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事关国运。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唯独秦国能统一天下？这与秦国实行开放而宽容的移民政策有关，优惠的移民政策促进了秦国人口的增长。
当时，秦国根据“地广民少、田宅有余”的国情，提出“利其田宅”“复之三世”等优惠政策鼓励三晋之民来秦“事本”，而且为这些政策赋予了法律上的权威。新来的移民从事农耕，为国家提供粮食；秦国原有的人民则致力于军战，为国家献出军力。秦国的国际移民政策最终帮助秦国统一了天下。
当今称霸世界的美国，不也是通过宽松的移民政策，将全球各国的精英、富豪吸引过去，从而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吗？
1808年以前，美国的人口仅为530万。当时的美国政府为了解决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一方面采取为多生养子女的家庭减免赋税等鼓励生育的政策，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在获得土地等方面给予外来移民，尤其是欧洲移民与美国公民同等机会的措施，以此吸引外来移民。51年后的1859年，美国全国人口总数增至3144万。
美国南北战争以后，林肯总统促使国会通过了《宅地法》，规定“凡有意成为美国公民的外国移民均可获得160英亩土地”。1863～1914年，有大约2710万移民涌入美国。1915年，美国人口已经达到1亿。
大量移民的迁入和人口的自然增长，极大地推进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1859～1909年的50年中，美国的加工工业产值增加了近10倍，资本增加了约17倍。1965年，美国新移民法的出台引发了移民进入美国的新一轮高潮，移民人口以平均每年近50万的规模逐年递增。1967年11月，美国人口已经增长到2亿。美国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从建国到其人口增长到1个亿用了139年的时间，而从1亿增长到2亿则只用了52年，从2亿增长到3亿更是只用了短短的39年，这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再看看沙俄轻易就侵占了中国东北大量领土的原因。
1644年，清兵入主中原之后，清朝认为黑土地是其“龙兴之地”，为了保护“龙脉”，将关东（山海关以东地区，相当于现在的中国东北地区，或称“关外”）划为禁区，严禁关内人涉足，加之八旗兵入关打仗，使得面积占全国1/5的东北地区，人口仅占中国的0.1%左右，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两个人。
而沙俄则采取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西伯利亚中东部）移民的政策，为侵占中国东北打基础。从1649年开始，沙俄不断侵略中国东北。沙俄最初的侵略军人数都非常少，东北地广人稀的特点给侵略者造成了太多的可乘之机。比如，1649年3月，哈巴罗夫带领70人的远征军就入侵黑龙江。1665年，被流放的杀人犯切尔尼果夫斯基伙同84人流窜到黑龙江流域，掠夺土地和居民，因此“立功”，被沙俄赦免罪责，担任阿尔巴津总管。
清军在进行了雅克萨攻城战之后，1689年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但沙俄加紧移民步伐，抽调军屯哥萨克、士兵和农民前往远东地区进行军事殖民。沙俄利用中国东北地广人稀的机会，将大片领土（超过150万平方公里）侵占。直到1860年，咸丰帝正式宣布关东地区全面向流民开放，以山东人为主的流民大量出关，东北的人口才慢慢增加，但迟来的移民政策已经无法挽回造成的恶果。
笔者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人口问题之重要，是超乎很多人想象的。
人口问题遭遇经济下滑，就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经济学家凯恩斯指出，在经济处于萧条阶段的时候，人口的迅速下降可能导致一个大灾难。从人口逐渐增加时期进入人口逐渐减少时期，衰退时期将延长。
这正是中国在2016年开启的这个阶段要面临的窘境。
这当然也直接涉及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的问题。
计划生育导致的并不仅仅是人口数量的下降。生育率下降是人为控制生育次数的结果，出生性别比失衡也由生育控制引起，而实行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接近正常。
性别比失衡是中国人口问题上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所谓“性别比”，是指女性人口与男性人口的比值，或者说，平均100个女性人口所对应的男性人口数量。由于在正常情况下，男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死亡率高于女性，大多数国家的女性人口都略多于男性，总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基本等于或低于100。一旦偏离这一正常值，则被认为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简称性别失衡。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相对死亡水平持续偏高，引发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2006年8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报告称2004年出生的婴儿中，性别比已高达121.2。200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20.5，女婴死亡率则是男婴的1.5倍，远超出正常水平且为全球最高。中国20世纪女性缺失3559万。同时，大规模的人口特别是女性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将导致男性婚姻挤压现象高度集中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使得城乡、区域间的性别失衡态势更加复杂和严重。
中国人口性别失衡现象引起了国际研究者的重视。马丁·沃克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性别失衡的地缘政治”的文章，他指出：几乎在任何其他地区，女性的数量都要超过男性，欧洲的比率是100:93.46。但在中国，由于超声诊断仪的使用，中国的男女自然出生比率已经从105个男孩比100个女孩，上升到120个男孩比100个女孩了。在某些地区，这种不平衡更为明显——旅游胜地海南岛的比率是135:100。这些多出来的男孩中很多人都将变得贫穷，无家可归，没有伴侣和家庭陪伴，这将导致犯罪率的上升，甚至引发地缘战争。
2004年5月，美国杨伯翰大学的瓦莱丽·赫德森和英国肯特大学的安德烈亚·博尔合作出版了《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他们认为，妇女的缺乏将导致这样一种局面：拥有金钱、技能和受教育优势的男子可以结婚，而没有这些优势的男子却结不了婚，他们会在社会经济底层形成一个光棍阶层。在中国和印度，到2020年，光棍将占到年轻成年男性人口的12%～15%。这就导致在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男人找不到妻子。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成年男子，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会通过暴力和犯罪方式联合起来，从而对社会构成危害。
