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照一下时间，我们就会发现，正是从2003年房地产热开始，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快速增长了。这是巧合还是暗含着某种规律？
在2000年之前的几年中，全国耕地面积每年减少433万亩。据《人民日报》报道，1996年，我国耕地面积19.5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1.59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3%。全国2800多个县（区）中，有666个的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警戒线。1997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降为1.57亩，1998年为1.56亩，1999年为1.54亩……我国耕地面积近年来逐年递减，平均每年净减433万亩，土地资源形势很不宽松。
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人均耕地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92年的人均0.11公顷下降到2011年的人均0.08公顷。对于一个人均耕地面积不到美国1/6、不到俄罗斯1/10的国家来说，这种下降趋势更值得警惕！
当时的耕地面积减少与城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1978～2000年，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63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20312个，市镇总人口由1.7亿增加到4.5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7.9%提高到36.1%。
有英国著名财经记者形容中国的一些城市仿佛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1992～2011年，中国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102座。
在2003年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粮食生产依赖的土地面积萎缩，长远的粮食安全保障开始面临考验。
尤其是房地产的狂热发展，导致大量的土地包括耕地被占用。
2011年3月29日的《人民日报》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我国生产建设活动和自然灾害共损毁土地1.3亿多亩，其中生产建设活动损毁1亿多亩，自然灾害损毁2000多万亩，目前已复垦面积3000多万亩，但还有1亿多亩尚未得到复垦。同时，每年生产建设活动新损毁的土地不断增加，平均每年生产建设活动新损毁的土地有几百万亩。”
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数据，仅2003年一年全国耕地就净减少了3806.1万亩。国土资源部同时指出，2003年全国因建设原因被占用的耕地面积中，具有灌溉设施的占71%，而且多数是居民点周边的优质良田。但补充的耕地质量较差，综合地力明显低于占用的耕地，补充耕地中有灌溉设施的只占51%。
什么叫补充耕地？
按照规定，有两种方式：即自行补充耕地和委托补充耕地。
虽然有关部门规定得挺严格，但一到具体操作层面就扭曲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要占用1000亩耕地搞建设，就要“补充”1000亩耕地让耕地面积保持平衡。怎么“补充”呢？
这里面有很多选择。比如，东部沿海某城市占了1000亩耕地，可以找一片根本不能种地的滩涂包装一下“补充”，也可以在遥远的新疆“搞”1000亩地（如荒地之类的）补充上。别以为这是笑话。这种异地“补充耕地”的做法，直到2008年7月才被叫停。当年的7月，国土资源部发出紧急通知，强调建设占用耕地不得跨省域易地补充。
很多地方“补充耕地”的手法更简单，把山上的树砍掉，露出土地，就算找到新的土地“补充”了。有媒体这样报道：“很多地方政府（补充耕地）的做法就是上山砍树，用挖土机把一片片绿色的山坡变成裸露的黄色土地……由于树木被砍掉了，那些半山坡上的土地都裸露了出来，泥土变得非常疏松，只要一下大雨，很容易就会造成水土流失，甚至会产生泥石流，严重威胁着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补充耕地，应该是在有人耕种、土地不足的基础上才去补充比较合理。但现在既然原来的土地都有那么多荒芜，没人愿意耕种，何必还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去搞这样一些脱离实际的工作呢？”
即便有如此便利的“补充”条件，赤裸裸的土地违法行为依然屡禁不止。
举个例子。仅2006年一年，全国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131077件，涉及土地面积近10万公顷，其中耕地4.3万公顷，分别比2005年上升了17.3%、76.7%和67.6%。其中，属于当年发生的违法行为近96000件。但如此严重、如此之多的土地违法行为，仅“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33人，党纪处分17人，刑事处罚335人”。
在这种自欺欺人“补充耕地”的幌子之下，土地被占用的严重程度实际上被掩盖住了。
也因此，尽管建设用地面积越来越大，耕地面积却没有再像2003年时那样大幅减少，甚至还增加了。
真的很神奇！
