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新移”导致的另一个影响是，这种战略所形成的力量与中国内在的力量合二为一，促使人民币在2013～2015年的这个过渡期内完成筑顶过程，结束上涨，步入下跌轨道。这种趋势将延续到2016～2022年，在此期间，下跌的幅度和速度都将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不仅笔者这样判断，官方学术研究机构也开始感觉到了快速逼近的风险。
由国家信息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经济信息绿皮书：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2014）》明确指出：从经验来看，由市场预期和投机炒作推动的汇率波动，如果缺乏基本面支撑，就会出现超调现象。人民币汇率超调是指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超过了长期稳定均衡值，并因而被一个相反的调节所跟随。如果人民币继续快速升值，就可能出现“超升”，未来可能出现急转直下的危险。而2014年美联储可能退出量化宽松（QE）政策将推动美元走强，加剧人民币贬值风险。
这些年来，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为美国制造业的复苏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空间，这同时也会削弱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美国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快速复苏的大背景下，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动力已经不再那么迫切，相反，它在为下一步的战略布局的时候，开始提防中国利用人民币对外升值的优势，展开大收购行动，从而彻底打乱美国的战略部署。
2013年12月21日，美国联邦政府发布的最终报告显示，当年第三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4.1%，增速创下了近两年来之最。企业开支超预期是美国经济在2013年第三季度获得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预示2014年美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再进一步。
美国经济的好转，让美国在收紧货币政策方面可能会走得更为大胆，甚至可以说是激进。
任何一种货币，要想保持强势，一定要有强大而坚实的基础，包括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占据优势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水平）、优良的制度体系、先进的军事力量、强大而且健康的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发展、资金向国内流动等。
而中国在很多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即使这些并不明显的优势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人民币最近几年来的升值，本身就缺乏实业的支撑。
中国官方重要研究机构的专家对2013年人民币继续升值也开始高度警惕，认为人民币的强势升值缺乏基本面支撑：
一是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并非建立在经济强劲增长的基础上。2013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出现超预期下滑，第三季度虽企稳回升，但回升势头并不稳固。2013年9月，工业、消费、投资等关键经济指标回落，对汇率有重大影响的出口出现同比负增长。
二是海外美元兑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NDF）报价持续高于同期国内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说明海外市场一直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
三是跨境资金流入压力减缓。2013年第一季度，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1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1570亿美元；第二季度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缩窄为286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466亿美元。
基本面变化很难对人民币快速升值给出合理解释。国家信息中心的研究者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缺乏弹性的汇率安排以及市场心理因素是导致人民币出现加快升值的主要原因。2012年底到2013年，国际市场非美元货币兑美元纷纷贬值，日元贬值幅度超过20%，欧洲货币普遍贬值3%～5%，商品货币则贬值8%～10%。由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先稳后升，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出现大幅上升。但这种升值难以维持，“未来可能出现急转直下的危险”。
人民币升值的最大阻力来自日本的“掠夺式”货币政策的威胁。
我们知道，日本安倍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提高出口竞争力，一直强力实行弱势日元的政策。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射出“第一支箭”开始，日元贸易加权汇率下跌了25%。这种做法对同样倚重出口发展经济的中国、德国等国，产生了巨大压力，用“掠夺式”来表述日本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为过。
中国经济现在处于调整期，政府要从过度依赖投资向依靠内需转型，但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出口的作用相当于一个“稳定器”，如果出口也被废掉，那么转型之路就将终结。日本不惜通过货币的快速贬值来提升出口优势的做法，无疑对中国构成了巨大威胁。
在安倍“三支箭”下的中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放缓信贷投放，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如果听任信贷继续增长，中国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就会出现大量坏账，房价也会累积起更大的泡沫。显然，无论哪种情况，人民币都应该贬值。2014年2月底，人民币汇率在两周内下跌1.3%，原因就在这里。
