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均耕地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并且继续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大量宝贵的耕地荒芜着无人耕种。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耕地撂荒现象。

笔者曾经多次到乡下调查，发现这些年来，耕地撂荒现象越来越严重。“国土资源部的调查称，我国每年撂荒耕地有近3000万亩。”

这对中国的粮食安全而言，无异于后背插刀。

谴责农民的责任感缺位是不明智的行为。恰恰相反，农户的这种选择是理性的。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认为，农民也是理性的投资者，通过公共和私人的长期、短期投资来提高生计水平，他们会在权衡长短期利益和风险之后做出合理的决策。

造成耕地撂荒现象越来越严重的直接原因，是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或经商。脱离农业的人口在劳动力中的占比，从1982年的15%上升到2000年的43%，这些脱离农业劳动的人中有接近1/4的人根本没有在农业生产中投入过时间。一代农村居民在脱离土地，这一过程在2000年后的10年里还在加速。

由于青壮年放弃农业生产，把土地留给家中的妇女或老人耕种，直接造成农业人口老龄化、农业空洞化和农村破产化。

而且，种地效益低下，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加大了种地成本，农民无利可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滞后，也致使农业生产条件差、抗风险能力弱、种田风险大。

另外，中国过去的政策、法规关于农民对土地转包、转让方面的权利长期未能明确和确定，使得不愿意种地的转不出去、愿意种的包不进来，导致转包、转入的脱节。

撂荒现象日益严重，给中国的粮食安全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

众所周知，国际粮食市场的供应量是相对有限的，并且每当出现自然灾害，一些国家甚至会出台限制粮食出口的政策。2010年8月，因干旱影响了农作物生产，普京宣布，从8月15日起到12月，暂时禁止出口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国际小麦价格闻风暴涨。2010年9月2日，普京再次宣布，粮食出口禁令将至少延续至2011年。

这也就意味着，靠国际市场来填补粮食缺口是非常危险的，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这也是与其他大宗商品相比，粮食更容易走出独立行情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来说，粮食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脉！

面对严峻的现实，高层对粮食问题开始给予了空前的重视。

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确定2014年的经济工作主要任务时，把“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从历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这次的任务部署对于粮食工作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会议强调：“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坚持数量质量并重，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注重生产源头治理和产销全程监管。注重永续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节水农业、循环农业。抓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很显然，中央把粮食安全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这次粮食安全部署，首次强调谷物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包括稻米、小麦和玉米，而口粮主要是指稻米和小麦。

这里所强调的粮食安全，其实包含着两个重要内容：一是数量上供给的充足；二是质量上的安全、可靠。

在经过十多年的房地产热之后，在大量耕地被占用（考虑到“补充耕地”因素，情况可能更为严峻）、被重度污染的情况下，要做好粮食的自给，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粮食不仅有量的问题，更有质的问题。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导致严重的粮食污染。

中国必须注意的是，对粮食问题的重视只有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只有扩大真金白银的投入，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效果，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诸如耕地撂荒这样的难题。

当中国把停止征收农业税视为对农业的一大恩惠时，却忽略了：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直在对农业实行高补贴或补贴的政策。

中国应该对农业科技的普及予以更多的重视。欧洲发展经济学家吉尔伯特·艾蒂安曾惋惜地说：中国本应促进农业科研，普及农业服务。然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2200个县农业科技站中，已有42%被解散，150万名农技师为了赚钱谋生而弃农改行。

当代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发展，除了依靠市场本身的激励、竞争机制，还必须在国家多种优惠、扶持政策的庇护之下，才能真正走向强大。

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还是混合经济的国家，对农业实施支持政策都是很普遍的现象，而直接补贴是国家支持农业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特别是WTO农业协议执行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大幅度减小了价格支持力度，而以更大幅度增加了直接收入补贴以及其他高额的、名目繁多的保护和支持。

尽管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已经很低（比如，2005年欧盟农业和渔业的产值只占其GDP的2.5%），但农业补贴支出在各国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依然比较大，最典型的就是欧盟，欧盟每年的财政支出大约为1000亿欧元，其中有40%为农业补贴支出。

1996年，美国出台的农业法案，开始实行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土地休耕保护计划和农业灾害补贴等政策，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美国2002年5月通过的农业法案，规定美国联邦政府用于农业的补贴比旧法规定的补贴增加了80%。美国1/10的大农场补贴金额竟达每户85000美元，从而保障了农民的利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对保护和提高其农产品竞争力非常有利。

发达国家每年支付给农民的农业补贴高达3500亿美元。在瑞士和冰岛，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占其农业生产者收入的68%和67%。

就连经济不富裕的俄罗斯，也在2013年9月9日宣布，拟在新年发放1790亿卢布农业补贴款（约合54亿美元）；到2020年，每年补贴款将增至2500亿卢布（约合75.8亿美元）。

根据WTO规则，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不计入综合支持量。我国应继续坚持对农民实行粮食直接补贴，工业反哺农业，保证粮食生产的有效供给；同时要注重粮食补贴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大对主粮、粮食主产区以及种粮大户的补贴。

但是，很多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容易扭曲、变形。比如，一些补贴并不能到达农民手中，而是被截留、挪用。不仅在农业方面，从整个经济体来看，如何降低、消除官僚腐败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也越来越显得刻不容缓。实证研究表明，腐败影响最大的人群就是最贫穷的人，他们往往无力负担教育、医疗服务费用和购买法律服务的费用，相对要付出更多。