2013年12月30日，国新办就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举行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耕地面积总量约20.32亿亩，比1996年统计的总量多出2亿亩。但人均耕地却呈下降趋势，1996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1.59亩，2009年则下降到人均1.52亩，不到世界人均耕地3.38亩的一半。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表示，到2012年，我国耕地数据是20.27亿亩，比2009年略有下降。王世元说：“数据总量增加了，但并不是说我国实有耕地数量真的增加了，而是相当一部分耕地已经在现有的播种面积中体现出来了。此外还有大约5000万亩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大多不宜耕种；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因开矿塌陷造成地表土层破坏、因地下水超采，已影响正常耕种。因此适宜稳定利用的耕地也就是1.2亿多公顷（约18亿亩）……我国人均耕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不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
《人民日报》随后刊发了题为“耕地其实还在减少”的报道，指出：公众千万不要以为我国耕地面积增加了，这2亿亩只是账面数据的变化。事实上，目前年产的6亿吨粮食就是在这20.31亿亩耕地上生产出来的，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并没有改变。
而且，这些年由于建设占用、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和自然灾害损毁，尽管各地都在实行占补平衡政策，但耕地实际面积却是不断减少的。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数据显示，全国有8474万亩耕地位于东北、西北地区的林区、草原以及河流湖泊最高洪水位控制线范围内，还有6471万亩耕地位于25度以上陡坡。从生态安全的角度看，这1.49亿亩耕地中，有相当部分需要退耕还林、还草、还湿。
此外，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国家调动了一切可用的增产手段，包括通过补贴增加粮食播种面积、施用大量化肥农药、大量开采利用紧缺的水资源，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水体富营养化、土壤和水生态环境恶化，还有一些河流断流，一些地区地下水位下降。用这种方式，虽然提高了粮食产量，但付出了生态环境的代价，既不安全也不可靠。而且，我国的后备耕地资源质量差，开垦改造为良田的难度也很大。
地下水问题尤其令人担忧。美国专家在中国北部的内蒙古研究沙漠化现象，惊讶地发现农民从深层地下含水层抽水灌溉农作物，“显然，农民没有得到足够的科学指导”。因为一些重要的含水层几乎完全耗尽，其余含水层水位也急剧下降，很多含水层每年下降数米。
美国经济学教授巴里·诺顿指出，早在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华北平原为了实施灌溉大量抽取地下水，导致北京的地下水位从50年代的地下5米下降到1994年的地下50米。从这些地下水源取水不仅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成本也越来越高。如果水的成本持续上升，华北平原可能被迫停止种植小麦。
令人忧虑的是，有中国粮仓之称的华北平原，地下水位还在以每年1.5米的速度下降（注意是每年1.5米）。这种长期过度开采（地下水）的行为无异于自杀，因为这会导致蓄水层被耗竭，一直到水面下降到水泵不能再抽出水的地步。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于耕地。要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而且饭碗里装的主要是中国粮，就必须坚持保护耕地红线这个国家战略不动摇。
但是，耕地减少的势头可能加快而不是趋缓。生态环境的恶化对耕地的影响正在产生持久而可怕的力量。比如，沙化地带在扩大，沼泽湿地在减少。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的高寒沼泽湿地是黄河的天然蓄水池，但玛曲县沙化面积达80万亩，并以每年3.1%的速度递增，黄河沿岸已形成220公里的沙化带；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的原有沼泽失去近八成；“千湖之省”湖北省的湖泊锐减了2/3。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生命的摇篮”“物种的基因库”。湿地的减少，生态环境恶化，加重了水土流失。我国每年因水土流失要损失100多万亩耕地。
令人忧虑的是，人均耕地面积原本就少的中国，其人均耕地面积还一直在下降。
下图（见第118页）为中美俄三国人均耕地对比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出来，从1999年到2011年，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从0.10公顷下降到0.08公顷；美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从0.63公顷下降到0.51公顷；俄罗斯的人均耕地面积基本不变。
但从绝对值来看，美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是中国的6.4倍，俄罗斯的人均耕地面积是中国的10.6倍。显然，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要脆弱得多。
我们知道，生产就是运用两种或多种生产资源或要素（如资本与劳力）生产出另一种产成品或商品。只有当多种生产资源或要素结合在一起，诸如小麦、玉米、牛奶之类的产品才被生产出来。没有任何产品是单一资源的产物。而农作物种植必须有土地资源、劳力资源、管理资源和表现为种子、肥料与机器形态的资本资源等。