在《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中，这两位专家把中国历史上的“捻军起义”作为“超男”引发灾难的典型代表。19世纪的中国淮北地区由于干旱引起了灾荒，生活的困苦使很多百姓选择杀死女婴。据他们的统计，当时中国淮北地区的男女比例达到了129:100，后来这些年轻人聚集起来开始聚众闹事，最终控制了一块领地，统治了600万人口，这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捻军起义”。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性别比失衡与瞒报有关。例如，在一些边远地区，为了躲避处罚，许多女婴没有报户口等。尽管如此，这些学者坦承，这依然不能解释中国性别比失衡逐渐加大的问题，因为性别比失衡即使在监控更为严格的城市也同样存在。
虽然这些学者的观点备受争议，但中国性别失衡的问题的确值得重视。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认为，未来数千万“男光棍”将成为诱发社会失序、冲击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对于中国这样已经出现人口生态失衡的大国来说，女性人口进一步亏损将令问题雪上加霜，负面影响极其深远。
2013年以后，人口性别失衡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而在2016年后则逐渐变得更为分明。研究者预计，2013年后，中国每年男性过剩人口将在10%以上，平均每年约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对象。
面对性别失衡的情况，人口学者提出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相关建议大致有几个出发点：
一是从解决出生人口性别失衡的角度提出建议。有研究者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衡是由生育控制引起的。大量数据表明，平均政策生育率高的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而平均政策生育率低的地区（计划生育严格的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不正常。因此，西藏（不限制生育）、新疆（政策生育率较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03～107。因此，建议国家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
二是从宪法的角度论证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王贵松博士撰文指出，绝大多数省份在实行一胎制的同时，还考虑各种因素实行了大量的特别两胎制（具备了某些条件就可申请生育第二胎或第三胎，如第57页图所示）。在生育权这一天然的基本权利上考虑如此之多的因素、做出不同的规定，这是否违反平等原则，显然需要进一步考量。
计划生育实际上就是私人按照国家的计划来生育，而生育是人最本能、最天然的基本权利，让私人的生育根据国家的计划来实行，确实与经济要按照计划来运转有几分相似，都是让国家之手伸入了本不该介入的领域。然而，如果说经济尚有公共性成分的话，那么生育则基本上属于个人私密的空间。计划经济体制已于1993年从宪法上予以废除，因此虽然经济生活中的计划或规划本身仍然存在，但计划生育制度应逐步予以调整。
图中所示一孩政策，包括绝大多数的城镇居民，以及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四川、重庆6省（市）的农村居民。
一孩半政策，是指农村夫妇生育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陕西、甘肃19个省（区）的农村居民。
两孩政策，一是各省（区、市）都规定，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二是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普遍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包括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的农村居民；三是天津、辽宁、吉林、上海、江苏、福建、安徽7省（市）规定，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农民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三孩政策，是指部分地区少数民族农牧民可以生育三个孩子。包括青海、宁夏、新疆、四川、甘肃等地区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以及海南、内蒙古等地前两个孩子均为女孩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云南边境村和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农村居民，黑龙江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居民。西藏自治区实行特殊的生育政策，藏族城镇居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藏族及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不限制生育数量。
诚如王贵松先生所言，在同一个国家却存在如此之多的生育政策，显然有违公平的原则。
鉴于人口问题的形势变化，中央最终决定对这一政策进行调整。
2013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实行“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的影响有多大呢？
早在2003年11月17日，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就公布了2003年上海市18～30岁年轻人生育意愿抽样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人口出生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打算生育子女数平均为1.1个，打算生育1个孩子的占81.4%。生育意愿逐步下降，从1983年到2003年进行的5次上海市民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显示，生育意愿已从1983年的2.04个孩子下降为2003年的1.1个孩子。
全国的情况，甚至农村的情况，都存在着这种趋势。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与生殖调查表明，56.4%的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是两个，想要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占8.1%。而到了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表明，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已经下降为1.73个。
中国有关部门和人口学专家做过的多次调查结果都显示：生育意愿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随着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的降低，实现生育目标的育龄妇女比例也不断降低。
这也是人口变动的一个基本规律，即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等，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人口下降。
人口学家研究认为，生育率下降是来自不同方向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近代以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结果。