人民币升值的另一大终结者是人民币持续不断的严重超发。
人民币超发严重，对内一直处于贬值的状态——这是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不需要看很具体的数据，老百姓通过这几年的菜价变化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截至2014年5月，美联储公布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11.3万亿美元。
截至2014年5月末，中国央行公布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118.23万亿元，折合19.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的经济规模远小于美国，但广义货币总量却是美国的170%，或者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超过美国70%！
这些年来，中国的M2一直高速增长。下图为2003～2013年中国M2预定增长目标（方格内的数字）与实际增速。
从上图不难看出，中国自2003年以来，M2增速加快，除了2004年、2011年和2012年M2实际增速略低于预定目标，其余年份都高于预定目标。2009年，M2的实际增速甚至高出目标10.7%，这种情况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绝无仅有的。
尽管2011年以后，M2的增速开始有所放缓，但由于基数已经非常庞大，新增的货币量依然惊人。比如，2013年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比2012年增长13.6%，增长的广义货币量却高达13.23万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中国一直到2000年的广义货币M2总量才达到13.46万亿元！
远远超过美国的庞大的货币存量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巨大“堰塞湖”。
在拥有如此之多存量货币的前提下，人民币要想保持对美元的虚幻升值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事实上，不仅专家、学者担忧，李克强总理也表示出了极大的担忧。他指出：“就货币来说，我们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2013年）3月末超过了100万亿元，已经是GDP的两倍了。换句话说，就是‘池子’里的货币已经很多了，再多发票子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大家都知道，恶性通货膨胀，不仅干扰或者说破坏市场，而且会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副作用和压力，甚至造成人心惶惶。”
信贷盲目扩张的另一个恶果是导致大规模失业。大规模失业的直接原因是劳动市场缺乏弹性，而银行系统在没有实际储蓄作为支持的情况下盲目扩张信贷，最终将造成大规模的失业。因为，盲目的信贷扩张会在大范围内导致错误的投资，而这些错误最终会暴露出来。
除此之外，信贷盲目扩张还导致财富的重新分配，加剧贫富分化。最先接受新增贷款的人，在市场价格还没有受到通货膨胀影响的情况下就进入市场，其实暂时地享有了更强的购买力。而后来进入市场的人将不得不接受更高的价格。这样，通胀的过程就会导致对财富的再分配。
一些人甚至会因为通货膨胀而变得富有。当然，另一些人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糟糕。
有研究者做了更加尖锐的评论：“伴随着信贷的扩张，名义GDP会大幅度增长，资源价格也会跟着暴涨。这对政客们来说或许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们达到了将收入和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目的。”
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货币的超发和信贷的扩张，最终将加大贫富差距。
超发的货币和盲目的信贷扩张所积攒的错误，最终会在经济体内造成脆弱的软肋，而这些软肋往往容易成为被外部势力狙击的重点！
从历史上来看，一旦美国决定对某种货币发起攻击，很容易导致该货币的快速贬值。在这当中，美国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便是加息。一旦美国加息，就很容易吸引资金回流美国，从而对人民币也间接构成釜底抽薪的效果——这种说法很容易被视为阴谋论，站在中立立场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等方面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其货币政策的调整就容易使得那些不能迅速适应这种骤变的国家出现危机。同理，类似的地方都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换算”成客观而理性的表述。
如果用更为学术化的语言表述，可以这样说，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提出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如果一国的利率超过国外利率就会吸引资本大量流入；反之，则容易引起大量资本外流。鉴于美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强势主导地位，其货币政策对于外围国家具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这一点得到国内外大量相关研究者的证实：“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指标对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冲击有显著的响应”“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也会引起拉美国家货币政策指标的显著响应”“美国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有明显的冲击”。在这些结论背后，都有大量系统、翔实而严谨的分析作为支撑。
其实，不管使用上述哪种说法来表述，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容易导致相关国家出现危机则是一个基本事实。
以拉美主权债务危机为例。
我们知道，“二战”后，拉美经济发展很快，GDP以年均5.5%的速度增长，超过美国和欧洲，特别是在1979年西方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拉美国家的经济仍保持了高达6.3%的增长率。
