尔·哈奈特（MichaelHartnett）发表了其研究结论：40年来，全球制造业机器人数量从无到有，迅速增加，2015年将达170万，而同期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却从2000万个骤降至约1100万个。虽然近几年奥巴马动作频出，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制造业就业，但从大趋势来看，工人被机器人取代的趋势似乎无可避免。
而此前，牛津大学教授弗雷（Frey）和奥斯本（Osborne）发布的一份名为“未来就业：就业对人工智能的敏感性分析”的报告，研究了人工智能代替各行各业工作的可能性。他们的发现令人瞠目结舌：有将近一半的美国现有就业岗位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因此，就业率没有大幅度提升不仅不能说明美国经济复苏的脆弱，反而在给我们传递一个更加值得重视的信号：一个更为强大的美国正在迅速成长起来。
美国在以高科技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引领之下，迅速聚集起更加可怕的力量，它将在未来的全球大危机中，将这种力量彻底释放出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不讲策略而凭借强大的力量蛮干。
这从来都不是美国的风格。
美国在实施这一将彻底改变美利坚命运的重大战略的过程中，也有它自身的阻碍，它必须扫清这些障碍。一个非常直观的问题是：如果有别的国家抢在美国前面抄底，将会怎样？
这是美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否则就容易为别人做嫁衣。
美国常年施加压力，逼迫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制造业造成了重大打击。但这也有利于强化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升值的货币在国际上理所当然是会受到欢迎的。
金融服务公司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系统（Swift）的数据显示，2013年10月份在与全球贸易相关的信贷协议中，采用人民币作为融资货币的比例从2012年同期的4.4%升至8.7%，超过了欧元和日元的占比，不过仍远远低于美元。美元在贸易融资中的占比为81%，欧元和日元分别为6.64%和1.36%。
尽管贸易融资只是日交易量为5.3万亿美元的外汇市场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人民币在贸易融资中使用比率的迅速增长凸现出人民币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国际清算银行（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s）2013年9月发布的报告也显示，人民币首次跻身全球十大交易货币。该行称，3年间，人民币的日均交易额增长了两倍多，在2013年达到1200亿美元。
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可以让美国和其他外资公司从中国供应商处获得更有竞争力的定价。中国央行去年表示，外国进口商使用人民币结算可以节省2%～3%开办信用证及购汇或结汇等的结算成本支出。对中国供应商而言，接受人民币付款节省了把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的成本，也规避了汇率波动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正在利用人民币升值的优势，不断到全球各地进行大收购。
以房地产为例。仅在2013年9～10月之间，伦敦房地产卖家平均要价就从49.37万英镑升至54.42万英镑。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卖家要价就升了10%。有统计显示，外国人买走了伦敦中心区新住宅物业的七成。中国买家是这些海外买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著名房地产中介公司认为，中国买家大约在2009年涌入英国房地产市场，从此，伦敦中央区的房价增长异常迅猛，每年的涨幅均在10%左右。
在澳大利亚，过去几年里，中国是其房地产市场的购买生力军。2010～2012年间，中国买家的数量猛增75%，而仅在2012年一年里就完成了约242亿元的交易额。即便金融危机给所有的经济体和金融市场带来了挑战，但是澳大利亚的房价依然维持5%～25%的增幅。
美国房地产市场，同样是中国人投资的重点选择。
中国是美国住宅房地产的第二大海外投资者。根据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的统计数据，2013年1月～10月，中方投资者已经在美国商业地产领域投资了58.9亿美元，近6倍于2011年、2012年的投资总额（9.6亿美元）。
全美房地产商协会的数据也显示，中国投资者于2012年3月～2013年3月间在美国房地产领域投资81亿美元，占美国来自海外房地产投资总额682亿美元的12%，仅次于加拿大。但美国并不是中国投资者的唯一选择。中国在海外的房地产投资有2/3位于欧洲、澳大利亚及新加坡。
在2014年2月召开的美国私募股权房地产大会上，70%接受调查的投资者认为，2014～2016年间，美国将成为全球获得中国房地产投资最多的国家。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中国这份在全球疯狂“扫货”的狂热不减，即使有优质资源要收购，中国也走到了前面。
中国高速增长的GDP也让美国备感压力。以购买力衡量，2007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13%，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20%。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中美经济的预期，2011～2014年间，中国经济将增长24%，而美国仅仅增长7.6%。如果忽略支出结构以及通胀程度的变化，那么2014年全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出美国0.12%。