第一，经济发展通过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对劳动力的需求由数量的扩张转向质量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有了发展的需求、享受的需求，生活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生育、养育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弱化了，从而有利于生育率的降低。避孕节育技术手段不断进步、医疗卫生条件日益改善，为生育率的下降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证。
第二，经济发展提高了城市化水平，有助于生育率的降低。而城市生活费用的提高、住房的拥挤、就业的困难等，更直观地促使人们降低生育率。
第三，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和提高妇女就业参与率促使生育率降低，因为妇女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上。
第四，经济发展促使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日益完善，社会承担越来越多的原来由家庭承担的职能，比如养老、保障、安全等，从而有助于促使生育率下降。
因此，人口问题一旦出现，解决的难度就会非常之大。很多国家之所以出台那么多鼓励政策还不能促使人口出生率上升，与上述影响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而且，有关部门由于部门利益等原因，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方面并不积极。
“从1980年到现在（2012年），若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1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得出：1.5亿～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2万亿元。”这个估算并不算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因2009年12月21日生下第二个女儿，被海淀区计生委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共24万余元。而对明星的罚款“很有可能达到几百万元”。
尽管我国的法学专家坚持认为公民的生育权利属于基本人权，违法生育的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征收社会抚养费没有正当依据，但这类罚款从来没有停止过，让有关部门获取了丰厚的收益。
2013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著名导演张艺谋超生事件，据专业人士推算，张艺谋需缴纳的数额“将是迄今为止我国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单笔最高额”，甚至有媒体根据电影票房等数据推算张艺谋的罚金“多则上亿元”。2014年1月9日，无锡滨湖区计生局向张艺谋夫妇寄发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其需缴纳社会抚养费总额达748万余元。
这场超生风波最后变成了媒体对张艺谋的讨伐，演变成了一场闹剧。2014年1月11日深夜，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谈及此事：请放过张艺谋，他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为了三个无辜的孩子，请不要让一个父亲失去尊严。
在对一位父亲讨伐的背后，笔者感受到一种深切的悲凉：如果张艺谋不是在十几年前退掉了美国绿卡，而是改变了身份，他是否还会面对这种讨伐？10年、20年后，当中国饱受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困扰时，今天那些帮助计生部门对一位父亲围追堵截罚取重金的人，该怎样看待今天他所做的一切？
非常蹊跷的是，为什么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刚刚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就出现了对张艺谋超生“围攻”的事情？在这个事件中，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之下，计生部门对“两孩”政策表现出不积极的态度，是顺理成章的。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两孩”政策后，2013年11月2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单独两孩”只有写入修订后的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并发布实施后，“单独”夫妻生出的第二个孩子才算合法生育。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也指出：此次单独两孩政策，之所以称“两孩”而非“二胎”，是强调生育的“数量”而非“胎次”。“单独”夫妇第一胎次是双胞胎或多胞胎的，不能享受单独两孩新政。
在很多国家即使通过经济奖励等手段都不能挽回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大背景下，有关部门的这种态度所导致的后果可想而知。
更严峻的现实是，即使国家允许部分家庭生第二个孩子，这些家庭未必就有这种意愿。过高的生活成本将促使人们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中国顽固的文化传统要求丈夫须给新娘提供住房、车等物质财富，而这种需求可能将大家庭推入债务的深渊。
更糟糕的是，环境污染、食品等问题也导致了一系列生育难题。
早在2004年，钟南山院士就指出，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的肠癌以及妇女宫颈癌和卵巢癌的发病率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趋势，而这些与农药、添加剂、防腐剂和催生剂的过量使用都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男性的精子浓度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男性的精子浓度1亿到5000万算是正常，现在3000万都算正常了。现在男性的精子浓度比40年前下降了将近一半。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
2011年11月26日，在“中美不孕不育学术高峰论坛”上，原国家计生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全国妇联第六届执委、全国计生委副主任吴景春指出，由于种种因素和工作压力的影响，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发病比例达到1/8，不孕不育患者已超过5000万，并还在逐渐增加，生育危机即将到来。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问题随着环境的恶化变得更加棘手。诚如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言，在经济处于萧条阶段的时候，人口的迅速下降可能导致一个大灾难。但在问题清晰地呈现出来以前，谁又能真正地感受到严峻性呢？
国人有亡羊补牢的教训，但我们这个非常健忘的民族，对待教训其实是有前提的，那便是“亡”的一定要是自己的羊——只有当自己的羊“亡”了，才想起来“补牢”。如果“亡”的是别人的羊，则以一种看笑话的心态对待，而不知道及时从别人“亡羊”的教训中看到自己欠缺之处。
因此，看看中国的历史，多少原本可以吸取的教训却被遗忘，以至于我们不停地重复那些惨痛的教训。在这种无谓的重复中，我们这个曾经伟大的民族一次次错失复兴的机会，而变成列强肆意欺凌的猎物、玩物。
读近代史，心之痛，难以言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