但是，拉美国家有着非常大的隐患。这些国家拼命做投资，上大项目，制定高、远、大的目标。比如，墨西哥甚至把1977～1982年的发展目标定为年均增长率保持在8%，如同1979年的时候，拉美国家的总投资占GDP的比例普遍都在20%以上。这些国家过多地依赖了西方发达国家向其输入的过剩资本，导致外债包袱沉重。而在拉美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出口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美国为了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对拉美国家向它出口的1000种物品采取了400多项非关税壁垒措施，而拉美的对外贸易近2/3是同美欧和日本进行的。更重要的是，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1979年担任美联储主席以后，通过连续加息的办法来控制美国的通货膨胀。
这直接导致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加重。因为利率每上调1个百分点，阿根廷就要多付利息1.8亿美元，巴西多付5.7亿美元，墨西哥多付5.2亿美元，委内瑞拉多付1.3亿美元。利率的提高大大增加了拉美国家的利息支出，从而造成不得不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另外，就是狂发货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1983年，拉美14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高达82.77%，其中阿根廷为300%。这也意味着，拉美国家开始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
高利率使得拉美的债务直线上升。拉美整体债务从1975年的750亿美元，飞涨到1983年的3150亿美元。1981年，债务危机袭击了阿根廷，1982年袭击了智利和墨西哥，1983年袭击了巴西。
美联储加息以后，加速资金从拉美国家向美国流动，也成为当时加剧拉美债务危机的重要因素。拉美国家货币的崩溃性贬值，导致其经济陷入严重衰退。
对比一下拉美国家，中国在过度投资、出口等方面，是否与之有着诸多的相同点？当然，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开放，所借外债规模有限，但这绝不可以作为麻痹大意的理由。
首先，中国有着极其特殊的国情。对于游戏规则，无论什么样的游戏规则，中国人总能在已有的游戏规则之外再建立起一套与之平行的游戏规则。
笔者曾经尝试着去分析一场著名的音乐比赛的结果，竟然对了。这是沿着道德的主线做的推导：越是道德沦丧的时代，人们越喜欢用道德去衡量一切；越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道德感越强，理性意识越淡薄。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国人规则意识缺乏的重要原因之一。规则错位，而道德填补，社会便不再理性。当然，从趋势的角度来看，这条脉络同样可以成为我们研判趋势的参照。
重回主题。
虽然中国的资本账户缺乏可兑换性，但个人和企业仍可以利用许多不同的渠道将货币自由转入或转出，热钱依然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虚假贸易、地下钱庄等方式进出中国。其规模之大、效率之高，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种在资本项目开放以前就运行的游戏规则，在资金撤离的时候，同样会被高效率地利用。
其次，中国的债务主要是内债，缺乏向外转嫁的途径，一旦发生危机，只能自我承受、自我消化，导致的痛苦时间可能更长。而且，中国的债务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高储蓄，如果对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截至2013年，中国的政府和企业负债加总起来，即使按照中国社科院最保守的估算，至少也两倍于居民储蓄。
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GDP虽然增长很快，但财富却没有同步增长，甚至是在通过消耗财富的方式来推动数字的增长。
笔者曾写过一篇《中国与世界隔着一条下水道》的文章，被广为转载：
即使没有出过国，在西方的电影中也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几个人并排走在下水道里，不管是为了逃命，还是为了追凶，人家的下水道宽敞得令人瞠目。如果再深究一下，那些下水道是100多年前，甚至200多年前修建的。一次性投入，让后代子孙受益，世代发挥着美化城市环境的功能。
再看看我们的下水道。狭小不用说，施工质量也难有保障。于是，三天两头挖开修，疏通堵塞。下水道每修一次，GDP就增长一次，而财富却在悄无声息中被损耗；当然，城市的运行效率也大大降低。西方国家修下水道，一劳永逸，此后虽然再也不能在拉动GDP增长方面做贡献，却在悄无声息中节约着巨额财富，提升着城市的运行效率，提升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一条下水道，不仅体现着规划着眼点的远近差异，也体现着对GDP和财富态度的差异。
我们长期以来重GDP增长而轻财富的积累，重短期的奢华而忽略长久的规划。虽然，旧城不断被新城取代，但人们的归宿感却在降低，因为伴随着旧城的消失，原有的文化沉淀不复存在，原来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也灰飞烟灭。
为什么西方国家因为GDP增长3%甚至2%就欢呼雀跃，而我们却要以“保8”为基本底线？原因就在于，西方的GDP增长虽然缓慢，但一直在累积着财富，一直在强化社会保障，这种藏富于民的做法使得消费保持着稳定的增长状态，推动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我们的经济活动过于注重GDP本身，而忽略了财富的累积。因此，只有在GDP增速达到8%以上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基本的就业等需要。
财富的无节制损耗，其实是民穷的根源之一，当然也是我国内需不振的根源之一。“保8”是经济结构失衡、错位，财富分配严重不合理共同导致的无奈选择。
单纯的经济增长本身并没有实际意义，财富的累积才是根本，当我们也能安享财富累积带来的幸福感时，经济结构必然良性而稳固，经济增速即使降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由于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财富并没有同步增长，反而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环境的大面积污染，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国的抗风险能力其实已经提前被严重透支。
当人民币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发生变化，也就意味着，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人民币，将逐渐向对外贬值、对内升值过渡（这个阶段时间比较短暂），然后在对外贬值和对内贬值的道路上行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