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的风险在于，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使日本的经常项目进入逆差状态，有可能导致日本宏观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对于日本来说“没有出口就是死路一条”。
不难想象，一旦美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新兴市场将变得更加疲软，日本的出口形势将进一步恶化，诱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国外分析家指出，2012年，中日长期存在的领土争端爆发，导致中国消费者开始抵制日货，两国贸易关系受损（见下图）。2013年，由于中日关系继续降温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日两国的贸易下降了6.5%，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520亿美元。日本对中国的庞大贸易逆差是导致日本贸易差额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
从图中可以看出，自日本对我国钓鱼岛实施非法的所谓“国有化”之后，日本对华出口在其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开始结束上升趋势步入下降轨道。
日本“包围中国”战略愚蠢地给韩国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与日本、韩国在价值链上的分工是：中国是材料供应国，日本和韩国对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采购原材料，同时，利用母国带来的设计和其他一些方案，包括市场营销环节，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进行产品加工，最终运回母国或凭借他们的国际营销渠道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可见，在这个价值链的分工中，日本与韩国具有替代性。
另外，笔者专门查阅了中日、中韩的贸易数据，从贸易结构上看，中国从日本和韩国进口最多的都是半导体、电视、通信器械、机械设备和化工产品。这意味着，对中国而言，韩国在这些领域对日本也具有非常明显的替代性。日本留出的缺口理所当然被韩国占据，韩国已经稳居中国的第三大贸易国（见第402页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截至2013年，中国从韩国的进口额为向韩国出口额的两倍。中国从韩国进口额的扩大与从日本进口额的减少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因为中国的贸易与政治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中欧关系紧张的时候，中国会和美国波音公司签订大单；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中国又会与空客公司签订大单。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02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就同意开展三国自贸区（FTA）民间学术研究。2010年5月，三国领导人又决定从2011年起着手实质性谈判。2012年5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就建设三国自贸区达成共识，签订了中日韩自由投资协定，并宣布年内正式启动三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但日本与韩国的独岛（日本称竹岛）之争，日本觊觎中国“钓鱼岛之争”，使得三国自贸区谈判被搁置下来。
在制定“重返亚洲”战略后，美国积极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日本如果不能在中日韩FTA中获得主导权，不排除其转向TPP并以更积极的姿态加入谈判的可能。
日本研究者则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日本明治大学伊藤刚教授认为，在美国的亚洲政策中，起决定作用的不仅是美国强大的国力，还与中日关系交恶的结构性因素有关。在美国的亚洲政策中，可以说已经形成了结构性地离间中日两国关系的现实。美国在亚洲地区维持优势的战略，是通过利用各种理由分裂该地区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伊藤刚教授认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停滞，与美国的离间有很大关系。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村田忠禧，他认为，中日彼此反目，相互对立，“无非是因为亚洲人之间反目、对立会让有些势力渔翁得利造成的”。
蹊跷的是，正是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宣布年内正式启动三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前夕，在美国访问的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扔出了一枚重磅炸弹——他对美国人宣称，东京都政府将出资向日本民间土地“所有者”“购买钓鱼岛诸岛当中的钓鱼岛、北小岛及南小岛等三座岛屿”。
作为日本极端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的石原慎太郎，在美国突然抛出的这枚重磅炸弹，不仅使中日关系迅速恶化，也使得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未启动即限于停滞。谁是该事件的最大受益者？答案不言自明。
石原慎太郎总是在关键时刻扮演着激化中日矛盾、恶化中日关系的角色，而几乎每一次都能让美国成为受益者。
远离东京数千公里的冲绳最南端的一块礁石，本来就没有人管，石原慎太郎硬是通过浇灌水泥，把这块礁石扩建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岛，命名为“冲之鸟岛”（中国称其为“冲之鸟礁”）。重要的是，这个礁石边上的水道，偏偏是中国海军舰队进出太平洋的必经之路。日本占据这个岛，就好似英国人在南美搞了一个殖民地。
石原慎太郎此举，对于一直想牵制中国的美军而言，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并非“真心”帮助日本做大，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它对日本既利用也牵制。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从2005年至今，美国尽管在口头上一再表示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又对日本一次又一次提出的安理会扩容议案进行牵制，致使日本“入常”之路严重受阻。美国对日本的战略定位非常明晰，日本在东亚乃至世界只能在以美国为主导的美日同盟框架之内行事，美国并没有放弃捆住这个曾经偷袭珍珠港、至今仍不能令其放心的盟友的意图。
