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联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国家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经济缺乏互补性，导致其内部一体化动力不足，其内部贸易比重一直在25%附近徘徊。
但一体化又是东盟赖以生存、发展、壮大和应对外部威胁的唯一选择；否则，它就难以在国际分工以及政治外交安全对话方面获得一席之地。长期以来，东盟借助“大国平衡”战略，游离于各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为东盟在国际舞台上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东盟通过引入美国、印度等外部国家来平衡东亚内部力量对比，通过这些国家的相互竞争和制衡，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
但是，美国力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将打破现有的生态。美国为什么要推TPP？
尽管在上部“现实篇”中已经做过分析，我们还有必要再强调一下，以更好地理解它对未来趋势的深远影响。
美国研究者指出，东盟、中国和日本之间相当大的自贸协定把美国排除在外。比如，已加入TPP谈判的8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已同中国签有自贸协定，有6个国家同日本签有自贸协定。美国通过TPP实际上可以打破亚洲国家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的屏蔽，增加美国的福利。而且，TPP协议将会加强美国深化同亚洲联系的战略目标，把美国外交政策的“轴心”从中东转向亚太地区。
显然，美国力推的TPP意在后来居上，巧妙地将亚洲原有的贸易格局化解掉，而植入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覆盖整个亚太的贸易网络。
此网之下，其他一切网都被撕裂成碎片。
这意味着，美国强势推进TPP和进入“东盟+X”架构，将削弱亚洲经贸体系并重塑美国霸权，东盟“中心地位”开始松动。
美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原本就具有不平等性，美国处于主动的地位，东盟国家在安全上对美国有一定程度的依赖。美国也有意对东盟加以操控，其结果是美国的盟国不能轻易摆脱美国的控制，其安全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灵活性，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进行一定程度的配合。
TPP可能加速东盟的分裂。
东盟国家中，新加坡、文莱尤其是新加坡对TPP热情最高，因为它们是自由贸易时代的最大受益者。越南、马来西亚高度重视TPP的战略价值。出于对菲律宾这个东南亚唯一军事盟国的借重，美国大力支持菲律宾加入TPP，但菲律宾必须进行深入的改革，甚至要修改宪法，难度非常大。泰国虽然表示了加入TPP的意愿，但态度非常谨慎。印度尼西亚则态度冷淡，成为东盟中明确表示“暂不加入”TPP的国家。而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与TPP的要求差距又特别大。
TPP的推进过程，将使东盟逐步分化。
随着大棋局的加速推进，大国间的博弈也日趋激烈，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暗地里一直波涛汹涌。
以泰国为例。
2013年10月11日，李克强总理在泰国访问时，与泰国总理英拉在曼谷发表了《中泰关系发展远景规划》，称中方有意参与泰国的高速铁路系统项目建设，泰国将以农产品抵偿部分项目费用。这一合作方式被媒体形象地称为“大米换高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消费国和生产国，占全球产量的1/4，但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不足85%，也就是说大约2亿中国人的粮食需求要依赖从外国进口来满足。“大米换高铁”对中国的意义不言而喻。
但诡异的是，2014年3月12日，泰国宪法法院裁定由英拉政府推动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法案违反宪法，这项总额达2.2万亿泰铢的贷款案即行终止。这标志着中泰“大米换高铁”项目受到重创。
2014年3月，中国企业牵头组成的泰国克拉运河筹建小组开始运作，准备将筹划了数十年的修建克拉运河计划付诸实施。
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也是让美国一直非常警觉的大事。早在2004年11月，美国就开始关注中国投资泰国克拉运河的可能性。
克拉运河何以让美国如此重视？
克拉运河一旦开通，船舶可由印度洋进入安达曼海，再穿过运河，经泰国湾到达中国南海，而不必再走马六甲海峡，不仅把航程至少缩短1100公里，节省时间和费用，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石油运输通道不必再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能源安全更有保障。
诡异的一幕再次上演。
2014年5月7日，泰国宪法法院做出判决：英拉三年多前将一名公职人员调动到另一岗位的举动是滥用职权，命令英拉和调职发生时在任的所有内阁成员下台。
英拉作为一国总理，调动一名公职人员即使有滥用职权嫌疑，也不至于让她和她的内阁集体下台吧？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理由牵强到可笑。英拉所属政党很快宣布，副总理尼瓦塔隆·汶颂派讪将担任代总理。
更诡异的事接着又发生。5月22日，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宣布接管政权。几个小时后，美国发表了一份声明，“我们期望军方信守承诺，使戒严成为旨在防止暴力的临时行动，不破坏民主制度”。难道军事政变本身还不是对民主制的践踏吗？
