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自次贷危机以后，美联储大幅度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金融机构则通过贷款等方式创造货币，美国的货币存量达到了空前的高位。
但这并非全部。
还有几个因素，把这种对外收购的能力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股市。
美国的股市不断上涨，不断创出历史新高，也意味着美国企业的对外收购能力正在变得空前强大，美国对外扩张的金融力量正在达到历史巅峰。
2013年3月5日，无论对美国还是世界而言，都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一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125.95点，收于14253.77点，盘中最高见到14286.37点，突破了2007年10月创下的14198.02的历史最高点。
回顾道指的历史：1995年11月21日，道指首次突破5000点，当时美国在克林顿总统的带领下正走出衰退周期，不到两年，道指就突破了7000点。而1999年3月，道指就突破了10000点。2002年科技股泡沫破灭，道指又跌回7000点。四年之后，2006年10月，道指触及12000点，随后，2007年4月达到13000点，半年后又突破14000点，创下历史新高。之后，2008年金融危机重挫美股，2009年道指最低的时候只有6470.11点。从那以后，道指以惊人的速度上涨，终于在2013年3月5日创出历史新高。
2013年3月28日，标普500指数收盘上涨0.41%至1569.19点，超越2007年10月历史最高收盘点位1565.15点，创出历史新高。
上图显示，以最低最高点算，道指从2009年3月的6470.11点，上涨到2013年12月31日的16586.65点。
此后，美国股市继续强势上涨。2013年，道指连续52次创出历史新高。
2013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31日，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均以历史新高收盘：道指收于16576.66点，标普500指数收于1848.36点，创下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最大年度涨幅。此时，美国股票市值已经占到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7.8%。
那么，美国股市不断上涨，对美国企业乃至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布局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知道，治理能力越强、管理水平越高的公司，越容易受到投资者青睐，其公司股票溢价能力越强，股价越容易上涨。股市上涨意味着企业市值的扩大，而市值是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具体体现，是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财富价值。
更重要的是，市值越大，对外的收购能力也就越强大！
这一点极其关键。
市值是决定上市公司收购与反收购能力强弱的一个标杆。市值越大，意味着并购其他企业的能力越强，产业整合的能力越强，抵抗其他企业恶意并购的能力也越强；反之，公司收购与反收购能力就弱。
而且，市值还是上市公司融资成本高低的一个新标杆。现实中，银行争相给大市值上市公司发放贷款，因为这些公司的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强，值得信赖。换言之，越是大市值上市公司企业，越容易得到更高的资信评级，间接融资成本越低；相反，中小企业的融资则处处碰壁，困难重重。
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企业市值做大的同时，在融资成本更低、更便利的情况下，其对外收购能力可以得到进一步放大！
2008年，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前夕，美国各银行的总市值低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中国）能源、材料和采矿公司的总市值。但是，到了2013年7月中旬，美国各银行的总市值再次超过1万亿美元，两倍于金砖四国能源、材料和采矿公司的总市值（4320亿美元）还多。大型美国银行和新兴市场大宗商品公司的市值差距越来越大，表明全球股市投资者的情绪转变出现加速。
这种比较非常有意思，因为它透露出来的就是美国资本对金砖国家资源收购能力的估算。
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国金融类股票的表现便远远落后于大盘指数。但是2013年，美国的金融类股票大涨33%，是1997年来表现最强劲的一年（美国“金融杀”战略对欧洲金融业持续的严打必然大大增强美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和它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基金追踪机构理柏（Lipper）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流入美国金融类股票基金的资金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最多的一年。许多投资组合经理都预计，在2014年美国就业状况和经济产出进一步改善的情况下，富国银行和PNC金融服务集团等有大规模放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将获得丰厚的业绩回报。
美国房地产市场和汽车业的大幅好转说明贷款需求在逐渐恢复。美国部分地区的房价已重返历史最高水平，2013年的汽车销量也创出了2007年以来的最佳成绩。这预示着，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将加快步伐，金融类股票将更有吸引力，金融股还将有强劲的表现。
其实，美国金融股的强劲表现是早就可以确定的，站在大棋局的角度去看投资，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清晰明了。
2012年，笔者在给所带的学生讲课时就反复强调，美国的“金融杀”战略将有条不紊地层层推进，从而把美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一个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越发望尘莫及的高度。而在美国未来的大收购战略中，实力超强的美国金融机构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是放贷给其他企业还是自己去抄底全球优质资源，美国金融机构都将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这必然会推高美国的金融股价格。