2014年4月，世界银行赞助的国际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ComparisonProgram）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在2014年取代美国，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除了上述原因，在美国的中东棋局中，通过制裁消耗伊朗和叙利亚，削弱它们的实力，甚至将它们拖垮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构成。但是，美国走这一步棋同样面临着阻碍。
美国要打击叙利亚，有中、俄反对。
美国要强化对伊朗的制裁，又遭遇到中国这一难题。
由于美国的制裁，伊朗的原油产量逐年下降，2011年被伊拉克超越，退居欧佩克第三位。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是伊朗原油的第一大买家，而欧盟是伊朗的第二大出口对象。在欧盟强化对伊朗的制裁以后，从伊朗进口原油的主要是中国、印度。
虽然中国也减少了从伊朗的原油进口，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要中国和印度等国继续从伊朗进口原油，就等于在制裁伊朗问题上开了一个口子。美国更难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
2013年9月22日，据伊朗《德黑兰时报》报道，中国从伊朗的石油进口量正在迅速增长，2013年8月份，中国从伊朗进口石油较2012年同期增加了17.5%。8月份中国每天从伊朗进口43.63万桶石油。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11月，中国自伊朗进口的原油同比上升25.9%，达到221.3万吨。
这对于伊朗意义重大。
石油出口占伊朗所有出口所得的80%，占政府收入的50%～60%。伊朗政府2012财年预算预测，每天能出口220万桶石油。而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数字，伊朗2012年底日均原油出口100万桶。制裁导致伊朗每季度损失90亿美元。
由于西方不断升级的制裁，尤其是2012年7月1日，欧盟开始禁止进口伊朗石油，导致伊朗已陷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其货币里亚尔汇率频创历史新低，日用品价格暴涨。
但只要中国和印度等国继续从伊朗进口原油，美国通过制裁扼杀伊朗的效果就必然大打折扣。
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遭受制裁，伊朗已接受用人民币结算其向中国供应的一部分原油。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从西向东的转移。这些措施（如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现在正推动人们在交易中使用人民币。”
笔者在《时寒冰说：欧债真相警示中国》一书中做过论述，美元是美国最核心的利益所在。
有研究者指出，信用货币体系下，美国是全球货币政策的实际制定者。美元供给的每次扩展都直接导致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上涨，这增加了生产国的成本，削减了它们的储备，并造成了输入型通胀。随后到来的美元贬值更直接降低了生产国和资源国储备的实际购买力。这种国际经济中的三元结构在美元霸权的驱动下，导致了一个世界扩张的成本最终由其他两个世界承担：最被动的是资源国，最痛苦的是生产国（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型生产国，买什么什么涨，卖什么什么跌），而消费国则凭借国际铸币权，始终位于食物链的上端。
美国当然要全力以赴地维护其货币霸权。
但是，美国强化对伊朗的制裁，却在客观上给人民币结算原油提供了契机。这一点或许是出乎美国意料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从两个方面让美国感觉到了痛：一是制裁伊朗不能“全封闭”，二是人民币结算原油。
美国研究者指出，由于中国与俄罗斯敢于抵制美国推翻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和对伊朗实施严厉经济制裁的努力，奥巴马政府官员对莫斯科和北京大发脾气。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谴责中俄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称美国对此行为“不可原谅”。
这些因素的累积，最终导致了美国的战略大调整——使美国把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了以俄罗斯、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即“战略新移”。这也正是美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态度突然转变的原因所在。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暂时的和解稳住叙利亚和伊朗，对前者利用内战消耗——叙利亚对美国而言，早已成为熟透的桃子，只是何时愿意摘的问题。对后者则通过制裁不断削减其力量，而悄悄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以中俄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
这是美国“战略新移”的外因——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战略新移”包含的首要含义是“危机新移”，即在未来的大危机中，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南非）排在了前面。而通常所提及的“战略东移”（这里的“东”指的是亚太，前面的“新”指的是新兴经济体），美国实际上早在2010年就开始了。2010年5月，奥巴马向国会递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提出亚太地区是美国未来关注的重心。
在欧洲、北非、中东逐渐减少其军事存在并宣布反恐战争告一段落后，美国很明确地将于2014年与北约一道将其战斗部队撤出阿富汗。美国在减少军人人数及优化各军兵种构成进程中，将主要的海空军力移向其认为可能会对其霸权地位构成直接挑战的亚太区域。
美国决定在2020年以前，将60%的海军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多次在亚太地区进行名目繁多的军演。在政治上，以军演显示美国的军事存在，安抚盟国，威慑对手。在经济上，美国军演展示新型武器，促进军火销售，刺激国内经济。