毫无疑问，泰国政坛的动荡将使“大米换高铁”、克拉运河等项目夭折。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种诡异事件背后隐藏着什么，毕竟，宪法法院的判断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知道，谁将成为泰国政坛动荡的受益者。
大国之间的激烈博弈，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在遭到2016～2022年的全球性经济大危机的冲击后，东盟的力量将被进一步削弱，而日益向美国设定的框架靠拢。东盟中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受危机的打击更为严重。在印度尼西亚的对外贸易结构中，表面上看制造业占比较大，但由于制造业中包含着相当一部分与资源品相关的粗加工的低端制造业，其出口中的石油和天然气、橡胶、锡等矿产品的实际占比要比数据反映出来的高（如下图所示）。
2016～2022年，资源品价格将大幅下跌。而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又缺乏技术含量，竞争力较弱。资源品价格下跌将给印尼的财政收入带来严重危机，并削弱印尼偿还债务的能力。一旦恐慌情绪滋生，资本外逃，经济很容易出现崩溃性下滑，社会也会因此动荡不安——笔者非常担忧在危机到来的时候，针对华人的暴行将重演。这几乎是印尼屡次大动荡时都要发生的悲剧：
1945年11月的泗水惨案，1946年3月的万隆惨案，1946年6月的文登惨案、8月的山口洋惨案、9月的巴眼亚底惨案，1947年1月的巨港惨案……20世纪60年代前后，印尼出现驱赶华商的浪潮，是排斥华人经济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1965年，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发动军事政变，在全国策动反共大清洗，许多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中国不少媒体报道称至少30万华人在“930”事件中丧生。而国外则认为这场屠杀中的死亡人数高达100万，但这场反人类的大清洗罪行，从未遭到过国际上的谴责和清算。
以至于2014年2月，《纽约时报》撰文呼吁：“政府需要追究1965～1966年大屠杀中的责任人，将其作为为丧失亲人的家庭伸张正义的关键一步。政府还需要努力消除让加害者逍遥法外的有毒文化，因为这种文化让印尼受害至今。”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年5月，印尼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月暴乱”，公然上演了有组织地杀害华人、强暴华人妇女的暴行，甚至有年仅9岁的小女孩被轮奸和肢解。根据施暴男性的体格和军人特征的发型判断，有军人参与了这场暴乱。在这场令人出离愤怒的暴行中，至少1188人死亡，40家大型商场、4083家商店和1026幢私人住宅遭到了袭击、烧毁或洗劫。
这场暴乱同样未得到清算。
苏哈托政权倒台后，尤其是在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担任印尼总统（1999～2001）期间，华人的公民权利得到恢复。印尼开放党禁、实行言论自由，一些华人有识之士积极组建政党，或加入非种族性的政党，印尼迅速出现了4个由华人主导的政党，即印尼同化党、中华改革党、印尼大同党和印尼佛教民主党。在2004年大选中，有7人当选国会议员。华人的生存状况有所改善，但在更为持久的危机冲击面前，华人依然需要多些警惕。
在经济方面，为了应对危机，印尼的矿产品出口禁令将不得不取消。一些资源也不得不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售，从而使其无法充分分享2023～2034年资源品上涨带来的红利，经济复苏的基础将因此遭到致命削弱。
对中国而言，东南亚的越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国家。一方面，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向中国发出挑衅；另一方面，日本、美国、印度等想制衡中国的国家，几乎都把越南作为一个合作伙伴。越南在事实上成为大棋局上一枚重要的棋子。而越南也时常为自己突然成为“宠儿”而滋生出不切实际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1979年曾经被无情地摧毁过一次，但岁月的冲刷已经让那个时代留下的记忆渐渐消散，越南人需要一次新的挫伤感重新唤起它对邻国的尊重。
无论是从大棋局还是从中国自身的利益来看，中越之间最终的摊牌和对决是可能的，只是时间问题。鉴于“摊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矛盾很可能在2016～2022年的周期内爆发。
如果越南领导人明白，他们一丝不苟、孜孜不倦地对抗中国的努力，正在逐步接近“收获”的季节，不知道脸上洋溢着的是“灿烂”的悲伤还是无以言状的幸福。
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同样避免不了这场经济危机的冲击。所不同的是，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将因为得到来自中国的援助而增强抵御危机的能力。
由于外债持续增长，且外债部分中的短期债务占比上升较快，印度抵御危机冲击的能力变得越来越脆弱。虽然印度的经济增长是基于内需发展的，但国际游资集中的涌入和流出，直接威胁其货币和资本市场稳定，从而对其内需产生抑制作用。
印度一旦持久地陷入衰退当中，长期威胁印度安全的左翼激进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东北部分裂势力，就会进一步冲击社会稳定。下图为2000～2013年印度外债和短期外债占比。
至于缅甸等经济脆弱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2016～2022年的危机冲击，将给美国把势力向缅甸延伸提供更好的机会，美国将加强对缅甸资源的控制，以坐享2023～2034年资源上涨的收益。美国也会加强对缅甸的援助和公共投入——用从缅甸赚的收益援助缅甸，密切与缅甸的关系，以努力在地缘战略方面占据更大优势。
