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拥有多种选择来实现它的货币政策目标。其中，有四个基础政策工具：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金融监管和调整准备金率。

理论上，美联储控制的是短期利率，应该对长期利率没有直接影响，因为后者是由私人市场决定的长期证券（包括国债）的利率。就连伯南克也说，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并不直接控制关键利率和资产价格”，并不直接影响长期利率或资产价格。但是美联储操控联邦基金利率，即使只是作为调控短期利率的手段，也能影响到长期利率。事实证明，短期利率和10年国债长期利率之间是有关联的。

因此，美联储的影响力甚至比它被赋予的权力本身还要大得多。而且，鉴于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和美国通过上部“现实篇”所谈及的“金融杀”对全球金融的前所未有的控制，美联储早已经成为世界的美联储，它对全球经济的运行具有看不见却能清晰感受得到的巨大影响力。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并非一个中央银行那么简单，它还是一个尖端人才高度集中的智库。美联储的研究团队就有1000人左右，大约一半是经济学家。在500位经济学家中，250位供职于委员会，100位供职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其余的经济学家则分布在其他各个联邦储备银行中。

这使得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具有更强大、更智慧的“大脑”进行运作。

以上这些只是书本中的美联储和学术中的美联储。在这个美联储后面，还有另外一个美联储——一个突然变成庞然大物、深深地影响着世界趋势演变的美联储。

从美联储创建至今，对它的质疑之声从未停止。美国政治作家尤斯塔斯·穆林斯（Eustace Mullins）在其著作中，对美联储进行了极其尖锐的质疑，一些质疑早已超越了金融范畴。他甚至认为，到底谁在实际上拥有联邦储备银行的股份一直都是一个天大的谜。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控制了美国的货币供应和价格，这家银行的股东成为美国整个联邦储备体系真正的操纵者，而这些持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股票的股东们（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高盛集团、洛克菲勒家族、J.P.摩根家族等）从1914年以来就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

其实，美联储的股东是它的会员银行，这些信息很容易查到，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股东信息也很容易查到。美国不可能让一个家族，更不会让外国人控制它的中央银行体系——哪怕暗地里，这是很容易想到的底线。现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没有了昔日叱咤风云的辉煌，它没有能力去操纵美国的金融体系。

另外的质疑，则强调美联储主席的犹太人血统。

有媒体报道称，美联储“历任主席几乎全部是犹太人”，并列举了1979年至今的几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保罗·沃尔克（1979～1987）、艾伦·格林斯潘（1987～2006）、本·伯南克（2006～2014）、珍妮特·耶伦（2014年至今）全是犹太人后裔。

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了看，从美联储创立至今，美联储已有15位主席，其中7位是犹太人后裔，除了上面提及的四位，还有美联储首任主席查尔斯·S.哈姆林（Charles S.Hamlin，1914～1916）、阿瑟·F.伯恩斯（Arthur F.Burns，1970～1979）、尤金·迈耶（Eugen I.Meyer，1930～1933）。但说美联储“历任主席几乎全部是犹太人”并不严谨。

这些位居美联储主席高位的人，无论他们是德裔犹太人、奥匈裔犹太人，还是在美国出生的犹太人，他们首先都是美国人，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这是最关键的一点。笔者查阅美国的资料，发现美国人对耶伦的犹太裔身份并不像中国人看得这么重。

国人有着浓郁的“老乡”情结，这影响了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并且，这种“老乡”情结常常由于被过分放大而显露出自作多情的特征。比如，1996年，华裔美国人骆家辉以58%的得票率当选华盛顿州第21任州长时，中国人欢天喜地，媒体报道的时候醒目突出骆家辉的“华裔”身份，给人的错觉是中国人在美国当了州长。2011年3月，当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提名骆家辉出任新一任美国驻华大使时，中国国内又是一阵欢呼，却忘了骆家辉是美国人，他全力以赴维护的是美国的利益。

事实也是如此。国人有一个难以走出的误区：看问题的时候，更看重人的出身。而真正强大的国家是不那么看重这一点的，是不拘一格选拔优秀人才的。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秦国还是当今的美国，都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如果那些在美国身居要职的人，都在殚精竭虑地为其他民族服务，还有今天的美国吗？别忘了，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犹太裔美国人之所以能够接连出任美联储主席，与犹太人在金融、商业等领域与生俱来的睿智和他们的勤奋努力密切相关。比如，犹太裔美国人尤金·迈耶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反犹太主义最极端的情况下，担任第五任美联储主席的。假如他的才华不是特别醒目，如此重要的位置会给他吗？