耕地被侵占，也就意味着生产农产品的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减少。
房子占的土地多了，种粮食的土地就减少了，粮食供应量就会减少——亩产的增长弥补不了耕地减少带来的粮食供应缺口。
越来越多的东西会变得便宜，而越来越稀缺的东西会变得昂贵——这是常识。
更令人忧虑的是，不仅人均耕地面积在减少，污染也日趋严重。
农业部最近几年的典型调查和定位监测表明，目前全国耕地重金属污染面积在16%以上，大城市、工矿区周边情况尤其严重。
除了工业排污造成的污染，由于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原因，中国大约5000万亩耕地因“重度污染，大多不宜耕种”。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通过历史数据的研究分析，我们知道，我国耕地面积对粮食总产量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二者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即耕地面积增加的年份都伴随着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如1950～1957年、1964～1965年、1978～1979年、1990年和1995年间，耕地面积年均增加1.07%，粮食总产量平均增长7.33%。而在耕地面积显著减少的年份，粮食总产量是大幅度减少的。如1959年、1968年、1985年和1994年，耕地面积减少幅度较大，年均减少1.71%，对应的粮食总产量年均减少7.11%。
但是，在耕地面积达到一定数量时，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就必须依靠物质、技术的高投入以提高粮食单产来实现。
2003年以后，伴随着耕地的减少，就只能提高粮食的单产，而要提高单产，就要竭尽全力地从土地中“榨取”，于是大量施用化肥就成为必然。这其实是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不妨以农用化肥施用量来看一下，中国过度透支耕地生产粮食的可怕程度（见下图）。
从上图不难看出，中国农用化肥施用量一直在高速增长。2012年与1980年相比，尽管耕地面积大幅减少，但农用化肥施用量2012年是1980年的4.6倍！这不仅污染了土地，导致土地因过度透支而板结，甚至永久性地不能再耕种，也导致粮食被污染。
笔者春节回老家的时候，向老家的人建议不用化肥，发展绿色农业。大家都笑，说如果不用化肥，庄稼已经不可能生长。
笔者深为震惊！
现在的土地已非儿时记忆中的那种散发着芬芳的土地，在人们无节制地攫取之下，土地已经老去、衰弱，并显露出力不从心的沧桑和无奈……
美国过去也经历过这一问题。由于在较高的化肥投入水平上的单位投入报酬递减，同时带来农村区域水体、土壤和环境的污染，美国农业的主要发展方向转向基于生态良性循环基础上的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和农业组织管理现代化。
这使得美国诸如有机农业这样的绿色农业概念发展迅速。据美国农业部（USDA）统计数据，2007年美国获得有机认证的有机生产者约有11000家，较之1997年翻了一番；有机农场为20437个。目前全美的50个州均已从事有机农业生产，其中加州作为美国最大和最发达的农业州，有机农业面积占全美有机总面积的14.4%，有机农产品商品总价值亦占全美的38.4%。
但我们至今没有认真对待土壤污染、流失这一严重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煤炭过度使用对农业的影响。美国研究者指出，煤炭的相关污染正在逼近极限，不仅严重威胁公众的健康，也降低了农业产量——酸雨对土壤有破坏性影响。煤炭中含的硫导致水成酸性，侵蚀了土地并破坏了野生生物、鱼群的栖息地及下游生态环境。并且，煤炭开采业也是造成地球表面位移的主要原因之一。
重金属污染更为重要。中国环境保护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在《土壤污染与人体健康》一书中指出，中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每年收获的农作物中，超过1300万吨被重金属污染，约9万公顷农田受到农药影响。废水被排放到河里，然后流入灌溉沟渠，使大量土壤遭到镉污染。科学家指出，较高的镉含量会导致脏器功能衰竭、骨骼弱化和癌症。
2014年4月17日，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
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耕地、林地、草地土壤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9.4%、10.0%、10.4%。
土壤污染会影响作物生长，造成减产；农作物可能会吸收和富集某种污染物，影响农产品质量，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长期食用受污染的农产品可能严重危害身体健康。同时，这也危害人居环境安全，威胁生态环境安全。
在过去的40年里，对表土层的透支使用导致地球耕地的生产力损失了大约1/3，如果再不尽快采取行动，地球上大部分表层土可能在21世纪末之前就严重退化或流失。在中国，表土层流失的速度比自然替换过程快57倍。
潘岳先生曾非常忧虑地写道：“中国以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资源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而中国膨胀的人口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却早已超过自然环境合理的承载能力。空气、水、土地、生物等环境要素遭破坏，维持生命系统的功能退化，造成自然灾害频发，资源支撑能力下降，经济发展受阻，民族生存空间收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