另外，中国的农业必须加大投入，但投钱并不是万能的办法。中国农业生产方式也急需转变。

美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农业大国？

这与其农场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相比之下，在中国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形态下，实行农业机械化的基础并不存在。

美国农业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其农场的规模显现出日益大型化的趋势。科技革命使得农业科学技术得到广泛推广，不断地把美国农业生产的“细胞”——农场做大。农场主要想保持稳定的收入，除了不断更新农场装备之外，还要花更多的钱来购买土地，以保证总产量的提高。没有足够资本获取新技术和土地的中小农场主只好选择卖掉农场，离开农业。

1950年，美国有564.8万个农场，平均每个农场占有土地1278亩，劳动力4.8人。到1977年，美国农场数减少到275.2万个，平均每个农场占有土地2358亩，劳动力2.8人。其中，家庭农场占88%（1974年）。到2002年，美国农场又减少到215.8万个。

现在，美国每个农场主平均经营400英亩的土地，大约等于2400亩。每个农场的劳动力平均为1.6人。2010年，美国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农场有88%是属于家庭农场，而生产的农产品占全美农产品生产量的79%。

美国当今公共汽车驾驶员的数量甚至都比农民人数还要多，美国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2%，却养活了3亿美国人（美国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155人）。粮食多得吃不了，干脆出口，这就成了全球谷物出口大国。

从1980年以来，农业已成为美国产出效益第二好的行业。2012年，美国农业净收入为1138亿美元，2013年美国农业净收入预计达到1305亿美元。

但非常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农业部2014年2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14年美国农业净收入将下跌26.6%，从2013年的1305亿美元下降到958亿美元，创下自1973年以来的最大年度跌幅。

下图（见第125页上图）为2000～2014年美国农业净收入，其中2013年和2014年的数据为美国农业部预估的数据。

由于全球粮食需求量增加，从小麦、玉米到大豆等农产品收购价格都大幅提高。农业生产高产出也吸引了大量投资，投资额从每年上亿美元上升到几十亿美元。农业已成为美国投资者青睐的一个行业，农业生产所带来的丰厚利润让投资者又回到制造真正产品的行业。

下图为中美两国农民人均增加值比较。

从上图可以看出，美国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远远超过中国，或者说，已经几乎没有可比性。2011年，美国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达到49817美元，而中国仅为713美元，美国是中国的近70倍！

试想，如果美国农业也是像中国这样高度分散的状况，还怎么实现农业现代化呢？

根据世界农业的发展状况，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机械化，以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二是农业技术科学化，达到提高单产、提升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三是农业增长方式集约化，推广精耕细作，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档次，提高综合效益；四是农业发展产业化，把农业产业链向纵深延伸，着眼于农业产业的深加工。

要顺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就应该借鉴美国农场式的农业发展模式，一方面，可以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也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这正好有利于化解我国劳动力红利消退的困境。

如果说以前的包产到户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那么现在面临着制度改革的迫切压力，极度分散的农业模式决定着农民无法承受高风险，无法提升产品的质量，并助长投机倾向，通过乱施化肥和喷洒农药来单纯地把提升产量作为唯一目标，而且，低效率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需要阶段性耗费劳动力，占用并浪费大量劳动力。

中国要发展，必须释放新的劳动力，这就需要改革目前的农业增长方式。

应该认识到，在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包产到户已经不符合中国国情，应该走土地机械化耕作的集约路线，这样可以节省出来更多劳动力，并且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耕地资源耕作布局的安排更加合理化。

大量耕地撂荒现象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通过土地承包的方式发展现代化的农场，促进农业发展。

事实上，现在有很多人愿意在现代农业方面有所作为，关键是政策和法律的构建必须给这些投资提供更多的保障。高素质人才的参与和资本的介入，将有利于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状况。

另外，要“坚持数量质量并重，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还必须警惕外来的新的粮食威胁因素。

刘亚洲上将指出：“生物化战争将粉墨登场……科学技术首先最广泛运用于军事。那么现在什么最发达，什么发展得更迅猛呢？是生物科学！”他介绍说，科学家们长期不懈地探索求新，使得基因芯片、蛋白芯片等生物技术日臻成熟，酶工程、细胞工程等生物工程也层出不穷。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的有机“嫁接”，在造福人类民生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生物武器。

粮食作为生物战的重要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用粮食做武器，是古已有之的做法。敌国人民难以忍受的饥寒之困，就是你的轻取之机。”

卡逊奖得主玛丽-莫尼克·罗宾在其著作中指出，掌握生物技术的巨头们正在毫不迟疑地通过对专利制度的滥用，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

美国农业部长曾经公开承认，粮食贸易和援助用作了政治工具，美国无与伦比的粮食生产能力极大地强化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国今天实际上依赖于西半球的粮食供应。

这些信息是值得中国深思和重视的。

中国应当未雨绸缪，竭尽全力，采取有效的措施，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事实证明，任何政策措施只要能够提高农民对未来实际收入的预期，就可能刺激增加生产从而压低市场价格。

随着2016年的渐渐临近，粮食问题的紧迫性已经刻不容缓。面对即将到来的全球性大危机，对于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粮食问题，无论如何重视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