由于紧缩预算的压力，奥巴马计划在今后10年内削减489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美国军工产业的国内市场萎缩，迫切希望拓展海外市场，于是，亚太地区成为美国最大的军火倾销场所。制造地区紧张气氛，使得美国的传统盟友日本、韩国均争先恐后地签订了不少昂贵的订单。
美国进行亚太战略调整往往会对中美关系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而且，难以缓解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原因在于，历史上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激烈的冲突和对抗。
无论是战略东移还是新移，都代表着美国战略的调整。
但笔者认为，“战略新移”对美国战略调整的表述更为准确。许多研究者对美国战略东移后的表现表示困惑，认为美国对战略东移的表述经常发生矛盾，奥巴马政府对亚太战略的表述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和收缩。
这种困惑就在于，没有真正看清楚美国的大战略布局——新兴经济体将要爆发的大危机，将是对其大战略的最准确的诠释。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会从美国大战略角度进一步分析。严格地说，美国的大战略早已超越了地缘战略的概念，而是围绕着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主线展开，以稳步构建起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
2014年4月，在美国与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翻脸的情况下，奥巴马访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亚洲四国，不仅没有向中国示好，反而表露出明显的制衡中国的意图。美国明确表示，美军已经准备了多种方案，将强有力地应对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即中国南海）和东中国海（即中国东海）的“任何挑衅行动”。这些方案包括向靠近中国的地方派遣B-2轰炸机，以及在接近中国沿海水域的范围举行航母演习。还可以采取一些更具挑衅性可选对策来对抗中国，其中包括：扩大美国战机的侦察飞行规模，派遣航母进入中国沿海附近的有争议水域，其中包括台湾海峡。
并且，美国与菲律宾达成了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该协议将允许美国的军舰、飞机和部队使用位于菲律宾各处的基地。
如果仅从“战略东移”的角度来看，很难理解美国这种两面树敌的态度，但如果从“战略新移”的角度来看，则一目了然。对美国而言，以俄罗斯、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乃是美国大棋局中的首要对手。
当然，在与俄罗斯交恶的同时，美国依然赤裸裸地展现出和中国对抗的姿态显得并不智慧。2014年4月18日，美国凯托学会高级研究员特德·盖伦·卡彭特（TedGalenCarpenter）撰文指出，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同时交恶令人十分担忧。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使华盛顿与莫斯科、北京的关系，永远要比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奥巴马政府笨拙的外交政策甚至可能将俄罗斯与中国推到一起，让它们消弭彼此严重的分歧，而共同对抗来自美国的威胁。
在奥巴马亚洲四国访问结束后的第一天，中国国防部宣布中国与俄罗斯将很快在东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且，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20日访华，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与中国签订一项规模巨大的能源换投资协议。
现在，我们对美国的战略新移做进一步的分析。
这是一盘非常精彩的棋局。
美国的“战略新移”，尤其是从中东的伊拉克撤军，将使这一地区重新陷入动荡。美国难道没有看到这样做的后果吗？不仅看到了，而且在有意促成这样的结果。中东的动荡对那些原油严重依赖这一地区的国家而言，将是致命的伤害，其经济更容易崩溃，廉价收购的机会更容易裸露出来——这恰好与美国的大战略实现了完美对接。
美国的另一步棋是从阿富汗撤军。一旦美国和北约在2014年底完成撤军，阿富汗将重新陷入战乱——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结果。10年阿富汗战争，并没有能够解决塔利班问题。为什么美国还要撤军呢？
阿富汗国民40%的是普什图人，人口将近1300万，与它毗邻的巴基斯坦也是普什图人的聚集地，两者加起来，人口将达到4000万。
一旦美军撤离，阿富汗的动荡将首先祸及巴基斯坦——中国最铁的盟国。其次，将祸及中亚——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能源之门。而美国则可以趁乱重返中亚——中亚的地缘战略和能源地位要远远高于阿富汗。
对美国而言，其战略大调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此前谈到过“中美金融恐怖平衡”问题。中国对美国出口廉价的商品，换取美元，中国再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国债。说白了，美国打了一个借条，把中国的商品和卖商品的钱又都拿走了。这种恐怖平衡，是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的黑暗日子里正常维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随着房地产热的持续，制造业的重要性在中国慢慢削弱——房地产的赚钱效应不仅吸纳了资本、人才，也对制造业造成了抽血效应，维持房地产热得以持续的庞大的货币投放，导致制造业成本的快速上升。终于，中国的制造业从鼎盛走向衰退。东南亚等地因劳动力、原材料成本更低，从而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的廉价商品供应地。