抛开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因素不谈，中国周边国家林立，且与很多国家都有历史遗留的领土纠纷问题，处于不安全状态。但从地缘战略角度来看，中国其实是美国最想结盟的国家，因为得中国即可以制衡中亚、东亚、南亚、俄罗斯等。只不过意识形态、价值观的隔离使这种结盟无法实现，美国才利用日本制衡中国。
美国是中日交恶的最大赢家。
享廷顿指出，“倘若美国失去其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支配地位，日本很可能与中国联手”。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撰写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如果美国削弱了对确保日本安全的承诺，或者给日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日本就可能在地区问题上向中国靠近”。这或许就是美国承诺给予日本安全保护的重要原因，以保持日本与中国的对抗态势。
因此，美国有充足的动力在中日之间制造矛盾。
2014年4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书面专访时指出，美国的政策是明确的——钓鱼岛由日本管理，因此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范围之内。这是在任的美国总统首次明确表示钓鱼岛问题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奥巴马同时表示，支持安倍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也是美国在任总统首次表明支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
此言一出，连《纽约时报》都发表评论认为极为不妥：钓鱼岛纠纷是美国一手造成的——美国在1971年主观地将岛屿的管辖权交给日本，从而造成了这一问题。现在，美国一直在充当着纵容日本的角色。美国虽然表面上宣称保持中立，但它不仅支持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还鼓励日本采取更加强势的对华政策。美国需要采取更加合理的立场，顾及中国对其海事权和安全环境的关注。美国应该保持中立，袖手旁观，而不是偏袒一方，介入争端。日本也应走出第一步，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
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撰文指出，美国政府是否真的会在中日岛屿归属权争端中替日本出战，或在黄岩岛争端中替菲律宾出战？答案是否定的。让美国人为钓鱼岛流血牺牲，并不比让他们为乌克兰献出生命更有道理。何况中国对美国并不构成直接威胁：中国既没有入侵美国的打算，也没有严重破坏美国经济的想法。这让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和奥巴马访亚之旅变得毫无意义。
在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美俄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奥巴马做那样的表态有多重考虑。
其一，安抚自己的盟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美国的表现令其盟国心生兔死狐悲之感，而美国一直没有像样的反击。
其二，以此拉拢日本在制裁俄罗斯，尤其是打金融战、石油战方面与美国配合，因为中国不可能参与制裁俄罗斯。
其三，美国希望奥巴马此番表态将作为外交筹码，换取日本在加入TPP谈判当中的让步，以构建一个目前并不包括中国的、新的贸易合作体系。
其四，制衡中国。由于美国的军费预算受到约束，美国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应对资金日趋雄厚、装备日益先进的中国军队的挑战”。美国和日本精心策划，把快速发展的亚洲巨人关进笼子。奥巴马对钓鱼岛问题的表态，有利于纵容日本更强硬地与中国为敌，让两国互相消耗。
但是，从战略角度来看，这是奥巴马上任以来最蠢的一步棋。美国这样做只会触怒中国。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指出：“第一，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完全有能力保卫，不需要其他国家费心提供所谓的安全保障；第二，日本有些人士喜欢炒作这件事，其实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如此而已。”
美国媒体评论称，日本应该为奥巴马的承诺感到担忧，因为日本已经看到，奥巴马给叙利亚画的所谓红线，已经悄然无息地消失了；俄罗斯军队占领克里米亚，奥巴马和美国政府只不过告诉普京，以后他的高级助手将无法获得美国签证，再也去不了迪士尼乐园了。
而且，奥巴马在发现自己对日本的承诺被当成了“红线”后，他迅速强调，《美日安保条约》早在他出生之前就签订了，这绝非他本人画设的红线；《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是美国历届政府一贯的表态，他并没有改变美国历届政府的一贯立场，也没有画定什么新的红线。显然，奥巴马并没有能够安抚日本。
美国当下最头痛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拿下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同时与俄中两个大国交恶是非常不明智的。
而且，日本在轻易得到奥巴马政治上的承诺之后，并未在TPP谈判中让步，双方没能达成任何协议。美国为了“动员”日本加入TPP，做了大量说服工作。美国人告诉日本，要想解决人口减少的难题，继续维持经济增长，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每位现有工人的生产率，而TPP能通过提高日本国内的生产率来达到这一目的——通过使日本开放市场、引入更多外国竞争（尤其是服务业）来刺激日本经济中低效的行业提高生产率。而且，TPP主张的投资自由化，也将给在其他TPP国家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带来益处。
但日本人非常清醒，现在的日本根本承受不了日趋激烈的新的竞争压力，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绝非通过刺激就能如愿的。
就此，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记者会中谈到TPP谈判问题时，称奥巴马根本就是没有能力摆平国内事务。他认为，美国政府要在2014年11月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在与日本的TPP谈判上拿出结论，是很困难的，日美两国政府表示继续进行协商是“面子上的话”。日本媒体评论说，作为日本唯一的副首相，对于刚刚离开日本的美国总统做出如此辛辣的评价，让在场的记者们万分惊讶。