美国股市屡创历史新高，引发美国股市是否存在泡沫的争论。价值投资传奇的制造者巴菲特开始选择持币观望，这在他50多年的投资生涯中是从未有过的。但另一部分人则坚持“美国股市中仍然存在价值洼地”，从而给投资者带来回报——这一点，的确是让饱受苦难的中国股民所羡慕的。
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之初，对美国股市会造成一定的压力，但当全球资金流向美国时，又会对美国股市构成新的推动力。
股市是实体经济的一面镜子。
美国股市的持续上涨，也证明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而且，这种复苏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的——这是最稳健的一种复苏。
从生产率的角度来看，如果以每小时实际产出这一指标来衡量，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自2000年以来已经增长了41%。1987～2010年间，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4%，比同期非农部门2.3%的年均增长率高得多。2000～2010年间，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远高于加拿大、德国、法国和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大国。
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主要是基于几个原因：
其一，制造商在技术主要是自动化等方面大量投资（这种因素能持续发挥积极作用）。传统的流水线生产工作岗位因此大量消失，目前在美国制造业企业中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所占比例不到40%（这意味着，不能再简单地以传统的就业率升降来衡量美国经济的复苏）。
其二，美国制造业雇员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目前约28%的制造业雇员接受过高等教育（这种因素能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其三，劳动生产率极高的某些制造业领域快速增长。如仪器制造，其产出在2000～2010年间增长了28%，航空制造产出同期增长了21%。
对比一下，我们就能发现，美国实体企业部门的复苏有着强大的并且能够持续发挥积极推动作用的基础，这将加快美国实体经济复苏的步伐。
实体经济的复苏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现金的充裕——这是衡量对外收购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2010年10月，美国评级机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仅非金融公司截至2010年中，就坐拥现金和短期投资9430亿美元。在各行业中，科技公司拥有的现金最多，高达2070亿美元；其次是制药公司，有1240亿美元；紧随其后的则是能源公司和消费者产品公司，其现金分别达到1050亿美元和1010亿美元。资金开支与现金比率为1.64，达到有史以来最高。
2013年3月18日，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2012年底，美国企业的现金储备总额同比增长10%，达到了1.45万亿美元的新高。原因是苹果公司和其他一些科技公司的现金储备持续不断地增加——在过去3年间，美国企业部门的现金储备中，60%来自科技企业。其中，仅苹果公司一家企业在2013年底就拥有1700亿美元现金和短期投资。
但以上数字并非对美国全部企业的统计。
美国企业一直在囤积现金，美国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现金比例逐渐上升。根据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调查研究，截至2011年底，这些公司囤积了将近5万亿美元现金。
高科技公司是囤积现金的带头者。苹果、微软、谷歌、思科、甲骨文、高通和Facebook的现金和短期投资总额高达3400亿美元，比2000年初增长了将近4倍，而这些科技公司的借款非常少，甚至就没有。
美国一些公司的现金储备甚至富可敌国，下表为美国大公司持有的现金与全球主要国家现金储备的排名。
注意，这个列表并不是完整的。比如，2014年5月2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公布财报显示，其一季度净利润为47.1亿美元，伯克希尔手上的现金又增加了10亿美元至491亿美元。巴菲特拥有更充沛的火力来猎取新的投资机会。
很多人无法理解美国公司囤积现金的目的。
企业囤积现金，被一些人根据以往的经验，理解为企业没有更好的项目或领域可投，或者理解为企业对前景悲观因此不敢投资。
如果在美国经济处于明显的下滑阶段的时候，这样理解是没有问题的。但在美国经济持续向好，各种指标都指向光明的未来，甚至连包括中国在内的资金都在积极投向美国的时候，美国企业还在做大量的现金储备，这显然就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来解释。
笔者认为，美国的企业在为未来史无前例的大收购机会提前做准备！
美国的宏大战略意图，企业不可能不知道。退一步说，即使企业不知道，对未来趋势的演变一向非常敏感和关心的美国企业，难道看不出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后，可能对相关经济体造成的抽血效应，以及这种致命影响所带来的令人垂涎三尺的宝贵收购机会？
我们知道，在美国，各种企业和专业单位都是独立活动的集团，不同的行业、专业、民族或种族几乎都有自己的集团组织，包括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
而在美国社会各界中，企业界是最有组织的。企业集团是一个总的名称，在其下，还有许许多多行业，以及各个行业中的许许多多企业，包括工商、金融、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各种集团。
在议员进行竞选的过程中，利益集团就会支持那些对自己友好的候选人，反对不友好的候选人。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国会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
