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算中国的美元资产状况时，还必须考虑国外在中国的资产状况，因为这部分资产随时可以转换成美元或美元资产撤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中国的危机与未来！
首先，我们来看看外资在中国的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利用外资。这些外资在进入中国以后，美元等外币被人民银行储备起来，而在国内投放相对应的人民币。一旦外资撤离，它们重新换回美元等外币。这将占用相当一部分外汇储备——截至2013年末，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共计1.59万亿美元，相当于2013年末外汇储备总额3.82万亿美元的41.6%。
下图为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
但这并非全部。
其一，这些数据仅仅是合法途径的外资额，并不包括热钱。即使合法途径进入的外资，也未完全统计在内。比如，2010年统计局的数字为，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1088.21亿美元。但外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FDI流入规模高达2068亿美元，流出规模为217亿美元，净流入规模1851亿美元，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088.21亿美元，高出近70%！
如果再加上热钱部分，那么在中国的外资数额还要大很多。
其二，在中国的这些外资企业，具有相当强大的盈利能力，或者说，具有非常大的盈利机会——如果加上它们的盈利部分，这个总额还要大很多。
（1）外资在中国可利用人民币升值套利的收益。有媒体调查发现，热钱在中国利用人民币升值的“收益不会低于8%”。只要是在中国的外资，都有机会享受这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益。
（2）投资中国房地产领域。投资中国楼市的外资，在中国房价连年飞涨的情况下，收益率毫无疑问也是非常惊人的。
举例来看，2005年11月，花旗集团以5000万美元的代价收购上海永新广场75%的股份，到2007年9月成功出手，短短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快进快出的花旗集团就在永新广场上获利2775万美元，增值率超过55%。
2005年，高盛买下位于上海福州路上的高腾大厦，当时的收购金额为1.076亿美元。2007年7月，高盛转手卖出，一进一出之间便获取了39%的升值回报。
澳洲麦格理银行旗下的房地产基金收购上海新茂大厦（价格不到1亿美元），不到两年时间，就在2007年初转手卖出，成功套现2.5亿美元，净赚超过1.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2亿元），账面回报150%。
透过这些具体的鲜活个例，我们可以感知到外资在中国的盈利情况。
（3）投资中国股市。尽管中国股市最近几年获利的机会不多，但外资在中国股市（尤其一级市场中）依然获利丰厚。比如，入股中国的银行的外资都是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进入，即使在股价最低的时候套现，他们获取的收益也非常丰厚。
以美国银行为例。2013年9月3日，美国银行清仓建行H股，套现15亿美元，结束了对建行长达8年的投资。这是美国银行2009年以来第六次减持建行H股。美国银行持股建行8年，预计获利将超过245亿美元，中资银行成了外资银行的“提款机”。
再以高盛为例。2006年，高盛领衔的三家财团与中国工商银行签订入股协议，以37.8亿美元购入工行10%的股份。其中，高盛及旗下基金出资26亿美元占股7%。投资工行7年时间，如不考虑汇率因素和每年的分红，高盛获利72.6亿美元。2013年5月20日，高盛第六次减持工行股份，且清空了工行股份。初始投资26亿美元的高盛，7年后，累计套现金额达到98.6亿美元，净获利72.6亿美元，收益何等之丰厚。
截至2013年9月中旬，建行、工行及中行三大国有银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已经全部退出，其他银行也有外资套现退出。在10年中，外资投资者纷纷享受到了中资银行高成长带来的高收益，其套现带来的收益从数亿美元到上百亿美元不等，最高投资收益率甚至能达到300%。
透过这两个具体例子，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外资在中国股市强大的盈利能力。在中国股民无奈地擦拭着血泪忧伤地哭泣的时候，外资却满载而归。
（4）投资中国实体经济的外资企业。大量数据显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利润率远远高于中国企业。
以利润率比较低的建筑业为例，外商独资建筑企业的利润率最低的时候，也能达到中国国有建筑企业的3倍以上（见下图）。