“二战”以前，犹太人在美国还处于社会的中下层，许多人在血汗工厂或作为小贩在街头打拼。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后，犹太人顺利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成为一个高度精英化的群体。一项调查显示，美国58%的犹太人拥有大学文凭，远远高于非犹太人22%的比例。据社会学家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对美国最有影响的100多名美国学者中，有一半是犹太人。在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获得诺贝尔奖的100多名美国学者中，近半数是犹太人或犹太人后裔。1999年3月盖洛普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愿意投票选一位犹太人当美国总统的比例，在当时已经高达92%。

如果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还会对美联储主席中犹太裔的背景过分地感到惊讶吗？不妨回顾一下这些年出任美联储主席的犹太裔美国人，哪一个不是在极力地帮助美国保持金融强权以获取利益最大化？

的确，美国的犹太裔近年来在美国政坛日渐活跃，占据要职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值得重视。但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越来越多的犹太裔美国人在美国高层掌控权力可能对未来全球趋势演变所产生的影响。比如，出于感情的考虑，他们可能会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施加影响，让以色列获取更多利益——这才是最至关重要的一点。犹太人的确比其他任何民族的民族观念都要强得多，因而也有着更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犹太裔美国人在捍卫美国利益的同时，会兼顾以色列的利益——这才是相对客观和理性的态度。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一点：这些犹太裔美国人首先是美国人，其次才是犹太裔。

2013年2月，犹太裔美国人雅各布·卢出任美国财政部长；2014年6月12日，美国参议院批准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出任美联储副主席。这样，美国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和副主席，同为犹太人后裔。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也是不太常见的。

斯坦利·费希尔虽然只是美联储副主席，但他德高望重，是当今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曾做过多名央行首脑的导师，如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等。斯坦利·费希尔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公民身份，曾帮助以色列安然渡过了2007～2009年金融危机并因而备受赞誉。

费希尔显赫的背景决定着，他将是美联储历史上最不可被忽略的副主席，尤其当他辅佐的是声望远逊于他的美联储历史上第一位女主席耶伦的时候。而且，与耶伦的犹太裔美国人身份不同，费希尔既是美国人，又是以色列人，他有为两者共同服务的责任。

犹太裔美国人在美国的权力格局中占据重要岗位，将对全球尤其中东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国外有人撰文称，犹太人现在不仅控制着几乎所有主要的华尔街金融机构、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国际金融市场和商业世界，而且，美国国会、最高法院和其他联邦机构的几乎所有关键岗位，都被犹太人牢牢控制着。基本上在制定和实施美国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犹太国家以色列的任何要求几乎总是能够如愿以偿。

当犹太裔美国人掌控越来越多的权力时，他们更容易兼顾犹太民族的利益。比如，在中东问题上，他们更愿意看到中东相关国家互相消耗，这也正是2014年5月和6月，当逊尼派支持的武装力量与什叶派领导的政府军在伊拉克激烈交火时，美国并不立即出兵伊拉克的根本原因之一。美国给出的理由是：奥巴马政府一直坚决反对让美国牵扯进伊拉克或其邻国叙利亚的宗派斗争之中。听起来冠冕堂皇，其真实原因则是，美国要等待“王者归来”的最佳时机。

由于同样的原因，以色列努力支持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在逊尼派、什叶派武装力量交火时，一直保持中立立场，以“爽歪歪”的心态坐山观虎斗，在双方的互相消耗中，安静地等待坐享渔翁之利的机会。6月12日，库尔德部队趁乱控制了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省首府基尔库克，声称是为了抵御极端武装袭击。基尔库克是伊拉克东北部石油工业城市，基尔库克油田是伊拉克最大油田之一。透过库尔德人所得到的实惠，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中东博弈的复杂性。

在美国的货币政策方面，无论是美联储主席耶伦还是副主席费希尔，都将越来越倾向于加快结束宽松货币政策乃至加息的步伐，促使全球资金回流美国，这将使得金融体系相对脆弱的欧元区国家和更为脆弱的中东产油国因资产抽逃而发生危机，从而削弱以色列对手的力量，并为美国和以色列廉价收购相关国家因危机而大幅贬值的各种资源提供契机——即使美联储并不有意设定这样的目标，其加快收紧货币政策的做法也会在客观上造成这样的效果。