中国各级政府对制造业的衰退并没有太在意。因为房价持续上涨带来的充足的土地财政收入让地方政府显得财大气粗。这终于催生了2012年中国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转折，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中美贸易顺差将很难维持，中国也将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大量地购买美国国债。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财政平衡，也慢慢被债务压力打破。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金融恐怖平衡正在悄然无息中发生巨变。对美国而言，中国可被利用的价值正在慢慢变小。
那么，中美金融恐怖平衡结束以后，美国如何再构建起一种新的恐怖平衡呢？那就是引爆全球经济危机，促使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资金向美国流动，流到美国的这部分资金或买美国的房产、股票，或买美国的债券——也就意味着新的平衡的建立！
除了上述因素，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催生了中国庞大的海外收购力量——这直接威胁着美国大战略目标的实现。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促使美国的战略新移。
既然如此，美国为何在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态度“软化”了呢？
如果能够看懂美国的棋局变化，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了。
中国划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与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有相当一大块是重叠的。美国一方面不承认中国划定的防空识别区，一方面又敦促美国民航飞机尊重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规定。在客观上给世界造成了一种非常模糊的概念，而正是这种“模糊”的模棱两可的表态，会造成中日两国在东海识别区问题上的持续对峙。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效果，因为这种航空识别区的重叠，加大了中日两国“擦枪走火”的风险，一旦陷入这种局面，对中国和日本将是巨大的财富消耗。而这两个国家，恰恰又是美国最大的两个债权国。
美国是借力打力的战略高手。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访问。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但就在尼克松访华之前的一年——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署《归还冲绳协定》（《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定》），美国将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的一切权利移交给日本。美国以日本拥有“施政权”为由，把联合国交付美国托管的琉球行政权交予日本管理。同时，美国还错误地将原属中国领土的钓鱼岛也包括在琉球群岛管辖区域内。
1971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而不属于琉球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冲绳，美国政府片面宣布对这些岛屿拥有所谓“施政权”，这本身就是非法的。[注释]
事实上，连美国媒体都认为责任在美国。《纽约时报》评论称，在中日两国之间钓鱼岛主权争端中，美国一直是麻烦的制造者。美国不仅在1971年主观地将岛屿的管辖权交给日本，从而造成了这一问题，还宣称美日安保联盟适用于这些小岛，导致日本对华立场更加强硬。
事实上，无论是从中国还是日本的史料来看，钓鱼岛都不属于“琉球”，而是一直被作为中国台湾岛及澎湖列岛的附属无人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本为中国固有领土，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有中国自己的称谓。而日本直到1900年才有冲绳县师范学校教员黑岩根以“尖阁列岛”命名钓鱼岛，被日本政府采用至今。
日本也有学者承认这种基本事实。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村田忠禧在其论著《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中指出，日本政府关于“对尖阁列岛[注释]的基本见解”是无法经得起检验的谎言。对于主张尖阁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日本政府而言，这是难以承认的、极其不利的事情。但是，公文告诉我们，这正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美国政府无视事实还那样做，其实是故意埋下了一个楔子，使中日两国因为领土问题互相牵制，而这个楔子正是在尼克松访华之前埋下，可见这种布局用心的险恶。钓鱼岛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是中日之间冲突的导火索。
在美国战略调整之后，日本政府夸大中国威胁论，挑起钓鱼岛争端，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找到了结合点。
美国在韩日两国之间，同样埋下了一个楔子，那就是独岛问题。韩国和日本之所以在独岛问题上激烈斗争几十年，与美国在此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不无关系。甚至“直到现在，韩国政府也不知道美国在独岛问题上到底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美国战后在处理独岛主权归属问题上所采取的暧昧态度，直接导致了韩日几十年来因独岛主权问题的不断纷争，并将不断继续下去。“美国在独岛问题上采取的这种态度无不是出自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思考”，独岛问题不仅仅是韩国和日本两国间单纯的领土主权问题，而是与美国曾经在远东地区的国家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