其一，两党议员不再把本党的支持作为自己在竞选运动中取得胜利的主要依靠，许多人更容易接受利益集团提出的要求，因为他们更需要利益集团的支持。
其二，美国国会两院的常设委员会下面增设了许多小组委员会，任何一个法案都在有关的小组委员会和常设委员会进行反复审议，利益集团因而也就有了更多进行游说的机会。
其三，国会两院中增加了许多“核心小组”——这并非国会的正式机构，而是议员自己的组织。各种核心小组都同有关的利益集团有联系，并且比以往更有组织地在国会内部代表它们的利益和要求。
利益集团也能影响美国的行政部门。一些实力较强的利益集团对行政各部门和独立机构的影响还要大些、深些。
首先，它们能够影响行政各部门和独立机构官员的人选和任命。其次，联邦政府的行政各部门和独立机构设有许多顾问委员会，聘请熟悉情况的人士担任委员，其中包括许多利益集团的代表。再次，联邦政府行政部门中的独立机构是由国会批准成立的独立单位，利益集团一直对这种机构有很大的影响。
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利益集团与美国政治具有更加密切的关系。
事实上，美国的权力原本就是被少数人掌控的，尽管民主的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并满足民众的利益诉求，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权力分布。
托马斯·戴伊在《谁掌管美国——卡特年代》和《谁掌管美国——里根年代》中，详细讲述了他做的研究结论：在美国，真正掌握着权力的人是包括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公众事业部门在内的几千人（如下图所示）。其中，企业部门的人数占据主体，企业在美国政治权力布局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这正是美国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整体保持高度一致的根本原因。这种局面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美国的企业非常清楚，等待它们的将是何等美妙的机会，那是前所未有的抄底优质资产、优质资源的机会，将帮助它们在未来获取更加庞大的财富。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其著作中写道：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财富日益集中在位居最顶层的百分之一的人手中，导致政治制度扭曲，使政府难以考虑可能会牺牲少数人利益但能够眷顾多数人利益的政策。
企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
看一个国家有没有希望，比较一下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与公务员谁更有地位就知道了。而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首先要看这个国家的企业是否具有创新力、是否有力量。当一个国家的企业市值不断扩大的时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整体对外扩张能力在扩大。
这些年来，美国得益于向全球低成本地借债来发展经济，而现在它又将通过企业对外的强大的收购能力，一举解决债务问题。当企业控制着足够多的优质资源时，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和纳税能力都将大幅度提高，最终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
也许会有人提出疑问：是美国企业收购，又不是美国政府去收购，怎么能够化解政府债务呢？的确，将来即使有庞大的收购机会、抄底机会，这个机会也属于企业，企业负责具体的收购行为。但是，当美国的企业控制了更加庞大的资源时，就更容易形成“资源——技术——制造业——市场”的完整链条，也就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创造新财富的能力，相应地，美国企业的纳税能力也将大幅度提升，从而帮助美国政府化解掉一直让它痛苦的债务难题。
而且，做事一向非常缜密的美国政府早就做好了准备。
为了防止美国公民和居民滥用离岸地避税，强化对税收的征缴，2010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海外账户纳税法案》。2011年12月中旬，美国国家税务局又公布了《海外账户纳税法案》部分实施细则，加紧追查公民的海外账户和海外资产。根据这份细则，截至2011年12月31日，居住在美国境内、在海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资产或者居住在美国境外、在海外拥有2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美国公民和持有美国绿卡的外国人都需要在2012年4月15日之前向政府申报。藏匿海外资产拒不申报被视为有意逃税，一经查出会被处以高达5万美元的罚款，严重的还会被判刑。
2012年2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已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达成协议，允许这些国家的银行通过各国政府提交关于美国账户持有人的信息，而不是直接提交给美国税务当局。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海外账户纳税法案》合作机制，税务问题国际化趋势明显。这推进了美国运用国际税务准则获取战略利益的步伐。本国公民缺乏凝聚力的国家，不会拥有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公平、合理的税务制度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的重要工具。美国实施《海外账户纳税法案》对原住民和外来移民均可起到增强凝聚力的作用。一方面，美国是传统移民大国，尤其近年移民数量不断上升，加之美国原公民避税问题，美国公民和居民离岸避税已对守法公民造成严重不公。如任其发展，美国社会基本价值取向将发生动摇。另一方面，大量新移民进入，使美国需要不断强化新移民对美国法律、文化、权利、责任和义务的理解与认同，使新移民尽快融入、深入美国主流文化与思维。只有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深度认可美国主流思维，才会使新移民形成对美国的深层次凝聚力。
可想而知，这些法律措施的实施将大大有利于促进美国对海外税收的征缴，增加美国的财政收入，尤其是在美国企业大规模海外收购行动完成以后，美国政府将能获得更加丰厚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