以上是对质疑美联储的相关观点的回答。

其实，对美联储真正有力度的质疑源于在专业领域有研究的学者，尽管某些观点依然显得偏激，得到的支持也非常有限。比如，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坚定支持者、美国共和党议员罗恩·保罗博士，他对美联储的批评一直非常尖锐，也是曾令格林斯潘与伯南克极为头疼的人。他认为，美联储的存在必然会导致政府权力的扩张，因此强烈主张废除美联储，这样将不再有经济萧条，不再有泡沫和通货膨胀，也不再有不可持续的贸易失衡，甚至战争也将会因此大大减少。

罗恩·保罗在其著作中指出，美联储成立以后，美国政府便发现，弹性货币供应不仅仅能够使银行避免违约，还能强有力地为战争提供资金支持。在中央银行成立之后的一个世纪恰恰也是战争频繁爆发的时期，这绝非巧合。

当没有印钞机来对战争形成支持时，政府就会采取外交手段来阻止战争，即使战争爆发了，他们也会想办法尽快结束战争。而有了中央银行的支持，政府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印钱，并更加积极主动地引发战争。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了中央银行的支持，欧洲政府在美联储成立仅一年后就发动了战争（美国向战争方提供信贷支持）。也正是因为有了美联储，美国在1917年正式加入了战争。这导致美国1920年6月的货币存量超过美联储刚成立时的两倍多。假如中央银行收紧信贷，那些国家的领导者在处理冲突时就会恢复理性，而不是动辄就诉诸武力。

“二战”以来，美国政府在国内外疯狂地扩张其势力，连续不断地发动战争，制造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而后是冷战、朝鲜战争、猪湾事件（美国和古巴）、入侵多米尼加、越南战争、没完没了的中东战争，还有尼加拉瓜战争、萨尔瓦多战争、波黑战争、海湾战争，以及在世界各地打着反恐旗号进行的所有战争。美联储建立以前，美国政府必须在大炮和黄油之间进行选择，而有了美联储以后，美国政府就可以二者兼顾，两全其美。

美联储成立后对战争的促进作用，其他学者也从另外的角度做了阐述。“二战”时，美国政府发行大量国债来筹集资金，以维持本国的战斗力和同盟国的战争开支。此间，美联储不仅一次又一次地担当起维持政府债券市场秩序的责任，也担当着固定市场价格的责任（降低政府的举债成本）。私人资本市场在事实上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扩大化的政府债券市场。一直到小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担任美联储主席（1951年4月2日～1970年2月1日）时，美联储才不再被要求履行战时职责。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掌控世界的金融霸权，与美联储有着直接的关系。美联储的存在，使得美国的信贷扩张能力大大增强，也使得美国财政部发债时变得更有底气。有研究者指出，当“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变得非常强大。原因有二：美国有着无穷的工业生产能力，美国拥有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信贷系统。

当战争各方不知道向谁求助才能获得战争物资的时候，美国打开了钱库，一刹那，一切都改变了。仅1917年4月至1920年11月，美国就将约110亿美元贷款借给外国政府。美国对英国提供贷款时尤其慷慨。1931年8月，《纽约时报》甚至刊文呼吁美国根据英国政府的需要为其提供大量贷款。美国的银行家们说，要倾尽全美国所有银行能够提供的全部贷款帮助英国，而且，还款期限至少要在一年以上。就这样，欧洲的债务不断被推高。美国借钱当然是有条件的，英国媒体就此评论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用手枪指着英国的脑袋。不知不觉中，欧洲国家就落入了美国的债务陷阱中：美国借钱给欧洲打仗，让他们互相消耗；而当沉重的债务需要偿还的时候，就一点点把这些国家拖垮。日不落帝国英国也因此元气大伤，最后不得不拱手把金融霸权让给美国。

站在大棋局的角度来看，美联储之于美国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军事力量之于美国的重要性。而且，与耗资巨大的武装力量相比，美联储运行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并能轻易突破传统的地缘、能源等因素的局限，因而杀伤力更强，给对手造成的警惕性最低，给美国带来的利益更多、更大。

美联储的存在，或许给美国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但如果没有美联储，美国将失去金融打击能力和全球金融控制力，由此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想象。美国永远不可能废除美联储。美联储正在大棋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每个人都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直接地感受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