中日关系恶化的同时，韩日关系也陷入低谷。韩国2014年初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安倍晋三与朝鲜独裁者金正恩相比更不受欢迎。
但是，中日、韩日关系的恶化，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中韩自贸区的推动力量。
2012年5月，中韩两国正式启动了自贸协定谈判，并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进行了四轮富有成效的谈判。同年，包括韩国三星、现代、SK、LG、斗山等十大企业集团在内的韩国企业加大了在华投资的步伐。“中韩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有望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在金融、贸易、投资等方面的互动将更为突出”。韩国与日本在汽车、电子等产业方面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中日关系的恶化将使日本在对华出口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从这一点上来看，日本已经输给韩国。
正是日本政治家的短视，使中韩从“政冷经热”转向“政热经热”。在李明博执政时期，韩国的对外政策排序是美日中俄，中国被置于日本之后。朴槿惠当选总统以后，调整为美中日俄，把中国放在了日本前面。而且，她海外派遣的第一个特使团就是访问中国。
当然，中韩之间也有一个相对较小的变数，就是苏岩礁问题。
安倍想通过日元贬值来刺激出口，但是日本制造商并未扭转颓势。海外对日本商品需求的疲弱，无疑将压低日本的GDP增长。日本2013年的经济复苏主要依托的是消费支出，而日本第四季度家庭开支环比仅增加0.5%，安倍晋三“三支箭”的效果越来越令人怀疑。
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一些日本企业开始向东盟国家转移，但是东盟国家的市场与中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东盟国家或许能够提供日本企业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它们没有中国那么大的市场，没有中国如此众多的消费者，而日本对市场的渴求远远超过对廉价劳动力的渴求。只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才能与日本庞大的产能进行对接，否则，日本制造的产品找不到对应的消费市场，又如何发展呢？
因此，经济问题的复杂性远非缺乏远见的政治家和过于被情绪左右的民众所能理解的。对日本来说，与中国这样的国家为敌将对其经济造成致命伤害。
遗憾的是，中日关系依然在恶化。
日本不顾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安倍晋三不加掩饰的包围中国的企图，都在一步步把中日关系带入危险境地。
中国政府不断展开魅力攻势，向东南亚国家提供经济优惠政策，消除东南亚国家的疑虑，但日本却不在中国改善邦交的国家之列。
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美国有评论指出，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日，大到建军节，小到男士健康日，但很少出现这种纪念日要经过如此高级别机构投票通过的情况，这显然是为了把“二战”时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推到聚光灯下。
这一切使得安倍晋三政府的右翼倾向充满了危险，因为这触动了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留下的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
同样是“二战”时的加害国，德国则一直对战争罪行进行忏悔。早在1949年12月，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就忏悔说：“这段（指纳粹屠杀）历史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遇害者纪念碑前突然双膝下跪。通过平静地下跪，德国总理承担了纳粹大屠杀的罪责。勃兰特政府勇敢地迈出了同东方邻国实质性改善关系的步伐。1970～1973年，联邦德国同民主德国、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缓和关系的协定。
勃兰特1973年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下跪之举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因为“太多的人需要排解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我们应该生活在一起”。
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对德国民众说：“如果对过去闭目不看，将不能看到现在。”
因为日本对过去闭目不看，所以它既看不到现在，也看不到未来。
最聪明的人往往会犯下最终愚蠢的错误。
日本政客算不算最聪明的人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的是，他们步步紧逼的举措，在不断把中国人的民族自尊从尘封多年的血泪斑斑的历史中唤醒。绝望的眼泪和不屈的呐喊，奋勇抵抗的鲜血和被无辜屠杀者的尸骨，曾经一次又一次地书写下这个民族充满痛苦、哀伤、屈辱和悲壮的历史。这个民族的苦难曾经涂红了天空，并改变了大地的颜色，却未能让侵略者生出起码的悲悯和忏悔之心。如今，当这个民族从健忘而麻木的状态中醒来，它点燃的不仅仅是记忆的火焰。
拿破仑说：“中国还在沉睡，就让它沉睡吧，否则的话，一旦它醒来，就会震撼世界。”
从大棋局的角度来看，中国和日本应该以包容和智慧，在协作中一起前行，但作为加害国的日本政客却一次次地对受害国施以欺凌和羞辱，这使得两国在仇恨中延续仇恨，在仇恨中互相消耗……
随着美联储逐渐收紧货币政策，日本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常年被遮掩的问题也将再次彻底暴露出来，从而引发一场空前的大危机。
2016年前后开启的这场危机，对日本来说，远比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时更加痛苦。因为，这次它是在经历了20年衰退后再次被危机笼罩，并且这次它所能借助的外部市场不及上一次，而其传统产业所面临的来自周边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这种内外交困的惨烈，如果安倍等人能够看到，他们还会像现在这样盲目地蛮干吗？
这个问题或许不需要答案。
因为，趋势已经把答案写得一目了然。
但有一点我们必须重视起来，从历史上来看，无论是独裁国家，还是军国主义国家，当它深陷危机中的时候，都容易通过发动战争来向外转嫁矛盾。历史又何曾真正走出过这种规律写就的魔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