至于盈利能力强的行业，就更不用说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工业统计数据，在2005～2006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实收资本净利润率高达19%。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统计年鉴》，2009年计算所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实收资本净利润率约为18.6%。依此计算的2009年FDI利润就高达1780亿美元。而2009年，中国1.82万亿美元投资头寸的净收益仅为1亿美元。
有研究者指出，按照目前的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中国对外资产净头寸为1.8万亿美元。如果FDI资产采用“市场价值法”，评估为2.8万亿美元，那么中国就将从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变成一个债务国。
值得强调的是，研究者依据的还仅仅是2009年的数据。如果依据现在的数据计算，情况会更加令人担忧。
这并非耸人听闻。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数据来看，2011年之后就开始减速了。再结合外资银行逐步清空我国银行股份的情况来看，外商撤离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
官方数据显示，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10年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从中国累计汇出利润2617亿美元，年均增长30%。这仅仅是看得见的部分。外商撤离的时候，比来的时候会更隐蔽。尽管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开放，但外资利用地下钱庄、虚假贸易等渠道，依然可以方便地进出中国。
因此，在美国削减购债、外资加快流出步伐以后，美元将变得越来越稀缺。
除了上述因素，美元资产还有隐形的一大块：那就是已经悄悄移民美国的富人、官员亲属等在中国的资产，这部分资产现在以人民币的形式存在，但实际上归属于美国公民。或者说，归属于美国。一旦他们将资产变现成美元资产，又将需要海量的美元。在中国严打腐败的时候，必须注意封堵腐败分子向外转移不法资产的出口，以避免由此给国内金融体系造成的冲击。
以上还不是全部。
在中国，还有一块资产比如飞机、船舶等，其中一些是租赁来的。
民航业属于高资金密集、高人力密集、高风险密集的“三高”产业，航空公司在初创时很难通过银行贷款购买飞机，往往需要通过租赁的方式来获得“运力”，飞机租赁行业就此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民航与美国汉诺威租赁公司签订了一架B747飞机的租赁协议书，开启了我国航空融资租赁的历史。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政府承诺经营性租赁业务对外商独资放开。商务部修改了2001年通过的《关于外商投资租赁公司审批管理办法》，降低了外商投资门槛，一些大型跨国公司首先被批准成立独资的融资租赁公司。在当时，涉及跨境融资租赁的业务有90%为外资融资租赁公司所操作。直到2007年，修订后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出台后，情况才有所改善。像工商银行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工银租赁等才慢慢成长起来。
就连飞机制造商也积极参与飞机租赁业务。比如，波音公司就在飞机制造业中率先设立了金融机构，为航空公司购买飞机提供融资服务。所谓无利不起早，许多公司看中的是飞机租赁业务带来的利润。飞机是一种独特的资产，一架飞机的寿命可达25～35年，租赁过程中获利，退役时的残值也非常可观。
航空公司愿意经营租赁飞机，有一个重要的动机：经营租赁可以“隐藏负债，降低资产负债率”。那么，租赁的飞机在我国占多少呢？
2006年底时，全国民航运输飞机共计998架，其中租赁飞机的比例在70%左右。2012年10月，中国民航局副局长李军指出，截至当年9月，国内航空公司运输飞机数量达到1907架，其中通过租赁获得的飞机占比为58%（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取得的飞机占比分别为20%和38%）。
换句话说，中国民航业中的一部分飞机资产并不属于中国，而是属于美国等西方国家。
再看看船舶。数据显示，国内大的航运企业（中海集团、中外运集运、中远集运等）30%～40%的船舶来自金融租赁，其中大部分都是与国外金融租赁公司合作。
很显然，其中从外国公司租赁的船舶，相当一部分也属于外国的资产。
虽然，国外租赁公司在华的资产没有确切的数字，但以飞机、船舶的单价来估算，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样，把前面的数字简单加起来就会知道，中国的外汇储备看起来非常庞大，但是一旦出现外资撤离、资本外流，就会显得捉襟见肘，远远不够用。
国际投机资本是逐利的，这是一个永恒的规律。投机资本更容易跟着升值的货币流动。
一旦美联储加息，全球资金将迅速回流美国。我国看似庞大的外汇储备，将在很短的时间里呈现出枯竭的特征。
前面讲这么多，就是为了勾画出美国战略的一个大致轮廓。美国将利用美元的强力升值，结合其他组合拳，引爆全球的大危机。唯有如此，美国才能完成抄底的宏观战略规划，从而一举化解债务难题。
美国实施这一大战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越来越强烈，因为相关国家在美国“金融杀”战略中所承受的痛苦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他们开始认识到，美国之所以敢对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动辄开出天价罚单，底气来自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几乎所有用美元结算的交易都要在某个时刻经过纽约（哪怕美国不是交易的任何一方），而纽约直接在美国政府的监管之下。谁得罪了美国，美国就可以将它从国际金融体系中“踢出去”。
面对美元霸权，这些国家当然不愿束手待毙，而是开始实施“去美元化”计划。
比如法国，巴黎银行一度面临着美国高达100亿美元的罚款威胁，还可能被暂停清算客户的美元交易。截至2014年6月初，巴黎银行的市值已经下跌了15%。法国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安·努瓦耶表示，巨额罚款将会影响其银行的放贷能力，限制其美元结算业务，进而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损害。
这位法国央行行长在愤怒之余威胁说，法国企业可能因此尽可能多地使用他国货币，这符合法国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他举例说，中国和欧洲间的贸易可以用欧元和人民币结算，而停止使用美元。
用实际行动实施“去美元化”的是俄罗斯，在美国的金融围剿之下，它不得不这样做。
2014年3月下旬，普京提出，俄罗斯可以效法中日，建立自己的国家支付结算系统，设法减少对西方的经济依赖。4月25日，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伊戈·舒瓦洛夫（Igor Shuvalov）召开会议，专门探讨减少外贸交易使用美元的比例，进而彻底“去美元化”。
必须指出的是，俄罗斯的“去美元化”行动是为了逼迫美国解除对它的制裁，而非真的要彻底摆脱美元——在美元霸权依然牢固的情况下，与美国的金融对抗必然付出惨烈的代价。正如普京的经济顾问贝洛乌索夫（Andrei Belousov）所说：只要俄罗斯没有面临被人为地从美元体系断开的系统性制裁……那么，俄罗斯不会采取任何措施去人为地实施“去美元化”。
也因此，俄罗斯在“去美元化”的过程中，更多的时候，反而是在特别突出人民币的影响力，这实际上是要转嫁矛盾，减轻自己的压力。俄罗斯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美国人，人民币才是美元霸权的挑战者。对这一点，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不要去触碰美国的核心利益，招惹金融打击。中国更应该像老渔翁那样，冷眼旁观，看鹬蚌相争。中国要走“去美元化”路线，也应该做跟随者而非领导者，不动声色地扩大人民币的影响力。
必须指出的是，“去美元化”并非始于今天。2009年3月，当美国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一股要求改革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打破美元霸权的浪潮就开始兴起。
2009年5月18日，时任巴西总统的卢拉（第40任巴西总统，2003～2010年在任）访问中国时，与中国领导人就互换货币、启用本国货币而非美元进行双边贸易结算达成了一致。同年7月6日中国正式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7月10日，时任法国总统的萨科齐（2007～2012年担任法国总统）说：“我们不能抓住单一货币不放。我们实行的仍然是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那一套……毫不避讳，六十年后我们不得不问：一个政治多极化的世界，难道经济上不应该相应实行货币多元化吗？”
显然，其他国家“去美元化”的风险，美国早就看到了。中国等经济体随着经济衰退的持续，购买美债能力也将下降，从而导致中美恐怖平衡走向终结（这相当于不再“帮助”美国投放基础货币，也有助于美元走强）。这一结果，美国同样看到了。这也正是美国加速推进“金融杀”大战略，以打造金融大帝国的根本原因。
还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具有民粹色彩的“茶党”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上升，有可能促使美国相关政策和全球化大战略变得更为激进。
问题是：美国想实施全球优质资源大收购战略，就必须以其他经济体的大危机为前提，那么美国能够如愿以偿吗？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也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分析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